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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之:人權(quán)是一個國家最大的面子

發(fā)布時間:2020-06-06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也許是因為他幾十年來為無數(shù)素不相識的人的命運奔波,卻從來避免對自己的宣傳,包括著名記者盧躍剛曾多次表示希望為他寫一本傳記,都被他婉言拒絕;
也許是因為他所代理的案件經(jīng)常被視為“敏感”而不宜公開審理,使他的工作沒有更多的進入公眾的視野,在很多年輕人腦海里“張思之”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而在同行中,這位見證并參與了整個共和國法制發(fā)展歷程的老人,被譽為“中國法律界的良知”。江平先生評價張老“一身膽氣,不畏權(quán)勢,只向真理低頭! 張老的辯詞和夢想已經(jīng)超越了個人經(jīng)歷的意義,成為我們社會法制信念的標竿,正如當代漢語研究所對他的頒獎詞里所說的:“張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僅要做叛徒的吊客,還要做異端的辯護!睆哪撤N意義上講,張老的工作已超越了一般意義上職業(yè)的內(nèi)涵,他在為自由和人的尊嚴辯護、為歷史公正辯護、為苦難的中國人民辯護。

  

  免于恐懼的權(quán)利

  

  郭:在我印象中,您的青年時代,正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動蕩時期,當時熱血青年腦海里想得都是革命、救國,您是如何會想到專攻法律呢?

  張:在我解放前我最想學(xué)的其實是外交,一心想“外交救國”,同學(xué)中可能向往“科學(xué)救國”的多一些,因為小時候我非常難受的思考我們國家為什么這樣積弱,為什么總受人欺負,當時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看到那些喪權(quán)辱國的協(xié)議,非常憤怒。將中國之所以搞不好歸罪于外交的失敗,認為缺少好的外交家,談笑風(fēng)生,折沖尊俎,來維護中國的利益,我以為一個國家的尊嚴靠的是外交。現(xiàn)在想來那時候?qū)嵲谑翘煺嬗字闪恕?/p>

  當時培養(yǎng)外交官的學(xué)校只有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大學(xué),那是國民黨的中央黨校,里面的學(xué)生一畢業(yè)就是縣級干部,多數(shù)當了“黨棍”,當時一些熱血青年都是不甘當“黨棍”的,我只好另選專業(yè),由于外交和外文、法律接近,有人介紹我說北京的朝陽法學(xué)院不錯,就學(xué)了法律。解放以后我就當了法官,再后來就當了律師,也算命中注定。

  郭:您被人稱作“中國人權(quán)律師”,對這個稱呼您如何看待?

  張:維護人權(quán)其實是律師的職責(zé),眾所周知法律保障的重心正是人權(quán),理算當然,律師執(zhí)業(yè)的重點也必定是人權(quán),所以律師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天然的人權(quán)維護者。人權(quán)需要維護說明我們還存在問題,有些環(huán)節(jié),有些方面沒有落到實處,得不到100分甚至有些方面還不及格。對于一個國家得人權(quán)狀況的優(yōu)劣,外國人說三道四,本國人可以不認帳。但也不能由本國的上層人士、白領(lǐng)階層、手握重權(quán)的肉食者說了算,得讓身居下層的蕓蕓眾生認可才算數(shù)。外出討生活的農(nóng)民工,不要說與勞動部長比就是和工會主席比也會有不同的體驗。如果硬說我們享受了多少人權(quán),我這個普通律師,還真沒這種感受。因此我要求自己通過自己的工作致力于維護人權(quán)。遺憾的是,我做得實在不夠好,非常有愧。

  郭:那么政府在維護人權(quán)方面應(yīng)該扮演什么角色?

