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在與美國主流社會與政治運動理論進行對話和點評的基礎上, 全面而簡要地介紹了西方社會與政治運動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理論要點、研究方法和發(fā)展趨勢, 尤其是西方社會運動理論和革命理論發(fā)展的內在邏輯, 以及作者本人基于多年學術研究實踐基礎上的反思。只有面對中國自己的真問題, 才能發(fā)展出一套與西方既有理論既能對話, 又有所超越的、中國學者自己的社會與政治運動理論。

　　關鍵詞：社會與政治運動理論 政治行為研究 社會學研究方法

　　作者簡介：
趙鼎新,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各類政治行為的界定和社會學研究方法

　　探討社會與政治運動理論, 首先需要對集體行動、社會運動和革命做出界定。筆者認為, 可以從三個維度—— 組織化程度、制度化程度、改變現(xiàn)狀的訴求程度——來界定各種不同的政治行為。革命的組織化程度很高, 要求改變現(xiàn)狀的訴求也很高, 而且在體制外; 集體行動的組織化程度很低, 但要求改變現(xiàn)狀的訴求不高; 社會運動要求改變現(xiàn)狀的訴求不如革命高, 組織化程度比革命要低, 但比集體行動要高, 制度化程度則分化很大,有的社會運動完全在體制之外, 但今天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 大多數(shù)社會運動已經被制度化了。比如在美國, 19 世紀80 年代以前的罷工基本上是不合法的, 是要受到鎮(zhèn)壓的, 但現(xiàn)在在美國罷工已經被合法化了, 甚至不再像是社會運動, 而是利益集團政治。

　　這種界定方法與今天美國主流教材對各種政治行為的定義不同。美國學者認為革命理論是革命理論, 集體行動理論是集體行動理論, 這種分化實際上是從上個世紀60 年代開始的, 對美國人來說, 大量的制度化的和半制度化的社會運動才是他們的主流。但是中國社會更像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美國社會, 革命還有可能, 集體行動很多,社會運動還沒有制度化。所以, 筆者則把這三類政治行為看作是一個連續(xù)統(tǒng)。這種處理的好處是, 可以使社會特別是政府注意到這個事實: 現(xiàn)在中國的關鍵問題不是不讓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出現(xiàn),而是如何將其制度化。2005 年中國百人以上的集體事件就有4.7 萬起, 而且呈逐年增加趨勢。如果不能將它們制度化, 一旦政府控制力下降, 經濟衰退, 又出現(xiàn)了大型的話語, 集體行動就很可能“跨過”社會運動, 轉變成革命。

　　比如何界定概念更重要的, 是采用什么樣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去研究社會運動。方法論基礎薄弱,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學術界, 都是普遍的現(xiàn)象, 尤其是, 社會科學家處理的現(xiàn)象要比自然科學復雜得多, 但是社會科學家的科學素養(yǎng)往往比自然科學家低。筆者認為,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重心應該是解釋而不是解讀。解釋和解讀各有長短, 但解讀方法的弱點是, 解讀基本上不比較, 它得出的知識就缺乏這種方法論上的保障。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杜贊奇, 甚至�？�、布迪厄等人采用的都是以理論為核心的解讀。他們往往創(chuàng)新出很好的大詞( phrase) , 比如“道義經濟”(moral economy)、“日常反抗”( everyday resistance) （注1）, 但是由于遵循的是一致性原則, 他們的理論就無法證偽。譬如, 同樣是“磨洋工”這樣的日常反抗, 為什么不同村莊、宗教的人“磨洋工”的方法不一樣? 為什么有的人“磨洋工”會成功, 有的人會被老板開除? 再比如杜贊奇, 他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個被構造出來的超級文本（注2）, 但為什么第三世界國家當時都在闡述超級文本, 中國的就能成功? 為什么清末民初中國的“超級文本”那么多種多樣? 同樣是“超級文本”, 梁啟超、章炳麟、孫中山等人的“超級文本”是否是一樣的? 為什么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 最后實際上采用的都是梁啟超的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義( civic nationalism) ?

