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術自述

　　文學的興趣

　　和許多青少年文學愛好者一樣，我對文學的接觸最早只是由于興趣。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炮火連天，生活動蕩，朝不慮夕。我一面因每個學期的學費無著而愁苦，同時又如饑似渴地找文學作品來讀，從巴金、冰心到魯迅、郁達夫。開始是讀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后來延伸到唐詩、宋詞等古典作品。文學使我暫忘外界的煩憂，也使我的內心更為豐富，文學使我更為切近現(xiàn)實和歷史的焦慮，它催我早熟。我在別人享受童年歡樂的時候，便因文學而開始感受人生的憂患。

　　后來，我就自己提筆寫詩、寫散文了。時間是一九四八年，我還在念初中的時候。我寫那些東西，說是一種愛好，恐怕失之簡單。其實，是我找到了一種傳達內心苦悶和抗議的方式。那時我涉世未深，對社會、人生的思考也淺，只是一種積郁需要宣泄。文學就這樣走進了我的生活，成為我最初的朋友。

　　中學到底還是沒有讀完。一九四九年在那個歷史大轉折的時刻，我像當年那些懷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輕人那樣，離開了學校，開始了新的痛苦的、甚至可以說是艱險的人生追求。我自信我當年的選擇，不是由于淺薄，也不是由于輕信。是當年我所接觸的有限的文學，使我對人生有一種向往，文學使我對真理和正義、平等和自由，以及人性的尊嚴的認識，具體化了。我的人生選擇，是基于對當時的丑惡、黑暗和無邊苦難的否定，并在現(xiàn)實中找到了自認為可以實現(xiàn)理想的轉機——這就是我當年投筆從軍的簡單動機。那年我十七歲。

　　圣地在召喚

　　我經(jīng)受著艱難困苦的磨練，不僅是環(huán)境的惡劣，生死的考驗，還有紀律約束下的內心苦悶——對思想自由的渴望，等等。一九五五年四月我復員回鄉(xiāng)。我聽到內心強烈的召喚，一種愿望促使我選擇更為合理的生活。我一面等待分配工作，一方面借來全部的中學課本，準備高考。當年八月，我接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告別了從童年到少年生活過的小木屋和年邁的父母，溯閩江，越分水關，沿浙贛線一路北行，終于來到古都北京。我投身北大的懷抱——等待和尋找了二十多年，終于在一九五五年金色的秋天，找到了屬于我的、也屬于中國的這片科學民主的圣地。

　　在這所校園里，我從青年到中年，再到走完中年的今天，我已鬢發(fā)斑白，竟是人生的秋景了。我把青春獻給了這所校園，這所校園也以它的豐富和博大、以它的自由的空氣、民主的精神滋養(yǎng)了我。

　　前面說過，我的小學和中學都是在戰(zhàn)亂和動蕩中度過的。高中剛讀完一年級，時局突變，我放下了書本，離開了學校。這一停頓便是六年。我入北大時，中學沒有念完，所以說，我的中學教育是不完備的。以前我接觸文學只是由于愛好，入北大后，便開始了文學的系統(tǒng)學習。五十年代的中國教育，在“學習蘇聯(lián)”的大背景下，開始走向新的規(guī)范。我在北大的專業(yè)是中國語言文學，那時一批有名望的教授都健在，我們的授課老師的名錄列開來，便是中國語言文學大師的一張長長的名單。我慶幸自己，最著名的學校、最著名的老師，還有最著名的圖書館！現(xiàn)在就看我自己的努力了。

　　一串長長的書單

　　我們的學習是繁重的，中國文學史從遠古一直延伸到現(xiàn)代和當代，我們在老師的指導下閱讀了燦若繁星的古今作家的作品。這種在歷史的線索下、以社會發(fā)展為參照的關于文學的習讀和思考，把我先前那種零碎和片面的知識系統(tǒng)化了。我們于是獲得了一個關于中國文學歷史的整體的印象�，F(xiàn)在反觀，有這個系統(tǒng)化的整理和只停留在零星的層面，是非常不同的。中國歷史非常悠遠，文化和文學的現(xiàn)象異常復雜，特別是社會發(fā)展各階段中社會、經(jīng)濟、政治各方面的因素對文學的影響和制約，非常具體也非常深刻。惟有把文學發(fā)展置于中國社會、文化總的環(huán)境中加以考察，我們關于文學的意義和價值的評判方是可能的和可靠的。

　　 北大五年的學習——嚴格地說，沒有五年，主要是“反右”和“大躍進”以前那短暫的時間——那時總的口號是“向科學進軍”，學習空氣很濃厚，政治的干擾相對地少。那時課程設置很廣泛，對學生的要求也很高。在文學方面，除了中國文學史，我們還學歐洲文學史，俄蘇文學史，以及東方文學。每一位老師都為我們開了長長的書單，從荷馬史詩到但丁《神曲》，從巴爾扎克到羅曼·羅蘭，從拜倫到列夫·托爾斯泰……我們如牛負重，日夕奔波于宿舍、大膳廳、圖書館這三點一線上。

　　 我們的課程還不止這些，系主任楊晦先生一再諄諄教導：語言和文學是“有機聯(lián)系”，同等重要。于是，語言學的課程，跟隨在文學的后面蜂擁而至：古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音韻學、方言學、普通語言學、漢語詩律學……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高名凱先生、周祖謨先生、岑騏祥先生、袁家驊先生、朱德熙先生等等都親自給我們上課。鋪天蓋地的廣韻、切韻，下江官話、閩方言，聲母、韻母……讓我們叫苦不迭。現(xiàn)在想起來，有這么多的語言大師為我們授課，真是百年不遇的造化。此外，我們的課程還有邏輯學和哲學，以及西方和東方的哲學史，從古到今、由中及西，也是長長的一串書單。

　　狂熱年代

　　 盡管當時我們少不了怪話牢騷，但現(xiàn)在回想當年，回想那種劈頭蓋腦的學術“灌輸”，實在是受益無窮。那時年輕，在北大這樣思想自由、學術民主的園地里，我們如魚得水，總覺得時間不夠用。五十年代物質條件差，外界誘惑少，我們便全身心地撲在知識的汲取上。當我們潛心學習之時，風暴正在遠方醞釀著。百花時節(jié)畢竟短暫。一九五七年突然而至的災難，很快就造成了全國性的緘默。在我生活的這個校園里，瑯瑯書聲驟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無邊無際的、花樣繁多的批判和聲討。

　　 平靜的書齋生活很快就結束了。我和同學們只能在政治運動的夾縫中偷偷地讀書、偷偷地思考�！按筌S進”喚起了我們單純的熱情，我們響應了當時的號召，投身于“大批判”的熱潮中。一九五八年，我和同學們開始以一九五五級集體的名義，自己動手編寫《中國文學史》。我們日夜苦干，如同那個年月全國全民大煉鋼鐵和“超英趕美”那樣，很快就寫出了一部“紅色文學史”。以我們當時的水平，它的片面性和簡單化是明顯的。我們也很快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幼稚和無知。盡管如此，我們最終還是受益者。我本人（我相信我們全體一九五五級同學也是如此）在這次“集體科研”中得到了全面的鍛煉。工作逼迫我們去閱讀和占有浩繁的原始資料，也逼迫我們進行獨立思考。我們還得用自己的筆，寫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感謝時間，感謝時代，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使我們未出校門便以所掌握的知識鍛煉了自己。

