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中國上下共赴國難的景象，很像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初期，在國難之中，讓人們看到了希望。

　　我們?yōu)闊o數(shù)的生命喪失而悲痛，也為太多的動人故事所感動。我們從大救災當中看到了令人鼓舞的進步，也發(fā)現(xiàn)了令人遺憾的現(xiàn)象。這是一次歷史的時機，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不僅考驗著我們的抗震救災能力，也考驗著我們的制度和人性。

　　社會組織仍然缺席

　　2003年SARS時期，我曾經(jīng)作過一個反思，其中一點就是發(fā)現(xiàn)在抗擊SARS當中社會組織的缺席。五年過去了，這一問題依然存在，雖然表現(xiàn)形式有所不同。

　　地震剛爆發(fā)的時候，整個災區(qū)成為一片廢墟，政府癱瘓，有些地區(qū)發(fā)生了秩序空白，一片混亂。個別地方還出現(xiàn)了搶劫、陷入霍布斯所說的“叢林世界”。當然，隨之大量軍隊和武警的趕到，秩序很快就恢復了。

　　然而政府不是無時不刻無所不在的，更不是萬能的。要迅速有效地恢復秩序，就需要有社會自組織系統(tǒng)。這些社會組織不是在突發(fā)事件中匆忙成立，而是本來就該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一到緊急關頭，便會發(fā)揮作用。這樣即便政府的管控失靈，社會也會立即自我運作，重建秩序。這些組織可以是血緣、地緣和信緣網(wǎng)絡，比如家族、同鄉(xiāng)會、宗教團體，民間信仰團體，也可以是各種自愿性的社會團體，比如行業(yè)同會、興趣組合、社會文化協(xié)會等各種NGO組織。這些社會組織如今在中國不是沒有，而是太匱乏了，不是形同虛設，就是缺乏自主性。更重要的，是缺乏有號召力的非政府精英和精神領袖。而在傳統(tǒng)中國，民間社會之中有鄉(xiāng)紳，有士大夫精英，他們領導著一個非政治化的社會文化網(wǎng)絡。傳統(tǒng)中國的政府財政和行政能力都大不如今，災害發(fā)生了，主要靠民間精英領導自救，有其不可替代的有效性。如今雖然政府變得很強勢、很有效，卻付出了弱社會的代價。這使得大災難發(fā)生的時候，政府不得不面對一盤散沙的災民，救援難度大大加強，秩序恢復也緩慢很多。

　　在這次大救災之中，全國各地的志愿者紛紛趕赴災區(qū)，奉獻愛心。然而，不少志愿者卻碰到一個尷尬：無事可做，派不到活，政府有關部門也不知道如何組織他們，有效地結合到抗震救災之中。我看到一個志愿者寫的博客，這些志愿者們在政府部門求不到活，只能跑到車站碼頭去“干私活”。一方面是前方大量缺乏人手，另一方面卻是大量志愿者無活可干。個中的問題在哪里？除了政府相關部門組織能力比較弱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社會缺乏組織。你看當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在第一時間搶險的，不是政府，而是各種社會組織。今天的中國是有市民而無市民社會，有公民而無公民組織。一盤散沙的國民，要做好事、獻愛心也難。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鄧小平時代，中國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方針，這一方針高瞻遠矚，深明現(xiàn)代化的改革，不僅要建立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而且要把社會從政府的管控中分離出來，賦予社會以自主性活力。社會要有活力，有秩序，最關鍵的是要有自主性，有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的自主性。而社會是否能夠自我組織化，是“大社會”建成的關鍵所在。誠然，社會組織的活躍，可能會增加群體事件的風險，但也有另一面好處，即減少群體事件的非理性。非理性的行為往往由無組織的亂民自發(fā)形成，而組織化的利益群體或價值群體，即使與政府的利益和價值發(fā)生沖突，依然可以通過法律的途徑建立起理性的博弈和商議空間。一個現(xiàn)代化的政府，與其與非理性的亂民打交道，不如與理性的社會組織對話溝通。畢竟在大部分場合之中，社會與國家之間有著良性互動的可能性。

　　愛心最忌諱的是被強制

　　每天看電視，稍微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感覺不安，總會問自己：我能為災區(qū)做點什么？不可能人人上前線救災，于是捐獻善款便成為大部分民眾和單位表達愛心的普遍方式。

　　全民募捐是令人欣喜的，不過，募捐不應該成為一場運動，不宜以行政為主導的傳統(tǒng)動員方式強制推行�，F(xiàn)在大部分的募捐都是通過行政單位發(fā)動。第一次大家自愿掏錢，第二次、第三次便有了變相強制的意味。單位與單位之間互相攀比，甚至還有指標，異化為政績工程。募捐本身變了味。

