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來學術作品集”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收錄在本論文集中的一系列文字，很可能屬于我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題域之一。在這些論文中，既有我關于“中國學術自主性”這一問題的最初思考，也有對這一問題所做的持續(xù)推進，更含有一些最新的觀點及其展開。因此可以說，本論文集標示了迄今為止我個人關于“中國社會科學學術自主性”這一理論論題的一個比較完整的學術思考脈絡。

　　在我看來，中國學術欲發(fā)展，就必須建構起中國學術自身的自主性。而建構中國學術的自主性基本上又分為兩個緊密相關的向度：第一個是學術自主性的國內向度。這一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依照其運行邏輯而必須與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做出明確的界分。在《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一文中，我對那種將外部性因素或各種非學術場域與中國學術場域混為一談并且用前者所遵循的各種非學術邏輯取代學術自身的邏輯的思維方式進行了批判，而主張從外部性的向度轉向內部性的視角，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打通這兩種思維方式，進而從社會科學研究本身出發(fā)去探究這兩者間的復雜的互動關系——這一觀點后來被我進一步表述為所謂的“關系性視角”。這意味著，在我看來，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建立，乃是在對學術場域與其他場域間關系的審查過程中，主張社會科學必須首先確立自身的自主性，必須在關涉到自身的獨立性問題上拿出強硬的科學態(tài)度來，因為只有依憑這種方式，社會科學才有可能獲致各種精確嚴格的手段，從而在與其他場域的競爭中獲致重要地位和潛力。

　　因此，正是在這一關系性的視角下，關于中國學術自主性問題的探討一開始就采取了“學術規(guī)范化運動”的形式并且以之為名，而其間關涉到了這樣兩個頗為重要的方面：首先，必須把學術研究的場域與經濟活動的場域、政治活動的場域和日常生活的場域嚴格區(qū)別開來，而其中的要點乃在于：建構出中國社會科學自身的學術判準，以捍衛(wèi)學術場域自身的自主性。其次，必須捍衛(wèi)學術研究評價判準的自主性。這個問題的題中之義包括：我們必須把學術研究本身的重要性與研究對象的重要性嚴格區(qū)別開來；
必須把學術研究本身的重要性與學者所在的相關研究機構的重要性嚴格區(qū)別開來；
必須把學術研究的重要性與學術研究者的身份嚴格區(qū)別開來。

　　毋庸置疑，這場有關學術規(guī)范化的運動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我經由長期的思考和反思而進一步認為，就建構或捍衛(wèi)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而言，我們不僅必須關注知識研究本身即學術規(guī)范的建立這一問題，而且還必須拓展至對中國既有的“知識生產機器”進行反思和批判。由此，我提出了我們必須將中國學術規(guī)范化運動推向第二階段的主張，而第二階段的核心任務就在于對既有的知識生產機器進行反思和批判。

　　經由對學術自主性問題的長期思考和反思，我認為，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活動雖說在一般意義上是個人性的活動，但是在中國發(fā)展的今天，這種活動卻并非如此，因為一如經濟活動、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尚處在轉型的過程中一般，知識生產和再生產亦處于一個我所謂的“自上而下”的“知識規(guī)劃”時代——知識生產和再生產領域實際上正處于亟待改革的階段。在這個“知識規(guī)劃”的時代，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存在著兩大知識生產趨勢以及與其相應的兩大“知識類型”（盡管邊緣化的知識生產方式在任何時代都始終存在著）：第一，存在著一種并不是以理論脈絡和知識發(fā)展范式為依憑而是以某種“規(guī)劃”為根據(jù)的知識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應的“類型知識”，即規(guī)劃的知識。第二，存在著一種同樣不是以理論脈絡和知識發(fā)展范式為依憑而是以其他各種需要（比如說社會需要、經濟需要和政治需要）為根據(jù)的知識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應的“類型知識”，即違背知識場域邏輯的知識。實際上，從更深的角度來看，后一種類型知識乃是與前一種類型知識相配合的。對“知識規(guī)劃”時代以及其間類型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方式的認識，極為重要，因為我們可以據(jù)此提出一項假設，即這些類型知識并不是個人性知識活動的結果，而是或根據(jù)某種特定的“知識規(guī)劃”或以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及政治場域的邏輯為原則而由某種特定的“集體性”知識生產機器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由此，我認為，知識的批判，在脫離對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況下，就有可能無法有效地洞見知識生產的過程乃至知識的性質。

