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19世紀中葉，美國為了擴張自己的疆土，發(fā)動了美國墨西哥之間的戰(zhàn)爭。1835年，墨西哥得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兩地的美國移民發(fā)動武裝叛亂，墨西哥政府出兵鎮(zhèn)壓，美國則直接出兵干涉，并支持得克薩斯于次年宣布獨立。1845年7月，美國正式宣布把獨立后的得克薩斯并入自己的版圖。次年，美國政府又正式向墨西哥宣戰(zhàn)，頓時美國軍隊猶如闖入墨西哥玉米地里的一頭黑熊，只不過這頭黑熊看重的不是玉米，而是大片生長著玉米的肥沃土地。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美墨兩國簽訂了一個不平等的和約，該和約將大片墨西哥土地割讓給美國。它包括現(xiàn)在的加利福尼亞、內(nèi)華達和猶他等州，以及亞利桑那、懷俄明、科羅拉多和新墨西哥州的部分地區(qū)。五年后，美國又從墨西哥購買了一塊帶狀的位于現(xiàn)在新墨西哥和亞利桑那的土地，于是便完成了現(xiàn)在的西南部邊界。

　　“自美墨交釁以來，本城之‘Ithaca Journal’揭一名言：”吾國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終為吾國耳‘……言意但論國界，不論是非也�！斑@段話的英語表述約略是”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簡直就像格言一樣。原來，70多年后，美墨之間，爭端又起。那邊毀了美國星條旗，這邊美國就派遣水兵在墨西哥上了岸。這時康大所在小城的”綺色佳雜志“把上面的”My country“一直印在社論篇首，它當(dāng)然不止表示了這家雜志的態(tài)度：不管自己國家行為的是非，它總是自己的國家。這樣一種明顯的”國家主義“言論，在雜志上”已逾旬日，亦無人置辯“。胡適自大二開始就居住在康大新蓋的世界學(xué)生會的宿舍，對這句話，宿舍里面的各國學(xué)生倒是議論紛揚，有人認同，有人反對。胡適”聆其議論，有所感觸“，便寫了一篇文章投給這家雜志，雜志最初不敢登，后由某女士的堅請，始在新聞欄以報道形式出現(xiàn)。胡適拿著自己的文章去見康大前校長白博士（夫婦）。白博士（Aadrew Dickson White）六十年前讀耶魯時和中國第一個留美幼童容閎（純甫）是同學(xué)，至今他還記得容閎異服異俗的樣子是如何頗受人笑，但那一年容閎兩次獲得全班中英文一等獎，以后就再也沒有人敢揶揄他了。白博士夫婦都是和平主義者，他們很討厭那種不論是非的狹隘國家主義，因此，讀畢文章后，白夫人稱贊了胡適，認為他說出了自己正要說卻還未及說的話。

　　那么，胡適在文章中到底表達了什么看法呢？

　　我以為此謬見“是耶，非耶，終為吾國耳”之所以為然，是因為有兩個道德標準。人人都不反對萬事皆有一個對錯及正義與否的標準，至少文明國家應(yīng)如此。假如吾國違憲向吾征稅，或非法將吾之產(chǎn)業(yè)充公，或未經(jīng)審判即將吾入獄，吾誓必力爭，不管其是否以“吾國”法律之名義行此事。

　　然而涉及國際間事，吾即放棄那個對錯和正義與否之標準，且頗自得地宣稱“是耶，非耶，終吾國耳”。以此觀之，余以為吾人奉行道德的雙重標準，其一用之于國人，另一用之于他國，或“化外之民”，余此說不亦對乎？余以為吾人不管國內(nèi)國外只應(yīng)奉行一個是非標準，否則無法爭論此事。

　　以上是胡適1914年5月15日的日記記述。

　　插：今天國人中常有批評美國“雙重標準”者，豈不知，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胡適就揭橥了這個問題，也使用了這個詞匯，那時他還是個學(xué)生。作為學(xué)生的胡適，他對自己率先提出的這個詞也很自得。次年他赴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出席世界學(xué)生總會，會上，一位著名演說家的講演頗喚起他的共鳴。這位“時彥”講演的是“論全球政治”，其中也談到“雙重標準”的問題，胡適在日記中惺惺相惜：這位博士聲稱“今世國際交涉之無道德，以為對內(nèi)對外乃有兩種道德，兩種標準。其所用名詞‘雙料的標準’（Double Standard），與余前所用恰同。余前用此名詞以為獨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幾欲自夸‘智者所見略同’矣�！�

　　胡適是個世界主義者，同時也愛自己的祖國。他的世界主義也就是他前此一個多月在演說中表達過的：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這次他亮出了對美國人的批評的旗幟。兩個月后，他在又一次講演中再次表達了自己對那種狹隘愛國的批評，演說后，有兩位聽眾對胡適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一位夫人認為：這句話（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的真實意思不是“吾國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為是”，而是“無論吾國為是耶非耶，吾終不忍不愛之耳”。這位夫人的解讀不可謂無道理，也能理解她對自己國家的感情，但這種感情不顧國之是非，而僅僅就因為它是“My country”，我也只能說，這是舊農(nóng)業(yè)文明時代的感情了。然而，這種感情同樣表現(xiàn)在下面這位美國教授的身上，他耐心地給胡適舉了一個例子。比如兄弟一道出行，弟弟因為醉酒而有辱于路人，對方如果拔劍而起，那么，做哥哥的是保衛(wèi)喝醉的弟弟呢，還是置之不顧呢，抑或幫助受辱者？這個教授其實也是在表達他對“My country”的理解，他認為這句話的含義是“父母之邦，雖有不義，不忍終棄”。但，無論這個并不倫類的例子，還是他的結(jié)論，都難讓人茍同。兄弟是血緣，而個人與國家并無這種關(guān)系，這個比喻是跛腳的。在現(xiàn)代社會，一個人的出生地并非就是父母之邦，即以美國而論，任何人如果在美國出生，就可以是美國人，而他的父母卻可能不是。同樣，一對美國夫婦也可以收養(yǎng)一個他國兒童，只要兒童的父母或國家同意。因此，把“My country”視為“父母之邦”，這是農(nóng)業(yè)文明時代的狀況。何況，即使在農(nóng)業(yè)文明時代，中國古老的《詩經(jīng)》還有“適彼樂土，誓將去汝”的意識。更何況，依這兩位北美人士的說法，又何以解釋他們的先輩冒著生命危險離開本邦而來北美？這分明是“誓將去汝”的跨國現(xiàn)代版，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用腳投票”。它的精神內(nèi)涵應(yīng)當(dāng)這樣表述：“自由在哪里，祖國就在哪里”。可是，胡適似乎被侃暈了，聽了這兩位先生女士的開講，便在7月26日的日記中做了自我檢討：“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狹義而沒其廣義。幸?guī)熡芽镎�之耳。�?/p>

　　其實胡適是對的。他反對的不是愛國，而是國家主義。國家主義的隱含是：對內(nèi)，它把國家凌駕在個人之上；
對外，它把國家凌駕在他國之上（這種國家主義經(jīng)常披著民族主義的外衣，相當(dāng)能迷惑人，是當(dāng)今世界中最為可怕的力量）。至于那句“My country”，既可以做愛國的解釋，也可以用作國家主義的表達，端視語境而定。由于胡適放不下這個困擾他的問題，就在當(dāng)天，思考之中，又寫下了第二篇日記。日記中，胡適雖然聲稱“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勝愛國之心否”，這固然是一個問題。但，反過來，愛國之心又能否勝是非之心呢，這又是一個問題。胡適沒有直接回答，他的態(tài)度卻可以從下面的內(nèi)容看出：“吾國與外國開釁以來，大小若干戰(zhàn)矣，吾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恒謂中國直也；
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币粋�“拳匪”，表明了胡適對義和團的態(tài)度，也是胡適是非之心的表現(xiàn)。從胡適這一段曲折來看，他固然愛他那個國家，但終究是非之心大于國家之心。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個超越國家的世界主義者。

　　毋庸諱言，筆者欣賞胡適的，便是他作為一個具有人道之念的世界主義者。成為一個國家主義者也許不難，它很可能是一種自然；
而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則需要超越這種自然，更需要超越那種可怕的國家主義。四個月后，胡適就此問題又寫了一篇日記，名為“大同主義之先哲名言”，日記中胡適除了抄錄先哲關(guān)于“世界公民”的名言，并無一句自己的話：

　　亞里斯提卜說過智者的祖國就是世界�！�—第歐根尼？拉爾修：《亞里斯提卜》第十三章當(dāng)有人問及他是何國之人時，第歐根尼回答道：“我是世界之公民�！薄�—第歐根尼？

　　拉爾修：《亞里斯提卜》第十三章蘇格拉底說他既不是一個雅典人也不是一個希臘人，只不過是一個世界公民�！�—普盧塔：《流放論》

　　我的祖國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T？潘恩：《人類的權(quán)利》第五章

　　世界是我的祖國，人類是我的同胞�！�—W？L？加里森（1805-1879）：《解放者簡介》（1830）

　　“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我是世界公民——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響亮的聲音之一，這樣的聲音穿越時間的隧道而經(jīng)久不衰，放在今天，則更見它的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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