　　募捐的意義在哪里？是因為缺錢需要全民動員嗎？中央政府的歷年財政盈余，足夠擔當起抗震救災、重建家園的職責。之所以還需要國民捐獻，與其說讓他們獻金錢，不如說讓大家獻愛心。沒有什么比這一刻更好的公民教育了。不過，人在做善事的時候，最忌諱的是被強制。獻愛心貴在自愿。愛心是人們惻隱之心的自然流露，它來自人性深處的善根，在特定時刻被激發(fā)出來。所謂捐獻，無非盡自己的良心義務而已。行善之后，人們會有一種道德快感，從而產生一種對自我的肯定。一旦捐獻受到強制，或者還來不及自愿就被動員了，一切便變了味。攤派式的捐獻不僅無助于公民的道德心提升，反而助長功利性動機，甚至引起普遍的反感。

　　我們看到媒體不斷報道某某企業(yè)捐了多少錢，某某明星捐了多少錢。很多單位也將職工的捐款數(shù)額公布于眾，形成攀比之風。攀比善心當然是好，但形成“逼捐”就很可怕。第一批站出來捐款的，包括姚明，后來都在網(wǎng)上遭人辱罵，指責他們捐款太少。本來捐多捐少都是個人愛心的表現(xiàn)，捐多不代表就占據(jù)了道德高地，捐少也不代表愛心就少，每個人盡自己的良知和能力就可以了。良知這個東西不能用金錢來衡量。平時用金錢來衡量人生是否成功，戰(zhàn)時還是用金錢來比較境界高低，那就說明我們的社會價值觀出了問題。道德、良知自有標準，不能也無法用金錢的標準替代。

　　愛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空洞的口號。惻隱之心人人皆有，但需要一種氛圍將之引發(fā)。比起海外，我們的輿論和社會在營造氛圍方面過于幼稚，甚至僵硬。單位里面，像往常的政治任務一樣，拉幾條標語，喊幾句口號，就算賑災宣傳了。沒有自發(fā)的悼念儀式，沒有樹枝上的黃絲帶，沒有獻給亡靈的鮮花。行政為主導的募捐，一切都顯得那樣的冷冰冰，沒法打動人的惻隱之心、激起人們對生命的深切同情。

　　海外成熟的捐助經(jīng)驗值得中國借鑒。香港一個小學，建議每個學生到圖書館參加閱讀接力賽，閱讀10分鐘捐獻10塊。這種將讀書與捐獻結合在一起的創(chuàng)意，吸引了很多家長帶著小孩參加，書讀過了，愛心也表示了。捐獻活動不該是冷冰冰的同一個模式，它可以是悲情的，也可以是激昂的，甚至是有趣的。

　　以地震為契機，重建中國人文精神

　　2003年抗擊SARS的時候，人們驚呼：公眾人物到哪里去了？這一次，無論是演藝界、體育界明星，還是文化界名流，都有不錯的表現(xiàn)。章子怡在戛納含淚募捐，李連杰宣布息影一年專事慈善，公眾人物開始表現(xiàn)出自己的責任感。我特別贊賞的是韓寒。這位平時爭議頗多的“80后”青年作家，非常特立獨行，在博客上公開宣布“向相關部門捐款為0元”，當人們還來不及指責他的時候，韓寒已經(jīng)第一時間開著越野車出現(xiàn)在災區(qū)，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參加救災。而當其他明星們蜂擁而至的時候，他又悄悄回到上海，宣布不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韓寒的確與眾不同，他的表現(xiàn)是所有看不慣他的人做不到的。

　　這幾年，我們談論了太多的“世風日下”問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話，叫做“形勢大好，人心大壞”，意思是說，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了，人們變富了，但人心卻變壞了、自私了。對這一說法，，本來我頗有同感，但這幾天我的看法動搖了，因為我看到的卻是另一幅景象：“形勢大壞，人心大好”。在突如其來的苦難面前，太多的人們表現(xiàn)出人心的善良和卓越。

　　就以大地震中的老師為例吧。這幾年，老師被社會輿論批評很多。教育界不斷傳出各種丑聞：抄襲、受賄、奸污女學生……這一切都讓我們這些當老師的痛心不已。

　　然而，在這次大災難之中，災區(qū)老師們的表現(xiàn)豈止偉大，簡直可以說都是圣人。這么多的中小學、幼兒園老師為了保護孩子們，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當房屋劇烈搖晃，生命危在旦夕的時刻，他們本能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逃生，而是掩護學生出逃。綿竹市東汽中學的譚千秋老師在教學樓即將倒塌的一瞬間，將四個學生塞在課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雞一般，張開雙臂護住學生，學生得救了，老師卻倒在亂石之中。我看過一檔鳳凰衛(wèi)視陳曉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別節(jié)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學”（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動的節(jié)目），北川中學的老師們，個個都是羅盛教和劉英俊。李佳萍，一個文文靜靜、膽子不大的女老師，出事那一刻，用身體死死抵住教室門，拼了命把學生一個個從教室中扯出去，到第36個學生的時候，天花板掉了下來。幾天后人們找到她，她的身體仍在教室里面，沒有跨出門口一步。