　　 我屬于這個以撰寫“紅色文學史”而出名的集體。在那個權威受到蔑視的時代，我們意外地獲得了機會。這些機會促使我們成長。一九五九年，在我們把兩卷本的文學史擴充為四卷本的文學史之后，當年《詩刊》的徐遲等三位先生來北大找我。他們建議由我們若干同學集體協(xié)作，著手進行一部新詩史的寫作。這建議鼓舞了我們。那年寒假，我們從北大圖書館拉走了一車的新詩史料，帶著簡單的行李，住進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和平里的一套無人居住的單元房。六位同學：我、孫玉石、孫紹振、殷晉培、洪子誠和劉登瀚，在別的同學都回家過年的寒假里，夜以繼日地工作。一個假期，我們寫出了后來被稱作“中國新詩發(fā)展概況”的新詩史草稿。

　　鮮活而奇妙的天空

　　 四十年前的這段往事，與我后來的學術經(jīng)歷很有關系，它是我后來從事中國新詩研究和批評的起步。早年對詩歌創(chuàng)作的愛好，也為我此后對詩的研究提供了動力。當年那些幼稚的習作，給了我關于創(chuàng)作過程的初步的理解，以及關于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體悟，使我面對詩人的作品時，猶如面對一片鮮活而奇妙的天空。每當此時，我仿佛是在和每一個詩人討論和切磋他們創(chuàng)作的成敗得失，而不是從理念到理念。

　　 上述這種體驗，不專屬于詩的研究，而是屬于全部的、各體的文學研究。平生常感嘆那些做學問的人，往往把活學問做成了死學問。其原因即在于這些文學研究者，其實并不真懂文學。他們從面對作品的那一刻起，就把具體、豐富、生動的文學創(chuàng)作抽象化了，把源自作家和詩人內心的充滿情感和意趣的精神活動，變成了脫離人生、脫離生命的干枯的純理念的推理。

　　 的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是不同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種科學思維，這種活動要靠邏輯的力量，進行冷靜的分析和歸納。從本質上說，它是一種理性思維。但文學研究的對象與其它科學研究的對象，又有大的不同：文學研究的對象是感性的和形象的，它和人類的精神活動、特別是人類的情感活動相聯(lián)系。文學的生成和呈現(xiàn)都是具象的，它通過語言媒介，展現(xiàn)實有的和幻象的、可見的和不可見的、極為詭秘也極為生動的世界。面對這一特殊的對象，研究如果缺乏想象力，缺乏與對象的情感認知，便是從事這一工作的人的先天性缺憾。

　　 所以，我確認文學研究的性質是一種科學思維，但又不僅于此，這種理性思維從來都與感性思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我不是作家，但我卻從以往很幼稚、也很有限的文學習作中得到了好處。我以為從事文學批評的人，欲要批評文學，最好本身能有這方面的一些（哪怕是非常不正式的和微弱的）實際體驗。這樣，在批評家和文學史家面前出現(xiàn)的對象，就不是“死”的、而是有感覺、有韻味、有情趣的“活”物了。

　　生活從中年開始

　　 從集體編寫《中國文學史》到合作寫作《中國新詩發(fā)展概況》，以此為起點，這些不成熟的實踐，鍛煉了我掌握資料，進行抽象思考，并提煉、概括論點的能力。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直至“文革”爆發(fā)，我在政治運動的夾縫中開始了有限的和幼稚的學術活動。其間，我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了新詩的研究，這些最初的習作，我的蹣跚學步的足印，基本上都保留在我的第一本文集《湖岸詩評》中了。此外，在這個期間，我還應北京出版社的約稿，寫了一本叫做《關于讀詩和寫詩》的小冊子。這本原擬出版的書稿，很快就消失在文革卷起的第一陣風暴中，只留下當年那位熱情的資深編輯寫給我的一封“祝賀成功”的信，它記載著當年的遺憾。

　　 此后，便是被迫的、無可逃脫的長達十年的苦難經(jīng)歷。大學教師的生活剛剛開始，我便不心甘地停止了詩和文學的思考，以及一切的學術活動。生活是從來沒有過的艱難，十年中，我曾被數(shù)次“打人另冊”。隨后，一邊要我不停地工作，一邊又不停地把我當作“階級斗爭”的對象。我個人和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一樣，無法抗拒那一切。那十年真是無比漫長，我只能在獨自一人時，偷偷吟詠杜甫痛苦的詩句：不眠憂戰(zhàn)伐，無力振乾坤！

　　 噩夢醒來，人已中年。生活從中年開始，青春屬于八十年代。那時節(jié)，教育界和文學界離散的隊伍正在集結。人們帶著肉體和心靈的累累傷痕，相會在新時代的陽光下。全社會都沉浸在悲喜交集的氛圍中，告別黑暗的動亂年代，迎接光明的開放年代。當時，人們都習慣于把這個光明和黑暗際會的歷史新時期，稱為“第二次解放”。后來，隨著對于文革動亂批判、反思的深入，以及對于現(xiàn)代迷信的清除，人們更樂于把它定名為新的“思想解放”的時代。從模糊的“第二次解放”到明晰的新的“思想解放”時代，說明本世紀七十年代后半期，人們已經(jīng)把情緒大喜大悲的宣泄，轉向了思想文化層面的對于歷史動亂的反思。就我個人而言，唯此之前，我沒有屬于個人的青春，更沒有我個人的思考的聲音，我的青春都貢獻并融化在大時代的潮流中了。那潮流淹沒了我的個性。真正屬于我的青春是從七十年代后期開始的。盡管當時，我人已中年，但我還是真切地感到了頭頂那一輪嶄新太陽的明亮。

　　重新思考

　　 文革結束后，我所面對的受到文化專制主義戕害的文學園地，竟是可悲的一片殘敗和蕭條景象，極左文藝思潮造成了文學的扭曲的顛倒，“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創(chuàng)作、批評、欣賞總體水平的大倒退。詩歌也和其它文學品種一樣，受到嚴重的摧殘。在這片廢墟上，我明確感到應當結束在“批判”名義下的不間斷的破壞的狀態(tài)，我要以自己的精力貢獻于新時代的文化建設。把注意力從破壞轉向建設，我以為是此時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承擔的歷史使命。我意識到，此時我應當做的第一件事，是堅持對詩歌的關注，是對詩的品質的重新認定，是恢復詩歌創(chuàng)作的正常秩序。為此，我開始就詩的基本規(guī)律以通訊的方式，寫了普及型的系列文字，從詩的本質到詩的形態(tài)，從詩的內涵到詩的藝術表現(xiàn)，從詩的鑒賞到詩的批評。這些文字是很幼稚的，但卻保留了那年代單純的熱情。我的這些文章，后來以《北京書簡》的名義于八十年代初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八年在中國當代史中是極為重要的一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一年確定了中國向世界開放的方針，宣告了與世隔絕、閉關鎖國歷史的結束。這一年在北京召開了一個重要的會議。這一年北京西單一帶的墻上貼出了嶄新的詩。幾乎是在我寫作《北京書簡》的同時，北京的街頭開始流傳一份叫做《今天》的民辦刊物。那上面刊登了許多陌生詩人寫的同樣陌生的詩歌，其中一部分詩歌，被張貼在墻上。面對這些擯棄了虛假和充滿批判激情的詩篇，我感到這正是我所期待的；
這些詩的內涵，喚起了我對昨日噩夢的記憶，它們擁有的藝術精神，給了我接續(xù)中國新詩現(xiàn)代傳統(tǒng)的、令人感到欣慰的真切的印象。我欣喜地發(fā)現(xiàn)，新詩在五十年代以降的大部分時間里所丟失的，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動亂歲月中所丟失的，在我如今面對的詩中重現(xiàn)了。

