上個世紀末，退休在家的鄧小平離家出走，邊走邊說，說出了一個“不爭論”的著名觀點。面對當時姓社姓資的爭論，鄧說，不爭論。這個不爭論，是鄧小平理論的著名三論——貓論、摸論、辯子論的大集成，這個集成，把“摸到石頭過河”，變成了“閉著眼睛過河”。

　　“不爭”論是公共議程中關門模式和動員模式的集合體，它甚至排除了任何民眾參與的可能性，只用一句話就推動了持續(xù)十五年的經濟大躍進，可謂政治上的極低成本。在“不爭”論的號令下，中國開始了向經濟領域的新長征，空前規(guī)模地征服了中國的山山水水，把它們幾乎全部兌現成了經濟利益�，F在來看，這十五年的高增長帶來的資源透支和環(huán)境破壞，不知道要用多少個十五年，才能彌補。也不知道，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巨大成本，究竟應該由誰負責，該誰來攤銷？

　　不爭論，看起來是在決策和執(zhí)行上節(jié)約成本，其實是成本的轉嫁――把較小的行政成本，轉化成為巨大的社會成本和環(huán)境成本，把公共決策成本的加減法，做成了社會攤銷成本的乘除法。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局部利益勝整體的成本轉嫁方式，不是制度決策的優(yōu)越性。

　　在“不爭”論帶來的經濟狂熱中，有個張姓青年提出了中國可以說“不”的著名觀點，用經濟和軍事的方法，而非政治和文化的觀念，把世界先進國家及其文明，設定成為中國國家的假想敵，以斗爭哲學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環(huán)境。這套假設，假借“外敵”來忽悠人民，壓制異議，強化集權專制主義，其實是自已在搞自己。

　　在“不爭”論導致的文化偏執(zhí)中，麥天樞筑起民族主義祭臺，祭起國家主義大旗，提出大國小民，大國崛起的戰(zhàn)略構想。然而面對短缺的資源，透支的環(huán)境，人口的壓力，中國究竟應該軟著陸休生養(yǎng)息，還是硬起飛死充胖子，負債經營，其實真該好好爭論爭論了。

　　在“不爭”論造成的社會混亂面前，胡錦濤提出了新的科學發(fā)展觀念：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科學發(fā)展，可持續(xù)發(fā)展，試圖重新整合執(zhí)政觀念，探索一種新的發(fā)展模式。然而繞過了政洽體制改革，就不可能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問題和具體發(fā)展中的實現路徑問題。所以，這套建設和諧社會的“好經”，至今無人會念，更無人愿意念�？上б槐靖母铩昂媒洝保�被黨內民主集體否定，被迫變成假正經。

　　在“不爭”論引起的前瞻危機面前，俞可平提出了民主不是西方專利，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觀點。繼而，謝滔提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框架和參考模式。然而馬上有人認為，北歐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國情這個筐，如同“不爭”論，看起來什么都可以裝，其實是皇帝的新裝――什么都沒有裝。

　　在高速的經濟發(fā)展中，“不爭”論積淀下來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一時間爭也爭不清楚。所以，利益當前，無暇它顧，人們只好懷揣著最后的發(fā)財夢想，追趕末班車，先上車，后買票，不怕拿不到，就怕不準靠，一旦靠上去，嘿！上下其手，以錢為綱，大把撈鈔票！在這種未世瘋狂氛圍中，資源被惡性透支、環(huán)境被加倍欠帳，還有誰會認真想過“欠帳還帳”的問題？。這正如一個“賬多不愁，虱子多了不咬”的老賴，干脆欠賬不還了：我欠帳，我大爺！

　　不爭論的實質，是只許你爭利，不許我議論。這是以少數人的強項，剝奪了多數人的權利。在不爭論的掩護下，短短十多年，中華民族賴以發(fā)展的自然資源和中國人民賴以生存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被加速度地透支、淪陷、衰敗、崩潰……潘岳有句話震動朝野：現在的問題不是為子孫后代造福的問題，而是這一代人能不能安全度過的問題。話是重了些，卻是站得住腳的真道理。出自一個中國高官的真誠，難能可貴。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里高津說：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同理，沒有爭論，就沒有真理；
沒有戰(zhàn)爭，就沒有和平；
沒有破壞，就沒有秩序。在十多年的志愿者體驗中，我認識到了一個基本事實：有的建設是破壞；
而有的破壞，是建設。比如，一些毫不尊重公眾意見和公民權利的公共工程建設，不僅破壞了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同時也破壞了社會生態(tài)環(huán)境和文明社會的基本秩序。反之，環(huán)保NGO對這類公共決策和公共工程的反對和抵制，雖然有可能“破壞”業(yè)主的短期利益，卻維護了公共的長期利益，同時促進了公民維權的法治環(huán)境建設，推動了建設更加全面更加公正的文明社會新格局。