　　其次, 由于沒有比較, 解讀往往會被發(fā)展成“濫讀”。例如, 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教授最近寫了一本書, 討論中國古代婦女小腳上的繡花鞋。她的主要觀點是, 婦女纏小腳和穿繡花鞋增加了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她是怎么得出這個匪夷所思的結論的呢? 原來, 她認為, 女人穿上繡花鞋的病態(tài)會喚起男人的憐愛, 繡花鞋上的花紋會男人十分欣賞, 于是繡花鞋變成了一種權力的載體來控制男人。的確, 是有女人會這樣算計, 但一個女人完全可以利用她的容貌和社會交際能力來控制男人, 為什么非要用繡花鞋呢? 實際上, 我們都知道,纏小腳和繡花鞋反映的是男人對女人的集體性壓迫。

　　最后, 由于以理論為導向, 這種解讀往往很難做出縱向的學術積累。比如薩義德的“他者化”( the other) , 一開始的時候是很好的詞, 發(fā)展到最后, 結果變成了一個標準解讀范式, 被當作公式千篇一律地使用, 結果不僅發(fā)達國家看待發(fā)展中國家戴著有色眼鏡, 而且發(fā)展中國家看待發(fā)達國家也戴著有色眼鏡, 這就又成了一個他者化。這就好像女孩子的時裝一樣, 今天是紅裙子流行, 明天是藍裙子流行, 大家都在跟風。

　　社會與政治運動理論應該基于解釋傳統(tǒng)進行討論。社會科學方法內存在兩個本體論性質的問題, 第一, 什么是人, 第二, 什么是結構。對于人和結構這兩個維度, 我們均可以建立經驗性的或形式性的假設。兩者交叉結合, 于是社會科學就有了四種解釋方法( 表1) :

　　這四種社會科學的解釋方法都有自己的特點。以純粹的形式方法為例, 奧爾森的搭便車理論就是一個重要的形式模型。然而, 多數(shù)形式模型由于建立在比較簡單的假設基礎上, 并且一般不能預測一個復雜社會事務的發(fā)展, 因而備受批判, 許多學者試圖指出奧爾森理論在經驗上是錯誤的,或指出他忽視了其他的社會條件。但正如我在別的地方已經指出的那樣, 除極少的情況外, 大量這樣的批判在方法論上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形式模型的目的本來就不在于精確預測事物的具體發(fā)展, 而在于抓住事物的重要本質, 因此, 對形式模型進行簡單的經驗性批判沒有什么意義。（注3）

　　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第二種解釋方法的經典案例。它并未對人的行為模式做出詳細界定( 人既可以是理性的, 也可以是情感的) , 但它對社會結構做出了形式性的假設。現(xiàn)在流行的國家中心理論, 也可以被看作這樣一種半形式化的理論, 在這種理論中, 國家是社會機構的核心, 社會行動者則是由兼具理性和情感的真實的人組成的。

　　第三種方法是對人的行為做出形式性的假設, 但對結構的理解是經驗性的。目前盛行的各種資本理論、政治機會理論和新制度主義理論都可以被視為這方面的例子。最后一種方法對人和結構的假設都是經驗性的。韋伯的理論是典型的代表。我們做社會科學研究時, 應當非常清醒地認識到這四種方法各自的優(yōu)缺點, 以及我們的研究工作應當采取何種方法。

　　西方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的發(fā)展

　　西方的許多社會運動理論, 都希望總結出一套充要條件來, 而這些充要條件之間有一種特殊的、較為固定的邏輯關系, 以此為基礎, 可以構造一個能對任何政治行為進行指導性解釋的模型。比如, 斯梅爾塞( Smelser) 就認為, 社會運動、集體行動和革命的產生, 都是由這六個因素決定的: 有利于社會運動產生的結構性誘因、剝奪感或壓迫感、一般化信念的產生、觸發(fā)社會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運動動員、社會控制能力的下降。隨著這六個因素自上而下地形成, 發(fā)生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注4）可是, 這種先后的順序并不是固定的。我們憑什么說“結構性的怨恨和剝奪感”就一定先于“一般化信念的產生”呢? 很可能在有的社會中,有的人天天受壓迫, 都麻木了, 等到有一個意識形態(tài)產生, 告訴他這是壓迫, 他才知道。所以在這里,怨恨感反而來自于一般化信念產生之后。這個例子只是想說明, 我們不可能把影響社會運動發(fā)生和發(fā)展的各種因素用邏輯關系貫穿起來, 形成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模型。