　　第一個崛起

　　 一九八○年在廣西南寧召開了新詩研討會。會上爆發(fā)了一場關于后來被稱為“朦朧詩”的論戰(zhàn)。我是這場論戰(zhàn)的參與者。南寧詩會結束，回到北京，我應《光明日報》之邀，寫了一篇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這是后來被稱為“三個崛起”的第一個“崛起”�！对谛碌尼绕鹈媲啊分形覟椤半鼥V詩”辯護，“朦朧詩”原是反對者帶有嘲諷意味的稱謂，而我則更樂于稱之為新詩潮，我指出它的進步性和合理性，以及它對中國新詩發(fā)展的革命性意義。這篇三千字的文章所引起的反響，是我始料不及的。它從出現(xiàn)之日起，就受到了激烈的、不間斷的批判和圍攻。其中有一些時候（如“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時期），甚至把這些本來屬于學術和藝術層面的論題，拔高到政治批判的高度上來。

　　 我真的有點“受寵若驚”了。由此，我不僅感到了世道的可怕，而且感到了中國的惰性。中國的文人順從成疾，便生發(fā)出奴性來，這些人由奴隸而成為專制主義的衛(wèi)道者，他們頑強地反對哪怕是給黑屋子開一扇可以透透空氣的窗子。一些習慣了“假、大、空”的人，甚至以“維護民族傳統(tǒng)”的名義、以反對“崇洋媚外”為借口，拒絕詩的現(xiàn)代轉化。

　　 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處境中，我因推進新詩潮的變革而成為“異端”。反對者給了我一個古怪的名字：“古怪理論家”。這名稱現(xiàn)在是不大有人用了，但我由此而成為有爭議的人物，則基本沒有變。我在新時期的學術活動，始終受到來自藝術惰性和意識形態(tài)慣性的雙重壓力。我因目睹中國文學的變態(tài)和嚴重倒退，而支持旨在革故圖新的藝術主張和實踐，為此我屢遭“天譴”！這也許并非我的不幸，我因置身其中而更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文人。這種了解使我更為堅定。

　　置身雷區(qū)

　　 一九七七年開始恢復高考，北京大學也恢復了正常的教學秩序，我們迎接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自從一九六○年畢業(yè)留校，直至七十年代末，我方才開始做我應當做和愿意做的事情。文革結束前后，沒有職稱，我是無數(shù)“永遠的助教”中的一個。職稱恢復后，我方才由助教而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隨后，又恢復了學位制，我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一九八六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學中國當代文學學科被國務院批準，成立國內第一個當代文學博士點，我也成為本學科最早獲得培養(yǎng)博士研究生資格的博士導師。從七十年代末到如今的九十年代末，這二十年，是中國罕有的和平建設的年代，也是我個人罕有的能夠專注于本職工作的年代。正是因此，我對新時期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中國當代文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以往從屬于現(xiàn)代文學，是現(xiàn)代文學一條“光明的尾巴”。在過去的現(xiàn)代文學課程中，進入五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只是一個“附帶”的部分。因為總是“附帶講講“，因而也總是匆匆。對于因社會大變動而帶來的文學變化的現(xiàn)象描寫和規(guī)律總結，根本無法做到。到了文革結束，這學科的時限又增添了十年，就歷史跨度而言，已經(jīng)接近五四新文學運動至一九四九年的時限了。為此，文革一結束，北大中文系率先建起了獨立的中國當代文學教研室，我參與了籌建工作。

　　 當代文學這一學科的設立和工作的開展，充滿了艱難困苦。我去年曾應《今晚報》全國博士導師征文之約，寫了一篇文字，題目就叫《風雨相伴而行》。這題目意在提醒人們，當代學科的建立和開展，從來都是不平靜和充滿風險的。它是一門年輕而鮮活的學問。首先是，無止境地增長的作品和資料，使人目不暇接。尤為特殊的是，在這個領域中，文學以外的干預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來領導和推進文學的發(fā)展，幾乎是五十年代以來的常態(tài)。持續(xù)不斷的政治批判和斗爭，構成了文革結束以前長時間的當代文學的歷史。作家創(chuàng)作在特有時代氣氛籠罩下表現(xiàn)出特殊狀態(tài)，批評也如此。不是沒有文學，而是文學現(xiàn)象中夾雜著和糾纏著許多非文學的因素和意圖。這當然增加了文學研究的難度。

　　 研究者首先面對的是這種文學和政治“混合”的狀態(tài)。因此，研究文學就必須研究政治的趨勢和意圖。之后，再剝離它，從那些混沌中探討文學的生存狀態(tài)、它的真實面目。在這種研究的開展中，研究者還受到被指定的價值標準和被規(guī)定的審美標準的約束。盡管批評家小心謹慎、如履薄冰，卻免不了要觸雷、引禍。但是，有見解和有膽識的批評家，往往也能從這些危境中奇跡般地挺然自立。當然，這里幾乎每天也都在發(fā)生悲劇事件。其次，則是不斷增長的資料，造成了研究的困難。在古代文學和現(xiàn)代文學這些學科中，它的時間跨度不再增加，資料雖然也會有變動，但總的狀態(tài)是穩(wěn)定的。而當代文學則不同，它是一種不斷“生長”的學科，特別是八十年代以后，社會開放，創(chuàng)作自由度增大，有關的出版物和文學資料可說是“泛濫成災”。因而，當代文學研究者面對著掌握和篩選這些資料的困難。

　　 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開展，其基本法則是“減法”而不是“加法”。就是說，它必須不斷從那些混合狀態(tài)中選擇有價值的東西，而剔除和揚棄那些無價值的東西。這些工作的難度，不身歷其境者往往難知其間艱苦，即人們首先必須“面對”它，而后才能“背離”它，而選擇則需要研究者的獨具慧眼。

　　 此外，當代文學還是一門不被看重的學科，或者說，在一些人的眼里從來就很鄙薄。一種成見，時間久了，就成了定見，即這里“沒有學問”，說透了，就是這里沒有他們認為的那種“學問”。這些人既不了解學科的內涵和外延，又不了解學科的品質和處境，他們的這些成見究竟從何而來？在今日中國，認為越古越有學問者仍然頗不乏人，于是，就發(fā)生了在大學或研究單位排擠或擠壓當代文學的現(xiàn)象：在學術評估上，在評定職稱上，也在評獎和各種措施、條例的設置上。因為不知而造成誤解，因為偏見而造成歧視，這種悲劇也幾乎每日都在發(fā)生。這，也就是我說的“風雨相伴而行”的意思。這種風雨，既有行政和意識形態(tài)的干預，也有學術偏見和門戶之見的因素。

　　 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在文革的文化廢墟上建立起來，并且一直伴隨著社會風浪的撞擊和習慣勢力的強加而發(fā)展。處身于這個從來不平靜的領域，習慣成了自然，我仿佛是穿越雷場的兵士，一方面小心翼翼，一方面也隨時準備迎接突然而至的“爆炸”。人一旦把得失置之度外，對于外界的襲擊，也就變得有點滿不在乎了。

