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我寫過一則短文《普及吳祖光》。今天再寫《普及黃萬里》是因為最近趙誠的《長河孤旅》正引起人們廣泛注意。從普及吳祖光到普及黃萬里，是想表達一個簡單的愿望：尊重良知，敢講真話。

　　從個人命運來說，黃萬里的人生是個悲劇。因為對一個科學家來說，他一生最有價值的思考沒有得到國家認可。黃萬里的悲劇，實質(zhì)上體現(xiàn)了制度變遷中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guān)系。在這個關(guān)系中，國家是強者，知識精英是弱者。國家代表權(quán)力，知識精英則代表真理。這方面，中國的歷史一度令人深思。在北京市政建設(shè)中，歷史證明梁思成是對的，但老北京還是消失了。在三門峽水庫問題上，黃萬里是對的，但三門峽水庫還是建起來了。馬寅初提出“計劃生育”，但中國的人口還是激增了。

　　歷史提醒我們，在科學問題上，國家權(quán)力與真理之間的關(guān)系非常重要。如何處理二者的關(guān)系，需要深刻反思。

　　對專業(yè)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實際上早晚都要面臨專業(yè)聲望和科學良知的沖突。這時，對科學家來說，無私利性可能成為科學家品質(zhì)中最重要的東西。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環(huán)境里，專業(yè)聲望的建立對國家的依賴程度很高，也就是說要獲得專業(yè)聲望必須向國家“低頭”。

　　從科學自身的發(fā)展過程來說，至少對錯雙方的專業(yè)聲望應該是對等的，或者說對者應更具專業(yè)聲望。黃萬里命運的悲劇恰恰在于他不但沒有獲得對等的專業(yè)聲望，而且連對等的專業(yè)發(fā)言權(quán)也沒有了。作為一個水利科學家，黃萬里專業(yè)聲望的最后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敗來證明，這是多么大的悲��！但這樣的悲劇在黃萬里一生中，上演了不止一次。（《暸望東方周刊》2004年第33期謝泳文）

　　抗戰(zhàn)期間，黃萬里（中間左三）在大西南為水利、航運實地勘測，興利除害。三臺告捷，各方祝賀，黃萬里很高興。父親告誡他不要自滿，他謹記不忘，將剛出生的二女兒取名為“無滿”。

　　黃萬里提出不同意

　　也許是冥冥之中一種機緣和巧合，黃萬里一生的命運都和與他同姓的那條不到萬里也有好幾千里的黃河息息相關(guān)。當年他放棄鐵路橋梁工程師的優(yōu)厚待遇，出國改學水利，是因為1933年黃河多處決口，生命財產(chǎn)損失慘重。他“聽說黃河是最難治理的，便立志學水利治黃河”。1947年在甘肅水利局長任上，他已是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1950年8月，在北京召開的黃河水利委員會，黃萬里也參加了。此后為黃河治理、為三門峽大壩，黃萬里傾注了大量心血。解放后，飽受黃災之苦的中國人希望根治黃河水患，而人民政府也真心實意想治好黃河�？墒�，黃河該怎么治，黃河的癥結(jié)在哪里，長時期存在著分歧和偏頗。20世紀50年代，在 “一邊倒”方針的指導下，片面聽信蘇聯(lián)專家意見所作出的規(guī)劃和決策就造成了不少后遺癥，而黃萬里也恰恰是因為反對這些錯誤意見和決斷而獲罪的。

　　早在1955年周恩來主持的關(guān)于黃河規(guī)劃的第一次討論會上，黃萬里就力排眾議，不同意蘇聯(lián)專家提出的規(guī)劃。當時許多專家對規(guī)劃交口稱贊，只有黃萬里發(fā)言反對。他當面對周恩來總理說：“你們說‘圣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彼�說，黃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陸地也是最大的。

　　1956年5月，黃萬里向黃河流域規(guī)劃委員會提出《對于黃河三門峽水庫現(xiàn)行規(guī)劃方法的意見》，發(fā)表于《中國水利》1957年雜志第8期。《意見》指出：
“4000年的治河經(jīng)驗使得中國先賢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歸納出了四種防洪方法：溝洫或攔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40年來，中外學者融合德國人治河的理論和經(jīng)驗，又積累了不少新的知識。忽視這些知識，認為有了壩就可以解決下游防洪問題，是不妥當?shù)摹！贬槍�黃河清的設(shè)計思路，黃萬里指出：“認為水土保持后黃河水會變清是歪曲客觀規(guī)律的。相反，出庫的清水將產(chǎn)生可怖的急速沖刷，防止它要費很大的力量。6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要比短期的10000秒立方的渾水難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應付的。”

