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臺、港、澳三地社會面對的不同危機與挑戰(zhàn)時，很多人經常會提及身份認同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前，不論是經濟民生或是個人自由，共產主義的中國大陸和資本主義的臺、港、澳均有頗大差距，令后者的人民相對之下頗感驕傲，從而產生了強烈的本土意識，在建立起本土身份的同時，否定了原來的中國人身份。

　　進入21世紀，這種相對優(yōu)越的身份漸因兩岸四地差距縮小而受到很大挑戰(zhàn)。人們或者會問：甚么是身份認同？身份認同如何建立？如何轉化？又如何影響整體社會行為？本文希望通過對社會調查資料的分析，說明三地民眾不同身份和態(tài)度背后的原因與特征，以及當中的一些含義。

　　一、身份認同的理論與背景

　　嚴格而言，身份認同（identity）是一個復雜的、流動的社會學和心理學范疇。為了方便討論，可采用伯格（P. Berger）的話作一概括性的引介。伯格認為，身份認同是社會授予、社會維持和社會轉化的（socially bestowed, socially sustained and socially transformed）社會心理（Berger, 1966）。也即是說，身份認同既代表了整體社會的價值和生活模式，它是社會化的產物，而且會因應社會變遷而改變。

　　從理論層面上看，一種身份的建立，主要受兩大層面的因素所左右：其一是先天的、主觀的；
其二是后天的、客觀的。就先天或主觀而言，由于臺港澳人身上流著中華民族的血，對中華文化的歷史和文化懷有一定感情，因而可能“理所當然”地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與此同時，這種情感上的身份投寄，又會受到后天的、客觀的因素，如權力互動、法律規(guī)定和族群角力等所左右。對此施達郎說得十分清晰：要分辨一個人是否“中國人”，須從兩個角度觀察�？陀^方面，如果當其他人認為你是中國人時，你縱然極力否認，也百口莫辯；
主觀方面則是你自認是中國人，即使其他人不承認也無法改變你的信念。一般人論定某人屬何國人的客觀標準，往往根據血統、膚色、生活習慣和思想方式。許多華僑（主要為第一代移民）雖然加入了僑居地國籍，但仍然以“中國人”自居，這是基于民族意識的驅使。(施達郎，1980：5）

　　可以說，主觀認同固然是種個人情感投寄或自我感受，但不代表全部；
而客觀認同則是別人或政府對自我背景的理解和立場審視，欠缺這個元素，身份認同便無從說起。身份認同的塑造和建立，不單要考慮主觀的因素，客觀的、他人接納與否和態(tài)度冷熱，同樣十分關鍵。施氏的界定與陳清僑在探討身份認同課題時的論點相近。陳清僑認為：身份認同絕不是一件容易確定的事。至少有兩重意義至為關鍵：一方面，在社會的認同中，自我必須能透過生活實踐辨認出（identify）一己身之所屬；
另一方面，人在自我確認的漫長過程中，又無法不受別人對自己認同與否、如何認同所深深影響。

(陳清僑，1997：xi)

　　泰勒（C. Taylor）指出，認同本身便包含自我的觀點和別人的看法，因此，身份的產生和建立，自然不能是單方面的，或是與外界隔絕的。他說：“因此，我對自己身份認同的發(fā)現，并不意味著我是在孤立狀態(tài)中把它泡制出來的。相反，我的認同是通過個體與他者半是公開、半是內心的對話協商而形成的�！保═aylor, 1997: 11） 米德（G. H. Mead）則認為，自我身份的形成，主要是透過游戲、玩耍、角式扮演和他人對自我的態(tài)度和感受，來觀看自我和建立自我。在這些自我塑造的過程中，“關鍵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簡稱“他者”）對自我行為的建立影響最大。小孩子便是透過模仿學習、相互接觸和審視觀察身邊的人情事物，慢慢地建立起自我的身份、價值觀、個人形象和人際關系等。（Mead，1934）

　　從歷史的眼光看，臺、港、澳三地本土身份的滋生和發(fā)展，也是“他者”與“自我”在拉扯互動、角力斗爭的過程中建立起來。1949年以前，臺、港、澳居民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并無多大分別；
但從1949年開始，情況便出現了巨大轉變。中國共產黨擊敗中國國民黨，取得中國大陸的統治權并實施共產主義后，落敗而逃的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另起爐灶，與香港及澳門這兩個英、葡殖民地一樣，割裂于中國大陸，繼續(xù)實施資本主義制度，由于共產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西方世界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水火不容與各樹藩籬，最后影響了臺、港、澳居民的身份認同 (蕭新煌、尹寶珊，1998；
蕭新煌，2000；
鄭宏泰、黃紹倫，2002 & 2005；
黎熙元，2005)。

