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見證人的愚蠢，因為他們總是犯同類的錯誤。

　　——題記

　　一 義和團開天下之險

　　大風起于青萍之末

　　大風起于青萍之末。

　　公元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午夜，山東曹州府巨野縣城外二十五里外，一個荒遠的小村子磨盤張家莊，發(fā)生了一起入室盜竊殺人案。幾個亡命的草民，雷協(xié)身、惠二啞巴、張高妮，越墻入室，盜竊莊里德國傳教士薛田資與韓理的住所。在這個荒遠貧瘠的小村莊里，或許這是唯一值得盜竊的人家。那晚恰逢另一德國傳教士能方濟前往曹縣，路過此地留宿。傳教士聽見院內有動靜，開槍射擊，打傷了盜賊，兇盜們一哄而上，闖入屋內殺了韓理、能方濟，搶得財物及銀錢二百一十兩，逃之大吉。

　　這類兇案在巨野縣或曹州府[1]，原本不是什么大事。殺人越貨或劫富濟貧，在這一帶再尋常不過。如果你知道巨野何地、兇盜何類人，就更覺得不足為奇了。巨野即大野，得名于大野澤，而大野澤，就是古時候的梁山泊。邢昺《疏》云：“《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巨野縣北�！�巨即大也。由其旁有大澤，故縣以巨野為名……”胡渭《禹貢錐指》引于欽《齊乘》云：“大野澤即梁山泊也�！�

　　巨野就是古時的梁山泊。梁山泊為黃河決口之尾閭，八百里水面，煙波浩淼，向來盜賊出沒�！端问贰肪砣�二八《蒲宗孟傳》記“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宋后黃河改道，梁山泊淤涸為陸地。山河好改，本性難移，打家劫舍尋常事，聚嘯山林間或有，巨野教案前后，曹州府一帶正興大刀會。大刀會聚眾練拳習刀，據(jù)說練得金鐘罩功法，可以避槍炮。退可保家鄉(xiāng)，進可滅洋教。梁山泊好漢這一次的對手，不再是貪官污吏，而是洋教士、土教民。

　　兇盜就是梁山好漢之后。魯西南是滿清政府權力薄弱的地區(qū)，土匪橫行，大刀會成立最初的動機是保家護產(chǎn)。但很快就與當?shù)氐奶熘鹘淌パ詴�發(fā)生沖突，教會強取豪奪，強占房產(chǎn)地產(chǎn)建堂筑院；
包庇盜匪，官府追緝的兇犯、被大刀會打敗的土匪，都去入教，有天主教保護，官府不敢捉拿，大刀會也無奈。積怨久，民憤起，大刀會便開始襲擊教民、焚燒教堂。還有另一種說法，這次入室盜竊殺人案，絕非尋常搶劫害命，是有組織的大刀會所為。大刀會仇教，與洋傳教士、土教民沖突已有時日。那晚他們聚集起三十余人，攜刀槍闖入張家莊教堂，目的是殺薛田資，劫財?shù)乖谄浯�，不料薛田資逃脫了。薛田資在張家莊一帶干涉詞訟、強取豪奪，有民憤。

　　殺人越貨或劫富濟貧，在這一帶歷史上、現(xiàn)實中，本來是尋常之事。不僅有歷史上半真半假的梁山泊一百單八將聚眾造反，還有確確實實的黃巢起義。翻卻曹州天下反，黃巢也是曹州人。然而，這一次卻不同以往，鄉(xiāng)野小民造的是洋人的反。中西沖突如今在中國腹地發(fā)生，而且與中國社會的分裂相關。大刀會義和團，不僅反洋教士，也要滅土教民。

　　鄉(xiāng)野小民造洋人的反，在中國歷史或中西關系史上，還是第一次。1850年前后，中西交流與沖突的遭遇點，已從海岸進入內陸，進入不論在地理上還是文化上都是華夏腹地的中原，進入田疇與墓碑間的村舍，進入鄉(xiāng)野小民的生活，觸動了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根基，也觸發(fā)了中國社會來自底層的反抗。

　　中西沖突是逐步深入的，從外洋到海岸，最后到內陸。馬可·波羅那一代人到中國，貿易或傳教，都必須在本土秩序中謹慎地進行。蒙古帝國崩潰、土耳其奧斯曼擴張，大旅行時代的商路全部被阻斷了。西方人經(jīng)過幾代人的探險終于找到新航路，重新來到中國海岸時，他們不僅不記得他們祖先200多年前的事跡，也不知道如何跟這個龐大的東方帝國打交道。他們嘗試著做海盜，殺人搶劫強行登陸，結果失敗了；
又嘗試作順民，去北京朝貢或賄賂沿海官員，又失敗了。地理大發(fā)現(xiàn)與資本主義擴張早期，西方對中國不是沒有擴張的野心，而是沒有擴張的實力。工業(yè)革命、印度殖民、鴉片貿易改變了中西力量的平衡態(tài)勢，西方對中國的擴張終于野心與實力相稱了。馬戛爾尼、阿美士德使團先禮，濮鼎查、額爾金后兵。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英軍在東南沿海登陸，沿長江而上到南京，簽下南京條約后退回香港，熱熱鬧鬧地做他們的毒品生意去了。五口通商并不像英國人期待的那樣可以為所欲為，英國商人與中國政府的摩擦不斷，終于爆發(fā)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法國人也加入了，英法聯(lián)軍攻入北京，燒了頤和園，簽下天津條約、北京條約。

　　兩次鴉片戰(zhàn)爭，傷的是大清朝廷，從“體面”到“心腹”。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對朝廷來說，只是“邊釁”，東南海岸的一系列小戰(zhàn)事。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不同了，英法聯(lián)軍攻入北京，首都陷落，對朝廷來說，那是幾乎使皇朝覆滅的戰(zhàn)爭了。鴉片戰(zhàn)爭與太平天國起義，內憂外患，滿清皇朝元氣大傷。同治中興，滿清政府試圖建設現(xiàn)代國防力量，但很快爆發(fā)的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徹底摧毀了大清海軍。

　　滿清朝廷不是無意抵抗，而是無力抵抗。朝貢時代，中國不平等對待西方，條約時代，西方不平等對待中國。洋人們從海上來，西歐北美與西化的日本，窮兇極惡；
洋人們也從陸地上來，沙俄進逼西域與東北，更加兇險。越來越多的“列強”國家參與瓜分中國。清廷之所以還領有中國的主權，并不是因為中國有力抵抗西方的入侵，或西方無力無意對中國進行徹底的殖民征服，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印度，而是因為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擴張勢力相互競爭，誰也無法獨吞中國，所以不如留下個帝國空殼，讓西方人自由出入，各有租界領地，在治外法權保護下為所欲為。

　　西方擴張全面深入中國內陸，沖突的焦點也從朝廷轉向民間，轉向社會底層。兩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西方擴張勢力侵入中國腹地。販賣鴉片自由了，傳播基督教也自由了。西方商人出現(xiàn)在中國大部分城市，而西方傳教士則深入中國大部分農(nóng)村。洋藥洋炮、洋布洋教，深入中國，影響或威脅到鄉(xiāng)土百姓的日常生活。西方擴張勢力與中國的沖突，焦點也從朝廷禁洋藥轉向民間排洋教。一時間教案蜂起，而且不斷升級，最終釀義和團暴動。

　　小小的巨野教案終于釀成大禍，中國朝野震驚，世界也為之震驚。梁山好漢們，這次劫殺的是洋人。劫殺公子王孫或貪官污吏，那都是國內的事，可大可�。�
劫殺洋人，則是國際的事，只能大而不能小，尤其在那個時節(jié)、那個地界。這是那幾個草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他們的動機很單純：仇教、劫財。

　　案發(fā)4天，遠在德國的天主教圣言會的山東主教安治泰急忙趕往柏林覲見德皇威廉二世，勸說威廉二世以此案為借口出兵占領膠州灣。11月6日，德皇電諭外部 “必須采取積極行動報復此事。如果中國政府方面不立即以巨款賠償損失，并實行追緝及嚴辦禍首，艦隊必須立即駛往膠州占領該處現(xiàn)有村鎮(zhèn)，并采取嚴重報復手段……以極嚴厲的，必要時并以極野蠻的行為對付華人……”[2]實際上德皇已經(jīng)等不及、或根本無意等待中國政府賠償、追緝嚴辦禍首，第二天，11月7日，德皇電諭外交大臣布洛夫：“華人終究給我們提供了……好久所期待的理由與事件。我決定立刻動手”，并訓令駐吳淞口的德國艦隊即日北上膠州灣，“戰(zhàn)據(jù)該地，并威脅報復，積極行動�！逼咛煲院�，11月14日，德國艦隊抵達膠州灣，強行登陸并向守備清軍發(fā)出最后通牒，限令48小時內“退清”。

　　大風起于輕萍之末。巨野教案釀成“世界大戰(zhàn)”，不僅斷送了廣闊的膠州灣，而且，幾乎斷送了千年中華帝國。德國占領膠州灣，拒不退兵。俄國公使出現(xiàn)了，自告奮勇要勸說德國退出膠州，條件是在東北用俄國教習、準俄國人修鐵路、開放松花江、嫩江給俄國船只航行，而中國船禁行黑龍江下游。調停是假，乘機敲詐是真。中德簽署《膠澳租界條約》，俄國隨即趕來強迫清廷簽署《旅順、大連灣租借條約》，法國要求將與越南接壤的中國省份化為法國勢力范圍，日本要求將福建化歸日本勢力范圍，朝廷一一照復。英國害怕列強如此瓜分中國，會威脅到英國的在華利益，搶先要求清廷將長江流域劃為英國勢力范圍，確�！安粚�揚子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義讓與他國”。天朝實在無能，故國領土，本有主權，如今迫于西方列強之勢，不租押割讓不行，租押割讓也不行，可悲之極。《拳匪之禍首》（1918）的作者指出，由巨野教案挑起的德國侵占膠州灣，不僅是義和團暴動的起點，也是“中國滅亡危險之起點”：

　　“且膠州之劫奪，乃我國開國五千年來未有之慘禍，為中國滅亡危險之起點。不有膠州之劫奪，中國不至有旅大之租借；
不有膠州之劫奪，中國不至有義和拳；
不有義和拳，中國不至因一部分暴民之野蠻復仇，而使全國負違背公法上神圣條約之名，自亦不至有百種辱國失權之《辛丑和約》。推源禍首誰歟？……德人之奪我膠州也。”[3]

　　朝廷不思進取，小民不識大體，洋人不講道理

　　巨野教案，對于當?shù)夭菝�，首先是一大快事�?br>對德國殖民者，是一大喜事；
而對于滿清朝廷，是一大難事。草民仇教，今日終得報仇機會，殺人劫貨，好不痛快！德國覬覦膠州灣已久，總算有了出兵的借口，德皇喜出望外！清廷軟弱無奈，草民控制不住，洋人得罪不起，帝國衰朽，百事維艱。

　　草民控制不住。眼見從四川到山東，民教沖突此起彼伏，鄉(xiāng)野草民舞刀弄棍、練拳念咒，毀教堂、殺洋人、聚嘯尋釁，各地官員忙著清剿砍頭，奈何民不畏死。巨野教案發(fā)生，朝廷令地方嚴辦，50多人被捕，為首雷協(xié)身、惠二啞巴斬立決，張高妮等五人無期徒刑。嚴辦是做給洋人看的。從皇帝到大臣都知道，德國意欲侵占膠州灣，正愁著沒有借口，只有快捕快殺，堵住德國人的嘴。光緒皇帝責令山東巡撫李秉衡“務將兇盜拿獲懲辦”，“現(xiàn)在德方圖�？�，此等事適組足為借口之資，恐生他釁”。[4]洋人得罪不起。一切都晚了�；实劢抵嫉臅r候，德國艦隊已經(jīng)在開赴膠州灣的路上。德軍占領膠州灣，上諭一道又一道，嚴禁抵抗，“敵情雖迫，朝廷決不動兵”，“惟有鎮(zhèn)靜嚴扎，任其恫嚇，不為所動，斷不可先行開炮，釁自我開。”[5]當然，守土者如果不開炮，入侵者也省得開炮了，長驅直入便是。德國占領膠州，進一步想北京朝廷交涉，要求懲辦兇手、革職地方官、賠償曹州地方教堂修建費9萬兩白銀、德軍侵占膠州軍費數(shù)百萬兩、中德合資在山東全省修建鐵路開發(fā)礦藏、租借青島及整個膠州灣99年！德國如愿以償。

　　朝廷不思進取，小民不識大體，洋人不講道理。從小小的巨野教案開始，我們就看到結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三個方面及其三方難以調和的沖突。這種三方面沖突的格局，從根本上有利于西方的擴張。

　　鴉片戰(zhàn)爭基本上是朝廷與洋人之間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起于禁煙，禁煙是朝廷的事，民眾并未見響應。反倒是利益所趨，鄉(xiāng)民與洋商勾結販賣，共同對付朝廷官府。難怪英國煙販抱怨，朝廷管不住自己的臣民，又怎能管住外人。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英軍驚奇地發(fā)現(xiàn)，戰(zhàn)爭在英軍與朝廷的士兵之間進行，中國老百姓卻站在遠處，觀“西洋景”，以為這是紅夷與官軍打仗，與鄉(xiāng)里小民無關。因此，英軍所到之處，軍需給養(yǎng)似乎不成問題。只要給錢，老百姓踴躍將糧食、魚肉、淡水賣給他們，根本沒有敵我意識，如果需要苦力，在當?shù)匾膊浑y招募。真正可以證明民眾參與這場戰(zhàn)爭的，就是三元里抗英的故事。不管這段故事如何被反復渲染，有一點總是讓人難以置信，那就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是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三元里抗英，至多可以說是保家衛(wèi)鄉(xiāng)，那個時代的鄉(xiāng)民，根本沒有國家意識。[6]鴉片戰(zhàn)爭中，真正受到打擊的是大清朝廷。在洋人那里喪權辱國，在百姓那里丟了天朝的威嚴，為太平天國造反提供了心理基礎。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依舊是朝廷與洋人之間的戰(zhàn)爭。白河沿岸的百姓，寧愿為英法聯(lián)軍運輸給養(yǎng)，也不愿意被官軍抓了去當苦力，洋人總還是給錢的。

　　中國朝廷與百姓之間的分裂的“縫隙”，讓西方擴張有了可乘之機。馬可·波羅那一代人到中國，正值蒙古入侵、中華淪陷。明朝實行海禁，抑制了中國民間航海力量，西方擴張勢力在印度洋到南中國海暢通無阻，一直到中國海岸，“鄭氏海上武裝貿易集團”曾經(jīng)有能力遏制西方在南中國海的擴張，無奈也葬送在滿清內陸皇權手中。守不住海域也守不住內陸，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人長驅直入，太平天國、義和團等中國內部的沖突徹底消耗掉中國的國家力量之后，西方在中國的擴張也就最終完成了。