　　他說：“總之，‘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shè)計思想會造成歷史上嚴重的后果。壩的功用只不過是調(diào)節(jié)流率，從而替治河創(chuàng)造優(yōu)良的條件，決不能認為有了壩就可以治好河。”《意見》最后反復強調(diào)：三門峽筑壩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將移到上游，出庫清水將危害下游堤防。針對綜合規(guī)劃及三門峽筑壩已形成全國人大決議的難以挽回的現(xiàn)實，黃萬里特別提出了三門峽大壩一定要能刷沙出庫的建議，為日后泥沙大量淤積預作準備。

　　時間驗證一切

　　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是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由水利部在京召開的，主要討論三門峽水庫的正常高水位和運用方式。

　　在討論會上，攔洪蓄沙的高壩派、攔洪排沙的低壩派和只有黃萬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對上三門峽工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高壩派代表再次把下游河道的形勢說得岌岌可危，說如果等著中上游水土保持（主要指在支流建壩攔沙）見效再建三門峽大壩，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張立即建三門峽大壩，攔洪蓄沙，讓清水出庫，并反對減少庫容，不減少庫容就是主張建360米大壩，在這個高度的庫容是647億立方，但可以分段蓄水。

　　低壩派主張攔洪排沙。這派人明顯處于少數(shù)。他們希望保護耕地，減少庫容，降低蓄水線（335米或330米、320米）。

　　黃萬里與“主上派”對壘，孤身舌戰(zhàn)。黃萬里認為不能在這個淤積段上建壩，否則下游的水患將移至中游關(guān)中平原，而且他認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陸的自然作用，建壩攔沙讓黃河清是違反自然規(guī)律的，是不現(xiàn)實的，何況清水出庫對下游河床也不利。

　　據(jù)黃萬里說，當時出席會議的專家“大多同意蘇聯(lián)專家的設(shè)計，只有筆者一人根本反對修此壩，并指出此壩修后將淤沒田地，造成城市慘狀。爭辯七天無效后筆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壩，則建議勿堵塞六個排水洞，以便將來可以設(shè)閘排沙。此觀點全體同意通過。但施工時，蘇聯(lián)專家堅持按原設(shè)計把六個底孔都堵死了�！�

　　上世紀70年代，這些底孔又以每個1000萬元的代價打開。40多年后，曾參與三門峽工程技術(shù)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承，他“參加了導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庫淤積，危及關(guān)中平原，必須重新打開導流廊道，增建沖沙泄洪隧洞，減少水電裝機容量，為此深感內(nèi)疚，看來要堅持正確意見，還是很不容易的”。

　　時間毫不留情地驗證了一切。

　　1957年，三門峽水庫高壩派取得了勝利。按他們的方法，在黃河上游筑壩進行水土保持，在三門峽建高壩攔洪蓄沙。這樣搞了50年后，今天的情況怎么樣呢？水土保持日益惡化，下游河水已所剩無幾。從1972年黃河開始斷流，20世紀90年代已每年斷流平均100多天。三門峽水庫建成后不到兩年，水庫淤積嚴重，渭河河口淤積4米多高，西安已面臨威脅。

　　右派生涯里的黃河情結(jié)

　　在右派生涯中，黃萬里一直沒有忘記三門峽，沒有忘記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1961年3月，黃萬里重游他曾住過的密云水庫，寫下了一首詞：

　　念奴嬌•燕都平原吊古

　　余獲右冠，奉命在密云勞動，與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勞。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及次年再去，已荒廢難尋。