　　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間的冷戰(zhàn)狀態(tài)，令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朝向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發(fā)展。以自由經濟作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戰(zhàn)后復蘇帶動下迅速擺脫戰(zhàn)前困境，本身各有獨特優(yōu)勢又處于東西敵對陣營夾縫中的臺、港、澳，也在這股經濟復蘇動力的刺激下迅速騰飛。相對而言，實施計劃經濟的共產國家，不但經濟發(fā)展乏善可陳，持續(xù)不斷的政治斗爭和整肅運動，更令國力虛耗殆盡，國計民生苦不堪言。兩岸四地生活水平和生活模式的差距日漸擴大，令臺、港、澳三地居民認同中國人身份的動力日弱，而認同本土身份的動力則日強(蕭新煌，2000；
鄭宏泰、黃紹倫，2002 & 2005；
黎熙元，2005）。

　　另一方面，兩岸四地人民和政府因本身立場不同而彼此角力，又強化了本來同文同種的人民那種“你我有別、彼此不同”的感覺。舉例說，中國政府嚴格規(guī)限內地人民進出臺、港、澳，并規(guī)定臺、港、澳居民返回內地時須要申請“回鄉(xiāng)證”或“臺胞證”的政策，以及臺、港、澳政府刻意阻撓兩岸四地交往的相應政策，便令兩岸四地的接觸幾乎斷絕，進一步刺激了本土意識的成長 (鄭宏泰、黃紹倫，2004)。換言之，臺、港、澳三地本土身份的冒起，既建基于物質生活的差距和比較之上，亦受各地人民交往的時疏時密、政府政策的時緊時松，以及彼此態(tài)度的是敵是友所影響。

　　20世紀末，隨著中國日益開放，令兩岸四地的人為阻隔敵對日漸消除，相互接觸的機會日趨頻密，生活水平的差距逐步縮小，臺、港、澳三地的本土意識和身份亦受到很大的挑戰(zhàn)。有人認為，港、澳已經回歸，法理上同屬中國公民，還談什么本土身份；
有人則堅持，在《基本法》“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港、澳的地位特殊，社會制度、生活模式和價值觀念仍有差異，因而繼續(xù)強調本土身份；
至于臺灣人民雖然也表示不會接受“一國兩制”，并大聲疾呼臺灣不隸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某些較深層次的轉變和沖擊，似乎又與其主張不一致。

　　對于當前臺、港、澳三地民眾在身份認同上的糾纏不清，卡爾斯泰斯（M. Castells）的觀點或可提供一個分析框架。在The Power of Identity一書中，卡爾斯泰斯認為，在全球化和信息發(fā)達的年代，世界和生活已被環(huán)球化和身份認同那些相互沖突的力量所占據和扭曲。人們身處的社會已經是一個網絡社會――一個由科技革命轉化了的資本主義和沒落的國家主義所組成的社會。與此同時，卡氏也相信全球化的身份認同并非沒有阻力，它時刻要面對其它的集體性身份認同如性別、宗教、國家、族群、領土或社會生物等的挑戰(zhàn)。這些身份是多重的、高度分化的、也是因應不同文化和歷史背景形成的。它們可以是進步的或反動的，甚至會不斷利用傳媒和通訊系統進行抗爭。整體而言，這些不同的身份認同，會借著各自文化的特殊性和人為調控去挑戰(zhàn)環(huán)球化和都會主義（Castells, 1997: 1-10）。

　　為了加強理論的說服力，卡爾斯泰斯進而提出三種不同身份認同作為系統分析的圭臬：“合法性身份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是指支持并主導社會支配機制的身份；
“抗拒性身份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則是抗拒該社會支配機制下的非主導性身份；
而“計劃性身份認同”（project identity）則是要求重新建立一種新的身份，這種新身份的建立過程，暗示要轉化社會的整體結構 （Castells, 1997）。

　　借用卡爾斯泰斯的理論，可以粗略地將中國人身份看作“合法性身份認同”，將三地民眾的本土身份粗略地看作“抗拒性身份認同”，而將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國兩制”模式粗略地看作一種“計劃性身份認同”。也即是說，如果“一國兩制”的承諾能夠真正落實，未來臺、港、澳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糾纏不清，甚至相互排斥的現象或可結束，令兩岸四地的發(fā)展進入一個嶄新時代。由于資料和篇幅所限，本文無意就卡爾斯泰斯所提出的各種身份認同相互角力的問題深入論述，只想利用三地社會調查的數據，簡略分析三地民眾主觀身份認同的特征，以及對某些問題的不同看法和態(tài)度，從而探討構建一種全新身份認同的可能性。