　　所以我們說，要講環(huán)境權利，必須講表達權力；
有了表達權力；
必定發(fā)生爭論。有了這些爭論，事物的表象與本質，形式與內容，前因與后果，才能得到真實的反映。也只有看到事物的全貌，才有資格作出決策。同時，有了這些爭論，就會促進公共議程設置的改進，促進意見整合機制形成，這就是我們說的現代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不是姓東還是姓西的什么“東西”，而是人類文明共同的偉大成果和發(fā)展方向，誰也把它推不出去，繞不過去，拖不下去。在民主制度下，那些拍腦袋決策，拍胸脯造假，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接不起人民的招，就不配管理人民――請你走人。而那些只要紅花不要綠葉的色盲色弱患者；
那些只聽單聲道，反對多聲道，壓制立體聲的音盲制造者，那些把專制主義當成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聰明人，也請你們走人――離開公共權力，各自謀生去。

　　至于那些鼓吹掙錢才是大道理，羅卜快了不洗泥的現實主義者，請你們在忙于安排自己子女的前途時，想想中國還有3.67億未成年人——你們拿走了羅卜，留給下一代的，全是泥。你們破壞自然生態(tài)平衡、社會生態(tài)平衡的同時，也在破壞人類的代際平衡。你們說救不了黨，也不救國，但是必須救自己，救子女；
那么請你們也從公共權力部門中退出去，因為公共權力，不能用來干這個事情。

　　前些年，當一些人為臺灣民主初期出現大吵大鬧甚至大打出手而幸災樂禍時，有位朋友寫了篇文章，題目叫《人大人大，你為什么不打架》。這位朋友說，臺灣人素質真高——政黨吵架，人民和諧；
政黨一團和氣，人民苦不堪言。無數事實證明：通過人大吵架，人民看戲評戲當裁判，確實可以換來社會和諧。

　　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說過一句話，大意是，美國最大的成就，不是登陸月球，不是經濟成就，而是美國人民，把政府關進了籠子里。作為一個總統(tǒng)，把公權力約束在人民可以接受的范圍內，并視為文明的成就，這種價值觀，無論東方西方中國外國，都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中國人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古人言，君子群而不黨，和而不同，這是一種東方人生觀；
以民為本，民貴君輕，這是一種東方社會觀；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這是一種東方生態(tài)觀。而建設和諧社會的一整套執(zhí)政理念，則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本質性的東西，與現代人類文明成果結合起來，極具現實意義。

　　“和諧”的字面解讀，是“配合得適當和勻稱”。要達到這一點，“度”的重要性遠遠大于“量”。就是說，要實現和諧，尺度的把握優(yōu)先于數量的追求。當然，這個“度”泛指政府行為的正確度和公共決策的準確度，而不是那個嚴防死守老百姓嘴巴的言論尺度。這一點，不知道我們拉動經濟發(fā)展的官員和推動經濟發(fā)展的企業(yè)，聽懂沒有？可不可以轉換一下觀念？但愿你們在發(fā)展中，把數量轉型為質量，把速度改變成風度，追求一點品味，追求一點優(yōu)雅和高貴。

　　和諧二字，還有一種來自造字法和結構法的民間解讀，即：“和”為人人有口飯吃，“諧”為人人皆可發(fā)言。能夠吃飽，可以說話，這是中國老百姓最基本的要求。我認為，這個解讀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的真實國情。而讓中國老百姓“吃飯的不許說話，說話的不準吃飯”的執(zhí)政理念和具體做法，無疑是錯誤的。古希臘哲學家普魯泰古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只有人本主義的社會，才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真實原因和目的。

　　有人說，目前是中國歷史發(fā)展最好的時期，但必須回避二個字：環(huán)境；
也有人說，目前是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最好時期，也必須回避兩個字：和諧；
還有人說，目前是中國知識分子與掌權者關系最好的時期，還是要回避二個字：羞恥。

　　雖然，我并不是象有些學者那樣，認為知識分子就應該是天然的反對黨。我沒有那么絕對。但我認為，作為知識分子，還是應該有價值立場的。知識分子如果沒有獨立的價值判斷和公共的道德考量，只有事實判斷能力和會計能力，就不能稱為知識分子，只能被稱為知道分子、經濟分子，或者直接叫貨幣單位（比如五毛、萬元、百萬等）。相對于體制內一些人悄悄傳遞的“你腐敗，我放心”的價值共識，對公共知識分子，我的理性判斷是“你爭論，我放心”；
，我的價值認同是“你獨立，我親近”；
我的情感表達是“你作弊，我可憐你”。