  張:現(xiàn)在我們也提倡“權(quán)為民所用”,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用在維護人權(quán)上。我向你這樣年輕的時候,曾經(jīng)以為一個國家只要有好的外交或者強大的國防就有面子,后來才明白一個道理,其實人權(quán)才是一個國家最大的面子,一個國家能把人權(quán)維護好,國家就有了榮譽,在國際上才有面子。我們過去各朝各代,總把愛國家和愛政權(quán)甚至愛政黨愛領(lǐng)袖混為一談是講不通的,一個政權(quán)如果關(guān)起門來都不能維護自己本國普通公民的權(quán)利,它有什么資格在國際舞臺上維護這個國家的權(quán)利,他的合法性就會遭到質(zhì)疑,你說是不是?

  郭:您對人權(quán)問題有什么具體的意見?

  張:歷史上仁人志士對人權(quán)有很多很好的見解,我只能談一點個人的想法。比如說,我最不贊成把“生存權(quán)”突出到壓倒一切的地位。人權(quán)講的是做人的權(quán)利,理所當然指的是人生存于世之后的那部分生與俱來的權(quán)利,也就是人一樣的生活,一種有尊嚴的生活。有人認為十幾億人有飯吃,就證明人權(quán)狀況良好,那么奴隸社會的奴隸,有了飯吃,得了“生存”,是否就有了“人權(quán)”?用不著再求“解放”了?而且我們有過幾年之內(nèi)餓死幾千萬人的記錄,我們把它歸咎與“自然災(zāi)害”,我常想如果他們有了足夠的“人權(quán)”,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那么這種慘劇是否可以避免。

  仿佛還有一種說法,中國有自己的國情,改善人權(quán)得慢慢來才行。這是“人權(quán)上授”觀的典型反映,問題在于人權(quán)不是一種賜予,而是與生俱來、自然享有的權(quán)利,不容剝奪,誰違反了就應(yīng)該承擔(dān)責(zé)任,不然還要立憲干嗎?

  郭:您所理解的人權(quán)的具體內(nèi)涵是什么?

  張:我的認識也都是常識性的,來自于學(xué)者們的專著,不過你這一問,讓我不禁想起羅斯福談到的“四大自由”,羅斯福的自由觀我并不覺得有多高妙,不過他的“四大自由”里面的一條“免于恐懼的自由”說的太到位了。羅斯福真是了解社情,尤其是下情。

  郭:遠古的人恐懼來源于自然災(zāi)害和野獸。您覺得當前我們的恐懼來自于何方,是否是一種體制性的壓迫?

  張:我想拿事實說話,你看我一個年近八旬的老翁,有沒有恐懼?我可以如實告訴你,我有,經(jīng)常有,在執(zhí)業(yè)中時時會有。往事就不提了,說個近例,我承接了上海鄭恩寵律師“非法提供國家機密案”,鄭的婦人來北京同我探討上訴的辯護事宜,她剛下火車,我們正通電話就被掐斷,跟著不明身份的幾個大漢,將她強行拽回上海,這無疑是有關(guān)方面對我施加威懾,我應(yīng)二審法官之約到上海交換意見,除法院外,只去了看守所,但始終兩輛警車尾隨,每輛車上都有幾位“便衣”,最后一直送我到虹橋機場,看我離去。面對此景,我盡管未患“神經(jīng)衰弱”,也不免想到何時自己也會陪鄭君入獄,這就是一種“恐懼”?謶植幻猓労巫杂,我一個近八旬的老頭,身為律師,自己尚不免恐懼,還奢談維護人權(quán),真是天大的諷刺,讓我無言以對。

  對人權(quán)我感受很深的還有一層就是“表達權(quán)”。我覺得我們尤其需要一種可以公開表達自己對公共生活的看法的生活,一種在強勢的政府面前也能不卑不亢的生活。我們目前在實際操作中中,對于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與憲法還有很大差距。你說話一不小心就可能犯了反革命罪,哪個掌權(quán)者不高興了一句話就可以把你投入監(jiān)獄。這樣的社會不是靠公民的認同,而是靠暴力為后盾的威嚴來統(tǒng)治是非常可怕的。一個公民不能免于恐懼的國家,只會培養(yǎng)尋租和投機,不會有真正的安居樂業(yè)。我們有一些斗爭年代的思維方式,是不適應(yīng)當前政治文明需要的,比如對于言論過于敏感,一個政府如果脆弱的一句言論就能煽動顛覆,我想它也確實該被顛覆了。

  

  即使在“花瓶”里也要插一枝帶刺的玫瑰

  

  郭:目前很多學(xué)者都在探討司法獨立的問題,您這么多年來實踐思考的體會是什么?