　　二、調查目標與方法

　　2005年，臺灣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香港的“社會指標調查計劃”團隊與澳門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策略研究中心”委托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在澳門推行一個大規(guī)模的入戶調查 （household survey）。此次數據再加上這些機構以前采集的調查數據，終于建立起用以檢視社會發(fā)展的數據庫。本文所用的臺、港方面數據，來自2004年12月進行的電話調查，而澳門方面的數據，則來自2005年8月的入戶調查。雖然三地進行調查的時間略有不同，但因牽涉的問題時效性不強，彼此間作一簡單比較不會有什么誤差。

　　先介紹電話調查的方法：首先從兩地最新的住宅電話簿中，以分層等距抽樣方法隨機抽出若干電話號碼，作為調查對象。為了使未刊載在住宅電話簿上的住戶也有機會被選中，我們利用”計算機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System, 簡稱CATI），將已抽取的電話號碼上最后兩個數字刪去，配以計算機產生的隨機號碼，作為訪問樣本。在這個調查樣本中，部分為無效電話，部分因故未能成功接觸，部分接觸后未有合資格受訪者，也有部分合資格受訪者以種種理由拒絕或終止訪問，扣除所有不成功訪問的個案，臺、港兩地分別訪問了1,231及1,008位18歲或以上的華裔居民，響應率分別是48.6%及55.7%。

　　在澳門的入戶調查中，我們在“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協助下，先以分層抽樣的方法抽選調查樣本，之后再以相關研究單位的名義發(fā)信給目標住戶，邀請他們接受訪問。訪問員成功進入目標住戶后，再利用隨機抽樣的基什網格(Kish Grid）抽選其中一位年滿18歲的家庭成員接受訪問。在調查樣本中，扣除部分無效地址、部分因故未能接觸，以及部分未合資格等，我們成功訪問了2,060人，回應率高達70.7%。由于澳門入戶調查的問卷與臺、港電話調查的問卷在設計上略有不同，比較時明顯會出現一些困難，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在分析的過程中會作出說明。

　　在本報告中，除了比較三個調查的總體數據分布外，還會集中探討性別、年齡、教育水平和主觀階層認同4個變項的深層次差異。在交互表列 (cross-tabulation) 分析時，我們會采用統計學上的卡方驗證法 (chi-square test)，測試各個變項之間關系的強弱。為方便討論，我們只會集中于那些呈現顯著性 (significance) 的數據 (即p<0.05) 上，至于沒有顯著相關性的，則略去不表。以上這些分析方法和標準，為國際學術界目前普遍采用。

　　三、身份認同的人口及社會特征

　　在臺、港、澳三地的調查中，我們曾經不約而同地問了一道主觀身份認同的問題：“在考慮你的身份時，你認為你自己是臺灣人/香港人/澳門人多些，或是中國人多些呢？”一如所料，有些覺得自己是臺灣人/香港人/澳門人多些，有些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多些，有些覺得既是臺灣人/香港人/澳門人，亦是中國人，有些則覺得既不是臺灣人/香港人/澳門人，亦不是中國人，是外國人 （如日本人、英國人、葡萄牙人等）。

　　針對海外華人心目中的主觀身份認同問題，王賡武 (1991) 曾經十分簡單地指出，所有自認是“中國人”的人，皆視作“中國人”。在同樣原則下，劉兆佳 (1996) 也將受訪者自認是“香港人”的稱為“香港人”，把自認是“中國人”的稱為“中國人”。我們過往也采取這種主觀化的方式來區(qū)分受訪者的身份，并發(fā)現這個分析方法有其可取之處 (鄭宏泰、黃紹倫，2002 & 2005)。也就是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他們的答案是“臺灣人/香港人/澳門人”，我們便把他們看作“本土人”；
答案是“中國人”，我們便把他們看作“中國人”；
答案是“既是臺灣人/香港人/澳門人，亦是中國人”，我們便把他們看作“兩者皆是”；
如果答案是“既非臺灣人/香港人/澳門人，亦非中國人”，我們便把他們看作“兩者皆非”。當然，這些身份的簡單區(qū)分并非學術上原來的定義，也存在一些局限 (梁世榮，1998)，但作為一種分析的切入面，卻有其可取之處。

