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全世界都在呼吁民主和法治。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一直在提倡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但是，幾年來我常常在報紙雜志上讀到“以民為本”的提法，心里總感到不是滋味。為爭取民主，我曾兩次寫文章論證“民主”與“民本”的嚴格區(qū)分，提醒人們不要讓魚目混珠，誤將“民本”當成“民主”。一次是1948年在上�！稌r與文》雜志第3卷第20期上發(fā)表的“人民自己作主人才是真正的民主”；
另一次是1998牟11月14日在““武漢市《長江日報》上發(fā)表的“民主，就是讓人民自己作主”。李慎之先生了解這一情況后，曾于2002年9月29日寫信給我說：雖然近年來“進步”輿論就民本非民主問題達成共識，但是，盡管從“五四”時起大家都喊民主，實際上并沒有多少人懂得民主，不理解“民本”與“民主”的區(qū)別。初讀慎之先生的信，我還有些懷疑他是否把國人的政治思想水平估計過低。后來仔細想想，又覺得他的論點是不無根據的。

　　為什么這樣說呢？這就要從遠一點說起。中國人之有民本思想，據郭沫若的說法，大約源自周公。他在所著《青銅時代》中“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一文里，謂周人之有“德”的思想是起自周公，而“修德”則是以民為對象的。后來，儒家經典中，民本思想比較常見。比如，“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尚書·大禹謨》)；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夏書·五子之歌》)；
“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尚書·商書·伊訓》)；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周書·泰誓中》)；
“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尚書·周書·梓材》)；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尚書·周書·畢命》)；
“子曰：為政以德”(《論語·為政》)；
“治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士民乎”(《孝經·孝治章》)。盡管所有儒家經典都體現了民本思想，但是，論述民本思想最充分的，乃是《孟子》一書。甚至可以說，《孟子》一書的主要內容，就是論述民本思想的。孟子的所謂王道，就是民本之道；
所謂仁政，就是民本之政。由于篇幅關系，我這里不能盡引《孟子》中有關民本思想的全部內容。大體上說，孟子是從正反兩方面論述統治者為政以民為本的必要性。其最簡明扼要的表述是：“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

　　從以上所引有關民本思想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首先，民本思想是從統治者的立場出發(fā)的，不是從人民的立場出發(fā)的；
為政以民為本，是為了統治者能得天下并保天下。其次，民本思想是與君權天授思想聯系在一起的，所謂“天佑下民，作之君”。(《尚書·周書·泰誓上》)第三，由于統治權是天授的，不是由人民授予的，統治者是“勞心者治人”，可以而且應當為人民作主；
人民是“勞力者治于人”，不能自己作主，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不過，統治者要想長期統治下去，在為民作主時就必須以民為本，否則，久而久之便會引起人民的不滿和反抗。在這種政治體制下，人民群眾要想少受剝削壓迫，要想生存下去或生活得稍為好一點，就只有盼望出現明君、賢相、清官、良吏，希望他們的統治以民為本。否則就只能鋌而走險，起來革命。

　　民主思想則與此完全不同。民主思想是從人民的立場出發(fā)的；
人民具有天賦權利，統治者的統治權是人民授予的；
人民不僅可以而且應當自己作主，統治者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全體人民制訂的憲法進行統治，不能代替人民作主，更不能自己作主；
各級官吏只是人民公仆、人民的兒子，決不是什么父母官，更不是什么大救星；
任何官吏不能靠特權、用批條子的辦法處理事情，不公平、不正當地對待人民群眾，而人民則有權罷免不稱職、不按自己意志辦事的任何官員。

　　總之，民本思想是封建時代、君主專制時代的產物，是為專制政體服務的；
民主思想是后君主專制時代的產物，是為現代共和政體、人民政權服務的。兩者本來就涇渭分明，不是一回事。那么，為什么如李慎之先生所說，到如今還有許多人不懂民主，往往將民本與民主混淆起來呢？看來是可以理解的。從理論上說，中國封建社會、君主專制社會長達三千年，民本思想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忠君思想、官本位思想，巳深深殖入中國社會的骨髓之中，滲透到中國人民的血液里，只要有機遇，就會頑強地表現自己，影響、控制和規(guī)定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的思想與行為；
民主思想則是舶來品，傳入中國不到兩百年，而且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頑強抵制，難以在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思想里扎根。