  張:其實不要太高估我,我早先也是政府的“馴順工具”,“一顆螺絲釘”,黨讓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當時我作江青的辯護律師,也不是自己的選擇,完全是組織的安排,可能是他們覺得江青這個人太厲害,要找一個能對付她的人(笑)。直到文革以后一系列發(fā)生在我們民族也發(fā)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教訓(xùn)逼著我反省,讓我認識到這一切的荒誕,我才覺得大師陳寅恪提倡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是多么可貴,這真是做人的準則、做事的圭臬。

  在我們目前的體制下,司法獨立是難于做到的,法院能不參加就個案組織的專案組提前介入?法官能不理會某個上級的批條或者指示?又有哪個法院能夠違抗政法委的指示?組織安排其實也就是長官意識,在目前的民主集中制下,一個長官的拍板是很難抵抗,他可能聽取了一些人的匯報下了一個結(jié)論,這就是上級黨委組織的決定和意見,這個決定也許是科學(xué)的也許是不科學(xué)的。我并不認為當前所有的法官都是素質(zhì)低下的,他可能也對法律懷有信念,但他沒有能力抵抗來自行政的干預(yù),因為他的一切身份乃至待遇福利都是這個行政系統(tǒng)和政權(quán)結(jié)構(gòu)中的一環(huán),除非他有勇氣拋棄這一切,而他拋棄以后又很快有聽話的人來接替他的位置。對于他自己也從內(nèi)心不認同的行政干預(yù),他也許也會頂頂牛,但最后他必需服從政治,服從組織安排,說得好聽點叫做服從大局,因為他首先是一個共產(chǎn)黨員,是這個官僚體系中的一顆螺絲釘,其次才是一個法律工作者。很多情況下法律成為了權(quán)力的仆人。

  前不久辦一個關(guān)于律師被捕的案子,法官跟我談話,我直截了當問他“你能不能排除行政干擾獨立辦案?”他回答也很實在:“我只能說,我跟你談話此時此刻沒有受到干擾!蹦敲催^了“此時此刻”呢?他沒說,也不方便說。但我從心里還是希望法官能一個個案子排除干擾秉公辦理,總會有水到渠成之日,當然我也寄希望于有更多高素質(zhì)的優(yōu)秀法官。

  郭:當前的法制環(huán)境下,律師經(jīng)常處在尷尬的位置,我見過一些律師有錢的官司才接,在法官和雇主之間拉皮條,而且無奈的說:社會現(xiàn)實就是這樣,沒有辦法。另一方面社會上不公道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律師才算老幾?要管也管不過來,您如何看這樣的態(tài)度?

  張:我們國家是有人把現(xiàn)在的中國律師稱作花瓶,我想不是全無道理。但就算是在花瓶里,你也有權(quán)利決定是插上一只含露帶刺的玫瑰還是一把狗尾巴草。越是惡劣的執(zhí)法環(huán)境下,律師越是要自重。我一直認為只有大案子才接,只有名人的案子才接,只有效益好的案子才接是低級趣味的具體表現(xiàn)。真正的律師眼里案子沒有大小的區(qū)別,更沒有名人和老百姓的區(qū)別。

  誠然天下不平事太多,律師不能包打天下,但問題在于只要大眾有需求,我們就無權(quán)推諉,不然要律師干嘛?有一次我代理一個案子,姑且把他們稱作有關(guān)部門吧,來了兩個干部,找我談話,跟我作工作說這個案子影響面太廣,你就不要管了。我反問他,我們換位思考一下,當事人需要你的幫助,如果你是一個正直的律師,你該怎么辦,你接還是不接?他們楞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后在再也沒來找過我。