　　表1: 臺、港、澳身份認同的分布狀況* （％）

　　地 區(qū) 本土人 中國人 兩者皆是 兩者皆非 受訪人數

　　臺 灣 56.7 5.7 36.3 1.3 1,186

　　香 港 29.7 14.9 54.1 1.3 983

　　澳 門 37.5 41.1 20.2 1.2 2,040

　　表1顯示了三地受訪者不同身份認同上的分布。一如所料，臺灣受訪者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最低，香港次之，澳門最高；
至于選“兩者皆是”的，則以香港最強，臺灣及澳門次之。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調查者在三地都問了同樣的身份認同問題，但選項則略有不同。在臺、港的電話調查中，除本土的“臺灣人/香港人”及“中國人”選項外，還有“是臺灣人/香港人，也是中國人”及“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香港人”兩項，與澳門簡單地稱作“兩者 (澳門人或中國人) 皆是”頗有出入。事實上，在歷次香港社會指標的調查中，當選項只有“香港人”、“中國人”、“兩者皆是”或”兩者皆非”時，其結果明顯不同，具體情況請參閱我們在2002及2005年發(fā)表的相關文章。

　　調查數據顯示，不同年齡受訪者的看法呈明顯差異。在臺灣，超過6成的老年（54歲或以上）及青年（30歲以下）受訪者認同本土身份，其比率高于中年(30-54歲)的五成多。雖然只有極少數臺灣受訪者認同“中國人”身份，但年齡愈長比率愈高的形象，還是頗為清晰。而在香港，中年受訪者表示認同本土身份的比率最高，其次是青年及老年；
表示認同“中國人”身份的，以老年人最高，中年及青年次之；
認為自己“兩者皆是”的，青年人占61.8%，中年人及老年人則各為51.8%及49.7%。在澳門，青年人最為認同本土身份，占52.9%，其次為中年人及老年人，各為35.0%及31.3%；
認同“中國人”身份的以老年人居多，其次為中年人及青年人；
至于認同“兩者皆是”的，老、中、青受訪者的比率分別只有20.9%、20.5%及19.0%，差別不大。臺灣及澳門青年較為認同本土身份的情況頗為特出，值得將來再作深入探討。

　　不同教育水平受訪者身份認同的層次也有不同。在臺灣和香港，教育水平愈低者一方面較為認同本土身份，另方面亦較認同“中國人”身份，情況頗為特殊；
至于認同“兩者皆非”的，則學歷愈高比率愈高。調查數據顯示，在臺灣，低教育水平 (小學或以下)、中教育水平 (中學或專業(yè)學院)、高教育水平(大學或以上)受訪者認同本土身份的比率分別是74.5%、56.2%及44.1%；
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比率分別是9.5%、4.4%及5.5%；
至于認同“兩者皆是”的比率則分別是16.0%、38.0%及48.4%。在香港，低、中、高學歷認同本土身份的比率分別是32.9%、31.3%及25.7%；
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比率分別是21.1%、14.6%及10.5%；
至于認同“兩者皆是”身份的比率則分別是43.5%、52.9%及62.7%。在澳門，情況明顯不同，不同學歷背景的受訪者認同“兩者皆是”的比率十分接近，低、中、高學歷的比率是20.8%、20.0%及19.8%；
認同本土身份的比率，學歷愈高比率也愈高，低、中、高學歷的比率依次是31.6%、39.2%及44.4%；
至于認同“中國人”身份的，則學歷愈高比率愈低，低、中、高學歷的比率依次是47.0%、39.9%及32.1% 。

　　受訪者的社會階層也影響了他們的身份認同。在臺灣，下層受訪者認同本土身份的比率達68.2%，明顯高于中下層 (54.5%)、中層 (54.9%)、中上或上層(43.1%)；
認同“兩者皆是”身份的，下層受訪者明顯較低，只有18.9%，至于中下層、中層、中上或以上層的比率，則分別是41.5%、37.9%及50.0%；
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比率雖然也略有差別，但不像認同本土身份和“兩者皆是”那么大。在香港，不同階層受訪者的身份認同雖然也存在差異，但并未呈現統計學上的相關性。在澳門，低層受訪者偏向認同”中國人”身份，而高層受訪者則偏向認同本土人身份，認同“兩者皆是”的，則差別不大。舉例說，下層、下中層、中層、中上或以上層受訪者認同“澳門人”身份的比率，依次是30.0%、35.3%、42.4%及48.0%；
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比率，依次是49.4%、43.4%、35.5%及33.0%；
認同“兩者皆是”的比率，則分別是20.6%、20.6%、20.4%及13.0% 。

