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震發(fā)生時，中學教師范美忠第一個跑出教室，事后他以“我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為自己辯解，于是引起了范美忠行為是否合乎自由主義的討論。由于范在談自由時那么理直氣壯，對照他的行為，很多人表示了對自由主義的反感，甚至導致自由主義污名化。但，且慢，范美忠的行為是否能夠獲得自由主義的支持，還是一個問題。

　　六月七日的《南方都市報》上，我的朋友景凱旋認為：“就自由主義對自由的最低要求而言，范美忠老師似乎沒有錯”。他“在災難來臨時選擇自己先逃生是他的權利，雖然我無法贊同，但卻可以尊重�！边@樣的表述關系到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我并不能夠認同，此正如我不認同范美忠的行為以及他對自由的援引。這一事件最低限度與自由主義無關，如果可以進一步分析，他的行為則違背了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自由不是一個人在戈壁灘上的自由，我可以為所欲為，且沒有任何限制，除了自然的限制外。這樣的自由不具備自由主義的分析意義，因為自由主義的自由是在“我”與“他”這樣一種對待關系中的自由，這種對待關系如果不存在，自由也就失去了討論的意義。在漢語世界中，很精辟地把握了這種對待關系的人是嚴復。他在翻譯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大家密爾的《論自由》時，很精彩地把它意譯為《群己權界論》。也就是說，必須在群己關系的視野中，我們才能討論自由主義的自由。這時，我們看到了奇怪的一幕，這里與其是在談論自由，不如說是在談論群己關系中自由的限制。如果自由是你的權利，其限制在于你的權利不能觸犯他人的權利。

　　自由的限制是為了保障自由，正如不加限制的自由最終會導致自由的取消。限制在這里，應該成為一種責任，自由的責任。亦即你必須負責任地行使你的權利，以免你的權利在不受阻礙時卻阻礙了別人。當你的權利一旦對別人形成阻礙，你盡可以認為你是自由的，但這種自由已經與自由主義無關，甚至有害。

　　可以看到，當地震來臨時，范美忠“鎮(zhèn)定自若地安撫學生道：‘不要慌！地震，沒事！’”但他“瞬間反應過來——大地震！然后猛然向樓梯沖過去，在下樓的時候甚至摔了一跤”。在這一瞬間，叫學生別慌，自己卻慌張地跑出，這一跑就跑出了自由主義。跑固然是他的自由，但他在行使這一自由權利時，卻誤導乃至阻礙了學生的這項權利。臨難而逃，自然本能也，學生是因了他的話一個也沒跑。如果房屋倒塌，后果不堪設想。至此，我如果仍然承認跑是范的自由，但它已經不是群己對待關系中的自由主義的自由了，因為這個自由是不負責任的。

　　退一步，假設范沒有誤導學生，只是自己抽身跑出，這是否符合自由主義呢。如果范不是和他的學生在一起，而是和他的朋友在一起，應該沒有什么異議。但問題在于，當時的群己關系不是其他關系而是師生關系，問題就有所復雜。自由主義講權利，也講義務（這是和權利對等的義務）。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的自由同樣不是自由主義的自由。如果朋友之間沒有義務，師生之間則肯定有。別的不說，學生繳費讀書，教師的工資收入中至少就有學生上繳的一部份。盡管這之間的兌換是學生購買教師的知識商品，但上課一旦因意外而中斷，教師出售知識商品的義務就邏輯地轉移為處理當時發(fā)生緊急情況的義務。由于師生關系的構成，教師主動，學生被動，教師的義務也就更彰顯。范美忠臨難獨逃，扔下學生不管，他同時就扔下了他在享有教師的權利時應該付出的義務，這義務哪怕就是簡單的一句“同學們，快跑”。

　　至于景凱旋的文章，注意到了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哲學，“它關注的是防止個人權利被權力所侵犯”。但我們知道，侵犯權利的，除了權力，也有權利，此即權利間的互侵。為了防止這一現象，自由主義規(guī)定了群己之權界。權界的成立亦即個人權利的界限，使得自由主義同時也是一種道德哲學。你的權利不能阻礙和觸犯他人，并且這個權利伴隨著同等的義務，這就是它的德性所在。范美忠的行為同時違背了這兩點，因此也就違背了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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