　　這并不是說社會運動沒有規(guī)律。筆者認為, 影響和決定社會運動產生和發(fā)展的宏觀結構, 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因素: 變遷、結構、話語。這三者不是變量, 而是考慮問題的出發(fā)點。變遷就是種種社會變化。結構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國家的結構及其行為方式, 二是社會結構以及社會行動者的結構性行為。話語則包括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tài)、口號或話語策略等。

　　但是這三者之間沒有什么一成不變的邏輯關系。一場社會運動既可以肇始于一系列社會變遷,也可以發(fā)端于國家主導的改革, 進而引起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變化及挑戰(zhàn)性話語的出現(xiàn)。另一方面, 這不是說它們之間沒有任何有機的聯(lián)系。尤其是在大規(guī)模社會運動中, 影響或決定其發(fā)生和發(fā)展的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美國社會運動理論中的很多中層理論都可以用, 但中國學者要想在這一理論立有一席之地, 就必須有自己的問題意識。以國家與社會關系為核心實際上告訴大家, 中國要想走向良性循環(huán), 就必須建立新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

　　社會與政治運動理論中另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集體行為理論及情感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早期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理論在美國已經被“批臭”, 但是其中仍有一些有意義的東西值得我們注意。對早期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理論的批判誤區(qū)是: 第一, 早期理論都是站在右派角度看待社會運動的, 把社會運動看作是一種病態(tài), 這樣一來, 社會運動就變成了非理性的、情感的, 后來有人從理性的角度對它們進行批判, 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把早期理論中的“情感假設”同“非理性假設”一并扔掉的話, 那就不妥, 因為情感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事實上, 自20 世紀70 年代資源動員理論和政治過程理論在美國興起以來,“情感”這個詞似乎從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研究視角中消失了, 直到90 年代中期以后,新一代學者才開始重新重視情感在社會運動參與中的重要性, 但他們的大多數(shù)研究還是趕不上一些早期的研究。因為他們往往流于給出種種情感行為在社會運動中的表現(xiàn), 以及強調它們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 卻一般不去關心社會運動參與者情感行為背后的宏觀結構和微觀社會心理學機制。這樣, 即使是一個充滿情感的行為, 比如愛情、仇恨、劇院著火后觀眾驚惶逃跑等, 也被用理性邏輯來加以解釋。其實, 現(xiàn)實生活中情感和理性是合而為一的, 泛泛強調情感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就像泛泛強調理性選擇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一樣, 除了延續(xù)“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式的爭論之外,很少能夠真正推動學科的發(fā)展。

　　那到底應該如何研究社會運動中的情感呢?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 似乎只要測量諸如荷爾蒙水平這樣的指標就行了, 但人的情感無法做這樣的事后測量。因此, 應該在結構中研究情感, 在不同的國家社會關系中, 在不同的結構條件下, 人的情感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 一個社會運動, 當其組織力量很弱的時候, 情感性行為往往會主宰該運動的發(fā)展。再比如, 還有一個命題是, 情感性行為在集體行為的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 比在社會運動中起的作用更為關鍵。闞伯爾(Kemper) 就寫過一本叫做《社會結構和雄性激素》的書, 其核心思想是, 一個人的雄性激素分泌率與其所處的社會場合有著十分重要的關系, 在面對領導或權威人士時, 雄性激素分泌率就會降低, 說話的聲音會變細, 而在面對社會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的時候, 雄性激素的分泌率就會提高, 說話的聲音會相應變粗。（注5）