　　上述調查數據顯示，臺、港、澳受訪者的身份認同頗有差異，若再從人口及其社會經濟背景的各個“橫切面”看，我們甚至可以清楚感受到不同組別或群體之間的差別相當巨大。這些差別和臺、港、澳三地與中國大陸交往接觸的密度和強度有緊密關系――交往接觸愈密、愈強，抗拒“中國人”身份的程度便愈低，反之亦然。

　　四、生活的感受

　　對三地受訪者的人口及社會經濟特征有一定掌握后，可從生活感受、經濟狀況、社會信任和社會歸屬等層面，了解他們不同身份之間的不同態(tài)度。

　　首先看不同受訪者的生活感受。調查中，當臺、港、澳三地受訪者被問到生活快不快樂時，所表達的感受便頗有出入。認同本土身份、“中國人”身份、“兩者皆是”或“兩者皆非”而表示生活得快樂的比率，依次是77.6%、69.1%、70.2%及46.7%，認同本土的受訪者最感快樂，“兩者皆非”最不快樂。在香港，認同本土身份、“中國人”身份、“兩者皆是”或“兩者皆非”而表示生活得快樂的比率，分別是77.2%、84.2%、81.3%及69.2%，認同“中國人”身份較為快樂，“兩者皆非”最不快樂。在澳門，認同本土身份、“中國人”身份、“兩者皆是”或“兩者皆非”而表示生活得快樂的比率，分別是86.2%、82.2%、86.1%及95.2%，澳門受訪者普遍較為快樂，其中又以”兩者皆非”最為快樂。

　　既然各地受訪者對生活的喜樂各有不同感受，對于個人所作的努力和生活的待遇又有甚么看法呢？調查中，當三地民眾被問到是否覺得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生活的水平對等而公平時，各人的看法明顯呈現差異。在臺灣，認同本土身份、“中國人”身份、“兩者皆是”身份或“兩者皆非”身份而覺得自己的努力與生活有欠公平的，依次為32.8%、35.3%、33.2%及53.4%，“兩者皆非”的受訪者明顯覺得不夠公平。在香港，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或“兩者皆非”等不同身份而覺得自己的努力與生活有欠公平的，依次為30.6%、22.3%、25.8%及50.0%，“兩者皆非”的受訪者同樣覺得較為不公平。在澳門，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或“兩者皆非”身份而覺得自己的努力與生活不公平的，依次為23.2%、25.5%、26.3%及20.8%，彼此間的看法不但差異不大，“兩者皆非”的受訪者甚至覺得較為公平。

　　三地的調查數字顯示了兩點特別之處：其一，臺、港兩地的“兩者皆非”受訪者較為覺得生活不快樂或待遇不公平，但澳門的“兩者皆非”受訪者反而覺得最快樂或較公平；
其二，澳門民眾整體上覺得生活較為快樂或較為公平，香港次之而臺灣較后。這個現象，或多或少說明各族群在各地社會所面對的問題各有不同。2004年底，經過SARS疫癥后，香港及澳門的經濟漸見復蘇，臺灣仍頗為低迷；
到了2005年，澳門的經濟更是“輕舟已過萬重山”，在“自由行”、“更緊密經濟合作計劃”及開放賭權等諸多因素帶動下高速增長，香港則相對墮后，臺灣最為低沉。面對經濟的載浮載沉，社會的時順時逆，人們對生活的感受各有不同。

　　五、經濟狀況與社會生活素質

　　調查中，當三地民眾被問到是否滿意當地整體經濟狀況時，其結果顯示出頗大的不同。在臺灣，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或“兩者皆非”不同身份而表示滿意當地經濟狀況的，依次為40.7%、27.7%、21.1%及20.0%，認同本土身份的受訪者較為滿意，其它組別頗為接近。在香港，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或“兩者皆非”不同身份而表示滿意當地經濟狀況的，依次為38.8%、52.9%、49.3%及38.3%，認同“中國人”身份的受訪者較為滿意，認同本土或“兩者皆非”身份者反而較低。在澳門，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或“兩者皆非”不同身份而表示滿意當地經濟狀況的，分別有92.5%、91.0%、90.3%及94.5%，各組別的滿意度均較臺、港受訪者高，“兩者皆非”者尤為突出。