　　60年來，中國前三十年是政治家的天下，后三十年是企業(yè)家的舞臺。最近十多年來，又成了經濟學家的實驗場。在建設發(fā)展中，國家忘記了一個客觀的存在：社會――社會的存在和發(fā)展被人忽略了。如果沒有社團組織，沒有社區(qū)自治，只有政府包辦一切，只有一黨獨大，這對“社會”主義是個諷刺――因為這是國家主義、政府主義、政黨主義，唯獨沒有“社會主義”。我們必須明白，沒有社會的客觀存在，一切政治業(yè)績經濟成就意識形態(tài)，都是過眼煙云。這是因為，政權是一些時候一些人的；
而社會，是所有時候所有人的――國家有限，社會永恒。沒有健康社會的存在，所有的經濟發(fā)展目標，都會失去根和本。

　　沒有公民社會的社會，是殘缺而萬惡的舊社會，不配享有二十一世紀的地球戶口。中國NGO特別是環(huán)保NGO，正在兢兢業(yè)業(yè)克勤克儉地拓荒播種，試圖開創(chuàng)、建設中國公民社會，為大中國報戶口，讓中國和平長入二十一世紀的友好環(huán)境。但愿中國主流社會（不是主要的流ｘ社會），給中國NGO一個寬松的生長環(huán)境。

　　綜合起來看，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一整套以人為本的執(zhí)政理論，是合乎實際的，是得人心的。然而現實中國，似乎正與這個執(zhí)政觀念南轅北轍，反向而行，而且越走越遠。一段時間以來，社會和諧被人片面曲解成為社會穩(wěn)定，并以穩(wěn)定之名，消滅不同的聲音，埋下新的不穩(wěn)定。當人與事對抗，事與情分離，人與物易位，物與理相背的時侯，這條路到不了和諧社會。所以，如果讓利益集團繼續(xù)堅持固守錯誤的發(fā)展模式，中國究竟要到哪里去，已經成為一個問題。

　　中國是一個現實的國家，面對經濟前進、政治倒退所帶來的巨大的時空錯位、社會反差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失衡問題，怎樣走出困局？我認為，應該換換思路了。當真真假假的政治學救不了世，虛虛實實的經濟學補不了天的時侯，不妨看看先進國家在怎么做。特別是，中國人具有整體思維傳統(tǒng)，具有辨證思維的哲學觀，這時應該重新重視講求整體性系統(tǒng)性的社會學和生態(tài)學了。

　　如果說，社會主義救過中國，資本主義又救了社會主義，那么現在該讓社會學來救社會，讓生態(tài)學來救環(huán)境了，再不救，就晚了�？梢赃@么說，如果現在不把和諧社會建設落在實處，如果現在不把整體綜合平衡放在首位，如果現在不放慢速度來調整平衡，如果中國社會學和中國生態(tài)學不能成為轉型期的中國顯學，中國問題，將難以得到妥善解決，并將發(fā)展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嚴重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米德爾用社會學觀點，總結出三種社會發(fā)展形態(tài)，一種是過去決定現在，一種是現在決定現在，一種是將來決定現在。當下中國，究竟在用什么來決定現在？中國之路怎么走？誰在走？能走多遠？硬崛起還是軟著陸？消耗型還是節(jié)約型？制造型還是創(chuàng)造型？威權型還是民主型？冷戰(zhàn)型還是友好型？是應該通盤考慮全面規(guī)劃的時候了。

　　現在回到本題，和諧社會。一個和諧的社會，應該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復雜表情，那就是以合法的表達，合理的爭論，和善的愿望，和平的抗爭，通過意見溝通和利益平衡，使公共決策回歸人心，回歸人性，回歸人道主義。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衷共濟。

　　當然，最終的平衡，不只是利益的平衡，更是文化的多元化帶來的人心的祥和，人事的平衡，人性的尊嚴和人格的高貴，這才是真正的平衡。在這里，和諧的表情不是奸笑假笑，而是發(fā)自內心的微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要說，和諧，你的名字叫爭論。

　　今天，我用一個雜文家的筆法，表達了一個雜家的想法，幸好這不是那種所謂專家的“權威意見”，害不了人。所以大家放心分享的同時，也請你行使你的表達權利——放膽批評。

　　謝謝大家的時間。

　　本文為2008年4月12日，在四川青年志愿者培訓班上的主題發(fā)言《和諧社會的表情：表達＋爭論＋平衡》第五、六小節(jié)（全文有刪改補充，己發(fā)表）。

　　2008年4月12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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