　　變遷、結構、話語

　　如果說“情感”關注的是微觀的社會心理學結構的話, 那么宏觀的社會變遷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更是顯而易見。社會變遷導致了生活方式的變化, 導致了意義的重組, 導致了產生新的怨恨感、新的階級的出現(xiàn), 導致了社會的失衡和斷裂。這種變化并不一定非得是社會在往壞的方向變,往往在社會變好的時候, 社會運動會大量涌現(xiàn), 而一些大的社會革命恰恰就是發(fā)生在一些國家在往好變的時候, 伊朗革命、俄國革命, 甚至法國革命,都是如此。

　　變遷的視角實際上可以上溯到涂爾干學派,其中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更是其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如果很多社會變化能夠制度化, 就能避免進入動亂高發(fā)區(qū)。有的學者批判說這是國家中心主義, 實際上是很虛偽的。當西方社會進入危機的時候, 西方學者都在說制度化, 當社會運動被高度制度化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變得和利益集團運動差不多了, 他們又開始反制度化了。所以“和諧社會”不是說沒有社會運動, 而是加強社會運動的制度化能力, 是一種動態(tài)的和諧, 而不是壓抑的和諧。

　　討論社會和政治運動中的社會結構有三個視角, 一是公民社會的結構, 二是階級結構, 三是政治結構。公民社會結構視角實際上講的是發(fā)達的公民社會, 會讓社會運動增多, 集體行動減少, 革命變得不可能。公民社會為社會內部成員的討論,為中層組織之間以及中層組織與國家之間的對話提供了平臺, 有利于緩解他們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從而不會因為沖動而輕易加入某個大眾運動。比如, 中央電視臺曾直播了關于“春運”期間火車票漲價的聽證會, 來賓中有政府官員、鐵道部代表、經濟學家和一般消費者, 政府部門說現(xiàn)在是市場經濟, 政府部門要按市場規(guī)律辦事, 鐵道部就會說春運期間漲價是因為員工工作20 小時一天, 很辛苦, 經濟學家則講了很多理論和模型來證明這是供需關系發(fā)生變化后的正常結果, 消費者代表則肯定是反對漲價。最后的結果仍然是漲價。有意思的是, 節(jié)目播出后, 一些接受記者采訪的民工竟然表示, 他們雖然仍然反對漲價, 但是看了聽證會以后, 他們甚至也覺得漲價是有一定道理的。

　　公民社會還能促進認同感和利益多元化。如在最近的美國反伊拉克戰(zhàn)爭中, 就有形形色色的人: 有反對一切戰(zhàn)爭的和平主義者, 有認為伊拉克戰(zhàn)爭證據不足的人, 有認為戰(zhàn)爭至少需要獲得聯(lián)合國授權的人。有人說, 正如這種不同利益群體大聯(lián)合的社會動員結構才使得一場較大規(guī)模的反戰(zhàn)運動成為可能, 但同時這也使得這種聯(lián)合結構松散, 根本不具備發(fā)動大眾運動式社會運動的條件。

　　公民社會發(fā)達還可以防止政治精英的決策直接為大眾壓力所左右, 從而防止民粹主義的誕生,使程序政治變得可能, 同時可以保護民眾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縱和控制。

　　還有一個結構是階級結構, 摩爾(Moor) 的理論是一個代表。摩爾要回答的是, 為什么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 英國、美國、法國走向了民主, 而日本和德國走向了法西斯主義, 中國和俄國選擇了革命。摩爾的出發(fā)點是不同國家的生產關系以及與之對應的階級矛盾, 尤其是農業(yè)的商業(yè)化程度, 決定了這些國家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注6）

　　社會和政治運動中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國家。為什么國家在社會運動中那么重要? 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近代社會運動和革命都可以或多或少被看作是社會對現(xiàn)代國家建立進程的一種反應。對中國人而言, 在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中, 有一項研究尤其值得注意, 那就是邁克丹尼爾(Mc-Daniel) 對寡頭整體現(xiàn)代化和革命關系的研究, （注7）他的《寡頭政體、現(xiàn)代化及俄國和伊朗的革命》一書,旨在通過比較來解釋1911 年俄國的革命和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 其中一個核心的觀點就是在現(xiàn)代化成功的時候, 寡頭政體沒有辦法把現(xiàn)代化導致的社會利益的復雜化制度化, 因為這樣的國家的合法性建立于傳統(tǒng)或神授, 法律在寡頭政體下缺乏嚴肅性, 容易培養(yǎng)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煽動革命。雖然中國不是一個寡頭政體的國家, 但這一研究對我們理解一個由威權主義國家領導的現(xiàn)代化如何避免革命性動亂這一問題有很大的啟發(fā)意義, 尤其是國家的合法性應該建立在哪里, 值得我們深思。筆者的一個觀點是, 國家的合法性不能建在實處, 而必須建在虛處。