　　經濟狀況的各有不同，明顯影響他們對社會綜合生活素質的評價。調 查中，當三地民眾被問到滿不滿意當地社會的綜合生活素質時，認同本土身份、“中國人”身份、“兩者皆是”身份和“兩者皆非”身份的臺灣受訪者，表示滿意的比率依次是51.7%、31.9%、32.0%及26.6%，認同本土身份的受訪者最滿意，其它的頗為接近。在香港，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而表示滿意的比率，依次是56.1%、58.5%、69.3%及54.5%，“兩者皆是”受訪者較為滿意，其它的較為接近。在澳門，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而表示滿意的比率，分別是72.0%、74.6%、73.4%及91.6%，“兩者皆非”受訪者最為滿意，其它的較為相近。

　　如前所述，臺、港、澳三地社會所面對的不同處境，相信是影響受訪者不同看法的最主要原因。至于“兩者皆非”受訪者在臺、港兩地的滿意度偏低，而在澳門則偏高的情況，則頗為耐人尋味。到底“兩者皆非”受訪者在三地的處境和待遇是否截然不同呢？由于手頭上的資料不多，我們在此略過不表，希望將來有機會再作深入探討。

　　六、社會信任與生活預期

　　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可以看作是一種社會資本，是社會安定和諧的重要指標。如果人與人之間失去互信，經濟便無從發(fā)展，民主制度亦無從運作，社會的組織力和凝聚力亦會毀于一旦。到底臺、港、澳三地不同身份認同的受訪者是否覺得各自社會的一般民眾可信呢？在臺灣，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社會一般人可以信賴的比率，依次是24.8%、15.2%、22.8%及6.7%，“兩者皆非”及“中國人”受訪者認為社會一般人可以信賴的比率最低。在香港，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社會一般人可以信賴的比率，依次是22.5%、22.8%、27.3%及16.7%，“兩者皆非”受訪者認為社會一般人可以信賴的比率仍屬最低，但略較臺灣同組別受訪者高。在澳門，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社會一般人可以信賴的比率，依次是22.9%、29.7%、29.9%及41.6%，其中以“兩者皆非”受訪者認為社會一般人可以信賴的比率最高。

　　在詢問受訪者是否覺得社會一般人可以信賴的同時，我們還要求他們預測自己家庭3年后生活環(huán)境的轉變。一如所料，澳門市民的看法較臺灣和香港樂觀。在臺灣，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3年后的家庭生活會比現時好的比率，分別是35.0%、30.4%、26.1%及58.3%，“兩者皆非”受訪者較為樂觀，其它組別相差不大。在香港，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社會一般人可以信賴的比率，分別是33.0%、40.3%、36.6%及15.4%，“兩者皆非”受訪者較為悲觀，其它組別則相差不大。在澳門，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 “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社會一般人可以信賴的比率，分別是63.6%、52.2%、56.5%及78.3%，各組別的看法較臺、港受訪者樂觀，當中以“兩者皆非”受訪者最為突出。

　　臺、港、澳三地受訪者認為社會一般人可以信賴的程度偏低的情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多少說明了現代都市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頗為疏離的現象。雖然如此，由于澳門的人口、面積和規(guī)模在3個地區(qū)中最小，加上社會相對和諧，認為社會一般人可以信賴的比率也略高。另一方面，由于澳門正處于經濟的高速增長期，民眾對未來也顯得較為樂觀，至于臺、港民眾則因各自的政、經發(fā)展諸多阻滯而不敢對未來有太大的期望。

　　七、歸屬感與移民計劃

　　在談論一地居民對其身處社會是否認同時，我們往往會想到歸屬感 (sense of belonging) 這一問題。到底三地民眾對本身社會的歸屬感有多強烈？在臺灣，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對當地社會有強烈情感的比率，依次是88.8%、69.1%、86.1%及33.3%，認同本土身份受訪者的情感最為濃烈，“兩者皆非”者最淡。在香港，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對當地社會有強烈情感的比率，依次是78.1%、76.0%、82.9%及45.5%，認同“兩者皆非”身份的情感最淡，其它組列差距不大。在澳門，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對當地社會有強烈情感的比率，依次是96.6%、92.3%、96.6%及82.6%，各組別均有強烈感情，而以“兩者皆非”者略低 。

　　既然不同組別受訪者對當地社會的認同情感各有強弱，他們會否因為 某些政治或經濟的原因考慮移民他國呢？調查中，當受訪者被問到在不遠將來會否計劃移民外國時，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臺灣受訪者表示有所計劃的比率，依次是6.6%、18.2%、17.7%及13.3%，認同本土身份的受訪者計劃移民的比率明顯較其它組別低。在香港，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有所計劃的比率，依次是13.1%、9.2%、10.4%及16.7%，認同“中國人”身份的受訪者計劃移民的比率最低。在澳門，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有移民計劃的比率，依次是8.6%、6.1%、5.1%及28.0%，認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會計劃移民的比率最高，接近三成之巨。