  我想勤勤勉勉和包打天下不是一回事,有時候我也確實忙不過來,只有讓其他律師代理,而我接案子沒有什么標準,如果我硬要找標準,只能說問問良心,是不是不管不行,我想人同此心,情同此理,總有你實在坐不住的時候。

  至于律師和法官的關(guān)系這是一篇大文章,從兩面相互影響的密切來看,我只想說一句“別相互腐蝕”,如果不能及時清楚我們隊伍中的“敗類”,無疑會敗了我們的隊伍!

  作一個律師該作的事情

  郭:律師常常受到來自政府和公眾兩方面的壓力,前一段時間為劉涌案辯護的律師受到很多的攻擊,認為他和法律的敵人站在一邊,你怎么看這個情況?

  張:任何人都有被辯護的權(quán)力,哪怕是大奸大惡的人,從這個意義上我支持有律師站出來為劉涌辯護,收律師費也無可厚非,至于價錢是否合理我不了解情況,不敢妄言。

  但我個人認為以“中立的法律專家”的身份搞“專家論證”這些年有些搞得太“雜”了。我認為沒有理由限制律師組織論證,但是關(guān)鍵在于論證不宜對法院審理構(gòu)成影響,否則極易使“獨立審判”大打折扣。

  郭:一次聽賀衛(wèi)方先生談到一個他特別憂慮的問題就是當前普遍的“假公開審理”現(xiàn)象,很多“有背景”的案件表面看上去法庭里做得滿滿的,可都是經(jīng)過組織安排的,需要遵守不能向媒體透露內(nèi)情的組織紀律,不知您所代理的案件這個情況是否突出?

張:這不是常規(guī),卻是常事,目前非常普遍,這背后的邏輯就是對公眾的信息控制,這種信息控制權(quán)由于缺乏監(jiān)督,往往導(dǎo)致沒有原則的剝奪公眾的知情權(quán)。說到底是心虛,作小動作。大堂之上,法律在握,公開審理,依法判決,你怕什么?為什么怕公開?依我之見,這是有些人作小動作不夠自信的表現(xi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郭:我看一些外國電影比如《刺殺肯尼迪》里面的法庭辯論,慷慨激昂非常扣人心弦,我們國家有時在電視上看到一些公審,給人印象律師讀稿子都讀得沒精搭采得,不知張老您在法庭上遇到的是什么情形?

  張:法庭辯論是否激烈,首先取決于案情,我主張,辯論要交鋒更要交流,交鋒中以情動人,交流中以理服人,我時候把握的也不到位。有一次法官批評我:“律師發(fā)言不要帶感情!”我當場反駁:“對無理的事,不帶感情是律師失職!”回頭想來一時占了上風(fēng),但其實沒有抓住案情的要害,并不可取,最關(guān)鍵的要看辯護內(nèi)容,看你能不能“一語破的”。

  我參加得那些案子法庭辯論有些也很激烈,有時候公訴人急得都拍桌子,當然他不敢跟我拍桌子,我不好對付(笑),但他往往以據(jù)高臨下的姿態(tài)訓(xùn)斥跟我一起的年輕律師,這我也不答應(yīng)。有時候公訴人被反駁的啞口無言,但最后宣布的審判結(jié)果往往和法庭辯論沒有太大關(guān)系,判什么刑上法庭之前都已經(jīng)定好調(diào)了,只是走一個形式而以,這也是很無奈的事情。有時一些行政干預(yù)明顯的案子,辯護時律師提出非常充分的證據(jù),但宣判時法官竟能避而不裁,不敢涉及,判決書都難于自圓其說,使律師辯護形同虛設(shè),給人以陪同走個過場的印象,這也是對辯護權(quán)的變相剝奪。

  總的來說,在法庭上判決結(jié)果我左右不了,但不管判決結(jié)果如何,我作一個律師該作的事情,事實怎么樣我就怎么說,寫在紙上的法律是我的準則,其他我管不了。

  郭:有的學(xué)者把您的名字和施洋、史良相提并稱“中國大律師”,不過和他們的遭遇不同的是,據(jù)我所知您所代理的案子很少勝訴過,您這個“大律師”是不是也當?shù)锰C囊一點了?

