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批判者繼承現(xiàn)象”，是指在中國當代學術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種特殊現(xiàn)象。它一般包括三個內(nèi)容：一是在中國已發(fā)生過的學術批判運動中（如胡適思想批判、 1958年雙反運動等），批判學術權威的學生，后來多數(shù)成為同一學術領域的學科繼承者（如李希凡、藍翎與俞平伯、李澤厚與朱光潛、章培恒與劉大杰、袁行霈 與林庚、袁世碩與馮沅君等）；
二是批判者與被批判者之間的學術關系，并沒有因為批判的原因發(fā)生完全決裂（洪子誠回憶，受到批判后的王瑤后來沒有揶揄諷刺他 的學生），三是繼承者在學術領域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沒有超越被批判者。

　　此類現(xiàn)象在當代中國各學科學術發(fā)展中有一定普遍意義，我想從195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古典文學教研室古典文學組對林庚文藝思想的批判說起。

　　1958年中國各高等院校發(fā)生的雙反運動（反保守、反浪費），是反右運動以后對沒有成為右派，但在學術思想上被認為是資產(chǎn)階級學者的又一次批判運動，這次運動持續(xù)時間大約一年時間，運動后期成為“柭白旗”運動。

　　具體到中國高等院校，一個主要標志是對各學科領域?qū)W術權威的批判，參預批判者以學生為主，少量的教師也有參預，批判的主要方式是“大字報”，當時北京大學 曾出版過一套《北京大學雙反運動大字報匯編》，后一些國內(nèi)出版社曾以此為基礎公開出版過相當數(shù)量批判文章的論文集。當時北京大學中文系主要批判對象是游國 恩、林庚、王瑤、王力、高名凱、朱德熙、朱光潛等，對外校的學者如劉大杰、鄭振鐸、陸侃如、鐘敬文等也有涉及。

　　雙反運動發(fā)生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大躍進中的所有特點在學術上均有表現(xiàn)，以厚今薄古和鼓勵新生力量打倒學術權威為基本追求目標。當時的學術追求是“以馬 列主義為指導，貫徹了為無產(chǎn)階級報務、厚今薄古、古為今用的原則。貫穿著革命的、批判的、戰(zhàn)斗的精神：這是北大中文系文化革命的標志。中文系科學研究工作 將不再為資產(chǎn)階級個人主義服務，則為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服務，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

　　1958年，林庚還不到五十歲，在當時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恰好屬于壯年一代。林庚在1949年前，已是有名的詩人，并在廈門大學執(zhí)教期間，完成了他一生 的重要著作《中國文學史》。1950年到北京大學后，先后完成了《中國文學簡史》（上卷）《詩人李白》以及《盛唐氣象》等重要論文。與他上一輩的學者比較 起來，在學術界是比較活躍的。

　　現(xiàn)在我們將要分析的是在當時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中，并不是所有的教授和學術權威都成為了批判對象，比如吳組緗、季鎮(zhèn)淮、川島等人，在雙反運動中也曾寫文章批 判林庚或者其它教授。那么何以會選擇把林庚作為一個批判對象呢？我想與他當時在學術界比較活躍有關。另外林庚在他的文學史中很推崇中國古代“士”在社會中 的重要作用，這個思想實際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獨立精神的肯定，這顯然與當時對知識分子的認識有極大差異。

　　林庚認為“寒士與權貴之間的矛盾，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這里難道寒士不是站在進步一面嗎？”林庚在自我批判中還承認，反禮教、反權貴、反庸俗 等，這些封建時代中正面的形象，必然會產(chǎn)生個性解放、平等自由一類概念。林庚認為這是他自己文學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雖然林庚自己和他的批判者都否定 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士”的價值，但現(xiàn)在看來，林庚早年推崇“士”在中國政治中的作用，確實是一個富于學術意義的重要命題。后來余英時研究中國文化中“士”的 價值時，就曾特別提出：“士階層中產(chǎn)生了一批以道自負之人，不甘自貶身價去入仕。溫和者尚自許為王侯的師友，激烈者則拒斥一切政治權威�！�(《士與中國文 化》第5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北京)

　　林庚中國文學史研究中體現(xiàn)出的這種價值，與當時改造知識分子的時代主流完全相悖，它成為批判對象也是必然的事情。

　　在中國發(fā)生的政治運動中，學者成為批判對象，政治因素是關鍵，但也常有學術環(huán)境中人際關系惡化后的矛盾激化，或者二者結合，借政治強力改變學術關系，也是 基本模式。但我們從后來對林庚的回憶及評價中，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史料，所以大體可以認為，林庚成為批判對象，主要是他中國文學史研究中對“士”傳統(tǒng)的過分 推崇，這一點，從學術角度觀察，那些批判他的學生倒是沒有走眼。袁行霈認為林庚中國文學史研究受到當時人們的重視，主要原因是“1956年以來，資產(chǎn)階級 思想逐漸抬頭，‘自由平等’‘個性解放’等反動口號一時叫得很響。林先生的著作遇到了適宜的氣候，頓時身份百倍。”