　　接下來的問題是，受訪者當中有多少人已擁有外國居留權？調查數據顯示，臺、港、澳三地民眾表示已取得外國居留權的比率依次是0.5%、2.1%及14.6%。當然，我們必須指出，臺、港兩地的調查只問及懂華語 （本地話或普通話）的華裔居民，澳門則包括所有居民。因此，臺、港居民擁有外國居留權的真實比率或較本調查顯示的數字高。

　　深入一點看，在臺灣，認同本土、“中國人”、“兩者皆是”和“兩者皆非”身份的受訪者表示已擁有外國居留權的比率，依次是0.3%、2.9%、0.5%及0.0%。在香港，4個組別表示已擁有外國居留權的比率，依次是2.7%、2.1%、1.5%及7.7%。在澳門，4個組別表示已擁有外國居留權的比率，依次是20.6%、9.1%、11.7%及60.0%。由于臺、港受訪者中表示擁有外國居留權的數字太小，比較的意義不大，至于澳門的“兩者皆非”及本土身份認同受訪者有較大比率已擁有外國居留權的情況，則很大程度上與現實相符。

　　認同本土的臺灣受訪者對當地社會的情感明顯較其它組別濃烈，有計劃移民他國、一走了之的比率也最低。認同本土的澳門受訪者對當地社會的歸屬感較高，但表示有計劃移民他國的比率也較高。相對而言，認同本土的香港受訪者對當地社會的歸屬感反而沒有“兩者皆是”組別濃烈，但表示有計劃移民他國的比率則僅次于“兩者皆非”者，情況十分特殊。

　　八、調查發(fā)現與評論

　　有些人或者會這樣說：臺灣、香港與澳門的社會發(fā)展過程其實不盡相同，三者未必可以直接比較。我們認為，三地雖然各有獨特之處，但同文同種，互為互動，而且均經歷過頗為類似的歷史軌跡，實在有很多值得彼此學習和參考的地方。例如，這三個地方都曾被外國勢力殖民統治過，近年來在全球化浪潮和中國大陸迅速崛起的影響下，又不約而同地出現了若干重大的經濟及政治體制變化，在身份認同的問題上也都糾纏不清。因此，我們相信，將三地作一比較，應該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同樣地，我們也知道民意調查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容易受當時社會的氣氛或大眾傳媒所左右(舉例說，現時的臺灣，“扁落馬上”而兩岸關系緩和之下，社會氣氛便大有不同)。雖則如此，我們仍相信民意調查在某些層面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綜合本文的數據和討論，我們發(fā)現臺、港、澳三地社會雖然有著很多共同之處，但在身份認同的問題上仍存在著頗大的差異。這些差異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又與本身和中國大陸接觸密度以及關系的時好時壞密不可分。臺灣與大陸相互敵視接近60載，地理上被臺灣海峽所阻隔，以往接觸交往極少，不認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體的“中國人”身份，也是情理中事。香港與大陸唇齒相依，欲拒還迎，加上兩地只隔一條深圳河，過往接觸交往極為頻密，較認同“兩者皆是”的復雜身份，多少也反映了典型“香港人”的現實和騎墻。相對而言，澳門一直對中國大陸極為依賴，兩地更一直保持著良好關系，官方與民間的交往從沒間斷，澳門居民進出珠海來去自如，居民因而較認同“中國人”身份。

　　回到卡爾斯泰斯的理論層面上，以下三個層面頗值得深入探討：

　　1.身份認同既是互為互動、彼此拉扯的產物，同時亦會受各方角力所左右。20世紀90年代末，不論是臺灣的普選總統，還是港、澳回歸后的“港人治港”及“澳人治澳”，均鮮明地傳遞了本地人民“當家作主”的信息，對本土意識和身份的提升應該具有正面的作用。然而，三地民眾――尤其是香港及澳門的民眾――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比率不跌反升（鄭宏泰、黃紹倫，2002 & 2005）。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政府自開放改革之后對臺、港、澳居民放下敵對、狐疑及不信任的“敵我勢不兩立”態(tài)度，并改以友善、開放和接納的柔性手段，像”自己人”般歡迎他們返回內地探親、游玩、工作、經商和定居，以接觸、溝通等積極行動代替過往的敵視，進而說明大家同屬中華民族，至于其綜合國力提升和國際地位日顯等，更強化了曾經一度滑落的國家意識，彰顯了“合法性身份認同”。