　　從歷史事實看也是如此。鴉片戰(zhàn)爭以前，除黃宗羲在清康熙年間所著《明夷待訪錄》中論述的近似民主思想的反君主專制思想外，中國思想界沒有出現民主思想。而且據全祖望跋黃氏之書所言，該書“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即使如此，該書仍見忌于時，一百余年后始有初刻本，在乾隆年間還曾被禁。鴉片戰(zhàn)爭以后到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前的20年間，中國還只有少數人覺悟到要向西方尋求救亡圖存之道，但大都只想學別人的物質文明，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民主政治制度與其經濟基礎的關系，則盲然無識。1842年出版的魏源編《海國圖志》，1848年成書的徐繼畬編《瀛環(huán)志略》，兩書都以同情態(tài)度介紹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傳到日本被一版再版，對日本明治維新產生了良好影響，而在講究“華夷之辨”的中國卻受到冷遇。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國勢更加危急，清政府出于自強圖存的需要，發(fā)起了洋務運動。這一運動既然是實行君主專制的清政府發(fā)起的，當然只能是學人家如何制造堅船利炮、修鐵路、辦電報，而不會學人家的民主政制。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要學西方的物質文明用以維護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
也就是自覺不自覺地鐘情和維護民本思想和體制而藐視和排斥民主思想和體制。參與洋務運動的人中，雖然有少數人因為親歷其境，認識到西方政教的優(yōu)點，但除郭嵩燾等極個別人外，又大都認為西方民主政教或源于中國，或與中國儒家政教相似。比如出使過英、法的曾紀澤在其日記中說：“二十三日夜，與松生一談。松生言，西人政教多與周禮相合……。余謂歐羅巴洲，昔時皆為野人；
其有文學政術，大抵皆從亞細亞洲逐漸西來，是以風俗人物與吾華上古之世相近�！弊钅苷f明這些人將民主與民本混為一談的是，他們在出使或到西方旅游考察時，只要是體會到西方民主政教的優(yōu)點，便認為與力倡民本政教的孟子的思想符合。號稱“曾(國藩)門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從1876年起便長期出使，辦理外交。他在“與莫芷升書”中談及西方政教時說：“鑒其治理，則又與《孟子》好勇、好貨、好色諸篇意旨相合。”1895年作為王之春隨員出使俄國并游歷英、法、德等國的楊宜治，在看到西方帶民主色彩的君臣、君民關系時，曾經議論道：“此孟子所謂與民同樂也。君臣相親則壅蔽絕，天道下濟，易之義也。西洋開國晚，故尚存中古之風，近人論西法制造多合諸子，余謂西國政教大都合于孟子，此一端也。”[ii]

　　維新派雖然擺脫了“中體西用”的框框，主張不僅學西方的物質文明，也要學西方的政治制度，否則就是本末倒置。但是，偌大中國，幾乎沒有一個維新人士是能夠將西方的民主政制(主要是君主立憲制)和中國儒家的民本政制區(qū)分開來的。比如維新派先驅王韜，他雖然相當長期地生活和工作在香港，并且游歷過歐洲，認為“若舍西法一途，天下無足與圖治”，但如伍國所說：“和當時其他知識分子一樣，王韜……每當看到西方國家以近代民主政治連接上下，他們就情不自禁地以為是‘有三代以上遺意"，而中國政治改革無非是‘禮失求諸野"，這樣一來當然也為改革在傳統的框架內找到合法性，但也同時限制了對西方制度本質的認識�！盵iii]至于維新派主將康有為，眾所周知，他是把1898年維新變法比附作孔子改制的。如胡繩所說，“他從來沒有越出傳統的儒家學說的樊籬�！盵iv]康的學生梁啟超是維新派的臺柱，他的思想雖然有時接近于資產階級革命派，但也分不清民本與民主。1897年，他在“西政叢書序”中說：“歐洲各國，百年以來，更新庶政，整頓百廢。議政之權，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國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議�！盵v]譚嗣同是維新派中的激進派，但他也說：“西人之治之盛，幾軼三代而上之。”[vi]嚴復在維新派中，西學根柢最深，但他經受不住政治風浪，是維新派中最早在政治思想上倒退的一個代表。1897年他就反對梁啟超在《時務報》上鼓吹民權的言論，晚年更主張尊孔讀經。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在南京組成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表示將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不過如胡繩所說：“雖然有了中華民國的招牌，但占統治地位的仍舊是封建的經濟、封建的政治；
在思想領域內占統治地位的也還是封建思想”[vii]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道民主為何物，民主有什么好處。因此，野心家袁世凱不久便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撕毀了。袁世凱稱帝失敗后，北洋軍閥政權心目中不僅沒有民主，甚至置民本于不顧。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口里講的是三民主義，實際執(zhí)行的是專制主義；
蔣介石口里講的民主，最多也不過意味著國民黨執(zhí)政要以民為本，從來也沒有想到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1948年我在《時與文》雜志上發(fā)表的那篇文章，就是論述這個問題的。實際上，統治者為民作主大都很難做到以民為本，所以歷史上“苛政猛于虎”的時代占大多數。蔣介石政權統治中國20余年，真正被大多數人承認執(zhí)政比較能以民為本的清官，數去數來好像只有一個張難先。新中國建立后，直到改革開放前，按照有關文件規(guī)定，中國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盵viii]但實際上，則如鄧小平所說：“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別人只能奉命行事�！盵ix]試想，全中國除一兩個人(甚至一個人)外，其余上10億人都“只能奉命行事”，這還有什么人民民主？這不是只有專政嗎？所以這時候的人民內部民主制度，仍然是統治者為民作主，而不是人民自己當家作主；
統治者說的為人民服務，實際上是民本思想的翻版，不是民主思想的體現。