　　周末的聚會

　　 自從第一位博士生入校，幾年之內，我身邊已經(jīng)聚集了相當數(shù)量的博士生和碩士生，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國內、國外的訪問學者來到北大。當初我單槍匹馬，身單力薄。為了提高學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全面了解和把握，為了有效地促進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也為了應付越來越復雜的局面，八十年代后期開始，我以我主持的北大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為基地，建立了“批評家周末”。這是一種類似文藝沙龍的周末學術聚會。我設計并提出若干專題，確定專人做主講人，大家分別閱讀作品，在自由、平等、寬松的氣氛中討論和交換意見。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學生們走了一批又一批，“批評家周末”一直不間斷地延伸到現(xiàn)在。

　　 十多年來，我們進行了許多有意思的題目的討論。批評家周末吸引了更多人的興趣，也有熱心的朋友聞風而來，參加我們的討論。這個文藝沙龍?zhí)幧砩坛睕坝康漠斀裰袊�，卻始終保持了獨立的學術品位和立場。北大是喧囂社會的一座孤島，批評家周末是這座巍峨學術殿堂的島中之島。

　　 在一次劇烈的震撼中我告別了八十年代。當日的悲涼情懷，使我很容易聯(lián)想起上一個世紀末中國的災難和悲哀。又是一個世紀末來到了。而上一個世紀末中國所發(fā)生的一切，仿佛還在昨天。我的學術生涯仿佛也到了一個轉折點。我一直把對文學的考察放置于中國社會的具體環(huán)境中。我總認為一代學者若只是把他的目光僅僅停留在他所專攻的學業(yè)上，而忘記那些學業(yè)生存的環(huán)境，他的思考將會變得板滯和狹窄。我非常注重文學和社會的關聯(lián)，我認為文學難以脫離社會諸因素的制約。文學發(fā)展變化的原因，固然要從文學自身去找，但文學以外的原因，有時卻會產(chǎn)生極大的影響。這是古往今來不爭的事實，中國當代文學更是如此�？梢詳嘌裕�若是離開了對于中國社會的認知和考察，當代文學及其研究將一事無成。

　　回望百年

　　 我從中國文學的當代處境中，接觸到了一個更為深遠的主題：這就是如今中國文學生成的一切，仿佛都在冥冥之中維系著中國社會百年來的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例如中國文學的使命意識，不論是救亡還是啟蒙；
又例如中國文學的憂患主題，仿佛就是一種遺傳。我由此把思考從這個世紀末遙遙地接通了上一個世紀末。這樣，自鴉片戰(zhàn)爭后的一切，一下子都涌上了心頭：中日甲午海戰(zhàn)的硝煙，戊戌百日維新的血跡……

　　 從一九八九年開始，批評家周末的論題中又多了一個專題：百年中國文學的回顧，世紀之交的文學展望。我從探究中國文學的存在和規(guī)律的癥結，而把思考的觸角伸展到了兩個世紀之交的社會、文化、文學的考察。從那時起，我們開始了以完整的一百年為框架的文學考察。我受到黃仁宇《萬歷十五年》新鮮的研究角度的啟發(fā)，以及《劍橋中國晚清史》宏大的研究視野的啟發(fā)，中國百年文學的構想開始在我心中形成。

　　 我們從那時就開始了以年代為經(jīng)、以該年代中的諸種與文學有關的現(xiàn)象為緯的交錯的“拼盤”式研究。各個題目主講人在這種統(tǒng)一的框架下，開始了有條不紊的工作。幾年下來，居然積累了相當可觀的題目。總數(shù)十三卷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就這樣在北京大學批評家周末醞釀并誕生了！

　　 近代文學不僅不是我的專長，甚至還是我的盲點。但我還是在學生們的鼓動下，承擔了總系第一卷《一八九八：百年憂患》的寫作。我把學術關懷從當代一下子提前了一百年。這工作對我來說是個難題，可是，這難題到底還是把我吸引住了。我終于獲得一種關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產(chǎn)生和形成，當代文學發(fā)展中所經(jīng)歷的一切痛苦和悲哀的遙遠的原因，以及它的悲劇命運形成的總體印象。這些印象更為堅定了我對中國文學的歷史命運的基本觀點和基本立場。我的這些看法，在一些關于百年文學回顧的論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述。這樣，事情就發(fā)展到了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度，這段時間是我出訪最頻繁的時候，也是我寫作和編書、教學最緊張的時候，被談得沸沸揚揚的兩套“百年經(jīng)典”，也是此時的成果。

　　 我在繁忙中經(jīng)受了考驗，也在繁忙中獲得了樂趣。盡管有個別人和個別刊物借兩套“百年經(jīng)典”一事攻擊我，但他們并不能摧垮我。學術有它不可觸犯的尊嚴，特別是在北大這樣一個學術民主、思想自由、治學嚴謹?shù)牡胤�。我依然站立著。盡管我看到了海面上冰山之下那個巨大的存在，但我坦然。我不會后退，哪怕只是半步！

　　 讓人們說這說那去吧，我走我的路。

　　二、我的讀書生活 和許多青少年

　　我沒有“童年閱讀”

　　 在我的記憶中，我?guī)缀鯖]有“童年閱讀”的階段。我似乎是一開始就摒除游戲性質的訓練而進入“純正”的文學閱讀。我從小就不喜歡現(xiàn)今被稱為通俗文學的那類作品。偶爾也涉獵過《七俠五義》、《施公案》之類的小說，但往往“不忍卒讀”便放下了。那些描寫引不起我的興趣。

　　 我的童年是艱難而充滿憂患的。家境貧寒，再加上異國入侵的戰(zhàn)亂，個人和家庭的生計維艱，以及籠罩頭頂?shù)膽?zhàn)爭的烏云，剝奪了人生最天真無邪的那個階段。我的“心境”與那些輕松的愉悅的閱讀無關。早熟的人生使我天然地排斥那種旨在消遣的閱讀活動。

　　 我的小學至少換過四個學校才勉強地讀完。有的是因私立小學繳不起學費，有的則是因戰(zhàn)事逼近而逃跑遷徙。初中的三年更是在愁苦中度過的，每一個學年開始，我總為籌措學費發(fā)愁。好不容易繳了學費入學，每日的吃飯又成了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砍柴、拾稻穗、替父母典當混日子都是我們童年時期的真實的東西。

　　 可以說我的童年閱讀是被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所剝奪了。我沒有任何的物質和精神的條件為這類閱讀提供可能性。我的青少年時代的教育也不完備，動蕩的歲月使我很早便離開學校。軍旅多變動的生活使我很難安閑地讀書。因此，一些現(xiàn)在看來是經(jīng)典性的古典小說如《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等，都是軍隊復員進了大學以后按照文學系正規(guī)的要求閱讀的。這時候讀那些作品，已經(jīng)是專業(yè)研究者的眼光，而非單純的欣賞了。我從來也沒有喜歡過《封神演義》、《西游記》或《鏡花緣》一類作品，我不喜歡它們和現(xiàn)實生活“隔離”的姿態(tài)和角度。

　　 惡劣的環(huán)境和艱難的人生，使我自然地遠離童年時代或青少年時代自然會有的那種“閱讀的享受”，我發(fā)自內心地拒絕對于書本的消遣和嬉戲的態(tài)度。也許這是有悖于常的，但卻是我的實際情況。這與后來我視文學為莊嚴神圣，以及把它當作匡時濟世的手段的觀念的確立不無關系。