　　朝廷與百姓的分裂，削弱了中國的力量，西方人也明白這一點。伊比利亞擴張時代西班牙殖民主義者計劃遠征中國，他們在菲律賓總共只有800人，要去征服一個至少有一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帝國，他們對自己的計劃充滿信心的根據(jù)，除了那種堂吉訶德式的狂熱外，還有一種消息，據(jù)說中國百姓都憎恨中國朝廷，如果西班牙遠征軍在中國登陸，中國百姓會像歡迎解放者那樣歡迎他們。西方人認為，東方專制帝國的朝廷與百姓是相互敵視的。英國海軍以約7000人的兵力對一個有四億五千萬人口、80萬常備軍（約20萬八旗兵、60萬綠營兵）的大帝國開戰(zh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除了軍事技術與組織的優(yōu)勢外，他們還相信，中國人民是友好的，平民不會參戰(zhàn)，在天朝百姓看來，鴉片貿易有利可圖，而戰(zhàn)爭，不過是紅毛夷與皇帝的軍隊之間的事�！爸袊�人民決不想損害同英國的關系……敵對心理只不過產(chǎn)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7]

　　西方擴張，從來都是乘虛而入。洋藥鴉片荼毒中華，殃民禍國，朝廷官府有此意識，百姓卻無動于衷。朝廷禁煙不果，反起邊釁，朝廷、百姓、洋人各有原因。除了朝廷腐敗，禁煙令行不止，還有百姓不配合，國人要買，洋人才可賣。鴉片戰(zhàn)爭是“邊釁”，太平天國與捻軍起義是“內亂”，內憂外患，如今朝廷，已既無禁煙之力，也無禁煙之意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使鴉片貿易與基督教傳教合法化，西方人不僅可以自由販賣“洋藥”，還可以自由傳播“洋教”。于是，“洋禍”從海疆之憂，釀成心腹之患。鴉片本是洋禍之源，此時更加泛濫，朝野卻無動于衷。反倒是基督教傳教，在民間與士大夫階層激起強烈敵意，排教仇教，一時教案四起。（圖4-6：深入鄉(xiāng)間的洋教士，穿著漢裝，卻用刀叉吃飯。）

　　西方擴張觸犯中國社會的，最初不是洋藥，而是洋教。這也是讓郭嵩燾捉摸不透世道人心的地方，為什么舉國洶洶，要禁洋教，卻對禁洋藥無動于衷？初到倫敦時，正趕上英國衛(wèi)理公會、浸會、倫敦傳教會向英國眾議院請愿，要求禁止鴉片貿易，郭嵩燾深有感觸。回國之后，發(fā)現(xiàn)國人日日沉浸于鴉片，，實在不可思議。“今日洋禍之烈，實始自禁鴉片煙，而金田賊首，亦因洋務散勇，嘯聚山谷，馴至大亂。是此鴉片煙不獨伐賊民生，耗竭財力，實為導亂之源，洋人至今引為大咎，中國反而習之……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為害之烈，莫過于鴉片煙……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數(shù)十年國家之恥，耗劫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為疚心�！盵8]

　　百姓與洋人的對立，起自排教。而且在排洋教這一點上，士紳與鄉(xiāng)民的態(tài)度出奇地統(tǒng)一也出奇地積極。這其中有政教方面的原因，也有經(jīng)濟方面的原因。夷人傳教，流毒最寬，貽禍最久，首先是對禮教秩序的沖擊，基督教只順上帝，不孝父母，數(shù)典忘宗、棄倫滅理。晚清兩次大的農(nóng)民起義，太平天國要興洋教、滅滿清，義和團要滅洋教、興滿清，社會矛盾轉化了，也進一步激化了。太平天國沖擊了滿清政治體系，也沖擊了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倫理體系。太平天國運動之后，同治中興開始，中國社會從上至下重建儒家倫理傳統(tǒng)的方式，是進一步地保守化�；�督教與中國文化在倫理層面上的沖突也就更為激烈。儒家倫理以孝為本，而基督教只孝順上帝之父，不孝順生身之父，所謂“數(shù)典忘宗”、“棄倫滅理”。

　　其次是對政治秩序的沖擊，基督教扶植愚民、干涉詞訟、蔑視朝廷、犯上作亂，洋教士將他們組織起來，平時接濟他們糧食，許多教民不是“信教”（Conscience Christians）而是“吃教”（Rice Christians），遇到麻煩時，又以洋人洋教特權庇護他們。于是，教民中不少游手好閑、仗勢欺人、為非作歹之徒。巨野教案的時候，曹州府一帶民教矛盾一觸即發(fā)。山東巡撫李秉衡的一份關于教案的奏折中將這種關系分析得很具體：“自西教傳入中國，習其教者率皆無業(yè)莠民，借洋教為護符，包攬詞訟，凌轢鄉(xiāng)里，又或犯案懼罪，籍為逋逃之藪，而教士則倚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為間說，甚已多方恫嚇；
地方官恐以開釁取戾，每多遷就了結，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飲恨吞聲，教民愈志得意滿。久之，民氣遏抑太甚，積不能忍，以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眾尋釁，焚拆教堂之事，雖至身罹法網(wǎng)，罪應駢誅，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為亂，不啻教民有以驅之也�！盵9]

　　最后是對民間經(jīng)濟的沖擊。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西方擴張勢力深入中國內陸，貿易或傳教，觸動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根基，從土地制度、宗族權力到家庭倫理，造成了民間社會新的階層分化。教會勢力造成的新的財富與權力階層、西方進口產(chǎn)品對中國傳統(tǒng)手工業(yè)的沖擊、鴉片、煙草、棉花種植對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的破壞，在中國民間已經(jīng)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民生危機。在赤貧化的華北農(nóng)村，西方傳教士無疑是最有錢的，比那些土地主富裕多了。他們購買土地，收攏教民，形成一種新的力量，與民間宗法地主組織、官府對抗。傳洋教的洋人有特權，信洋教的國民也有特權。民怕官、官怕洋人，這些洋傳教士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不但不受中國地方行政管束，還經(jīng)常干涉地方官，頤指氣使。政府無力抗敵，民間積怨?jié)u深。晚清大小不斷、接二連三的教案，就是中國民間抵抗西方擴張的草根運動。

　　西方擴張在深入中國內部的同時，也引起中國社會地層的反抗。晚清世事惟艱，除朝廷自身腐敗外，多起于“洋禍”。洋禍先是洋藥（鴉片），后是洋教（基督教）。洋藥盛行，摧殘國家財政、人民身心，所謂損我養(yǎng)民之權；
洋教泛濫，天朝禮教廢弛，人民二心，所謂奪我教民之權。而民無所養(yǎng)所教，國也將不國了。洋藥洋教，是雙重洋禍。鴉片戰(zhàn)爭之前，國人感覺洋禍在洋藥，中國與西方的沖突在貿易之爭；
鴉片戰(zhàn)爭之后，國人感覺洋禍在洋教，中國與西方的沖突在教義之爭。而且，排洋教直接導致中國民間力量反抗西方擴張運動的興起，最終造成朝廷、百姓與洋人的三角對立格局。

　　洋人既以鴉片毒中國，復以“耶教”誘良民，敗壞民風、有礙吏治、污染漸深、流毒日廣、居然異類、隱然敵國……鴉片戰(zhàn)爭前，朝廷仇洋，主要在仇洋藥；
鴉片戰(zhàn)爭之后，百姓仇洋，主要在仇洋教。傳教士行蹤詭秘，言談怪誕，惑人害命，敗倫亂紀，強占土地，干涉詞訟，支持教民為非作歹�？傊�，洋藥害人，洋教害人更甚；
通商之弊小，傳教之弊大。鴉片戰(zhàn)爭之后，教案不斷，有民間沖動，也有官方誘引姑息。但教案一起，朝廷又迫于洋人之勢鎮(zhèn)壓百姓。這樣，在洋人那里，可以暫時息事寧人，在百姓這里，卻積怨積仇愈深，終于釀成民變。當年在白河兩岸觀望英法聯(lián)軍通過，或幫聯(lián)軍搬運給養(yǎng)軍火的百姓的后代，如今都參加了義和團，要扶清滅洋，燒盡洋樓、殺光洋人，據(jù)說還要念咒做法，打到洋人老家去。

　　中國民間力量反抗西方擴張運動的興起，是中西關系史上值得注意的大事。西方擴張勢力深入中國內陸，中國社會被分裂了，中西沖突成為中國內部的沖突。朝廷喪失抵抗意志與力量以后，民間抵抗出現(xiàn)，中西兩極化的沖突轉變?yōu)槊癖姟⒀笕伺c朝廷之間的三角沖突。其中民眾與洋人、朝廷的沖突的社會文化原因，還有積蓄在民間的一種普遍的屈辱感。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只把這種屈辱感加在朝廷與士大夫頭上，而西方經(jīng)濟與教會勢力滲透到中國社會底層，民間百姓也越來越強烈地感到這種屈辱。屈辱與壓迫導致仇恨與沖突，而沖突與失敗又加劇這種屈辱。

　　西方擴張激起中國民間的反抗，形成民眾、洋人與朝廷之間的三角沖突格局。中國民間反抗西方擴張，最初是由仇教排教發(fā)起的。天津教案已經(jīng)激起民變，此后教案接連不斷，直到巨野教案發(fā)生，逐漸達到高潮。巨野剛平，臨清、冠縣的村民又開始圍攻教堂、襲擊教民，膠州百姓有組織地縱火燒毀德國營房，四川、湖南、江西、河南也先后爆發(fā)教案甚至農(nóng)民的反教起義。余棟臣起義直指洋人洋教：“今洋人者，海舶通商，耶穌傳教，奪小民農(nóng)桑衣食之計，廢大圣君臣父子之倫，以洋煙毒中土，以淫巧蕩人心。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愈張，其勢愈爆……”[10]四川大足起義首先提出“順清滅洋”的口號，三個月后山東冠縣梨園屯義和拳起義又打出“扶清滅洋”的旗幟。值得注意的是，清廷一再“嚴辦”教案、追剿義民，但起義者始終強調要“順清”、“扶清”、“興清”、“保清”，除了策略性考慮之外，也確有“尊王攘夷”的觀念。

　　西方擴張造成的民眾、洋人與朝廷之間的三角沖突格局中，朝廷加在中間，幸運的時候可以左右逢源，“以夷制民”或“以民制夷”，不幸的時候左右為難，“民”“夷”均不可制。民眾要驅洋人、滅洋教，在意氣良心上，多得官府的同情。畢竟上至朝廷，下到縣衙，官員們大多對洋兵耀武揚威、洋商巧取豪奪、洋教干涉詞訟、教民仗勢欺人等現(xiàn)象不滿，只是迫于形勢，無可奈何，明白“愚民敢于為亂”，實為“教民有以驅之”。山東巡撫毓賢上奏朝廷說，以他20年在山東為官的經(jīng)驗，教民為害鄉(xiāng)里，魚肉良民，教士庇護教民，勒索賠償，多端要挾，都是實情，民怨民憤，自有道理。[11]但是，拳民聚眾鬧事，擾亂治安，又必須彈壓。尤其是燒教堂、襲教民，引起教案紛爭，驚動了洋大人，事小則賠款，事大則割地，總吃不消。于是，盡管義民一再重申“扶清”、“保清”，朝廷卻毫不領情，清剿拳民、處斬拳首，甚至濫殺無辜。森羅殿戰(zhàn)役之后，清廷內部有人提出異議，認為清剿過分，妄殺百姓。指揮清剿的袁世凱的兄長袁世敦因“行為孟浪，縱勇擾民”被革職，毓賢受“傳旨申飭”。不出一個月，上諭又斥責毓賢“固執(zhí)成見，以為與教民為難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币�他“從嚴懲辦，以靖地方”。[12]

　　晚清中國面臨古今運會從未有過的大變局。數(shù)千年沒有經(jīng)歷過的事，一時出現(xiàn)，讓人錯愕；
萬里之外從不相識的人，如今卻出入于朝廷，居留鄉(xiāng)間。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西關系已經(jīng)成了中國內部的問題，成了洋人、朝廷、民眾之間的三角沖突關系，民間反抗西方擴張的力量，也在這復雜的三角關系格局中形成了。西方擴張勢力從海岸深入中國內地，從經(jīng)濟政治滲透到文化習俗，清帝國半個世紀的政治軍事抵抗全部失敗，中國民間社會的抵抗力量出現(xiàn)了，并且逐漸成為主力。腐敗軟弱的朝廷，夾在洋人與百姓之間，又試圖利用洋人與百姓的矛盾，以民制夷或以夷制民，左右搖擺，暫時可以左右逢友，長此以往，終將左右為敵。

　　其實清朝廷也是迫不得已，但凡有一點辦法，也不至于敗亡如此。從鴉片戰(zhàn)爭到甲午戰(zhàn)爭，一次次戰(zhàn)敗，清政府已經(jīng)沒有抵抗西方列強的能力了。歷史經(jīng)常指責清政府賣國投降，也不無冤枉。朝廷以國為家以家為國，家國性命之大，為什么要賣呢？至于讓步簽約、割地投降，巨恥大辱，迫不得已之為。據(jù)說曾紀澤曾對慈禧太后訴說辦理洋務之苦：“辦洋務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中國臣民當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
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F(xiàn)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13]

　　中西兩極沖突變成中國內部的三角格局沖突。洋人不講道理，國人不明事勢，朝廷不思進取，可能也無法進取。鄉(xiāng)野小民，練拳排教，官府搖擺不定。拿不準他們是“邪匪”還是“義民”；
持不平應該“剿匪”還是“撫民”。拳民或拳匪要“扶清滅洋”，在民眾與洋人之間，官府究竟要站在哪一邊？毓賢在李秉衡、張汝梅任山東巡撫時，曾經(jīng)嚴懲清剿過“拳匪”，他自己繼任山東巡撫后，又提出“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的九字方針，宣撫義和拳、大刀會，將“拳匪”變成義民組織的“民團”，改“義和拳”為“義和團”。無奈那些暴民根本不聽他調控，有官府宣撫，壯大更快，轉瞬勢成燎原。朝廷有農(nóng)民暴動的教訓，更有洋人不斷施壓，毓賢又被革了官，調任山西。