　　談論社會運動中的國家, 就不得不說國家和工人階級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認為,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 工人階級在數(shù)量上會增多, 會由一個自在的階級變成一個自為的階級, 會產生工人階級運動。但一個問題是, 工人階級運動在不同的國家表現(xiàn)得完全不一樣: 美國幾乎沒有什么工人階級運動, 也沒有工人階級政黨; 俄國則發(fā)生了工人階級革命。為什么會有這些不同? 現(xiàn)在的一個解釋是工人階級的意識是建構的, 代表人物是湯普森。但是工人階級意識的建構結果不同, 則是國家處理工人階級意識的方式不同造成的。西方工人階級運動有六種形式( 表2) , 在現(xiàn)代工業(yè)國家, 工人階級的利益和認同感已經被分割了, 但是如果國家處理工人階級運動時不能將其制度化, 就會迫使工人逐步打破內部的認同感隔閡, 工人階級的斗爭策略因此逐漸由保守轉為極端。這對今天的中國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

　　如果說前面我們討論的都是結構主義的視角的話, 那么, 下面的討論將轉向行動理論。行動理論在社會運動研究中的一個經典應用就是“搭便車模型”, 由于筆者在別的地方已經對什么是一個好的形式模型做過詳細的討論, 在此不再贅述。（注8）本文只想介紹的是現(xiàn)在美國最時髦的理論: 資源動員理論和政治過程理論。這些理論都是對傳統(tǒng)理論的批判。傳統(tǒng)的理論強調社會運動是病態(tài)的,他們認為社會運動是受壓迫者反抗的正�，F(xiàn)象,是一個政治過程; 傳統(tǒng)的理論認為社會運動中的行動者是非理性的, 他們則有理性假設來分析人;傳統(tǒng)的理論強調怨恨感的重要性, 他們則強調利益、資源和機會的重要; 傳統(tǒng)的理論強調社會運動會使得社會崩潰, 它們則強調社會運動會讓社會組織起來。不過, 如前文所述, 這四點批判每一點都有誤區(qū)。

　　隨著政治過程理論的發(fā)展, 有一個理論叫“政治機會結構理論”(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eory) 一直占據主流地位, 筆者曾經花了很大的篇幅來批判這個理論。其中的關鍵癥結就在于它把“機會”這個概念徹底主觀化了。實際上, 任何把社會結構徹底主觀化的理論( 比如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等等各種資本理論) 都存在著類似的問題, 理論變得不能證偽; 把這種理論推到極端, 整個社會學就會變成一種“機會學”或“資本學”。

　　社會運動理論對話語的討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在討論文化問題。對文化的定義基本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是廣義定義, 這個時候文化實際上變得無所不包; 二是狹義定義, 文化包括了所有存在于我們頭腦中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中的信息, 但是我們稱之為社會結構的那些范疇則不算其中。本文遵從的是第二種規(guī)范。社會運動理論關于這個問題發(fā)展出了好幾種理論, 比如框架分析理論、文本決定論等, 其中有一個問題, 回答的是文化如何作用于社會行動者的行為。我認為這方面有三種層面的機制。一是在策略層面上作用于行為, 第二是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 第三是在習慣和本能的層面上。人們可以把它們看作是韋伯意義上的理想型, 在實踐中這三個層面往往同時發(fā)揮作用, 行動者會靈活運用策略, 會依據自己的信念辦事, 也會做出本能性和習慣性反應。那么, 這三者如何分開呢? 我的一個建議是, 從國家和社會角度看, 在不同的結構情況下, 文化在這三個層面起作用是不同的。在此基礎上, 我們可以得出幾個推論: 當一個社會運動中組織的作用越大,這個社會運動的參加者就越有可能在策略層面上使用文化; 當一個社會運動的組織性極差, 自發(fā)行為在社會運動中就會占有統(tǒng)治地位, 這個社會運動中的參與者的行為方式就會基于他們自己長期養(yǎng)成的習慣和本能; 在一個具有較強鎮(zhèn)壓力量的威權國家中, 一個社會運動即使有很好的組織力量, 也會在組織原則和行動策略上重襲和延續(xù)威權國家的文化�？傊蚁霃娬{的是, 不同的結構中, 文化的不同層面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