　　這是一群什么樣的人？他們的偉大和神圣從何而來？陳曉楠感動得不由問他們：你們也是平常人呀，為什么你們會這樣做？是的，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師，平時碰到他們，不會有特別的感覺，但在生死一瞬間卻閃耀出“圣徒”的光芒。這種舍己救人的本能反應，一般只有母親對自己的孩子才會有。我不由自問：假如我是他們，我能像他們那樣做嗎？我真的不敢保證。

　　人的天性里面，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要讓天使戰(zhàn)勝魔鬼，最重要的，是要有親情。面對陳曉楠的問題，北川中學老師們的回答輕描淡寫：“我們早已將學生們視作自己的孩子，與親生的一樣�！� 北川中學是一所住宿制的重點中學，學生大部分時間與老師同吃同住，師生情誼如同一家人，平時就有深厚的感情，一到生死時刻，老師們會本能地像母親一般以生命守護學生。這些學生，是老師們的“大我”，是生命延續(xù)的一部分。“小我”（老師）存在的意義，就體現(xiàn)在守護“大我”（學生）的生命、讓他們健康發(fā)展，哪怕犧牲“小我”也在所不惜。

　　這樣的師生之情，是倫理之情，經(jīng)得起生死考驗。這些年中國進入市場社會，師生關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輿論將師生關系完全看成是市場的交易關系和服務關系。學生交學費，老師提供服務，學校變成一個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場，師生關系扭曲為服務與顧客的關系，雖然顧客是上帝，但要服務得好，就要給紅包和小費。顧客和服務者的關系不是倫理關系，它純粹是一個契約關系。商業(yè)間的交易不會產生“小我”為“大我”犧牲的崇高。我們很難想象一個超市發(fā)生了地震，營業(yè)員會死死抵住門框，讓顧客先撤，至今沒有聽說過這樣的故事。

　　圣徒是一種宗教境界。而中國不是一個宗教社會，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講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倫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義信愛，必須落實在具體的人倫關系網(wǎng)絡之中。自然，今天我們所處的市場社會與傳統(tǒng)社會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約關系。但誠如哈貝馬斯所說，人們在系統(tǒng)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生活世界。系統(tǒng)世界（市場和政治）由金錢和權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們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誠的情感與宗教。我們不要相信庸俗經(jīng)濟學的鬼話，似乎現(xiàn)代人就是一個“經(jīng)濟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僅僅是系統(tǒng)世界的邏輯。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應該是一個倫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錢無法衡量，也無法收買的。

　　這些大道理，平時說起來，似乎有點迂腐，過于理想化。但是，這次大災難中的人性光芒，給我們一個啟示：重建中國的人文精神，可以從重建人們的生活世界和倫理關系著手。北川中學不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當然也有反例。都江堰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范某某，在地震發(fā)生的一瞬間，一個箭步竄出課堂，拔腿便跑，連自己的學生都沒有招呼一聲。這也就罷了，事后還在搏客上大言不慚地說：“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我的女兒我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的�！�

　　雖然這僅僅是一例個案，但與北川中學的老師們比較，說明如今在我們的高校當中，人文教育是何等的失敗，越是名校越是糟糕。不要以為讀了幾本魯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就高人一等，就有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與人文知識全然是兩回事。人文教育說到底不是通識教育，而是一種人格教育，而這樣的人格教育需要在一個人性化的倫理氛圍之中，才能熏陶而成。在基層學校之中，倒還殘留著一些古樸的師生之情，愈是名校，競爭愈激烈，人情愈淡。這位北大出身的年輕老師想必將自己的學生視為發(fā)泄一己知識快感的“客體”，或者是需要啟蒙的愚眾。魔鬼與天使其實并不遙遠，圣魔之間，僅僅在于你是處于什么樣的人際關系：是倫理的，還是功利的？

　　重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不能靠一套道德的空洞說教，不是靠讀幾本《論語》、《莊子》、開幾門公民課就可以解決的。知識固然有助于德性，但知識不等同于德性。德性的養(yǎng)成，有賴于日常生活的倫理空間。人際關系之中，非功利的互動越多，越能改善人性，提升德性。我們不僅需要建設現(xiàn)代的市場、法律和政治制度，同時也要重建我們的生活世界和倫理世界。以人文代宗教，以倫理為中心，中國社會的重建，與西方不一樣，恐怕還要走梁漱溟先生指出的老路。

　　老路如何走？老路走得通嗎？北川中學以及許許多多災區(qū)學校的動人故事給了我們上了一課。生活世界，本來就是一個人性化的倫理世界。生活世界的重建，不需要強勢政府，只須通過重建社會，發(fā)展各種自愿性團體和非正式組織，形成豐富多元的社會文化網(wǎng)絡。有了這些自主性的社會文化空間，我們的國家才會變得更有序，更自由和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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