  張:你說的對,確實我參加的官司經(jīng)常輸,但我并不認為一個律師的價值與作用取決于他的勝訴或者敗訴,我也不覺得自己是什么“大律師”,試問“大”的標準是什么,誰能說得清?中國執(zhí)業(yè)律師分為四級,,一、二級被稱作高級律師,可我連四級都不是,怎敢冒充“大律師”?我們律師中有很多人,特別身處貧窮落后地區(qū)的很多律師,兢兢業(yè)業(yè),勤勤懇懇為身處艱難困苦環(huán)境下的底層大眾提供卓越的服務(wù),我仰慕他們,能把他們引為同道是我莫大的光榮。我們都希望大家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我們的前景肯定會越來越光明,這樣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個人也就逐步“大”起來了,你說是么?

  郭:和張老聊得真暢快,如果定期一起坐坐,一定大有受益。

  張:律師和記者不用結(jié)盟但天然就是“盟友”,特別是從社會監(jiān)督的角度來考慮,這兩股力量有效結(jié)合起來,我認為會讓一些人,特別是那些視公眾監(jiān)督為寇仇的人,心驚肉跳。僅為這一點,我們也應(yīng)該是永遠的朋友。

  

  附:

  一個偉大的律師是這樣誕生的

  郭宇寬

  

  “丹諾終于下定決心,雙手伸向面前的桃花心木桌子,撐起身體,站了起來。”歐文.斯通給他寫的傳記里,第一句話是這樣描述的。這個人是被稱作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律師的克萊倫斯.丹諾,他作出的決定就是放棄作為一個杰出法律工作者成為富人的機會,終身為他心目中的窮人、被壓迫者、被欺凌和損害的人辯護,而且他幸運的做到了。

  從他的敏感心靈來看,丹諾似乎更因該成為一個詩人而不是一個律師,小時候家人給了他一只小雞飼養(yǎng),他把小雞當成寵物,有一天他回家發(fā)現(xiàn)他的寵物成為晚餐的一道菜,他留著淚跑開,從此以后的75年丹諾都拒絕吃雞肉,一口都不吃。

  據(jù)說在他學(xué)習(xí)法律以后“最不喜歡背誦法律條文”,但在他的辯護生涯中,他總是有無盡的同情心,站在弱勢的立場,把制度和權(quán)力作為對立面加以批判。他善于不失時機的把法庭辯論當成他的布道場,宣揚超越膚色階級的愛來化解仇恨,傳說他的辯詞有催眠一般的功能。在為相信暴力并使用暴力的礦工赫伊伍辯護時丹諾對陪審團說“在世界的每有角落,人們憎恨赫伊伍,因為他為窮人奮斗,反抗可咒的制度,而受到偏袒的人卻依賴這種制度變得富有、肥胖……”他懇求陪審團對赫伊伍的寬恕“從人們用雙手勞動的大草原上,從人們隨海浪沉浮的大海洋中,一直到我們的工廠,一直深入到土地下面,有數(shù)以千計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勞動的男人、受苦的男人,因為操心和辛勞而疲倦的女人和孩子——這些男人、女人以及孩子,將在今夜跪下來,讓他們的上帝指引你們的心靈!彼麨橐蛟诎兹松釁^(qū)安家而遭到暴徒圍攻,于是開槍自衛(wèi),在人群中打死一人、打傷一人的十二名黑人辯護,那次結(jié)辯竟然用了整整八個小時,擁擠的法庭中站滿了,以至于有人因為疲勞甚至昏了過去。結(jié)辯中他不僅是在為這十二個黑人辯護,而是為美國黑人的不公正遭遇申訴,他回溯歷史和人類種族的進步,追溯人類心理中恐懼和偏見的發(fā)展。“有時他洪亮的聲音變成一種低語,有時升高為憤怒的吼叫!