　　 但童年的我的確喜愛書籍和喜愛讀書。當同樣年齡的孩子熱衷于玩捉迷藏一類游戲的時候，我已經(jīng)饒有興味地讀起了“五四”新文學的作品。那時沒錢買書，但還是千辛萬苦地擁有了一些。有一、兩個童年好友同樣嗜書，就在其中一位的家中辦起了我們自己的“圖書館”——各人把自己的“藏書”都搬到了他家中，像正式的圖書館那樣給書分類、編號——但借書人僅限于我們自己。這就是我童年時代的以“合資”形式籌辦的“內部圖書館”。這些近于游戲性質的活動，對于我們良好習慣和高雅情趣的養(yǎng)成，默默地起著作用。那位提供“館址”的童年朋友叫王松秋，他如今還臥病在家鄉(xiāng)福州，我懷念他，盼望他早日康復。

　　文學與我

　　 在有的文章里，我說到童年時代我受到新文學中兩位作家極大的影響，這就是巴金和冰心�！鞍徒鸾涛铱範�，冰心教我愛”�！都男∽x者》我很早就讀了。這部作品以它博愛的胸懷、高雅的心靈和優(yōu)美的文體，為我展開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我為這個世界所傾心。隨后，我進了初中，我以當時在報上發(fā)表文章獲得的幾乎是全部的稿酬，買下了開明版的《冰心全集》。在那里，我讀到了《春水》和《繁星》，也讀到了《往事》和《南歸》，我至今還認為冰心寫于一九三二年的全集自序是一篇非常優(yōu)美的具有典范性質的散文。至于《南歸》所傳達的喪母之痛，從那時起直至今日還時時喚起我的哀愁。

　　 我讀巴金要晚一些，是上了中學之后的事。我中學母校是英國教會辦的三一中學，那里彌漫著英國式的學院氣氛，英語是第一語言，有繁多的宗教活動，而當時卻是抗日戰(zhàn)爭與第三次國內戰(zhàn)爭糾結的時期，對現(xiàn)狀的不滿使我思想激進。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巴金的世界。因為對舊世界的吞噬和傾軋有切膚的痛感，我能夠理解巴金的反抗精神，并從他那里獲得了爆噴的激情。

　　 動蕩的時代使我們這些生活在底層的知識分子倍感痛苦�？床坏匠雎罚�也沒有應變的對策，我們只能從自己有限的閱讀中尋求力量。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我和我的那些愛好新文學的初中同學們，便把《家》中那些反抗封建壓迫和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當成了行動的楷模。四十年代后期，中國大地遍地硝煙中，我們幾個同學在南中國的一個城市里，自覺地糾合在一起辦起了我們自己的“讀書班”。我們在正式的中學課程之外有計劃地閱讀和討論我們認為有意義的文學作品。我記得，第一課便是巴金的《滅亡》和《新生》。

　　 我沒錢買書，只能到處找書來讀�？翱筛嫖康氖�，兵荒馬亂之時，居然還有很多的書攤和書店在開張。每次放學，我總到書店里去“免費”地找書讀。那時有個好的規(guī)約，不論多小的書攤，老板從不驅趕那些買不起書的免費閱讀者。在那些書鋪上，我讀到茅盾的《子夜》，徐的《風蕭蕭》，還有袁水拍的《馬凡陀山歌》。

　　 我們的學校在福州風景秀麗的倉山區(qū)，閩江水從那里流過城市的中心。有一天，在學校的附近蓋起了一座漂亮的西式小樓，原來是一座私人籌辦的小型圖書館。我記得它名叫“魯頤圖書館”。那里有清雅的閱覽室，我們可以在那里讀到來自上海、南京和本省的許多報紙和刊物，還可以讀到許多新出版的書籍。惡劣的環(huán)境，饑餓、貧寒，加上日益逼近的戰(zhàn)煙，我們這些窮學生，居然擁有一座如此溫馨的精神家園，真是喜出望外。都說舊社會物欲橫流，每當想起那座小小的圖書館，我心中就充盈著溫暖的慰安。八十年代我返回家鄉(xiāng)，那座小樓已蕩然無存，周圍蓋起了卡拉ＯＫ廳、電子游戲廳和餐館。

　　做學問從多讀書開始

　　 我喜愛新文學，我總是滿懷欣喜地親近、投入它的懷抱。那時我年紀小，不明世事，但卻相信新文學造出的世界是屬于我們的。它所展現(xiàn)的詩意和追求是屬于我的。我那時讀不懂魯迅，但卻不由地為他的深奧所吸引，我感受到了他的深厚和沉郁，甚至也感受到了它的嚴峻和尖刻。但是那時我無法理解他，不僅他的雜文，甚至是《狂人日記》和《阿Ｑ正傳》，但他的獨特風格吸引了我，他的異端色彩對于年少的我展示了極大的誘惑力。

　　 同樣，我也讀不懂郭沫若。《女神》那集子里的詩，大部分我難于理解。只有《地球，我的母親》等少數(shù)幾篇，我大體知道說的什么。說到《地球，我的母親》這首詩，我想起一件趣事。這事發(fā)生在我還沒有讀到這詩之前。那是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年級辦墻報，大概因為我喜歡文學和寫作，便推我當上墻報編輯。有位同學投來了一首詩，題目便是《地球，我的母親》：“地球！我的母親！我過去、現(xiàn)在、未來，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樣才能報答你的深恩？”我接到這篇“投稿”很是欣喜，以為我們這里有寫這樣好詩的天才。墻報出來了，署名當然是那位同學。事情過了很久，我接觸了《女神》，方才想起那是一次抄襲事件。郭沫若的《鳳凰涅》、《天狗》等等，那時是不可能理解的，便如同我能感知魯迅的魅力，我隱約地窺見了郭沫若的狂飆所體現(xiàn)的時代激情，我為他的氣勢所震撼。

　　 新文學的作品我竭盡全力把能夠找來的，都讀，不管理解不理解，總是如饑似渴，生吞活剝。除了冰心和巴金，還由魯迅和郭沫若讀開去，一直讀到沈從文、曹禺和郁達夫。郁達夫的作品在四十年代擁有很多讀者，他的書那時還在暢銷。我接觸《迷羊》是在姐姐家里，在她那里看到《迷羊》很感奇異，因為它展開的是那樣的世界。后來讀到了他的其它的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我依稀能夠感覺到特殊的場景透出的同情心，而對《沉淪》，我除了對女性肉體的裸露而驚異，幾乎體察不了他那復雜的心情和創(chuàng)作的意圖。《沉淪》對于少年的我?guī)缀跏遣豢芍�的�?/p>

　　 我就這樣不加選擇地、似懂非懂地吮吸著“五四”新文學給我的滋養(yǎng)。幾年間，居然也積累了這方面的一些知識。我是從作家和作品進入現(xiàn)代文學的，這知識起初是破碎的和零星的，整體的對于新文學歷史的把握，那是入了大學之后的事。由此我領悟到，人對于知識的積累是漸進的，由感性而理性，由零碎而系統(tǒng)，最后形成為整體的史的概念。

　　 只讀一本歷史不夠，歷史應當由無數(shù)生動的作家、作品、事件所填充，這樣的歷史才是鮮活的和豐富的。不論欣賞還是治學，第一步都是對于材料的占有，即必須從閱讀（從“無目的”到有目的）大量的作品入手。做學問最忌諱的是不接觸創(chuàng)作實際的空發(fā)議論。我深深厭惡那種不占有材料而好發(fā)宏論的空頭理論。