　　從巨野教案到義和團進京，山東換了四任巡撫。袁世凱帶新軍繼任，發(fā)布《查禁義和拳告示》，對義和團大開殺戒，朝廷又電諭袁世凱對“拳民”“不可徒恃兵力”、“良莠不分”、“株連濫殺”，應該“化大為小，化有為無”。義和團在山東被袁世凱清剿，的確“化大為小，化有為無”了，但轉向京、津地區(qū)，在保定、諑州等地，義和團卻“化無為有，化小為大”，不僅大燒洋樓、大滅洋教，而且開始反過來進攻官兵，在蘆保地區(qū)、京津鐵路沿線，一再與官兵沖突。清廷對于義和團，是撫是剿，如今已經(jīng)沒有回旋余地了。

　　東邪西毒，危局殊難揣測

　　大風起于輕萍之末。小小的巨野教案，不僅是義和團暴動的起點，也是西方列強最終完成對中國的瓜分的起點，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就巨野教案觸發(fā)的義和團暴動而言，它在中西關系史上的重要意義在于：一、發(fā)動了抵抗西方擴張的民間力量，構成了中西沖突中民、官、洋的三角關系格局；
二、導致西方在中國的擴張進入終結階段，西方向中國擴張的勢頭達到頂峰，同時，衰落也已開始。

　　確定一個歷史事件的起點，關鍵或根據(jù)在于該歷史事件的意義。從中國歷史上看，義和團暴動不過是一次農(nóng)民起義，從世界歷史上看，義和團暴動是中國與西方的一次沖突，一次影響深遠的沖突，決定了20世紀或者更長時間內中國的命運、中西關系與世界格局。

　　從中國歷史上看，義和團暴動的起點是大刀會聚眾練拳，1896年3月28日，劉士瑞在山東單縣城關火神廟“唱戲四天，以聚會友”，[14]義和團暴動從此開始。從世界歷史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義和團暴動的起點是1897年11月1日發(fā)生的巨野教案，它導致西方列強大規(guī)模地瓜分中國，觸動中國社會底層，引起民間的武裝仇教排外運動與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國。西方在中國的擴張進入最后階段，中國民間社會的抵抗力量與激進的民族主義精神生成了。如果說義和團暴動之前對抗西方擴張勢力的主要是官方，那么此后，與西方對抗的中國力量則主要來自民間，來自社會底層大眾。

　　義和團勢已燎原。在團民、洋人、朝廷的三角沖突格局中，朝廷的角色最讓人感到無聊。義和團的態(tài)度明確，就是要逐洋滅教；
洋人的態(tài)度也明確，就是剿滅義和團，瓜分中國；
只有清廷的態(tài)度不明確，既想逐洋滅教，又想剿滅義和團。清廷中有人希望借助義和團逐洋滅教，有人看到義和團潛在的危險，盡管聲稱“扶清滅洋”，誰能保證最后不釀成洪秀全或李自成之亂，要“坐江山”。清廷剿撫不決的時候，義和團運動已不可收拾，各國公使急電調兵增援北京，本來奉命剿滅義和團的清軍聶士成部與董福祥的甘軍的一部分，如今與義和團民一道，圍攻自天津開來北京的西摩爾援軍。1900年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城門洞開，拳民從四方涌入北京。王公卿相、倡優(yōu)隸卒、王府民居、大街小巷，無人不練拳念咒，無處不設壇聚眾。西摩爾的部隊增援北京不成，只好退回天津。洋人惱怒，像40年前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一樣，首先攻占了大沽口炮臺。6月21日，清廷發(fā)布詔書，招撫義和團為“奉旨義和神團”，義和團開始“奉旨滅洋”了。

　　清廷剿撫不定，如今終于有所抉擇。形勢所迫，也不得不做最后的選擇。1900年6月以前，朝廷猶豫不決，主要是慈禧太后自己也沒想好。她既不喜歡洋人也不喜歡團民，但又幻想借義和團之力驅逐洋人，然后再剿滅義和團。慈禧在洋人與團民之間，多少還是偏袒團民的。至此為止，義和團不是不能剿，而是朝廷拿不定主意，剿還是不剿。6月中旬以后，義和團坐大，清廷已不再有選擇剿邪匪或撫義民的余地，只可撫，不能剿了。慈禧在致電各省督撫時充分表達了這種別無選擇的困境：“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shù)月之間，京城蔓延已變，其眾不下十數(shù)萬�！�…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生靈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15]

　　十數(shù)萬義和團在北京城內，許多官軍與朝臣同情參與義和團。端王、莊王與貝勒載濂、載瀅，甚至率領60多名義和團民闖入大內，以“搜拿教民”為名，要捕殺光緒皇帝。慈禧太后明白，暴民與昏官隨時都可能推翻她這個朝廷。唯一的辦法是招撫，這樣可以爭取時間，穩(wěn)住義和團，等待外省勤王的部隊進京。在團民與洋人之間，朝廷選擇了團民，盡管不排除有所同情，但主要是權衡形勢，義和團的威脅更嚴重，至少慈禧太后認識到這一點。

　　對于義和團，清廷是能剿的時候不真剿，要撫的時候，也不真撫。一邊是義和團、董福祥的甘軍一哄而上攻打教堂，另一邊是榮祿的武衛(wèi)軍占據(jù)前沿，將義和團、甘軍與使館教堂隔開，阻止義和團民上前，自己向使館方向放空炮或朝天放炮，同時暗下往使館送雞蛋西瓜慰勞。不得不招撫義軍、殲滅洋人的時候，朝廷也未必真那么做。朝廷宣戰(zhàn)是個有趣的事，一是宣戰(zhàn)不戰(zhàn)，二是宣戰(zhàn)不知向誰宣戰(zhàn)。宣戰(zhàn)詔書不過是一道諭旨，從來沒有送到洋人手里。而且，盡管在朝內，也不明白向誰宣戰(zhàn)，詔書中只提到“夷等”，連盛京將軍增祺也不清楚“此次中外開釁，究系何國失和”，希望朝廷明示，也好相機應敵。[16]一片混亂。

　　諾大個帝國的朝廷，最后變成一個陰險的寡婦與幾個無能的紈绔子弟的陰謀集團。義和團只可撫，不能剿，洋人則只可戰(zhàn)，不可降。首先是為了招撫義和團，朝廷也必須要擺出“滅洋”的架勢。其次，洋人已攻占大沽口，進逼北京，慈禧太后年輕時經(jīng)歷的英法聯(lián)軍占領北京的一幕，可能重演。于是，人們看到朝廷顛三倒四，6月稀里糊涂招撫義和團，7月歇斯底里向洋人宣戰(zhàn)，8月已倉皇逃出京城流亡。

　　義和團暴動中，朝廷的角色實在可笑可悲可恥可憎。那么，義和團又如何呢？赤子英雄還是愚民暴徒？義和團感于洋人橫行中國、洋教毀謗神圣，朝廷積弱無能，官吏懼外壓內，于是集眾練拳，請神附體，請仙下山，據(jù)說練得神拳，便刀槍不入了。他們從山東到河北，最后涌入北京，搶教民、殺洋人、拆鐵路、拔電桿，還要毀壞火輪船、攻占使館。說他們是邪匪，不對，說他們是義民，也不妥；
說他們忠義愛國，有根據(jù)，說他們野蠻排外，也有道理。

　　義和團，赤子英雄不足，愚民暴徒有余。仇教排外，毀鐵路、拔電桿、燒郵局，殄滅器物，都是中國最初可憐的現(xiàn)代化設施。10萬團民進京，在奉旨滅洋的旗號下，劫殺縱火，毫無顧忌。土教民殺了很多，洋教士卻躲在教堂里，安然無恙。本來是要殺盡洋人，結果只殺了些信洋教的國人。教民沒有可殺的了，又以白蓮教為名，捕殺平民，滿城死尸惡臭，污血泥濘，慘不忍睹。

　　團民兇暴，不亞于邪匪。除了殺人，主要放火，土木結構的民居燒了許多，磚石結構的教堂卻屢攻不下。團民縱火燒“老德記”西藥房，火勢蔓延，眼看將整個前門大街千家商鋪燒成廢墟一片，義和團民卻制止市民救火。拳眾烏合，巫步披發(fā)，野號怪叫，攻打西什庫教堂，一哄而上，聽見洋槍洋炮，又一哄而散。解釋教堂之所以攻不下，是因為洋人教堂的墻壁上，貼滿人皮涂滿人血，還有婦女手持經(jīng)血之類穢物站在墻頭，沖了義和團的法術。

　　歷史不是是非善惡可以簡單說清楚的事。當年義和團暴動的親歷者仲芳氏就曾困惑地說：“義和團如此兇橫，是正耶，是邪耶，殊難揣測。”[17]八國聯(lián)軍進逼北京，滿蒙漢旗兵勇不戰(zhàn)自潰，而那些義和團民早已脫下團服，裝成百姓，逃得無影無蹤。記得仲芳氏曾問團民說，縱使你們殺了北京的幾個洋人，燒了北京的幾座洋樓，各埠各國還有許多洋人洋樓，怎么辦？更何況洋人必調各國軍隊來報復，那又如何是好？團民的回答非常豪壯：“不妨，京中之洋人與二毛子指日就可滅絕，然后先至天津、上海燒盡洋房，殺凈洋人。再分隊馳赴各國掃平巢穴。待九月間，便可斬草除根，天下太平矣。若恐洋人調兵來京，更不足慮。洋兵航海而來，必坐輪船，只需大師兄向海中念咒，用手一指，并船不能前進，即在海中自焚，有何懼哉。若由旱路而來，避住彼之槍炮，眾團一擁而上，手到擒來，更不足慮矣�！� 仲芳氏哭笑不得：“聽團民如此誕妄之談，直如夢語，足見亂惑愚人，恐非正道也�！盵18]

　　中西沖突700年，從外海到沿岸到中國內陸再到中國的心臟。中西沖突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中國內部的沖突，團民與教民的沖突，變成中國自毀的方式。馬可·波羅到中國前半個世紀，蒙古人曾經(jīng)洗劫過北京，將近八個世紀之后，先是義和團，然后是八國聯(lián)軍進城，對于這座千年皇城，是又一次大劫難。八國聯(lián)軍攻占大沽口炮臺之后，7月14日攻占天津。因在統(tǒng)帥問題上爭執(zhí)不休，8月4日才從天津出發(fā)進攻北京。沿途清軍潰勇難集，無力戰(zhàn)守，義和團民作鳥獸散，不見蹤影。遠道勤王、準備抗敵殉國的李秉衡臨死前上奏朝廷描述戰(zhàn)況：“……軍隊數(shù)萬充塞道途，聞敵輒潰，實未一戰(zhàn)。所過村鎮(zhèn)則焚掠一空……臣自少至老屢經(jīng)兵火，實未所見�！盵19]8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化裝成農(nóng)婦出德勝門西逃，聯(lián)軍開始屠城。當時的親歷者英國人辛普森[20]說：聯(lián)軍入城之后，燒殺奸擄，北京已經(jīng)變成一座鬼城了。

　　八國聯(lián)軍，義師還是劫匪？控訴八國聯(lián)軍暴行，如果出自中國人，可能還有人不信，如果出自西方人自己，就不得不信了。八國聯(lián)軍（實際上此時德國軍隊還沒有到，只是七國聯(lián)軍）占領北京的第2天一早，辛普森登上北京城墻，法國人正在炮擊紫禁城，炮彈落在屋頂上，瓦片亂飛，全城有如鬼墟，除槍炮聲外，一片寂靜，城北濃煙滾滾沖天，不用說也知道，俄國人、日本人正在燒殺搶掠。辛普森詳細記載了他在那些日子的見聞。太后皇帝出逃了，宮內死尸枕籍，血流滿地，都是昨天攻城時被殺的，梁上還掛著因恐懼而上吊的自殺者，伸長了舌頭，一個受傷的太監(jiān)在血污中趴行，哀號救命�！氨说厣习�求之太監(jiān)，彼浸于血中之死尸，彼吊于空中之人，彼空氣中腥穢之氣，予閉目即在眼前，將永遠不能忘之�！盵21]

　　七國軍隊在北京劃地搶劫，瓦德西率領的德國軍隊晚了兩個月才到來，似乎比那些先行者更加暴虐。聯(lián)軍在瓦德西的指揮下，四出“剿滅拳匪”。他們占領保定，南下正定，北上張家口，東到山海關，所到之處，清軍或者望風而逃，或者開城迎接，貫徹“優(yōu)禮勞軍，吏迎兵撤”的議和政策，地方清軍還努力清剿“拳匪”，甚至將屠殺的義和團民的血粼粼的人頭懸在城墻上，取悅到來的洋兵。聯(lián)軍四出屠擄，持續(xù)了半年，直隸、河北、山西一帶村鎮(zhèn)，常“十室九空”，“滿目荒涼”。

　　團民多暴徒，聯(lián)軍作劫匪。鴉片戰(zhàn)爭以來滿清帝國內憂外患，險象環(huán)生，到八國聯(lián)軍入京，正好60年一個甲子，老大皇朝氣數(shù)已盡了。鴉片戰(zhàn)爭首開“邊釁”，朝廷受盡屈辱，但事后卻若無其事，按林則徐的說法，是“大有雨過忘雷之意”。當然，朝廷有朝廷的難處，夷人擾邊，難過也是癰疥之痛癢，而國民暴動，則是心腹之患。太平天國運動對滿清皇朝的打擊，比兩次鴉片戰(zhàn)爭沉重得多。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
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平天國后，富庶的江南滿目創(chuàng)痍，同治中興不過是回光返照。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后，面對西方擴張，朝廷已沒有招架之功了。鴉片戰(zhàn)爭中林則徐曾寄厚望于鄉(xiāng)勇，議和后廣東民眾也曾發(fā)起拒絕英人入城的運動。道光皇帝認為民氣可用，以為找到了“制夷”的辦法，義和團暴動間朝廷招撫團民，最終證明是玩火自焚。

　　朝廷無能，民眾無用，洋人無理。八國聯(lián)軍沒有最終滅亡中國，不是因為中國有力抵抗或西方無力征服，而是因為西方列強之間有利益沖突，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愿意另一個國家獨享中國，就像英國獨享印度那樣。于是他們只能同意英美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在中國維持一個合法無能的政府，然后圈定各自的勢力范圍，只要西方列強彼此相安無事就可以了。

　　中國事物似乎已與中國無關，是西方列強之間的事。英德簽署《英德協(xié)定》（1900年10月），約定保全中國領土，制止任何國家瓜分中國土地的企圖。與此同時，俄國也要求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維護滿清政權。實際上此時“保全”與“瓜分”并無多大區(qū)別。赫德爵士說得比較坦率：“今日之計，惟有以瓜分為一定之目的，而達此目的之妙計，則莫若扶植滿清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壓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則不能得義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誅之。我因得坐以收其利。此即無形瓜分之手段也。”[22]