　　由此，我以為，中國學術規(guī)范化運動第二階段的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須對我們這個“知識規(guī)劃”的時代以及其間的知識類型進行全面的討論和批判；
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便是必須對這種為知識生產機器所支配的知識類型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進行分析和反思，而不是只進行常規(guī)意義上的重思，因為只有在這種反思的過程之中，我們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識到我們原本不意識的隱含在知識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之中的各種社會條件或權力關系。

　　中國學術自主性的第二個向度乃是學術自主性的國際向度——這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fā)展中國家所特有的問題。從理論上講，這意味著學術自主性在一定意義上乃是以特定時空為限的，是以普遍性與個殊性的關系為依托的，因而在根本上它會涉及到中國學術研究場域在當下世界結構中如何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的問題。

　　我必須承認，在撰寫《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一文的時候，我確實忽略了中國社會科學場域在世界結構中必須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這個問題。而在對中國學術自主性問題的進一步反思中，我認識到，知識分子在社會科學建構過程中，具有著這樣一種底蘊，即我們不僅是中國社會科學的建構者，而且也是這種社會科學的被建構者：建構者與被建構者在我們身上的這種同一性，在某種程度上規(guī)定了我們生產和再生產社會科學知識的“路徑依賴”品格。正是基于“建構者/被建構者”之同一性的認識，我得以把討論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問題推進至對知識生產結構進行“跨國界的結構性分析”，由此得以把視域擴展至國際的結構層面，進而揭示并思考國際既有結構對知識生產和知識生產制度之移植的支配性問題。

　　關于學術自主性的國際向度，我的認識大體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我對中國學者“搬用或套用”西方知識的“現(xiàn)代化思維框架”進行了批判，進而揭示出了中國社會科學知識的“移植品格”以及這種品格所掩蓋的作為知識消費者的中國學者與知識生產者的西方學者間的關系。但是，無庸諱言，我在這個階段的認識還未能夠概括出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和再生產之場域的自主性邏輯或知識生產者的自主性的問題。只是到了第二階段，我逐漸開始意識到，正是作為“被動者”的中國學者向作為“主動者”的中國學者的轉化，才在一個方面致使社會、經濟和政治的需求在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再生產，而在另一方面也致使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在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再生產；
而最終促成這種從“被動者”向“主動者”轉化的，正是我揭示的所謂知識的“正當性賦予力量”。第三階段，經由對“現(xiàn)代化框架”和“現(xiàn)代化時代”的認識和揭示，我得以有機會發(fā)展出一種“全球結構中的知識社會學”，從而在知識傳承與支配關系中我洞見到了“現(xiàn)代化時代”與“全球化時代”之間的區(qū)別，揭示出這兩個不同的時代對知識傳承與支配關系這個問題的不同影響。第四階段，在“全球結構”的洞見和分析下，我以中國法學為具體個案，秉承“知識-法學”的分析路徑，集中批判了支配中國法學的“現(xiàn)代化范式”，并且明確指出在“世界結構”下，中國法學要擺脫“現(xiàn)代化范式”這一總體性的“范式”危機，必須致力于建構起中國法學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而“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建構，其前提便是“根據(jù)中國”，對中國進行“問題化”、“現(xiàn)實化”的“集體性反思”，而對于這種反思及其在“世界結構”中的意義，我稱之為從“主權性的中國”邁向“主體性的中國”。

　　顯而易見，雖說歷經了十余年的思考，但我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問題的思考在上述兩個向度上的展開卻依舊只能說是一個未競的思想過程，而這意味著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反思仍將以一種開放性的基本方式在日后繼續(xù)展開。在這一意義上，這本論文集對我在這個論題上的思考脈絡的展示，就絕不只是某種成果“陳列”或回顧，而更是一種欲圖做出某種更深刻反思之努力的一個起點，換言之，這些論文實是對這個新的理論起點的建構。在我看來，這個新的理論起點，可以被概括為我所謂的“全球結構下的中國”，亦即在這一“關系性視角”下思考建構“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之“根據(jù)”。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在“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這一問題域下，我所謂的“根據(jù)中國”建構“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其本身絕不只是一種個人性的反思活動，也絕不是一件經過某種即時性的“宣稱”便可以一勞永逸解決的事情，而與之相反，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建立需要中國知識分子以集體性的方式對此一問題保有一種清醒的意識和自覺的思考，而且更需要一種建立在集體反思基礎之上的集體性行動。換言之，在我看來，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這一問題的反思和推進，本身就是一個建立在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反思和行動基礎之上的一個開放性的行動過程。

　　　　　　　　　　　　　　　　　　　　　　　　　　　　　　　　　　　　　　　　　　　　　　　　　　　　　　　　　 二00七年8月于北京北郊三一齋

相關熱詞搜索：性問題 反思 自主 推進 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