　　統治者為民作主有兩種可能。有的時候能為人民服務，比如建國初期包括土地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改革開放以來的發(fā)展經濟等，就都是為人民服務的；
但往往有時也不能為人民服務。不能為人民服務的原因有二：一是統治者中混進了壞人，比如新中國建立不久后的劉青山、張子善，以及后來的四人幫、康生、陳希同等人；
二是統治者好心辦了壞事，比如大躍進、大辦鋼鐵、大辦人民公社、割資本主義尾巴，甚至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等都是。這些事都是統治者為民作主辦的。要是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就不會辦這種蠢事、對人民對國家都有害無益的事。因此之故，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就一再苦口婆心地要求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但是，由于中國社會幾千年來積淀的君主專政遺毒既深且厚，以致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人們所聽到的、看到的、體會到的，仍然是民本思想的頑強表現；
一般而言，只有統治者的為民作主，極少聽到、看到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前些年我從報刊上剪輯這方面的資料，關于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也有，但屬鳳毛麟角，絕大多數都是關于統治者為民作主的。據《經濟消息報》1999年3月26日報道，河南省泌陽縣花園鄉(xiāng)冢子村(全村共11個自然村，村民3012人)自1994年以來，村干部均由鄉(xiāng)黨委、政府委派，群眾不滿意，最近推舉80多位代表向鄉(xiāng)領導要求按《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自選村干部。鄉(xiāng)黨委書記卻說：“冢子村不安定，選舉干部容易鬧事，無法選、不能選�！编l(xiāng)長回答得更干脆：“你們想自己選村干部，那是胡鬧哩！”(為節(jié)省篇幅，以下資料不再注明出處)截至2000年5月1日止，湖北省潛江縣3年中被鄉(xiāng)鎮(zhèn)領導違規(guī)撤換的民選村委會主任達187名；
有的省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由省委書記兼任；
鄧小平極力提倡的職工代表大會幾形同虛設；
有的縣政府強迫全縣中小學教師每人購買4條香煙，每條價格高于市價50元；
有的村干部做賊心虛，歐打查帳的群眾；
許多地方政府瞎指揮生產，向上級虛報農民的產量和收入；
有的村官甚至逼迫農民的“祖母雞”多下蛋；
各級政府違反民意，機構臃腫，冗官成群，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
有的小小司法局長竟大打出手，強迫旅館老板提供服務小姐。類似這樣的事例是不勝枚舉的。面對這種不能自己當家作主的尷尬處境，人民群眾要想日子稍為好過一點，甚至生存下去，當然只有希望統治者中出幾個好人。這就是焦裕祿、孔繁森、任長霞等人經久地深深受人敬愛的原因，這也就是炒作康熙、乾隆、包拯、海瑞等所謂圣君、賢相、清官的電影、電視劇總有市場的原因；
而這也就難怪有的傳媒把應稱為人民勤務員、人民兒子的政府官吏稱為“父母官”，吹捧其“愛民如子”；
有的傳媒把確定人民權利的立法稱為“以民為本”的善良之法，卻很不容易在傳媒上看到宣傳人民應當自己當家作主的事例。

　　的的確確，早就是應該把“民主”和“民本”區(qū)分開來的時候了。統治者在為民作主時能以民為本固然是好事，但那只是君主專制時代人民的要求，而且歷史證明那是不可靠的。在我們這個時代，應該由人民自己當家作主；
而且要真正保證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由人民自己當家作主。據說列寧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頭幾年就說過：“為了勞動人民”而不是“通過勞動人民”的類型的國家將逐漸消亡。[x]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指出：“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边@里第一次公開地、正式地把“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作為“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要條件之一提出來，是改革開放20余年來探索的結果。但是，如何把三者有機統一起來，還是一種十分艱巨的任務。我們希望和歡迎黨和政府以廣闊的胸襟，高瞻遠矚，順應當代世界人民廣泛而強烈地要求民主與法治的潮流，與時俱進，不斷探索，創(chuàng)新政策，盡早實現“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崇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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