　　義和團沒有能夠排外滅洋，反而引得西方列強聯(lián)合大舉進犯，生靈涂炭；
滿清朝廷也沒有能夠借義和國的“天兵天將”將洋人趕盡殺絕，揚眉吐氣，反而倉皇出逃，投降賠款。民誤國，官也誤國。《辛丑條約》簽定，只賠款不割地，表面上看，似乎義和團沒有導致西方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實際上的問題是，西方列強瓜分中國，已經(jīng)不在需要與中國簽署什么國際條約了，他們可以任意瓜分，只要不得罪其他列強，而義和團事件中出兵的八國，因為彼此之間意見不和，就讓滿清朝廷表面上沾了個暫時的便宜。滿清皇朝保住了，國家不幸皇家幸。不割地只賠款，賠款四億五千萬。

　　賠款四億五千萬。這個戰(zhàn)爭賠款的數(shù)字是怎么來的呢？是從中國人口中來的，中國當時有四億五千萬人口，每人賠一兩白銀！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入侵，是中西關系史上的又一個典型性事件，我們從中不僅可以復活某段歷史經(jīng)驗，還可以觀照到中西關系史的某種一般性的格局變化。

　　二 歷史的分水嶺

　　中西沖突格局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

　　1900年，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入侵那段時間，梁啟超正滯留檀香山，為庚子勤王運動籌款。在他看來，義和團暴動不過是走火入魔的“團匪”與昏聵潑野的朝廷闖下的禍，一幕病態(tài)的滑稽劇。重要的不是義和團暴動本身，而是義和團“蠢動”與八國聯(lián)軍“暴侵”對中國與世界歷史的改變。日后梁啟超談到研究歷史的“因果”“業(yè)報”理論時指出，庚子事件的歷史影響重大，直接“業(yè)報”就有6項：

　　“一、八國聯(lián)軍入京，兩宮蒙塵；
二、東南各督撫聯(lián)約自保，宣告中立；
三、俄軍特別行動，占領東三省；
四、締結《辛丑條約》，賠款四百五十兆，且承認種種苛酷條件；
五、德宗不廢，但政權仍在孝欽；
六、孝欽迎合潮流，舉行當時所謂新政，如練兵、興學等事。”

　　而其在外交內政上“間接產(chǎn)種種之果”，舉其“犖犖大者”，則有11項之多。就外交而言：第一、八國聯(lián)軍雖撤退，而東三省之俄軍遷延不撤。卒因此而引起日俄戰(zhàn)爭，致朝鮮完全滅亡，而日本在南滿取得今日之特殊地位”；
第二、“日本籍端與英國深相結納……促英日同盟之出現(xi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此英日同盟，遂被利用于此次歐洲大戰(zhàn)，使日本國際地位昂進。而目前關系國命之山東問題，即從此起”；
第三、“重要之中央財源，如海關稅等，悉供償債之用。因此，各外國銀行，攫得我國庫權之一部分，遂啟后此銀行團操縱全國金融之端緒”。（圖4-22：《辛丑條約》簽定現(xiàn)場。）

　　就內政而言：第一、“排外的反動，一變?yōu)槊耐�，將國民自尊自重之元�? 喪之殆盡，此為心理上所得最大之惡影響”；
第二、“經(jīng)此次劇烈的激刺，社會優(yōu)秀分子，漸從守舊頑夢中得解放，以此以次，求取得‘世界人’、‘現(xiàn)代人’的資格，此為心理上所得最大的良影響”；
第三、“東南互保，為地方對中央獨立開一先例，此后封疆權力愈重，尾大不掉，故辛亥革命起于地方，而中央瓦解。此趨勢直至今日，而愈演愈烈”；
第四、“袁世凱即以東南互保中之一要人，漸取得封疆領袖的資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蓄養(yǎng)其勢力，取清室而代之”；
第五、慈禧太后“回鑾后，以媚外故，而行敷衍門面的新政。一方面自暴白其前此之愚迷及罪惡，增人輕蔑，一方面表示其無誠意的態(tài)度，令人絕望”；
第六、“此種敷衍的新政,在清廷固無誠意，然國人觀聽為之一變，就中留學生數(shù)目激增，尤為國民覺醒最有力之一媒介，海外學校遂變?yōu)楦锩�之策源地”�?br>第七、“新政之最積極進行者為練兵，而所謂新軍者，遂為革命派所利用，為袁世凱所利用，卒以覆清祚”；
第八、“以大賠款及舉辦新政之故，財政日益竭蹶，專謀籍外債以為挹注，其后卒以鐵路大借款為革命之直接導火線。”[23]

　　按照梁啟超的分析，義和團暴動影響深遠，日俄戰(zhàn)爭、英日同盟、外國銀行控制中國財政、中國的社會先進分子覺醒、中央政權削弱，地方割據(jù)出現(xiàn)、袁世凱坐大、辛亥革命發(fā)生，以至日后日本大規(guī)模侵華，都可以在義和團暴動中找到因緣。而我們在此注意的，不僅是事件與事件的關聯(lián)，還有中西交流與沖突的格局的變化，以及這種格局在中國現(xiàn)代化運動歷史上的意義。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既是一個歷史階段的終點，又是一個歷史階段的起點。從1850年前后開始的中西交流的第四個歷史階段，明顯的特征是中西的交流與沖突都達到高潮，而且出現(xiàn)明顯的轉折。首先是鴉片戰(zhàn)爭到八國聯(lián)軍，西方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越來越深入地侵略中國，中國不僅領土、資源、財富被瓜分，中國社會本身也出現(xiàn)分裂，中西沖突演化成中國內部兩種社會力量的沖突，比如“教民”與“團民”的沖突。隨著西方殖民擴張勢力的深入，中國不同社會階層也在屈辱中“覺醒”，這種“覺醒”加劇了中西沖突也加劇了中國社會的分化。

　　義和團暴動是個轉折點。西方在中國的擴張一步步達到高潮與極限，中西關系已經(jīng)多少變成西方列強內部的關系，由于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力量與利益相互牽制，西方進一步的擴張與瓜分才不得不停止。中國官方一步步喪失抵抗力量，虛弱到極點，不僅無法抵御外侮，也無力平定內亂。與此同時，中國民間抵抗西方殖民擴張的排外力量出現(xiàn)，形成中國社會內部的西方、官方、民間的三角沖突。這個緊張危險的三角沖突的格局，釀成不斷的革命，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義和團暴動使中西關系，交流與沖突，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內部化、多邊化了。西方處理與中國的關系實際上是在協(xié)調與西方列強的利益與力量的關系，中國處理與西方的關系，實際上首先要處理中國內部官方與民間的關系。洋人、朝廷、百姓之間緊張的三角關系，始終是義和團暴動的危險因素。但是，值得注意的，義和團暴動也存在著某種沖突兩極化的可能。

　　義和團奉旨滅洋，發(fā)誓要驅逐夷寇、直搗夷巢、殺光洋人、燒盡洋樓。清廷招撫團民，同時向“夷等”各國開戰(zhàn)，認為“中外釁端已成”，要“一決雌雄”。義和團暴動最后似乎中國朝廷與民眾合為一體，以整個西方為敵。當然，西方也與整個中國為敵。八國聯(lián)軍進軍北京，美國《時代》轉載德國《科隆日報》的一則評論說：“整個中國，不只是中國政府，還有中國人民，都已將一場戰(zhàn)爭強加給我們，發(fā)生在北京的屠殺進一步表明這種局勢已無法挽回。所有的西方文明國家，現(xiàn)在必須武裝起來報仇雪恨。一定要像消滅食人生番一樣消滅中國人，將北京夷為平地�！盵24]

　　義和團暴動開啟了世界現(xiàn)代史上中國與西方的全面沖突，中西沖突兩極化格局形成。西方還是同一個西方，列強之間盡管有不同程度上的競爭沖突，但總會在與中國對峙時，組成英法聯(lián)軍或八國聯(lián)軍，中國朝廷幻想以夷制夷，不管是權宜之計還是緩兵之計，最終都無法抵抗西方的擴張。中國還是同一個中國，盡管朝廷與民間常有積怨，西方也總幻想將中國分解為朝廷與百姓或政府與人民，但真正面對西方擴張時，還是有可能聚集起同一種國家力量。

　　中西沖突的格局是不斷變化調整的。盡管兩極化格局是根本形態(tài)，構成中國民族主義與國民革命的基礎，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它可以表現(xiàn)出不同的三角或四邊的“變局”。義和團暴動中形成的朝廷、團民、洋人之間的三角沖突關系，是一個動態(tài)的、危險的變局。清廷宣戰(zhàn)，這種變局也就結束了。中國向所有西方列強宣戰(zhàn)，西方列強懲罰性索賠所有的中國人。在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入侵前后，中國似乎有可能彌和朝廷與民眾的沖突成為一個整體。

　　團民圍困，清廷宣戰(zhàn)，西方國家集結聯(lián)軍。西方似乎也可能彌和列強彼此之間的競爭，組成同一個西方。但是，不論對中國還是西方，結局都令人遺憾。中國的朝廷與民間的聯(lián)合轉瞬破滅，朝廷無聊險賴，暴民愚莽滅裂；
西方列強之間的聯(lián)合，也從一開始就各懷鬼胎，彼此明爭暗斗。八國聯(lián)軍入京之后，中西沖突實際上陷入一種“四邊”格局，中國被分解為朝廷民眾，西方也被分解為不同列強。義和團暴動開啟的中西兩極間的全面沖突，實際上以新的“四邊”格局結束。

　　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入侵之后，我們在中西沖突的歷史中看到一種四邊型“變局”：中國分為朝廷與民眾，西方想利用朝廷制民眾，于是滿清皇朝被保存下來，西方列強甚至利用中國朝廷鎮(zhèn)壓民眾。西方分為不同列強，英美與德法不同，沙俄與日本不和，中國朝廷似乎還可以“以夷制夷”。這是一個四邊的“變局”。正是在這個“變局”中，西方在中國的擴張達到高潮并開始下落，而中國衰敗到谷底并開始復興。

　　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侵華，使中西沖突從兩極到三角，最后歸結為四邊格局。這個兩極、三角、四邊格局，在以后的60年間，不斷變換出現(xiàn)。義和團之后，西方列強實行“保全”中國的政策，西方與中國官方的沖突緩解了，滿清朝廷成為洋人的朝廷，中國官方與民間的沖突卻加劇了。一度出現(xiàn)的兩極化格局，迅速又分解為洋人、朝廷、民眾三方。中國民間力量覺悟到，在西方強大的沖擊面前，救國必先革命，排滿是民族革命、推翻帝制是政治革命。孫中山回憶革命經(jīng)歷，義和團暴動之前，國內輿論紛紛斥責他“亂臣賊子，大逆不道”，之后則多有有識之士同情其革命，“恨其事之不成”。[25]

　　義和團暴動之后，朝廷、民眾、洋人的三角關系還在。滿清皇朝依靠洋人，革命排滿，也多少要依靠洋人。義和團暴動的沖突發(fā)生在民間與西方之間，官方偏向于民間。辛亥革命發(fā)生在官方與民間之間，民間偏向于西方。革命打破了一個舊秩序，激發(fā)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的活力，卻沒有建立起一個新秩序，反而使全國陷入軍閥混戰(zhàn)。中國遠沒有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力量抗衡西方霸權。當然，西方也沒有統(tǒng)一成一個西方。中國先分裂為�；逝膳c革命黨，后分裂為國民黨與共產(chǎn)黨；
西方列強先分裂為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同盟國與協(xié)約國或軸心國與同盟國，再分裂為冷戰(zhàn)中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中西沖突便體現(xiàn)在這復雜的四邊格局中。

　　八國聯(lián)軍暴侵之后，西方分裂為兩個西方，中國的國民革命，卻不斷向一個中國努力，首先是民族主義，然后是共產(chǎn)主義，成為這一個中國的精神核心。帝國主義、共產(chǎn)主義、革命中國，另一種三角格局。辛亥革命成功，游移不定或動蕩不安的三角格局，突然在五四運動與五卅運動中倒轉過來，中國各界結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提出“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但帝國主義列強中，不包括革命后的俄國。共產(chǎn)黨革命將西方、官方與民間的沖突絕對化，最終統(tǒng)一了官方與民間力量一致對抗西方，并將西方的殖民擴張力量趕出中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殖民擴張分化了中國社會，而中國覺醒后的革命，從民族主義到共產(chǎn)主義，也分化了西方。

　　中國革命同化了中國官方與民間一致反抗西方殖民擴張，西方卻被分化了。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西方進一步分裂，中國則統(tǒng)一抗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西方分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中國則分為國共兩黨。中西關系呈現(xiàn)出新的四邊格局，西方是兩個西方，中國是兩個中國。

　　兩極、三角、四邊，中西沖突的格局不斷變換。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是一個中國，西方是美蘇為首的兩個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與共產(chǎn)主義陣營。中蘇論戰(zhàn)開始，中西之間的三角格局的平衡又被打破了，西方與中國的沖突再次被絕對化，西方是無差別的西方，所謂新老帝國主義，中國是無差別的中國，所謂革命人民。文化大革命既反帝又反修，中國被一場徹底的革命洪流席卷成一個狂暴的整體，中國是一個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后的中國，西方是一個西方，帝國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敵對的西方。從鴉片戰(zhàn)爭到文化大革命，百二十年間，恰好一個回合，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暴侵，是其間的分水嶺，前后各一個甲子。

　　義和團前60年：“衰亡/覺醒”的五幕劇

　　“歷史上沒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對于中國那樣具有分水嶺般的決定性意義�！盵26] 義和團事件之后不久，1901年春，美國傳教士、同文館館長、后來的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韙良，開始寫一部書，名叫《中國之覺醒》，該書用一半的篇幅敘述中國廣闊的地域與漫長單調的歷史。然后集中到鴉片戰(zhàn)爭到義和團暴動這一段。在他看來，這是中國漫長的沉睡的歷史最后覺醒的時刻。但“中國之覺醒”，并不是自身的蘇醒，而是被強大的西方“喚醒”，“喚醒”的方式是戰(zhàn)爭，是從兩次鴉片戰(zhàn)爭到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對中國的一次次“征服”。丁韙良說，這段歷史就像是一出五幕劇，主題是文明征服野蠻，沖突的雙方是西方與中國，而每一幕都是一場戰(zhàn)爭，最后的高潮，在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時刻的到來。