　　 為此我經(jīng)常勸誡現(xiàn)在我的學生：做學問第一步是了解事實和占有資料，理論和觀點也許存在偏頗，但最大的壞習氣卻是空無的虛妄。我當過大學生，那時教中國文學的、東方文學的、西方文學的老師，總是布置許多閱讀書目，功課如泰山壓頂時，往往對著這么長的書單發(fā)愁，甚至想偷工減料�，F(xiàn)今思來，那是非常危險的想法。

　　 有學生問起我的讀書經(jīng)驗，我回答說，不要反感和輕視老師開的書單，不論你多忙，都要把那些書找來讀，哪怕讀得過分匆忙、粗疏，但最要緊的是，都要讀！這是我的最重要的讀書體會。《文心雕龍·神思》篇講“積學以儲寶”，我注重“積學”二字。青少年時代沒有負擔，拼命讀書就是。如今我常感慨沒時間讀書，試想，以我如今的繁忙程度，我能夠有機會把但丁的《神曲》，把高爾基的《我的大學》，把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和巴爾扎克的作品再閱讀一遍嗎？有的書也許可以，但大量的、多數(shù)的書，人的一生中只能和它相見一次！

　　古典的啟蒙

　　 以前我曾說到我對中國新文學作品的情有獨鐘，這絲毫沒有無視和輕視中國古典文學的意思。相反，我是異常傾心于那些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閃閃發(fā)亮的文學星辰的。我以為魯迅發(fā)出的“我以為至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的聲音，是有感于它們的“與實人生離開”的弊端，怕它們消磨了青年人的銳氣而對之持批判態(tài)度的。其實，魯迅自己是讀了很多中國古書的，這只要看他附于日記的購書單便知。

　　 應當說，我的文學啟蒙始于古典文學。那時的中學課本收了諸多古典名著的片斷，如《論語》的《侍坐章》便是。講《侍坐章》的語文老師我如今還深深感激他。他是畢業(yè)于中央大學國文系的余鐘藩先生。他用福州方音吟誦此段文字，極富樂感，能夠傳達出孔子和他的學生們的神采氣韻來�，F(xiàn)在想起來，我還為這最初的文學和詩情的啟示而深深激動。

　　 《侍坐章》是孔子和子路等幾位學生座談志向的記錄。他們各言其志，孔子或微笑或不語，獨獨在曾子說后而有嘆喟。他們談論的內容，少年人很難洞徹其意。但當余先生吟誦——“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那種投入而陶醉的神情，似乎時間愈久而印象愈深。

　　 第一次從課堂的講授中感受到中國古典文學那超乎內容蘊涵之外的寬泛而持久的藝術魅力，由于興趣的誘發(fā)，以后我便自己尋找那些古典的作品來讀。最先接觸的是簡賅而有意趣的作品，如“春眠不覺曉”或“紅豆生南國”之類。后來，便讀到李商隱的《無題》和《錦瑟》�！板\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那意思是說不清的，說不清也不妨，它卻如神秘的磁石般吸引著你。夏夜戶外乘涼，是南方人的習俗。晚飯過了，暑熱漸消失，搬一竹制躺椅于屋檐下，聽四圍蟲聲鳴叫，龍眼樹梢輕搖，竹影婆娑，口誦杜牧一曲《秋夕》：“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眼前景與胸中意都借助這清俊的詩句得到傳達。杜牧之外，王昌齡的絕句我也十分喜愛，劉禹錫的《烏衣巷》更莫名地喚起我遠古的悲懷。

　　 對于古典文學作品的尋覓是與新文學的追求同時進行的。文學欣賞加上當時已經(jīng)萌發(fā)的寫作興趣，占去了我很多本應花在課堂上的注意力。從小學以至初中，我的學業(yè)是畸斜的，外語和數(shù)、理、化的成績都不好。我對數(shù)學，包括幾何、代數(shù)和三角都頭疼。因而我的數(shù)學水平大約總維持在小學三年級的程度，今天也是如此。

　　 那時的學校也興郊游，郊游在我們那里叫遠足。遠足要穿好衣服，而且要交餐費和交通費。家境貧寒的我，既無好衣服，又交不起那些費用，每年的遠足我總托詞不參加。為免得父母傷心，我這時總把自己關在樓上讀書。這時候，那些遙遠年代的作品，便成了凄苦寂寞中的慰安。我那時已經(jīng)找到了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白居易的兩首長詩《琵琶行》和《長恨歌》那時我全部都能背誦下來，全靠的是大家都郊游去了我把自己關在房中的那些時日。我以精神的富足來抵銷物質的貧困，詩意的溫馨弭平了童年的哀愁。

　　 唐詩的知識大約總來自《唐詩三百首》，當然還有《千家詩》。小時我還讀過《幼學瓊林》那類啟蒙讀物，后來則似懂非懂地進入了《古文觀止》�！豆盼挠^止》中最好讀的是那些寫景抒情的文字。如《陋室銘》、《醉翁亭記》、《秋聲賦》、前后《赤壁賦》和《岳陽樓記》等。這種閱讀和欣賞不僅增加了我的文學修養(yǎng)，而且也默默地影響了我的精神。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不僅他描寫的洞庭湖冬春陰晴的風光給人以審美的享受，特別是他那進退皆憂的博大胸襟，無聲地充實了我幼小的心靈。

　　 我以為不懂中國古典文學總是中國人的缺憾，但若因而染上了食古不化的病疾，卻也是一種得不償失。然而，古也并非洪水猛獸，全在學習者的自珍自持。至于魯迅那種對于古典的憤激和警惕的理解則是我對中國文化積習有了更深體會之后的事。目下國人口口聲聲“國粹”而不知恥，卻從反面讓人緬懷起新文化運動那些先覺的前輩來。

　　 我對中國古典文學知識的掌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由片斷了解而進入系統(tǒng)，但閱讀還是不多。我所讀的《詩經(jīng)》，僅限于游國恩老師當年要求記誦的八十首；
《離騷》也是時隔四十年不再重讀一遍。我讀古典也憑興趣。倒是一部廣益版的《袁中郎全集》伴我走過了人生的長途。吳小如先生二十年前贈我的舊版《黃仲則集》一直是我藏書中的珍品。

　　了解他人如何思考

　　 現(xiàn)在我成了學者，要是自我介紹說，我是一個并不用功的人，也許人們會不相信。但事實卻是如此。我極少，也許竟還沒有從頭到尾完整地讀過一本書。我總是一書到手隨便亂翻，覺得有點意思了，可以從后面往前面倒著讀。我極少有耐心一字不漏地逐字逐句讀那些著作。我總是跳著翻那些書頁。我固執(zhí)地認為，所謂“字字珠璣”總是夸張，一本書中能有一些講述能引起別人的注意就相當不錯了。

　　 這種跳躍著翻書并不是好習慣，但卻表現(xiàn)了我對知識的汲取和承傳的某些觀念。我很重視那些通過寫作講出自己獨特見解的著作。那些見解可能非常精彩，也可能偏頗甚至難免悖謬，但卻是他自己的言說。從前人的敘說中獲得知識的繼承，固是讀書應有之義，卻并非意義的全部。我讀前人或今人的書，除了知道他在說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為何說、怎么說。

　　 我對那些皓首窮經(jīng)的人充滿敬意。一個人以畢生的精力，去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一件事，這非有極大的韌性和毅力決難做到。但是，我更重視那些以“六經(jīng)注我”的姿態(tài)進行創(chuàng)造性表現(xiàn)的那類著作。人的一生很短暫，他很難把一切都弄清楚。作為生命曾經(jīng)存在的證實，最有意義的工作似乎僅僅在于我曾經(jīng)如此地思考過。