　　追思前后，不禁慨然。

　　茫茫黃土，埋沒盡，千古英雄豪杰。

　　荒道西邊仿佛是，艱苦當年住穴。

　　半起人間，半居泉下，縹緲茅廬結(jié)。西風殘照，空余欞斷墻缺。

　　遙想歷代英豪，風云初感會，才華洋溢。

　　苒苒盈虛曾幾度，扌不土北邙湮沒。

　　我豈衰乎！棲棲當奮起，壯懷橫越。

　　蒼生應濟，仰天長嘯情切。

　　在那艱苦的歲月里，黃萬里身雖獲罪，仍心憂天下。

　　從1960年起，潼關(guān)以上黃河渭河大淤。三門峽大壩開始大規(guī)模蓄水后，被壅高的水橫向沖擊，1962年時使兩岸坍塌，毀了農(nóng)田80萬畝，一個縣被迫遷走，這是設(shè)計者不曾想到的。黃萬里曾提醒過，根據(jù)水流力學和泥沙淤積計算，可能出現(xiàn)設(shè)計者預想不到的情況，但未引起主事者的警惕。1962年3月，水電部在鄭州召開會議，決定將三門峽水庫的功能改為“滯洪排沙”，汛期盡量泄空水庫，攔洪水位控制在335米，閘門敞泄排沙，暫不考慮發(fā)電和灌溉，只保留防御特大洪水的任務。這一決定上報國務院，得到批準。水庫改變功能后，庫區(qū)淤積有所減緩，渭河口“攔門沙”逐漸沖出一道深槽，但由于水庫導流底孔被堵，低水位泄流能力不足，潼關(guān)河底高程并未降低，庫區(qū)淤積“翹尾巴”現(xiàn)象仍在繼續(xù)發(fā)展。為此，他作長詩《念黃河》，直接批評當年“勝利沖來頭易昏”，以致今日豐腴的八百里秦川“翻為云夢魚蝦沒”！

　　1963年，黃萬里聽說水利部開會，各家提出了改造三門峽壩工的意見，但仍未能糾正此壩修建時的錯誤觀點，又寫了《哀黃河》。

　　上書董必武

　　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視三門峽水庫造成的災難，不顧個人安危，再次向國家領(lǐng)導人上書。他希望自己的意見能引起重視。

　　這一次他上書的對象選擇了國家副主席董必武。董必武是同盟會員，參與過辛亥革命，與黃炎培算是老同志�？箲�(zhàn)后國共合作時，1938年7月6日，國民參政會在武漢召開，黃炎培以社會名流為參政員，董必武以中共方面代表為參政員。7月18日，黃炎培去武昌中路83號董處拜訪，兩老相見長談良久，后在重慶也多有來往。論交情，黃炎培與董必武可算由來已久了。黃萬里在建國前夕從上海到沈陽時，曾在北京專程拜謁過董必武，董必武還介紹他去水利部見了當時的負責人。所以，這一次黃萬里選擇了董必武，寫信向他力陳三門峽大壩淤積的嚴重性，建議改建。他知道董必武能文擅詩。信是四六韻文寫的，并附有兩首古體詩，一首是《念黃河》，另一首可能是《哀黃河》。信送走之后，果有反應，黃萬里被水利部召見，有關(guān)領(lǐng)導囑其提出改建計劃�？磥矶�必武是認真地對待了黃萬里的來信，至于董必武是通過什么方式在三門峽這么重大敏感的問題上表達了意見，得在今后有關(guān)檔案公開后才能得知，但無疑，董必武在糾正三門峽的失誤上起了作用。另外， 1963年河北省和天津市發(fā)大水，事后黃萬里參觀了那次防洪的模型，也向政府提出了防洪指揮失誤的原因。他說：“我作為水利工程的教師，也有責任。我若緘口不說，就是不愛國。有人提出了，政府就該考慮，分析清楚，使大家心中有數(shù)，對有關(guān)的技術(shù)負責人也應加以懲治�！�

　　當三門峽敗相已露時，黃萬里本有一次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機會，但他卻沒有利用來改善自己的處境，而是繼續(xù)質(zhì)疑，為什么這個國家的很多知識分子都不說真話？據(jù)黃萬里長子黃觀鴻2003年11月公布的資料，事情的經(jīng)過是這樣的：

　　1964年，我已從北大畢業(yè)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學教書。一天，校黨委傳達毛主席“春節(jié)座談會講話”。毛在會上對我祖父黃炎培說：“你兒子黃萬里的詩詞我看過了，寫得很好，我很愛看�！蔽乙宦�，喜出望外，心想這回父親的“帽子”摘定了。我從天津趕回北京，告訴父親這個“好消息”。父親說：“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是上邊通過你大大（祖父）要我寫個檢討，交上去。”這本是父親“摘帽”的大好機會，他卻賦詩賦詞上書毛澤東，說三門峽問題其實并沒有什么高深學問，而在1957年三門峽七十人會上，除了他之外無人敢講真話。請問：“國家養(yǎng)仕多年，這是為什么？”

　　不難想象這樣一種口氣和思路怎么能改善黃萬里個人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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