　　“如果有人問到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亞洲發(fā)生的最重大的三件事是什么，人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印度并入大英帝國與日本的維新。這只是兩項，第三項呢？可能是土耳其、波斯或俄羅斯在亞洲的領土上的幾次起義。然而，在我看來，這第三大事件發(fā)生在中國歷史上。這個龐大的帝國最后開放，與其他國家不受限制地交往，這不是中國歷史內部的一個漸進的過程，而是這一極端東方的保守主義與西方世界的進步精神之間一系列劇烈沖突的結果�！�…在過去近70年的歷史中，中華帝國至少有五次與外國勢力發(fā)生沖突；
每一次沖突都或多或少地改變了中國的政策。這五場沖突——還不算中國內部潮汐般此起彼伏的騷亂——先后遞接，像一部戲。我希望讀者把華夏大地想象成一個舞臺，在一個人一生的記憶時間內，上演著一出五幕悲劇。主題是中國之開放；
第一幕即所謂的鴉片戰(zhàn)爭（1839－1842）�！盵27]

　　寫歷史猶如寫戲。第一幕的場景重點在歐亞大陸的西方。蒙元世紀里，西方旅行家前往中國的旅行，誘發(fā)了西方文明自身的一場革命，成為西方向世界、向中國擴張的起點。沒有馬可·波羅那一代人對中國的渴望與去中國的旅行，就沒有哥倫布、達·伽瑪發(fā)現(xiàn)新大陸新航路。馬可·波羅時代的大旅行，是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直接動機與靈感，現(xiàn)代文明與全球文明的起點。那是一個西方人“走向世界”的時代，重要的課題是“中國”在西方。馬可·波羅之后，六百年過去。中西之間經(jīng)歷了交流與沖突、興盛與衰落，歷史場景的焦點也從外洋移到中國海岸，沖突也從貿易領域轉向軍事領域，大英帝國成為世界的“中央帝國”，而中華帝國已經(jīng)衰落到停滯與野蠻的邊緣。第四幕的焦點場景，轉移到中國內陸，兩次鴉片戰(zhàn)爭，不僅使“洋藥”（鴉片）泛濫中國，摧毀國家經(jīng)濟國人軀體；
而且使“洋教”（基督教）深入內陸，侵蝕禮教動搖人心。外侮欺凌日甚，中華智力俱窮，失敗與悲憤之間，該是中國走向世界、變革自身的時代了。第四幕的重要課題，變成“西方”在中國，與第一幕對比，恰好顛倒過來。曾經(jīng)啟動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的中國，六百年后以歸屬與反抗的方式再次加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

　　中西關系四幕，沖突在第四幕達到高潮，時間是1850年以后，地點是中國內部，兩次鴉片戰(zhàn)爭使中西關系陷入一種難以彌和的沖突中。這種沖突，在西方的現(xiàn)代性敘事中，被表述為文明的啟蒙，盡管他們也經(jīng)常不避諱或不自覺地流露出野蠻的傾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成為維護公民權與貿易自由的戰(zhàn)爭，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用巴麥尊首相的話說，是因為“再次打擊中國已勢在必行……像中國，葡萄牙與西班牙屬美洲這類半野蠻的政府，10年8年，就要整治一下。他們那些淺薄的頭腦記不住這些教訓。而且，對于他們來說，警告是沒有的。他們根本不在乎你說什么，只有棍子打在他們肩膀上，他們才會屈服�！盵28]額爾金勛爵出任遠征軍司令開赴中國。他說他要盡量表現(xiàn)得“殘暴野蠻”（uncontrolly fierce Barbarian），因為“除非讓他們感到害怕，否則愚蠢的中國人是不會屈服的”[29]。他下令燒毀圓明園！這就是西方促使東方覺醒與進步的意義與方式！《悲慘世界》的作者，法國大文學家雨果得知焚燒圓明園暴行后寫道：“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在我們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對野蠻人干了些什么！”[30]

　　鴉片戰(zhàn)爭在中國看來，無論如何都是野蠻入侵。用戰(zhàn)爭的方式將毒品貿易強加給其他國家，不可能有任何正義或高尚的意義。西方人在社會進化論與殖民主義觀念尺度上將中國當作野蠻國家，而中國，不管從傳統(tǒng)的夷夏之辨還是現(xiàn)代的文明與野蠻對立的觀念上，都難以將入侵的西方當作文明之邦。兩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是1885年在邊境沿海進行的中法戰(zhàn)爭，法國人瞬間擊毀了馬尾港所有的中國船只（11艘兵船19艘商船）和整個馬尾造船廠，戰(zhàn)爭輕松得像是一場游戲。然后是終日甲午海戰(zhàn)，中法戰(zhàn)爭摧毀了中國的部分海軍，中日海戰(zhàn)摧毀了中國的全部海軍。洋務運動在軍事上的成就完全葬送了。西方是一個文化概念，日本雖地處極東，由于接受了西方文明，開始帝國主義擴張，于是也變成“西方”。中國與西方?jīng)_突的歷史，變成西方不斷擴張凱旋的歷史，中國不斷退守失敗的歷史。中國抵御不住西方的入侵，只能對西方開放，盡管這種開放還有另一種意義，就是對西方主導的現(xiàn)代文明開放。最后的失敗與最后的開放，都在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丁韙良在《北京之困》描寫八國聯(lián)軍攻陷北京時感慨：“這座高傲的城市，東方巴比倫，如今威風掃地了。城門樓化為灰燼，有他們自己人燒的，也有被聯(lián)軍燒毀的；
聯(lián)軍還推毀了北京的一些公共建筑，但狂暴的義和團在北京四處的破壞更多。這座帝都至少需要50年，才能恢復其往日的輝煌�！盵31]

　　在世界歷史中隨著西方擴張展示的西方現(xiàn)代性，有兩個側面，一個是啟蒙主義，一個是殖民主義。丁韙良用啟蒙主義的正義話語表述殖民主義的侵略行徑，讓人感到歷史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反諷。丁韙良感到振奮的啟蒙主義主題的五幕劇，在中國人的經(jīng)驗中，也有啟蒙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兩個側面，只是不論哪個側面，都讓中國感到屈辱、沉痛、憤慨甚至仇恨。

　　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歷史，被中國表述為現(xiàn)代化的歷史，這段歷史的敘事，也有相互矛盾的雙重主題：衰亡與復興、屈辱與覺醒。我們非常熟悉中國現(xiàn)代化歷史主流敘事關于這段歷史的表述：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經(jīng)濟掠奪、軍事侵略、政治壓迫、文化擴張。這種隱喻屈辱與仇恨、奮起與救亡的敘事，往往遮蔽了啟蒙主題。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另一種表述，那就是關于中國的腐敗與邪惡、保守與愚昧的敘事，這種敘事又可能遮蔽西方的殖民霸權。

　　中國現(xiàn)代化歷史的這兩種敘事，在非此即彼的所謂的歷史是非尺度下，經(jīng)常是互不相容的。它們的直接根據(jù)，往往不是歷史事實，而是現(xiàn)實價值。意識形態(tài)困境與歷史困境是密切相關的。中西關系、內政格局的細微變化，都會影響到歷史敘事，而中國的現(xiàn)代化歷史始終處于一種二難困境中，要現(xiàn)代化就必須接受西方的啟蒙主義的一面，否則現(xiàn)代化就無法完成，同時，要現(xiàn)代化就必須反對西方的殖民主義的一面，否則現(xiàn)代化就失去了民族-國家主體。

　　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核心或根據(jù)，因為現(xiàn)代化的意義就在于民族救亡圖強。民族主義思潮源于近代歐洲，最初作為一種反對宗教權力、建設世俗國家、維護君主權力的政治思潮出現(xiàn)，提出“一個君主、一種信仰、一部法典”。到文藝復興后期啟蒙運動時期，西方的民族主義具有了新的現(xiàn)代性內容，主張民族結成國家、制定法律，君主負責實施法律、維護國家，公民必須忠誠于國家、對國家有義務。于是，民族主義的口號又成為“民族、法律、君主”。19世紀西方民族主義伴隨著西方殖民擴張向世界傳播，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與人民也接受了民族主義思想，但已與西方的民族主義有很大的不同，帶有明顯的反抗西方的殖民擴張、爭取民族自決自強與國家獨立主權的色彩，并與民族現(xiàn)代化運動聯(lián)系起來。[32]傳統(tǒng)中國并沒有民族主義觀念，只有王朝或天下觀念。錢穆先生曾說：“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里，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觀念里，他們只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機體，并不存有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民族與國家都只是為文化而存在�！盵33]19世紀中國在西方列強連續(xù)不斷的入侵中“覺醒”，覺醒到西方現(xiàn)代的民族主義思潮，走上現(xiàn)代化的道路，所謂現(xiàn)代化，就是實現(xiàn)本民族的現(xiàn)代化，民族主義是目的，而現(xiàn)代化則成為實現(xiàn)民族獨立自強的途徑。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既是中國的民族主義的來源，又是中國民族主義排斥的對象。在西方現(xiàn)代擴張中遭遇的中西文明，交流常常是以沖突形式進行的。在中國面前，西方現(xiàn)代民族主義表現(xiàn)出天使與魔鬼兩個側面，天使的一面是高揚科學與進步、民主與自由的啟蒙主義，魔鬼的一面是鴉片與炮艦推行的殖民主義。在西方現(xiàn)代民族主義兩個不同側面的沖擊下，中國覺醒的民族主義也表現(xiàn)出兩種相互沖突的側面，一面是開放的啟蒙主義，一面是野蠻的排外主義或反西方主義。開放的啟蒙主義容易只看到西方現(xiàn)代民族主義天使的一面，只看到啟蒙主義沒看到殖民主義。野蠻的排外主義則只看到西方現(xiàn)代民族主義魔鬼的一面，只看到殖民主義沒看到啟蒙主義。

　　啟蒙主義容易使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喪失主體，西方啟蒙的中國徹底“西化”，中國現(xiàn)代化的結局是現(xiàn)代化的中國，但現(xiàn)代化的中國不再是“中國”；
蒙昧主義的排外使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喪失過程，非理性的野蠻的排外主義或反西方主義，會使中國繼續(xù)沉淪在專制與停滯的傳統(tǒng)社會中，未能現(xiàn)代化的中國最終也難以保全其國。何去何從，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運動，在艱難的選擇與痛苦的搖擺中。

　　“歷史上沒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對于中國那樣具有分水嶺般的決定性意義。”這種決定性的意義，至少有三點是可以確定的：

　　一，它標志著中西關系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不論對七個多世紀的中西關系，還是對中國現(xiàn)代化歷史，都是一個轉折點，西方對中國的擴張達到凱旋的高峰，同時，中國民間的抵抗力量形成了，走上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艱難歷程。

　　二，它揭示了中西交流與沖突的復雜格局，兩極、三角、四邊，不斷變換。中國現(xiàn)代化運動的選擇與成敗，往往與這種緊張危險的格局相關，20世紀整整一個世紀的中國國民革命，都沒有走出這三種危局。

　　三，它表現(xiàn)出中華民族救亡圖強的現(xiàn)代化運動的某種文化困境。西方擴張有啟蒙主義與殖民主義兩個側面，而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運動，也有接受啟蒙主義與反抗殖民主義兩個側面，西化主義與排外主義是兩個危險的極端。

　　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暴侵，是西方擴張歷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西方持續(xù)五個世紀的擴張，終于達到高潮。地球上最后一個抵抗性的帝國，最終被征服了。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文明”格局，在那一時刻，才真正出現(xiàn)。1902年，美國牧師塞西爾·羅德斯在自己《最后的愿望和遺囑》中不無遺憾地說：“這個世界幾乎已分配完畢，它所剩下的地區(qū)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殖。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們永遠無法達到的巨大世界吧！我常常這樣想，如果可能的話，我將吞并這些星球�？吹剿鼈冞@樣清楚而又那么遙遠，真使我感到悲傷�！盵34]

　　這個標志性事件的意義，對西方現(xiàn)代文明來說，在于擴張的高潮與衰落之間的困境。西方擴張在全球范圍內達到極限，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暴力傾向無處發(fā)展，將轉向自身，列強之間的沖突全面開始。兩次世界大戰(zhàn)與隨后到來的冷戰(zhàn)，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使西方內部陷入混亂與沖突，西方之外的世界，也乘機完成了民族獨立與民主建國的運動。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真正困境，是如何調節(jié)自身那種內在動力性的擴張沖動或帝國主義沖動，使其不斷獲得外部對象，免得將這種暴力沖動發(fā)泄到自身而自毀。

　　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暴侵，也是中西關系史上的一個典型性事件。對西方來說，八國聯(lián)軍是西方啟蒙與殖民雙重變奏的現(xiàn)代化擴張運動在中國進入凱旋階段的標志，它可以表述為西方啟蒙、中國覺醒的五幕劇的最后一幕，西方全面凱旋的一幕。對中國來說，它的意義可能表現(xiàn)為另一個方面，是中國民族主義覺醒、反抗西方侵略、開始救亡圖強的國民革命運動的開幕。義和團暴動前的60年，西方以武力開放中國，中國被徹底瓜分，中國社會的抵抗西方擴張的力量，開始從社會底層聚集，逐漸發(fā)展成全民性的民族主義運動。義和團后60年，中國的國民革命，進一步整合全民力量，最終以國家的形式對抗西方，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西關系似乎又回到鴉片戰(zhàn)爭前，甚至乾隆時代。

　　這一典型性事件對中國的現(xiàn)代化歷史的意義，是現(xiàn)代啟蒙與國民革命之間難以擺脫的某種二難困境。西方擴張，有啟蒙主義與殖民主義兩個側面；
啟蒙主義是我們必要接受的，而殖民主義是我們必須排斥的，但西方卻是同一個西方，如何面對西方？中國的現(xiàn)代化，有啟蒙主義與民族主義兩個側面，啟蒙主義要求全面接受西方現(xiàn)代文明，但民族主義又在文化立場上，堅持國民主體，而當中國在危難與激奮中凝成一個國民整體時，排外的民族主義與自大的文化主義，又可能釀成非理性的沖動，如何面對中國傳統(tǒng)？

　　義和團后60年：“覺醒/救亡”的五幕劇

　　1900年，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入侵時，陳獨秀正在東北，目睹了沙俄軍隊以“護路”為名侵占東北、燒殺擄掠的暴行。事后他說，這是他國家意識與愛國激情萌生的時機：“以前，在家里讀書的時候，天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奮發(fā)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那知道國家是什么東西，和我有什么關系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什么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國、俄國、法國、德國、意國、美國、奧國、日本八國的聯(lián)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消受，我一個人如何能逃脫得出呢。我想到這里，不覺一身冷汗，十分慚愧。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于這大家的大義�！盵35]