　　 這種思考有時僅僅屬于個人，它不以真理代言的面目出現(xiàn)，甚至是非常個人化的而并不是符合全面、準確的那些公認的治學原則的。但它卻以獨特性、甚至以與眾不同的姿態(tài)而保留在后人的記憶中。我正是出于這種認識，總是十分看重這種“自以為是”的著作和論述。在我平生的閱讀記憶中，有兩本書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這就是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和李澤厚的《美的歷程》。我不僅珍藏此二書，而且不止一次地將它們介紹給我的學生閱讀。

　　 我重視的是它們的作者那種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度f歷十五年》有無紕漏我不知道，《美的歷程》有人曾指出不少的知識性的疏漏，但這些都無法掩蓋作者智性的光耀。一本不厚的書，把中國幾千年的文明之美，作了最廣闊和最大膽的歸納。從遠古圖騰到青銅的獰厲，從先秦理性精神到魏晉風度，他說了許多專門從事那一領域研究的人所未曾說出的話。如他說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顯示的是“少年時代在初次人生展現(xiàn)中所感到的那種輕煙般的莫名惆悵和哀愁”，便饒有新趣。又如，關于《紅樓夢》這部幾乎被說濫了的巨書，李澤厚關于感傷主義思潮在此書的升華的說法，卻是道盡千言萬語中的所未道者。

　　 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是一部奇書。奇就奇在他用某一年寫整部明史，用一個皇帝、一個宰輔、一名戰(zhàn)將、一名文人來寫“大明帝國”的“定數(shù)”，單從角度的新穎，體例的獨特，以及論述的精賅而言，這本薄薄的書，對學人的啟發(fā)卻是豐博而深遠的。

　　 人們通過書籍獲得知識的承傳，這對一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江山代變，人事更迭，人們對于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的事實和經(jīng)驗不可能親歷，于是需要以閱讀的方式獲得，這方面的知識是閱讀各類著作典籍的首要目標，即通過閱讀了解書中都“說什么”。但閱讀更深層的意義，特別是對于專業(yè)人員而言，恐怕還在于了解“為何說”以及“如何說”。就是說，通過閱讀前人或他人的著作獲得提煉、歸納、表達觀點和見解的能力和經(jīng)驗。

　　 我們始終不會忘記科學精神，也不會忽視以嚴肅的態(tài)度對待史料和事實。但是，作為一種價值的體現(xiàn)，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現(xiàn)和表達，都是學問事業(yè)得以光大的根本。在這方面，人們會以寬容和厚宥的態(tài)度對待難免的粗疏和疵謬。

　　讀書人是幸福人

　　 我常想讀書人是世間幸福人，因為他除了擁有現(xiàn)實的世界之外，還擁有另一個更為浩瀚也更為豐富的世界�，F(xiàn)實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個世界卻為讀書人所獨有。由此我又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閱讀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們的喪失是不可彌補的。世間有諸多的不平等，財富的不平等，權力的不平等，而閱讀能力的擁有或喪失卻體現(xiàn)為精神的不平等。

　　 一個人的一生，只能經(jīng)歷自己擁有的那一份欣悅，那一份苦難，也許再加上他親自聞知的那一些關于自身以外的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然而，人們通過閱讀，卻能進入不同時空的諸多他人的世界。

　　 這樣，具有閱讀能力的人，無形間獲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無限可能性。閱讀不僅使他多識了草木蟲魚之名，而且可以上溯遠古下及未來，飽覽存在的與非存在的奇風異俗。

　　 更為重要的是，讀書加惠于人們的不僅是知識的增廣，而且還在于精神的感化與陶冶。人們從讀書學做人，從那些往哲先賢以及當代才俊的著述中學得他們的人格的。人們從《論語》中學得智慧的思考，從《史記》中學得嚴肅的歷史精神。從《正氣歌》學得人格的剛烈，從馬克思學得入世的激情，從魯迅學得批判精神，從列夫·托爾斯泰學得道德的執(zhí)著。歌德的詩句刻寫著睿智的人生，拜倫的詩句呼喚著奮斗的熱情。一個讀書人，一個有機會擁有超乎個人生命體驗的幸運人。

　　 一個人一旦與書本結緣，極大的可能是注定了與崇高追求和高尚情趣相聯(lián)系的人。說“極大的可能”，指的是不排除讀書人中也有卑鄙和奸詐，況且，并非凡書皆好，在流傳的書籍中，并非全是勸善之作，也有無價值的甚而起負面效果的。但我們所指讀書，總是以其優(yōu)好品質得以流傳一類，這類書對人的影響總是良性的。我之所以常感讀書幸福，是從喜愛文學書的親身感受而發(fā)。一旦與此種嗜好結緣，人多半因而向往于崇高一類，對暴力的厭惡和對弱者的同情，使人心靈純凈而富正義感，人往往變成情趣高雅而趨避凡俗�；虿�愛、或溫情、或抗爭，大概總引導人從幼年到成人，一步一步向著人間的美好境界前行。笛卡兒說：“讀一本好書，就是和許多高尚的人談話”，這就是讀書使人向善；
雨果說：“各種蠢事，在每天閱讀好書的影響下，仿佛烤在火上一樣漸漸熔化”，這就是讀書使人避惡。

　　 所以，我說，讀書人是幸福人。

　　風雨相伴而行

　　 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人文學科，形成于七十年代末，即“文革”結束之后。北京大學是最早成立當代文學教研室并開設當代文學基礎課的學校。隨后，為適應教學的需要，幾位老師又編寫出版了中國第一本當代文學的教材。一九七八年北大開始招收第一批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八十年代中期，經(jīng)國務院批準，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當代文學博士點，至今已有十余屆博士人學，已先后培養(yǎng)了二十余名來自國內和國外的當代文學博士。

　　 中國當代文學這一學科從草建到今日的具有相當?shù)囊?guī)模，我是一個親歷者。在這之前．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相當薄弱，水平也低。“文革”前多數(shù)的情形總是在講授完現(xiàn)代文學史之后，作為一種附錄或補救，一般總是用一、二節(jié)的課時簡要地對一九四九年以后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思想斗爭的情況作些介紹。到了“文革”結束，這情況就不同了。不僅時間一下子增加了十年，文學創(chuàng)作在數(shù)量上和質量上也都表現(xiàn)出嶄新的氣象。這樣，再把當代文學看成是現(xiàn)代文學的一條“光明的尾巴”就很不適宜了。一個新學科的建立，于是成為必然的趨勢。

　　 中國當代文學在當時一些人們的心目中，是個很沒有成就、而且不值得予以研究的題目，在很長的時間內一些人也經(jīng)常流露出一種不屑的神情，關于這一學科“沒有學問”的偏見相當普遍。

　　 其實，中國當代文學是一門名副其實的鮮活的學問。涉足其間者，需要有一個面對變幻莫測的事件、以及事件背后更加變幻莫測的文學以外的原因的應變能力和從容心態(tài)。這個研究領域充滿了風險。有許多權威的“定論”和“成見”預設在那里，它成為獨立思考和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障礙，稍有疏忽，便會引來麻煩。這困難幾乎難以逾越。

　　 當代文學的研究對象是近期甚或是眼下發(fā)生的文學事實，未曾經(jīng)過歷史的沉淀。距離太近了，往往有很多人為因素的干擾。因為置身其間，觀察的精微、判斷的準確、處理的適當，都會有局限，這當然會影響到客觀、公正、科學的純度。