  我在讀到這些內(nèi)容時,常感納悶,為什么法官不打斷這種明顯帶有煽動性的言論,“提醒辯護律師注意,你的發(fā)言與本案無關(guān)!”或者“這是法庭,發(fā)言不要帶感情色彩!”

  我不知道美國都選了一批什么樣的人當法官,似乎他們頗有“婦人之仁”。據(jù)說在丹諾“每次辯護完畢,法庭悄然無聲,法官都為他的辯護詞感動得流淚”,可我在讀他的辯護詞時雖然感動但怎么也沒有要哭的感覺。一種可能的解釋就是丹諾所遇到的大法官們似乎情感比一般人更加豐富,這些大法官們絲毫不顧忌王法威嚴,腦子里好像沒有什么組織紀律性的觀念,人性色彩過于濃厚,完全不符合作一個螺絲釘?shù)穆氊?zé),在中國這樣的人早應(yīng)該下崗了,明顯是不適合當法官的。

  制度保證了丹諾從來不缺少關(guān)注,他參加的每一個案子都是公開審理,甚至有一次在田納西的審判,法庭內(nèi)的群眾喝采、跺腳有震裂地板的危險,法官就下令把審判移到戶外草坪上進行。我相信丹諾除了同情心以外也有有很強的個人英雄主義情結(jié),公眾的喝采是他最有效的興奮劑,他總是做弱者的代言,每當有個人權(quán)力遭到侵犯,他就拿起長矛光榮地扮演斗士的角色。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他抱怨法庭的無聊沉悶,但是“我唯一的安慰是,我總是為被告辯護!

  除了在法庭上,他作了很多和政府對這干的事情,他不僅作為一個律師為很多反抗甚至試圖暴力顛覆社會制度的人辯護,甚至公開演講“我有很多贊同社會主義的地方”,他一有機會就攻擊商人的貪婪、官員的腐敗、警察的野蠻,可奇怪的是他一直沒有遭到什么打擊報復(fù)。各種證據(jù)表明他在私生活中并不是一位圣人,有很多可抓的把柄。他不是一個非常高雅的人,據(jù)朋友回憶他在餐桌上“象中西部農(nóng)民一樣愛說黃段子”。他因為婚外戀和第一任妻子離婚以后,有很多的女朋友,一次丹諾相約和朋友去參加生日派對,出發(fā)前朋友卻找不到他,后來在陽臺上找到了他時,“他坐在一張低低的椅子里,周圍至少有20個各種年紀的女人!边一次他在黎明時分從一個美麗的寡婦家里離開被人偷拍,這讓他非?鄲馈K呐笥寻参克骸澳愕呐笥褧滥鞘羌俚,如果你在一位美麗的寡婦家里過夜,你一定不會在黎明離開,你會留下來吃早餐!

  但他并不是一個虛偽的人,他熱愛自由,而且愿意為捍衛(wèi)別人的自由挺身而出。他的一個學(xué)生為他寫下了這樣的墓志銘:“自由是丹諾喜愛的一個字眼,當他希望表達對某個人有利的意見時,他開始會說:‘他是為了自由’!

  在今天的中國很多律師在內(nèi)心里都以丹諾作為職業(yè)的榜樣,但他們也許永遠無法成為丹諾,因為中國的國情和其他國家不一樣,他們所處的環(huán)境也與丹諾不一樣,所以有人說“只有在美國才能產(chǎn)生這樣偉大的律師!倍谝粋法制不足夠健全的地方要做一個問心無愧的律師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價,所以也有人說“其實最偉大的律師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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