　　義和團暴動使陳獨秀明白，中國是世界中的國家，而且是世界中被外國欺負的國家；
中國人是國家中人，國家興衰，與個人身家性命直接相關，個人必須為國家負責；
世界中不同國家有各自的領土主權，不可侵犯；
國家以人民為主體，不同國家有不同的人民，不能不講民族主義。西方擴張有兩個側面，啟蒙主義與殖民主義，丁韙良描述的中國之覺醒的五幕劇，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背景下，只表現(xiàn)了西方?jīng)_擊中國的啟蒙主義的側面，遮蔽了殖民主義侵略的一面。陳獨秀在義和團暴動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看到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側面，看到的是中國現(xiàn)代化運動的另一個側面，反抗西方擴張，救亡圖強的國民革命的側面。

　　西方擴張在八國聯(lián)軍侵華中達到頂峰，中華民族救亡運動也開始了。在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上，中國的救亡運動也有兩個側面，崇洋主義與排外主義。義和團暴動是一個起點，從這里我們可以開始敘述另一個五幕劇。義和團暴動是第一幕，它現(xiàn)代中國國家意識與愛國激情的觸發(fā)點，也是現(xiàn)代中國民族救亡運動的出發(fā)點。這個觸發(fā)點與出發(fā)點，設定了現(xiàn)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兩個極端，并注定其左右搖擺的命運，或接受啟蒙主義極端化為盲目崇洋，或反對殖民主義而盲目排外。

　　義和團暴動失敗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國朝野普遍流行一種“崇洋主義”，從義和團野蠻排外的極端轉入盲目崇洋的極端，也正是在這種大潮流下，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運動從器物階段進入制度與觀念層面，中體西用的原則動搖了，制度與思想上都從改良進到革命，千年帝制政統(tǒng)與儒家學統(tǒng)終結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通常被當作中國現(xiàn)代化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但是，從中西關系史上看，這兩大事件的意義，并不如此前的義和團暴動與此后的五卅運動。

　　義和團暴動在華北號召“扶清滅洋”時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正在南粵惠州起義，他們的口號是“扶洋滅清”，與義和團正好相反�！胺銮鍦缪蟆币埠茫�“扶洋滅清”也好，目的都是奮發(fā)強國，區(qū)別只是對圖強的途徑認識與選擇不同。義和團依舊幻想滿清朝廷在抵御外侮、富國強兵上是可信賴可依靠的，而同盟會革命者則認識到，“滿洲政府實中國富強第一大障礙”、“滿人不去國，中國不能復興”[36]。扶清或排滿，只是手段，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真正目的是在現(xiàn)代世界體系中競逐富強，西方才是對手，既是教我者也是亡我者。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卻不驅逐列強，不是不想為，而是不能為。

　　辛亥革命沒有解決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殖民特權問題，沖突很快就爆發(fā)了�！岸�十一條”與“巴黎和會”進一步激化了中西沖突，五四運動有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知識精英圈子內的思想文化運動，主題是接受啟蒙主義的，甚至有徹底西化的崇洋傾向；
另一個是民眾范圍內的社會政治運動，主題是反對殖民主義的，要求“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

　　五四運動的兩個方面恰好表現(xiàn)出現(xiàn)代中華民族救亡運動的兩個側面。五四運動有徹底的啟蒙精神，卻無徹底的反殖精神。它依舊相信西方文明啟蒙主義側面許諾的正義性，希望威爾遜主義能夠保證中國的獨立與發(fā)展。遺憾是西方列強的表現(xiàn)，一再讓殖民主義側面掩蓋起啟蒙主義側面，中國的反殖主義激情也隨之洶涌。救亡運動中的崇洋主義與排外主義兩個極端之間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五卅運動開始了民族救亡的第二幕。

　　義和團事件過去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之后，那位當年從義和團事件中覺醒到國家意識與愛國激情的安徽秀才陳獨秀，已經(jīng)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袖，《辛丑條約》的簽定日，9月7日，也被國民黨確定為“國恥日”。1924年9月3日，陳獨秀有感于義和團暴動之后難以忍受的失敗主義與媚外主義，感到有必要重提義和團精神，在《向導》周報上發(fā)表紀念文章《我們對于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37]，認為義和團暴動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重要意義不減于辛亥革命，人們普遍意識不到這一點，是因為人們通常對義和團懷有“兩個錯誤的觀念”：一是“憎惡義和團是野蠻的排外”，二是“以為義和團是少數(shù)人之罪惡，列強不應因少數(shù)人之故懲罰全中國人民以巨額負擔”。

　　就第一個錯誤觀念而言，實際上陳獨秀是在指責人們只看到中華民族救亡運動的蒙昧的排外主義的一面與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啟蒙主義的一面，沒有看到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一面與中國民族主義救亡圖強的一面：

　　“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排外，他們不看見義和團排外所以發(fā)生的原因——鴉片戰(zhàn)爭以來全中國所受外國軍隊、外交官、教士之欺壓的血腥與怨氣！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殺死德公使及日本書記官，他們不看見英人將廣東總督葉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裝入玻璃器內游行示眾！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損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財產(chǎn)，他們不看見帝國主義的軍事的商業(yè)的侵略損害了中國人無數(shù)生命財產(chǎn)！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殺人放火的兇暴，他們不看見帝國主義者強賣鴉片煙、焚燒圓明園、強占膠州灣的等更大的兇暴！他們自夸文明有遵守條約及保護外人生命財產(chǎn)的信義；
他們忘了所有條約都是帝國主義者控制中國人之奴券（最明顯的是關稅協(xié)定及領事裁判權），所有在華外人（軍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國人之劊子手，所有在華外人財產(chǎn)都是中國人血汗之結晶！”

　　陳獨秀不僅要人們“看見”西方擴張的另一個側面，而且似乎要把這個側面看成全面。因為在民族主義斗爭的激情中，難以一分為二地對待西方擴張，平衡西方的啟蒙主義與殖民主義兩個側面。

　　就第二個錯誤觀念而言，陳獨秀是試圖將西方?jīng)_擊下分裂的中國力量統(tǒng)一起來，改變三角格局為中西兩極格局，一致對抗西方擴張，完成民族獨立國家自強：“他們不曾統(tǒng)觀列強侵略中國，是對于全民族的，不是對于少數(shù)人的；
劇烈的列強侵略，激起了劇烈的義和團反抗，這種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決不是出于少數(shù)人之偶然的舉動……義和團事件，不論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責任，不當推在義和團少數(shù)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的壓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數(shù)人、義和團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無上的恥辱了！” 陳獨秀試圖用全民族的概念打破中西沖突中的三角格局，將中國方面作為民族或國民統(tǒng)一起來，一致反抗西方列強。

　　陳獨秀文章發(fā)表的第二年，中國爆發(fā)了“五卅運動”。這場運動恰好使人們注意到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一面，以及將分裂的中國力量統(tǒng)一起來一致對抗西方擴張的可能性。

　　在這場運動中，陳獨秀要糾正的兩個錯誤觀念似乎都糾正過來，全民族徹底地反抗帝國主義的西方的運動出現(xiàn)了。20世紀中國有許多次運動或革命，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似乎都比五卅運動影響大，但那都是在中國歷史視野中的，如果討論中西關系，五卅運動無疑更重要。五卅運動是一次全民族的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西方的運動，鴉片戰(zhàn)爭是滿清朝廷與西方列強的戰(zhàn)爭、義和團暴動主要是農(nóng)民階層反抗西方的斗爭，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是資產(chǎn)階級與知識分子的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只排滿不排洋，而且承諾革命政府維護中西種種不平等的條約關系五四運動雖然要“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但基本上是排日親美，用瞿秋白的話說是沒有覺悟到“不是對付某一帝國主義的強國，而是對付一切帝國主義的列強”[38]的國民革命使命。

　　五卅運動 “是義和團的反抗侵略運動的繼續(xù)”[39]，它打破了義和團暴動之后中西關系的平衡狀態(tài)，動員起全國各地各階層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反西方主義運動。如果我們把20世紀中西沖突也表述為一個五幕劇，這五幕是義和團暴動、五卅運動、抗日戰(zhàn)爭、朝鮮戰(zhàn)爭、文化大革命。

　　義和團暴動在八國聯(lián)軍暴侵中落幕，在第一幕與第二幕之間，四分之一世紀里中西關系基本平穩(wěn)，一則是因為《辛丑條約》之后西方擴張在中國的勢力與利益格局基本形成，除日本外基本上沒有新進展，二則是因為義和團暴動失敗后中國社會文化在自責與自新的心態(tài)中更多地關注西方文明的啟蒙主義側面，三則是連續(xù)的國內革命無暇顧及西方列強的擴張。直到1925年5月中旬，五卅運動爆發(fā)。

　　五卅運動是繼義和團暴動之后，中國又一次更廣泛的反掠奪、反壓制、反不平等條約的，全國性的、民族主義的反西方運動。它以5月30日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為上海市的民權而斗爭，后一個階段則是為普遍的人道而斗爭。這次運動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其儀式性影響比實際效果更重要。工人罷工最終還是復工，學生罷課也要復課，盡管最初的條件與要求遠無法達到。商人開市最早，也不全是因為資產(chǎn)階級軟弱妥協(xié)，因為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都可以得到生計救援，無大損傷，商人罷市，從某種意義上是自取滅亡�！傲T市非置人死命，實置自己之死命”，罷市25天，上海工商界直接的經(jīng)濟損失就達1286萬元，[40]難怪英國領事曾經(jīng)冷笑道：“罷市一百年，亦與外人無關�！盵41]

　　五卅運動對中國的損失是民生，收獲是民氣；
對西方則完全是損失，主要在經(jīng)濟上。上海與省港大罷工，損害了英國經(jīng)濟，抵制英日貨、提倡國貨與對英日經(jīng)濟絕交的運動，也多少打擊了英日在滬的企業(yè)和英日對華貿易。在政治上，西方列強在中國的霸權與特權受到嚴重的挑戰(zhàn)，從進攻轉入防守，以往中西協(xié)約雙方，都是西方人提條件，以后似乎輪到中國方面提條件了。[42]

　　五卅運動動員中國全民形成反抗西方擴張的民族主義運動，形成了相當規(guī)模的全民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僅民眾無論城鄉(xiāng)男女積極響應，最初段祺瑞政府也表示以外交形式配合，維護國體,體恤民生，軍閥也紛紛表示誓為國民后盾、以雪國恥，盡管這一全民反抗西方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很快崩潰，但它至少展示了某種可能性。而對于西方，過去是一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列強諸國，如今產(chǎn)生了分裂，因為“十月革命”已經(jīng)將俄國從“八國聯(lián)軍”中分離出來。在中國有可能成為同一個中國的同時，西方分成了兩個西方，這預示著中西關系中可能出現(xiàn)的一個新的三角格局。

　　五卅運動期間英國懷疑蘇聯(lián)參與策劃了“五卅”運動，傳說蘇聯(lián)答應援助馮玉祥向英國宣戰(zhàn)。早在義和團暴動期間，列寧就在《火星報》上發(fā)表文章《對華戰(zhàn)爭》，區(qū)分歐洲人民與帝國主義者：“究竟是什么引起中國人襲擊歐洲人，引起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日本人等等所如此熱心鎮(zhèn)壓的這次叛亂？主戰(zhàn)者硬說：是由于‘黃種人仇視白種人’，‘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與文明’是的，中國人確實是憎惡歐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是憎惡的哪一種歐洲人，并且為了什么呢？中國人并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和歐洲人民并無沖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及對資本家馴服的歐洲各國政府。”[43]

　　俄國革命使俄國從西方陣營里分離出來，中國革命又使中國與蘇聯(lián)結成同盟，中西沖突的格局變了。西方分裂為兩個西方，而且另一個西方正在與中國結盟。中國試圖在國民概念上整合成同一個中國對抗西方，也沒有成功。五卅運動的起點是中西二元對立國民運動，全民統(tǒng)一的反抗西方列強的民族主義運動。但五卅運動的終點卻是國民陣線的分裂，西方分裂成兩個西方，中國也還沒有形成一個中國。

　　五卅運動之后，瞿秋白在陳獨秀發(fā)表《我們對于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一文整整一年以后，1925年9月3日，在同一個刊物《向導》上發(fā)表《義和團暴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文章指出，五卅運動“是義和團的反抗侵略運動的繼續(xù)”，“比二十六年前的義和團暴動對于民眾解放的斗爭有更大的希望和更遠的前途”。這個“更大的希望和更遠的前途”，即體現(xiàn)在無產(chǎn)階級領導與階級斗爭核心上。瞿秋白用民眾解放取代了民族解放，便把階級斗爭置于民族斗爭之前，而階級斗爭可以從中國國內到世界各地，于是，無產(chǎn)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的階級界限便模糊或取代了中國與西方的地緣文明界限。甚至產(chǎn)生一種超越中西地緣文明界限的新的二元對立格局，即無產(chǎn)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的對立。五卅運動的結局與義和團暴動一樣，都在歷史中認識到反抗西方的入侵必先進行中國內部的革命，使中國成為統(tǒng)一國族的中國或同一民眾的中國：“中國既然因有幾十萬無產(chǎn)階級的團結奮斗而能暫時制止帝國主義之直接進攻，那么，要使這解放運動完全勝利，便應當更加發(fā)展中國無產(chǎn)階級的勢力，發(fā)展一般的民眾力量，排除一切反動的帝國主義走狗的力量，那時才能廢除辛丑條約，才能打破帝國主義束縛中國的一切鎖鏈。”[44]

　　義和團是純粹是中國傳統(tǒng)式農(nóng)民暴動，念咒練功、殺人放火、攻城劫舍，五卅運動雖然是中國的革命，但形式卻是西方現(xiàn)代的，和平請愿、演講游行、罷工罷課……純粹中國與純粹西方式的反西方的運動，都失敗了。下面的問題是探索一條中西結合的路。義和團暴動剛過，英國人赫德爵士就深有感觸與預見性地分析：

　　“……中國人是一個有才智、有教養(yǎng)的種族，冷靜、勤勉，有自己的文明，在語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很純一，人口總數(shù)約有四億，生活在自己的圍墻之中，在他們所蔓衍的國家有肥沃的土地和富饒的江河，有高山和平原、丘陵和溪谷的無窮變化，有各種各樣的氣候和條件，地面上生產(chǎn)著一個民族所需要的一切，地底下埋藏著從沒有開發(fā)過的無窮的財富，——這個種族，經(jīng)過數(shù)千年高傲的與世隔絕和閉關自守之后，被客觀情況的力量和外來進犯者的優(yōu)勢所逼，同世界其余各國發(fā)生了條約關系，但是他們認為那是一種恥辱，他們知道從這種關系中得不到好處，正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夠十足地強大起來，重新恢復自己的舊生活，排除同外國的交往、外國的干涉和外國的入侵……