　　2.兩岸四地民眾的身份認同既存在著實質差異，亦有糾纏不清的地方。無論人們同意與否，前殖民地時代的分裂分治及“去民族化”（de-ethnicization）政策，確曾令臺、港、澳人民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生活模式及思想價值等產生實質而無法逆轉的變化。至于回歸后的香港和澳門仍然保持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當前臺灣當局繼續(xù)主張本土地位的舉止，又支持了那種在中心文化看來屬于不可接受的“抗拒性身份認同”。如果中心文化強行將那個支配性“合法性身份認同”套在臺、港、澳民眾的身上，很容易會這些地區(qū)的人民產生身份認同的“危機”，從而影響社會的長期穩(wěn)定和繁榮。

　　3.表面上看，“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這種“計劃性身份認同”既能突出中心文化“合法性身份認同”的支配地位，又能照顧臺、港、澳民眾邊陲文化“抗拒性身份認同”的特殊性，可謂一舉兩得。然而這個制度如何真正落實，既不至于讓臺、港、澳民眾覺得有名無實，本身的特殊身份及制度遭到威脅；
又能撫平中心文化擔憂本身支配地位被漠視的兩難困局，則是對兩岸四地政府之政治智慧的高難度考量。

　　概言之，我們認為，“一國兩制”這個“計劃性身份認同”的核心思想，在于求同存異。不同研究均指出，臺、港、澳三地民眾雖然同為黃皮膚、黑頭發(fā)、棕眼睛，但他們成長的背景、所受的教育、接觸的媒體，以至生活的習慣、人生的價值和身份的認同等等，均與中國大陸民眾明顯存在很大差異（蕭新煌、尹寶珊，1998；
蕭新煌，2000；
鄭宏泰、黃紹倫，2002 & 2005；
黎熙元，2005）。中國大陸的人民或政府，必須了解這種外表看來并無分別的內在差異，應當理解這種差異，接納這種差異，甚至在求同存異的原則下主動保留這種差異，進而利用這種差異，使臺、港、澳在中國、亞洲以至世界事務上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陳馮富珍最近（2006年11月）在中國政府全力支持下，以香港人專業(yè)、開明及具國際視野的身份，擊敗其它強勁對手出任世界衛(wèi)生組織總干事職位一事，恰恰說明了保留臺、港、澳三地特殊制度和身份的特殊意義和作用。

　　作者說明：本文所引用臺灣及香港的資料，來自“香港社會指標調查計劃”，研究經費來自大學研究資助局（HKU 7255/03H及POLYU 5411/05H）；
有關澳門方面的資料，來自“澳門可持續(xù)發(fā)展策研究中心”委托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在2005年舉行的“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現況調查”，謹此向相關單位或機構衷心鳴謝。在整理資料時，莫家樂先生曾經給予很大的幫助，在此也一并致謝。

　　參考文獻

　　 Berger, P. 1966.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Penguin Books.

　　 Castells, M.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Mead, G.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 W. Morri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Taylor, C. 1997，“承認的政治”，陳清僑編《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第3-46頁；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商務印書館（香港），1991年出版。

　　 黎熙元，“難以表述的身份――澳門人的文化認同”，《二十一世紀》（香港），總第92期（2005年12月份），第16-27頁。

　　 施達郎，“八十年代中國人的歸屬心態(tài)”，《信報月刊》，第3卷（1980），第11期，第5-9頁。

　　 陳清僑，“公共性與文化認同：并析論述空間”，陳清僑編《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頁xi-xxiii，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1997年出版。

　　 梁世榮，“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反思”，載劉兆佳、李明堃、尹寶珊、黃紹倫編《華人社會的變貌：社會指標的分析》，第189-206頁，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8年。

　　 劉兆佳“‘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 （1985-1995）”，《二十一世紀》（香港），1996年6月號，第43-58頁。

　　 鄭宏泰、黃紹倫�！跋愀廴A人的身份認同：九七前后的轉變”，《二十一世紀》（香港），2002年10月號，第71-80頁。

　　 鄭宏泰、黃紹倫。2004�！断愀凵矸葑C透視》。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有限公司。

　　 鄭宏泰、黃紹倫。2005�！瓷矸菡J同與政府角色：香港的例子〉，《二十一世紀》，總第92期（2005年12月份），頁4-15。

　　 蕭新煌、尹寶珊，《臺灣與香港的集體認同：一九九七前的比較》，香港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1998年。

　　 蕭新煌，《新臺灣人的心：國家認同的新圖像》，臺灣：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臺灣），2000。

　　作者單位：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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