　　另一問題是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 也就是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是怎么被動員起來的? 社會運動動員具有三種不同機制、網絡機制、空間—網絡機制、空間機制, 其中第三種是筆者的一個新發(fā)現(xiàn)。通過研究學生運動, 筆者發(fā)現(xiàn)空間不僅能導致一種組織網絡和特殊的動員結構, 而且空間能直接導致特殊的動員結構的形成。這就好比半夜打雷,同時驚醒了同一個地區(qū)的許多人, 我們就不能說這是通過社會關系網絡而得知打雷的; 但是, 如果一個人沒有被雷聲驚醒, 第二天有朋友告訴他才知道, 那么這個人是通過社會關系網獲得這一信息的。游行的信息也一樣, 并不是都通過關系網絡傳遞的, 而是通過自然而然的直接接觸傳遞的。所以空間既有間接作用, 也有直接作用。當然, 在不同的國家和社會結構中, 這三種動員機制的作用存在有區(qū)別。

　　最后一個問題, 該如何看待新聞、公共輿論和社會運動的關系? 我認為有兩大問題尤其需要引起注意, 一是傳媒特性本身與社會運動的關系。比如印刷書、電視和英特網的出現(xiàn), 都改變了社會運動的面貌, 這個時候傳播方式就是信息。第二個是新聞內容才是信息。西方的新聞在報道社會運動的時候往往是保守的, 基本上是負面的, 一個人甚至寫了一本書研究美國的新聞報道是如何歪曲和破壞了美國的新左派運動的; （注9）而中國一旦允許報道, 往往是正面報道, 支持和同情的多。我在書中解釋了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異, 最后的落腳點還是回到了國家合法性問題上。（注10）

　　總之, 作為一個簡短的結論, 我認為, 西方的昨天也許是中國的今天, 西方的今天也許是中國的明天, 所以把握社會運動發(fā)展的趨勢非常重要。筆者將這種趨勢概括為三點: 一是新社會運動的出現(xiàn), 二是社會運動社會的出現(xiàn), 三是全球性社會運動的出現(xiàn)。接下來的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集體行動的現(xiàn)實和未來。中國目前處理集體行動的方法是有效的, 但還不夠, 尤其是民粹主義一旦興起,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關鍵還是要把社會矛盾用制度化的方式處理。作為中國學者, 我們不能把西方理論當作圣旨, 我之所以反對固定模型, 反對把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分開, 強調情感、文化、空間環(huán)境等因素的作用, 這些都受益于我對中國真問題的思索。研究中國, 必須提出中國自己的問題和理論, 也許我們能走出一條不同的路來。

　　注釋：

　　* 本文系作者2006 年3 月24 日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與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共同主辦的“《清華社會學講義》研習班”上的演講修改而成。全文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呂鵬整理。

　　注1：Scott, James.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注2：Duara, Prasenjit.Rescus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注3、注8：參見趙鼎新,《集體行動、搭便車理論與形式社會學方法》, 載《社會學研究》2006 年第1 期。

　　注4：Smelser, Neil.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New York: Free Press.1962.

　　注5：Kemper, Theodore.Social Structure and Testosterone: Explorations of the Sociobio- social Chai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注6：Moor,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注7：McDaniel, Autocracy,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and Ir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注9：Gitlin, Todd,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nifornia Press. 1980.

　　注10：趙鼎新:《清華社會學講義》,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

　　《學�！�2006年第2期

相關熱詞搜索：鼎新 反思 框架 理論 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