　　兩千萬或兩千萬以上武裝起來、經(jīng)過操練、受過訓練而且又受愛國的——即使是被誤解了——動機所激勵的團民，將使外國人不可能再在中國住下去，將從外國人那里收回外國人從中國取去的每一樣東西，將加重地來報復舊日的怨恨，將把中國的國旗和中國的武器帶到許許多多現(xiàn)在連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這樣就為將來準備了甚至從來沒有夢想過的騷亂和災難。50年以后，就將有千百萬團民排成密集隊形，穿戴全副盔甲，聽候中國政府的號召，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如果中國政府繼續(xù)存在下去，它將鼓勵——而這樣鼓勵是很對的——支持并且發(fā)展這個中華民族的運動；
這個運動對于世界其余各國不是吉祥之兆，但是中國將有權利采取行動，中國將貫徹它的民族計劃……”[45]

　　如果不是后來的事，沒有人能夠想起那位把持中國海關達半個之久的老“中國通”的預言。五卅運動之后，中國共產(chǎn)黨的活動的主流從城市轉向鄉(xiāng)村，斗爭形式也從和平抗議轉向武裝斗爭。抗日戰(zhàn)爭開始的時候，中西沖突也中止了，臨時的戰(zhàn)爭結盟使中西地緣文明界限變得沒有意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英美軍隊與中國軍隊共同抗日，在五卅運動中清晰的中西陣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模糊起來。

　　抗日戰(zhàn)爭是中華民族救亡運動的第三幕。在這一幕中，中國基本上是一個中國，而西方變成敵對的兩個西方。世界大戰(zhàn)結束，中國內戰(zhàn)也結束了，當中國共產(chǎn)黨在自己的國土上建立起一個人民的共和國時，中西界限又變得分明而尖銳。從鴉片戰(zhàn)爭到八國聯(lián)軍建立的那些條約，都被廢除了，中國共產(chǎn)黨軍隊的大炮炮擊長江上的英國艦隊（“紫英號”事件），英國艦隊逃跑了，在華的西方人也紛紛逃離，實際上是被驅逐出中國的，只有蘇聯(lián)人被當作“老大哥”熱情地留下來。中國在貫徹它自己的民族計劃！西方感到某種傷痛。

　　美國人的傷痛表述為所謂的“中國丟失”論。幾十億美元的援助，幾代傳教士、商人、政客與軍人的努力，最終在中國大地上除了仇恨之外，什么也沒有留下。歐洲人的傷痛盡管沒有美國人體驗得那么劇烈，但似乎更深遠。對美國人來說，這種傷痛只是兩三代人的事，而對歐洲，則是兩三個世紀的事。從伊比利亞擴張時代起，西方人就試圖在貿易、傳教、政治軍事上“打開”中國。但是這個“長城帝國”如此難以“進入”，直到鴉片戰(zhàn)爭開始，先攻占沿海再攻陷北京，先燒毀圓明園再進駐紫禁城，一切終于如愿了，20世紀初西方人進出中國像主人進出自己的莊園。商人們試圖將中國人變成自己的顧客，傳教士試圖將中國人變成自己的信徒，政客、軍人試圖將中國變成帝國的殖民地，就在所有的努力即將最后收獲的時候，一場發(fā)自中國腹地的紅色風暴卷走了一切，什么都沒有留下，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驅趕出去，在中國的財產(chǎn)也被沒收，上帝的福音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紅色中國又像中國歷史上的那些皇朝一樣，對西方無情地關上了大門。一切似乎又像惡夢一樣地回到了1840年之前，中國又出現(xiàn)了一個具有乾隆式威權與傲慢的皇帝，而且這一次還披上了共產(chǎn)主義的紅色披風。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示，聽起來像乾隆皇帝的詔書中的句子：“天朝無所不有……”

　　傷痛之外還有某種擔憂。中國素來似乎有某種排外仇外傾向。西方人強行入侵中國改變了中國的社會政治“型態(tài)”，卻沒有改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心態(tài)”。中國人不僅從未從心底里欣悅或情愿地接受過外國人，而且還一直深藏著某些屈辱與仇恨。中國的傳統(tǒng)排外仇外心理，再加上馬克思主義信仰與有組織性的暴力革命性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前景就更令人擔憂。紅色中國明確表示它對西方世界的敵視。美國成為它的頭號敵人，英國盡管表示承認中國并建立外交關系，中國政府也不以為然。擔憂終于落實到戰(zhàn)爭，中國出兵朝鮮，在那里的美國士兵發(fā)現(xiàn)，他們一夜之間竟陷入漫山遍野的中國志愿軍的重圍之中。

　　第四幕在朝鮮戰(zhàn)場上開啟。赫德曾預言50年后，將有“千百萬團民”武裝起來、受過現(xiàn)代訓練、被愛國的熱情所激勵，將所有的外國人都趕出去，并“將把中國的國旗和中國的武器帶到許許多多現(xiàn)在連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果真是50年后，朝鮮戰(zhàn)爭證明了赫德爵士的預言，那個“連想都想不到的地方”竟然是朝鮮半島！

　　志愿軍出現(xiàn)在朝鮮美軍陣地后不久《生活》雜志報道：“20年前還是一群烏合之眾的中國紅色軍隊，已經(jīng)被建設成為一支具有威脅的、蘇聯(lián)化的善戰(zhàn)力量……”[46]朝鮮戰(zhàn)爭是20世紀最讓美國人感到恥辱的戰(zhàn)爭。朝鮮戰(zhàn)爭損失近2000架飛機，聯(lián)合國部隊傷亡人數(shù)多達50余萬人。其中94000名死亡官兵中，有33629人是美國人，而美國受傷的士兵則接近10萬。[47]這場殘酷的戰(zhàn)爭前后進行的時間，幾乎跟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時間一樣長。但最終也沒有取得勝利。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建議杜魯門總統(tǒng)往中國東北投30至50枚原子彈，杜魯門卻撤換了麥克阿瑟。接替麥克阿瑟的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上將，最后在板門店停戰(zhàn)協(xié)定上簽字。朝鮮戰(zhàn)爭對美國政治軍事經(jīng)濟的影響還不如它對美國文化心理的影響。它將美國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的喜悅與自信中驚醒。而這種喜悅與自信，直到40年后的海灣戰(zhàn)爭才得以恢復。

　　西方分裂成冷戰(zhàn)的兩個陣營，而中國最終團結成一個革命的國家。朝鮮戰(zhàn)爭為其贏得了“令人尊敬的軍事強國的地位”，卻為中西競爭與沖突中中國再次分裂成兩個中國埋下了伏筆，美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又50年后臺灣政府試圖獨立。新中國與西方對抗，美國是西方世界的首腦，也成為中國“最兇惡的敵人”。在中國政府試圖建立世界范圍的反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同時，美國也將“好戰(zhàn)”的中國當作“今天美國的主要敵人”。

對中國實施外交敵視、內政干涉、經(jīng)濟封鎖、侵略威脅。新中國“一邊倒”向蘇聯(lián)，聯(lián)蘇抗美，但由于種種原因，中蘇結盟的社會主義陣線很快出現(xiàn)裂痕。蘇聯(lián)不僅陳兵中蘇邊界，甚至要聯(lián)美打擊中國。對中國來說，西方似乎又變成徹底敵對的西方，陷入孤立的中國，只能既反美又反蘇，進行世界無產(chǎn)階級革命。

　　第五幕即將開始。將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確保社會主義紅色江山千秋萬代不變顏色；
將中國變成世界革命的中心，反帝反修發(fā)動并領導世界無產(chǎn)階級革命解放全人類……極度的被動——與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同時為敵——在中國再次喚起妄想狂式的豪情，感到風暴的中心的眩暈，文化大革命爆發(fā)的時候，中西關系的格局又類似于義和團時候，幾乎所有的西方主要國家都與中國敵對，一度游離出與中國對立的西方陣營的蘇聯(lián)，又回到中西沖突的對立面，當年八國聯(lián)軍的那些國家，如今還是中國的主要敵人。當然，中國也與所有這些西方國家為敵，并想象徹底地消滅他們。文化大革命那種虛妄的豪情、愚昧的破壞與徹底的反西方主義，也讓人聯(lián)想到義和團暴動。

　　如果我們將20世紀中西沖突表述為一個五幕劇，朝鮮戰(zhàn)爭是第四幕，文化大革命就是第五幕。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有多重動機，有國內的政治權力斗爭，清除所謂走資派與修正主義；
有國際斗爭，反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與蘇聯(lián)為首的修正主義。而國內國際的斗爭又是相通的，反帝反修必須首先反國內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代理勢力，歷史的教訓是中西沖突常常表現(xiàn)為中國內部中西兩種力量代表的沖突，如同當年的團民與教民。

　　第五幕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全面“滅洋”的運動，在排外仇洋與封閉愚昧上，多少重復了義和團暴動。在國際上反帝反修，就必須在國內確保統(tǒng)一的革命力量、確保毛澤東理想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純潔性。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中國幾乎與世界完全隔離，外國來華的活動基本上被取消或被減少到最低限度，民眾搶劫了蘇聯(lián)駐華使館，圍攻撤離的蘇聯(lián)外交官的家屬，將大連港停泊的蘇聯(lián)船只上的蘇聯(lián)官員押上岸游街示眾。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的現(xiàn)代化運動，紅衛(wèi)兵不會像當年義和團民那樣愚昧野蠻，但反西排外的激情與方式卻大同小異。1967年8月，以北京外語學院紅衛(wèi)兵為主的“首都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反帝反修聯(lián)絡站”，在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組織召開“首都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并沖進代辦處打砸抄搶，最后縱火焚燒了英國代辦處的汽車與辦公樓。

　　在第五幕文化大革命中，中西沖突又表現(xiàn)出兩極化的對立，同一個中國表現(xiàn)出的徹底的排外主義與反西方主義。1966年，文化大革命興起的那年秋天，美國《生活》雜志發(fā)表了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長文，感覺是在講述另一場義和團暴動：

　　“幾個世紀以來，長城一直是中國文化千古不變的象征，它驕傲自信地蜿蜒盤旋在赤裸的大地上。然而，就在上一周，北京城墻之內，共產(chǎn)黨領導下年輕的、狂熱的紅衛(wèi)兵們，正在攻擊、破壞一切可以稱之為‘外國的’或‘封建的’東西——使館、教堂、義和拳起義中死者的墳墓、中國自身的藝術瑰寶。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河流中，即使是這些不可理喻的破壞也具有某種意義。在中國，或許在任何地方，當下之事總是與過去有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事件比義和拳起義以及1900年圍攻北京公使館更令世界震驚的了……三分之二個世紀前，瘋狂的1900年仲夏，被朝廷支持在中國北方要消滅所有外國人的義和拳團成員，大部分是青年農(nóng)民——今天，毛澤東支持的‘紅衛(wèi)兵’，正步當年義和團的后塵，在攻擊所有外國東西方面表現(xiàn)了同樣的熱情。但義和拳只是想掃除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而紅衛(wèi)兵卻表達了雙重目標：既要掃除西方對中國的影響，又要掃除中國自身的‘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48]

　　三 在文化裂谷的深處

　　進退在中西之間

　　1271年前后，馬可·波羅從威尼斯出發(fā)前往大汗的國土，在新建成的汗八里皇宮里覲見忽必烈。700年過去了，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準備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尼克松感覺自己像當年的馬可·波羅，來到一個西方人完全陌生的世界，將要見到世界上最有權威的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大汗”。

　　尼克松行前仔細向馬爾羅詢問毛澤東。馬爾羅是法國著名作家、戴高樂政府的文化部長，曾在北京中南海的豐澤園訪問毛澤東，馬爾羅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一系列英明君主的繼承人，在毛澤東的身后，他看到中國歷史上一系列雄才大略的帝王的身影。[49]他告訴尼克松：“你面對的是一個巨人，不過是一個面臨死亡的巨人……你將會晤的是一個命運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為他是在對你說話，但實際上他將是對死神說話……總統(tǒng)先生，你是在理性范圍內行事的，但毛卻不是。他帶有一點巫師的味道。他腦子里有個幻象，這個幻象迷住了他。” [50]

　　毛澤東的頭腦里，的確有一個幻象，一個神圣而偉大的事業(yè)的幻象，他被這個幻象迷住了，想在一夜之間，一場運動一場革命之后，就徹底超越中國現(xiàn)代化運動的二難困境，創(chuàng)造出一個既非中國傳統(tǒng)，又非西方現(xiàn)代的嶄新的、未來的紅色中國。文化大革命不僅要排斥中國之外的“西方”，反帝反修，將紅旗插遍全球，還要清除中國內部的“西方”，從制度到觀念，揪出走資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靈魂深處鬧革命……

　　偉人的幻象經(jīng)常是歷史的災難。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不要輕言幾個人的錯誤或一代人的災難，因為真正的問題是，文化大革命決非偶然，其深遠的歷史合理性淵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國現(xiàn)代化運動的起點，追溯到中西關系在中國現(xiàn)代起點上為中國設置的某種“文化宿命”。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西之間的裂痕延伸到中國內部，不僅是政治軍事上“邊釁”變成“內亂”，經(jīng)濟上文化上，中國社會也分裂出兩種力量，西方現(xiàn)代的與中國傳統(tǒng)的、改良的與保守的、革命的與反革命的……總之，中西關系在器物、制度與文化上變成中國內部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關系，變成中國現(xiàn)代化歷史的核心問題。中國要現(xiàn)代化，難以避免要西化，如果西化，現(xiàn)代化的中國是否還是中國？徹底的中國革命，必須擺脫這種困境，創(chuàng)造出一個完整的、獨特的未來中國。

　　如何擺脫中國現(xiàn)代化的原生性困境，創(chuàng)造出一個完整的、獨特的未來中國？依靠制度化管理的程序，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就只能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緣由與象征，都可以追溯到義和團。保護偉大領袖毛主席捍衛(wèi)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革命群眾涌向北京城，令人想起當年的奉旨滅洋的團民；
而毛澤東一旦決定發(fā)動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興無滅資”，天下兇險也不亞于當年，慈禧太后借重義和團暴動“扶清滅洋”。

　　文化大革命的理想是創(chuàng)造出一個完整的、獨特的未來中國，結果卻不是走向未來，而是回到過去，回到義和團時代，甚至乾隆時代。費正清文中引一位著名的漢學家的話說，“現(xiàn)代中國是其自身歷史的奴隸……毛主席的革命一直存在著一種奇異的矛盾：他越是尋求使中國新生的東西，中國似乎就越往舊中國的老路上倒退�！痹�經(jīng)多次來過中國的法國漢學家佩雷菲特，事后回憶他的文革見聞感想：