　　1958 年的雙反運動，在中國各類政治運動中，算是比較溫和的，學生對老師的批判，現(xiàn)在看來雖然多數(shù)沒有道理，但在當時表現(xiàn)出的態(tài)度還不算激烈，雖然個別文章對老 師的人格和學術有傷害，比如許多學生對王瑤的批判就有涉及人格的地方，但主體還是以批判學術思想為基本目標，所以在批判文章中，通常學生對老師還是以先生 相稱，雖然在學術上已輕視老師，但在行文中還較為客氣。

　　我傾向于把雙反運動中學生對老師的批判，理解成是一種學生青春期反叛行為在學術上的表現(xiàn)。因為這個年齡段的學生普遍具有反抗權威的氣質(zhì)，這種氣質(zhì)與學術準 備間的關系是氣質(zhì)決定學術，而氣質(zhì)主要受流行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在青春氣質(zhì)、道德人格和學術準備這三者之間，主要起作用的可能還是青春氣質(zhì)，所以后來在 運動中受到批判的學者，較少計較學生當時的行為，可能也是意識到了在流行政治文化中學生青春氣質(zhì)的煥發(fā)，所以被批判的學者也較少從道德人格和學術準備上責 備學生。

　　一個簡單事實是，在當時批判林庚的學生中，后來普遍在學術上有貢獻，比如袁行霈、程毅中、卓如、康式昭等。在這些人后來的學術成就中，他們反而傾向于認同 自己早年批判過的對象，這說明在政治運動和學術訓練中保持了一些復雜的關系，也就是說，批判的一個附作用是批判者在熟悉批判對象時，受到了被批判者學術的 影響，當流行的政治觀念過時后，批判中熟悉的學術專業(yè)會保持下來。單從學術訓練角度說，批判者的政治立場隨著政治運動的過去不再彰顯，但在批判中養(yǎng)成學術 興趣并得到學術訓練也是事實，不然后來人難以解釋為什么當年的批判者較容易回到學術中來，這當中并不排除有投機行為，但當青春氣質(zhì)為學術興趣代替后，學術 常常成為他們基本的追求。

　　早年批判過自己老師的學生，再回到老師身邊時，老師多以原諒待之，這個習慣為中國學術保留了一些命脈。我們不敢說那時的政治運動沒有對老師造成傷害，但在 批判中熟悉了老師的學術路徑和學術風格，是特殊時代學生延續(xù)老師學術的變異方式，雖是無意的結果，但對學術人才的訓練不能說完全沒有作用。

　　批判林庚的時候，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古典文學教研室古典文學組，用九天的時間完成一本《林庚文藝思想批判》，交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本由集體署名的專 書，顯然比林庚自己學生的批判更為激烈，但也更空洞無物。這本書系統(tǒng)批判了林庚的古代文學研究，使用的方法是當時普遍流行的蘇式文藝理論，本書認為：“林 庚數(shù)十年來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工作成績’，主要的還是在于散播反動思想的毒素。他寫過兩本貫穿著唯心主義史觀的中國文學史，和幾篇形式主義的‘研究’ 文章，教了二十多年書。但所有這些，都起了引誘青年讀者脫離現(xiàn)實的作用。他的‘滴水微功’，不能彌補他糟�，F(xiàn)實主義古典文學的錯誤。他過去也寫過不少的 詩，但都是地主資產(chǎn)階級的‘娛樂’品！旨在幫閑，實在不值得一提�！�

　　林庚在北京大學和學生的關系應該說還比較好，1957年北大學生主辦《紅樓》雜志創(chuàng)刊時，林庚寫了賀詩，可見學生是信任他的。

　　現(xiàn)在很少有人愿意再提起當年對林庚的批判，人們愿意忘記過去，忘記那一段不愉快的經(jīng)歷。那些批判者當時顯示出的對林庚的輕蔑，那種自以為真理在自己手中的風氣，最終沒有撼動林庚文學史研究的地位，他們沒有超越林庚，他們還得回到林庚的學術道路上來，但只能望其項背了。

　　林庚在北京大學受到學生批判的歷史已成為過去，但歷史有時候會出現(xiàn)另外的相似現(xiàn)象，當年批判林庚的學生，后來在學術上基本退回到了林庚早年的道路上，批判者成了繼承者。

袁行霈后來成了林庚的助教，清華出版林庚文集的時候，袁行霈寫了總序。2006年，林庚去世后，北大中文系要袁行霈代系里擬一副挽聯(lián)，以此聯(lián)寄托他以及北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對林先生的悼念。

　　(原載2008年第1期<南方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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