　　“1960年8、9月間，我從香港出發(fā)，對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馬上就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馬戛爾尼的伙伴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里都帶有乾隆帝國時的全部遺傳信息。該國以十足的中國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過去決裂，它卻從中尋找可以依靠的因素來證明自己的不變性�！�…1960年的中國人仍贊同乾隆對馬戛爾尼使華團的看法，這突出地表現(xiàn)了這種連續(xù)性。歷史教科書，大學課本，以及我與之交談的知識分子都用馬克思的語言支持傳統(tǒng)的觀點。馬戛爾尼的態(tài)度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和“殖民主義的”。所有的人都贊同乾隆的嚴厲的回答：“朕無求于任何人。爾等速速收起禮品，啟程回國。”毛不久前遣返蘇聯(lián)技術人員和“顧問”時也是這樣做的，他當時宣布說：“我們要自力更生”。

　　盡管大躍進導致了災難，許多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比所有其他國家都優(yōu)越；
西方最多只能為它提供一些方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20年來它遭受的那么多不幸是因為它遭到貪婪的民族掠奪的結果。錯誤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它落后了，但它將在幾年內趕上去，它將恢復已有數(shù)千年的優(yōu)勢。

　　……

　　1971年7、8月，我率領文化革命5年來獲準前往的第一個西方官方代表團前去人民共和國，當時的國家政權與馬戛爾尼打交道的政權離奇地相似，這使我驚訝不已。

　　對皇帝同樣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決于他的意愿。同樣將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給一位總理，他領會這位活神仙的思想，并周旋于陰謀詭計和派系斗爭之間，除了來自上面的贊同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支持。對恪守傳統(tǒng)和等級制度的禮儀表現(xiàn)出同樣的關注。同樣接受一個共同的、可以解釋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標準：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熙詔書之后是小紅書而已[51]。

　　土地占有同樣的優(yōu)勢：乾隆蔑視英國工業(yè)革命的產(chǎn)品和各國商人，毛主要依靠農(nóng)民而不是工人，這都是因為幾乎全體人民都住在農(nóng)村并以農(nóng)業(yè)為生的緣故……

　　1971年9月，我們回到歐洲后，同大家一起獲悉毛的親密的信徒、小紅書的狂熱鼓吹者林彪元帥可能想逃往莫斯科，并在空中被擊斃。我們回想起中國的禮賓司司長在7月中建議我們?yōu)槊�和周恩來，而不為林彪——盡管他是被指定的接班人——干杯。馬戛爾尼及其伙伴回國幾年后，他們得知寵臣和紳成了一出類似的悲劇的亡故者。在中國，今天同往昔一樣，塔耳珀伊亞巖石在卡庇托山[52]的里面，而不是在周圍。

　　對外國人同樣的不信任。他們只能擾亂中國的秩序；
他們的好奇心十分危險；
應當對他們嚴密監(jiān)視……同樣的集體反應：在悶熱的夏夜，中國人繼續(xù)夜宿在大街上……同樣的儉樸；
同樣一碗米飯和燒白菜；
同樣的筷子……穿著同樣的藍灰色棉布衣服……同樣好抽煙。

　　革命的暴力本身證明這些遺產(chǎn)具有多么強的生命力。消滅的是每個中國人身上的“反動的”東西。如果說“解放”是用流血止住了動蕩，那是因為傳統(tǒng)的包袱過于沉重：解放了的農(nóng)民仍然在其被剝奪了財產(chǎn)的主人面前發(fā)顫。僅僅取消舊官僚體制的科舉、等級和特權是不夠的，黨的官僚體系自然而然就取而代之了。還應當粉碎敵對階級，羞辱知識分子，摧毀等級制度。（原文的確如此，核對過）中國就這樣翻來覆去地從過去的殺戮又恢復到過去的狀態(tài)。一些金色和紅色的標語牌重復著這個口號：“古為今用！”毛的壯舉就是賦予中國人這樣的感受：他們在廢除其遺產(chǎn)的同時仍然忠于它�！盵53]

　　從鴉片戰(zhàn)爭到文化大革命，中西交流與沖突的歷史，恰好走完一個回合，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入侵，是其中的分水嶺。它徹底展示了西方擴張的啟蒙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兩面，也暴露了中國“反應”中的崇洋主義與排外主義的兩個極端，從此預示或注定了現(xiàn)代中國的某種“存在性的”文化困境：現(xiàn)代中國，必須同時接受西方的啟蒙進步，拒絕西方的殖民霸權；
不接受西方的啟蒙主義，中國無法“現(xiàn)代”，不拒絕西方的殖民主義，中國又無法成其為“中國”。遺憾是，西方是同一個西方，令人困惑。接受西方的啟蒙主義、拒絕西方的殖民主義，一來一去，容易偏激，極端化為崇洋主義或排外主義，其中自有道理。問題是，崇洋主義將在文化上失去“中國”，而排外主義將在文明上失去“現(xiàn)代”。現(xiàn)代中國何去何從？

　　義和團暴動要扶清滅洋，野蠻的排外主義幾乎導致滅朝覆國，八國聯(lián)軍暴侵之后，中國盡管不會“心悅”，但至少感到“誠服”。官方與民間認清了自身的愚昧野蠻，對降神念咒、殺人放火救國，不報希望了。慈禧太后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朝廷變成洋人的朝廷，新政改革也開始了。民間在更大規(guī)模上接受西方的器物、習俗與觀念，朝野一時有極端的崇洋主義趨勢。這種趨勢，直到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才開始轉變，而以后又逐步滑向排外主義，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排外主義的激情與狂熱上，并不減于當年義和團。

　　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運動，仍在艱難的選擇與痛苦的搖擺中。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將革命進行到底，在現(xiàn)代西方與傳統(tǒng)中國之間陡峭的裂谷間升騰起的“美好新世界”，卻滿身是傳統(tǒng)中國的塵土。啟蒙或救亡？崇洋或排外？現(xiàn)代或傳統(tǒng)？何去何從？文化大革命結束，結束的不是一個10年，可能更長遠，結束了一個50年，沒有人再要“打倒帝國主義”了，沒有人再“抵制洋貨”。中國重新開始“走向西方”“走向世界”。心悅誠服于西方，毫不亞于義和團之后那一段。

　　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入侵，是中西關系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義和團暴動前60年與后60年，中西沖突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從1850年前后開始討論中西關系的第四個階段的歷史背景，這第四個歷史階段中西關系的特征與意義是中西關系的內化、激化、多邊化與復雜化，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入侵，具有典型性意義。它展示了中西交流與沖突的復雜形態(tài)，兩極對立、三角關系與四邊格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表現(xiàn)出中西關系與現(xiàn)代化歷程中，中國難以擺脫的某種文化困境。

　　從鴉片戰(zhàn)爭到義和團，從義和團到文化大革命，中西已不僅是外交或內政問題，而是文明與文化問題的沖突與中國現(xiàn)代化命運的問題。崇洋或排外、啟蒙或救亡，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運動始終在一中一西之間，左右搖擺，平衡的時候少，失衡的時候多。人們檢討10或20年的教訓，卻不放眼量到檢討100年或700年。人們以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現(xiàn)代化運動的“中斷”，卻看不到文化大革命也是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一個具有歷史合理性的階段，因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運動，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個難以選擇的二難困境，兩個無法允兩執(zhí)中的極端。偏向其中任何一個極端，都是災難。

　　百年滄桑從頭越

　　毛澤東想發(fā)動一場革命，將中國從中西沖突的文化裂谷中拯救出來，創(chuàng)造一個不中不西的“紅彤彤的新世界”。結果是他沒有走進面前的刺目的朝陽，卻被拖進身后濃重的陰影。當年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暴侵，是一個象征，是一個闡釋中西交流與沖突、歷史興盛與衰落的象征。自從西方擴張到中國社會內部，就有中國糾纏不清的啟蒙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結、搖擺不定的盲目崇洋與野蠻排外的兩種傾向，就有難舍難分的傳統(tǒng)中國與難拒難去的現(xiàn)代西方，就注定了中國現(xiàn)代化的二難選擇、世界現(xiàn)代化格局中的中西兩種模式。

　　在歷史的交錯時空中旅行，當年一些冒險家穿越大陸、用稀奇的珠寶香料、無稽的海外奇談連接起來的兩個世界，如今進入一個全球化文明體系。在這個文明體系中，西方擴張為世界，而中國在世界之中的同時，也讓西方在中國之中。

　　1850年前后，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考察西方，用流行的話說，叫“走向世界”。本來是走向歐美或走向西方的，怎么被稱作走向“世界”？本來中國在世界之中，又如何“走向”呢？當然，這樣說也并不是沒有道理，在現(xiàn)代中國人的潛意識中，似乎西方就是世界。一則，迫使或引發(fā)我們走出國門的是西方，二則，西方幾個世紀持續(xù)不斷的擴張，已使西方文明世界化。郭嵩燾出使英國，越洋旅程中�？康母劭冢瑥纳虾５侥习财斩�，沿途�？康母劭�，香港、新加坡、錫蘭、亞丁、馬耳他、直布羅陀，全是英國的殖民地，懸掛著英國國旗，怎不讓人感到西方就是世界？[54]

　　西方就是世界，中國“走向”西方，也就是“走向世界”。本來“走向世界”這一說法是有問題的。中國在世界之中，又如何走向？但如果走向世界的真實含義就是走向西方，中國在西方之外，中國也就在世界之外，真實處境當然是“走向”。丁韙良記述義和團暴動的書《北京之困》，用的副題是“中國對抗世界”。傳統(tǒng)中國在世界之外，或者準確地說在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體系之外，對抗西方擴張，就成為對抗“世界”甚至“對抗文明”�，F(xiàn)代中國在世界之中，自然無法對抗世界，但如果世界就是西方或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體系，中國還可以對抗西方嗎？

　　西方擴張為世界，中國在世界之中也西方之中。中國接受西方文明，西方在中國之外也在中國之中。近現(xiàn)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擴張深入中國，從海岸到內陸，從“洋藥”（鴉片）到“洋教”（基督教），中國抵抗，卻戰(zhàn)則喪師，和則辱國，禁煙無法去“洋藥”，教案無法排“洋教”，義和團暴動倉皇而起的時候，西方已經(jīng)深入中國內部，以一種強勢文化的力量從內部改造中國，塑造一種新的文明類型。以后中國的問題已經(jīng)不是選擇西方或中國，而是矯正中國內部現(xiàn)代西方與中國傳統(tǒng)的關系。

　　一方面是中國在西方/世界之外，另一方面世界/西方又在中國之內。話語的困惑透露出現(xiàn)實的困惑。西方已經(jīng)變成世界的時候，中國在世界之中，卻不認同在西方之中，中西之間的沖突就成為文明與文化之間的沖突。西方擴張到中國，是以一種文明勢力進入的，進步成為其正義的根據(jù)。中國不可能在文明意義上反抗西方，除非你反對歷史的進步或文明本身，這是義和團暴動之后，人們已經(jīng)普遍覺悟到的。但是，是否可以在文化意義上抵抗西方呢？

　　中西成為我們思考與表述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運動的二元對立的坐標。這個坐標已經(jīng)不僅說明某種國際關系，更重要的是說明一種文明類型與文化困境。從鴉片戰(zhàn)爭到義和團暴動到文化大革命，百二十年的時光，中國人在挫折與懊悔中終于明白，現(xiàn)代文明是不可抗拒的，而世界的現(xiàn)代文明，盡管有不同民族的貢獻，無疑是西方創(chuàng)造與主導的。但是，在西方文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國文化如何又生存發(fā)展？中西關系實質上變成文明與文化的關系。如果意識不到這種關系，或者無法對文明與文化進行有意識的區(qū)分，反抗西方文化的運動，就會演變成反抗文明的運動，義和團暴動與文化大革命，都有這種嫌疑。而西方也會利用這種混淆的概念，將中國反抗西方文化的運動，當作反文明的運動，如當年丁韙良表述的那樣。

　　不管現(xiàn)實中人們如何混用文明與文化的概念，學理上二者之間的區(qū)別還是明確的。文明指人類社會進步的程度，與野蠻相對，具有普遍的正義性；
而文化，則指特定人群認同自己的祖先歷史、語言宗教、價值習俗、倫理制度的方式，有民族個性。文明是時間的，文化是空間的。文明跟野蠻相對，文化則跟其他文化相對。令人困惑的中西之爭，實際上是文明與文化之爭。西方混淆文明與文化的界限，以文明進步的普世正義為理由擴張西方文化；
而中國不分文明與文化，以為接受了人類進步的文明，就必須接受西方個性的文化，困擾與災難不斷。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國人再次開始“走向世界”，盡管還是循著一百年前的途徑，從器物到制度到觀念，但每一步都更加深化。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zhàn)，曾為中國提供機會，西方是兩個西方，而中國是一個中國。冷戰(zhàn)結束了，世界格局發(fā)生了新的變化：“世界政治的主要爭端將會在擁有不同文明的國民以及（其它）集團之間發(fā)生。文明的沖突將會支配整個世界政治”。[55]西方用文明劃分世界，實際上是用文化劃分世界。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描述或假設的，是世界地緣結構的作為行為主體的文化集團之間的沖突。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出現(xiàn)文明沖突論的同時，中國出現(xiàn)民族主義思潮。對于中國的新民族主義來說，真正的困惑仍然是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運動中西方文明與文化的關系。現(xiàn)代化在文明層次上是西方現(xiàn)代的，但在文化層次上，是否可能成為中國本土的？

　　百年滄桑難回首，而今邁步從頭越。文化大革命后中國再次“走向西方”，在西方發(fā)現(xiàn)世界，也在世界發(fā)現(xiàn)西方。在西方發(fā)現(xiàn)的世界，是一個文明進步主義的世界；
在世界發(fā)現(xiàn)西方，卻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的西方。文明與文化的沖突，再次可能以中西沖突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歷史如來，不去不來，當年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lián)軍開啟與象征的中西沖突，不管在貿易與戰(zhàn)爭、霸權與安全的物質層面上，還是在民族主義文化認同與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的精神層面上，一時還難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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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清代曹州為府，治荷澤，管轄地界相當于今天的河南范縣、山東鄆城、巨野、單縣、鄄城、荷澤、定陶、曹縣、成武等市縣。

　　[2] 《山東教案史料》，廉立之 王守中 編，齊魯書社，1980年，第195頁。

　　[3]《義和團史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上，第276-277頁。

　　[4] 《山東教案史料》，廉立之 王守中 編，齊魯書社，1980年，第185頁。

　　[5] 《山東教案史料》，廉立之 王守中 編，齊魯書社，1980年，第186-187頁。

　　[6] 參見《天朝的崩潰》，茅海建著，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版，第293-325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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