　　 更為重要的是，在當代文學（此處僅指中國大陸的當代文學）的發(fā)展中，文學嚴重受制于當代的政治，政治的加入增加了研究的難度。五十年代以來的文學運動，無不帶有強烈的政治性，更多的時候它本身就是政治運動的一種變形。這種政治的滲透和籠罩所帶來的困難，甚至還不在由于二者的糾纏所帶來的難于辨析上，而在于這種研究的本身就可能引來政治對它的干預——這種干預已是當代文學史上屢見不鮮的事實。

　　 當代文學研究的這一特殊背景，往往使本專業(yè)的研究者心懷忐忑。但這只是事實的一面；
在另一面，對于執(zhí)著的研究者而言，困難、以及困難的克服，本身就是一種樂趣。因為對學術研究真諦的另一種表達，可能就是“困難的解決”。

　　 中國當代文學是一門無限生長著的學問，它每天都在為研究者提供新的資料。不斷增長的信息量，對于研究者可能不是福音，對材料的取舍和篩選，剔除那些浮泛和表面性的東西，從而保留那些有用的信息，如何透過煩瑣和蕪雜而獲得真實的知識，這一切，對于研究者的才氣和毅力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一方面是已成歷史的文學的昨天，一方面是正在生成的文學的今天。當代文學學科的研究者，始終都面對著不斷增長的“昨天”和同樣不斷出現(xiàn)的“今天”，總結“昨天”屬于文學史的范疇，把握“今天”則涉及文學批評。這兩項永遠的題目，使這些研究者處于永遠的挑戰(zhàn)之中。一方面要清理過去的史料，一方面要補充和提煉正在發(fā)生的事件。站在今天和昨天之間的當代文學研究者，他需要付出雙倍乃至數(shù)倍于人的精力，才能夠完成他的業(yè)務。

　　 更何況，伴隨這一業(yè)務的完成的，不僅是那些不斷涌現(xiàn)的陌生的面孔和陌生的聲音，更有無處不在的陷阱和禁區(qū)。這里有難以預測的風雨雷霆，需要穿越“雷區(qū)”的謹慎，又需要處變不驚、當機立斷的才識和勇氣。當代文學學科的形成和建設的歷史，就是這樣風雨相伴而行的歷史。許多作家和理論工作者都為這一學科的建設付出了代價，站在這里，都會產(chǎn)生一種莊嚴的心情。

　　半世紀的經(jīng)驗

　　 中國當代文學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在當代的延伸和發(fā)展。它以不竭的現(xiàn)代性追求和白話文寫作等基本特征認同于現(xiàn)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完整地占有二十世紀的下半葉，迄今已有五十年的歷史。這五十年是中國文學產(chǎn)生激烈動蕩、受到巨大挫折、并取得重大成績的特殊階段。半世紀的文學發(fā)展大體經(jīng)歷了三個不同的時期：“一體化時期”、“新時期”和“后新時期”。一體化的思想形成于四十年代而完備于五十年代，“文革”則達于極端。新時期文學始于“文革”結束而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畫上句號。后新時期文學是中國實行市場經(jīng)濟的產(chǎn)物，這一階段目前尚在繼續(xù)。

　　 文學的一體化時期是社會專政體制的產(chǎn)物。這個時期中國社會的特點，是用不間斷的開展社會運動的方式統(tǒng)一全社會的思想。文學也在這種意圖之下，按照統(tǒng)一的模式從文學的內容到表現(xiàn)形式進行“改造”。在這種形勢下，原先那種狂飆突進的時代精神中崇尚個人價值和個性解放的品質，逐漸地被表達群體意愿的“集體主義”所代替。凡是張揚對文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個人風格以及個人獨特性，均被視為“個人主義”予以貶抑和批判。當時不斷開展的政治和文學改造或批判運動，都旨在消弭這種“個人主義”。其直接的和明顯的后果則是幾代人在新時代的普遍“失語”。

　　 推進文學一體化這一重大構想的背景和支撐，是中國實行的對多種經(jīng)濟形態(tài)的國有化改造的策略。這是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文學構想。所以，對這個文學時代的概括，可以稱之為“計劃文學”的時代。文學是按照一種固定的、統(tǒng)一的模式進行生產(chǎn)的，“文革”時期的“樣板化”是其極端的表現(xiàn)。行政的約束力強化了，文學的民主性在萎縮，而五四新文學中原有的功利性因素，又因中國特殊的社會處境而膨脹起來。計劃的文學推進的結果是政治的文學。

　　 中國文學的大眾化是左翼文學興起之后確定的目標。這一思潮也隨著社會環(huán)境的改變而改變其內涵。由于戰(zhàn)爭的驅動，使中國把文學的基點放置在廣大的農村和農民方面，適應農民的需要成為文學的新方向。這樣，中國文學的重心就發(fā)生了由本來就薄弱的城市轉向了農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四十——五十年代之交，中國文化的主流形態(tài)是農民文化，以城市知識分子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受到極大的沖擊。城鄉(xiāng)兩種不同質的文化矛盾和沖突，是五十年代以來許多文化、文學悲劇產(chǎn)生的根源。

　　 在眾多的失落中，卻也有意外豐碩的獲得。由于表現(xiàn)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的倡導，文學比以往更為逼近底層民眾的生活，特別是在表現(xiàn)農民由奴隸到主人的生活方面。這是農民文學的勝利，趙樹理是其中最杰出的大師級的作家，他創(chuàng)造了中國農民的系列形象。

　　 事情到了極限，就意味著轉機。開放的時代喚來了中國文學的又一個青春期。新時期文學是中國社會新時期的派生物。它直接被開放中國的陽光所照耀。作為新時期文學的前奏，是蒙難的幸存者的歸來之歌。對社會和個人的苦難的宣泄，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沉痛和激憤。它改變了一體化時代的“歡樂頌”統(tǒng)一涵蓋的格局。對社會異化的批判，伴隨著苦難的敘說進入了文學，這是又一個解放的、激情的時代。這時代最常用的詞匯是春天和反思，文學恢復了它對生活的真誠。破壞的年代結束了，這是一個建設的年代。

　　 在精神的廢墟上召喚人性的復歸，歷史又一次把啟蒙的使命加諸文學。極端的暴虐使人聯(lián)想起中國漫長的封建暗夜，文學再一次引發(fā)人們批判非人的殘暴、批判“吃人”的歷史。新時期的文學家，幾乎每人都自覺地肩負起歷史沉重的閘門。他們的文學不是無所為的，他們的文學志在喚醒受欺凌、受壓迫、受愚昧的無數(shù)善良的靈魂。

　　 要是說，中國的“五四”時期是一個文學的浪漫時代，那么，文學新時期則是一個擦干血淚之后的狂歡節(jié)。

　　 八十年代的終結是狂歡節(jié)落幕的日子。文學的后新時期無疑是文學新時期的繼續(xù)。它是一個結束，可能也是一個開始。所謂繼續(xù)，是在社會開放、文學開放的層面說的，開放的時代在延伸。開放賦予文學以與新時期共有的內涵，但人文精神的失落、價值觀的解體，卻暗示著某種可怕的“結束”。所以我們要重新召喚文學的理想精神。

　　 市場經(jīng)濟無形的巨手籠罩著中國社會，也籠罩著中國文學。這社會無疑是在進步著，擺脫了精神枷鎖的人們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競爭中發(fā)展自己，但對自己之外的一切感到冷漠以及對歷史的遺忘，也正像流行病般地傳染著中國的創(chuàng)作。這就是我們在前進路上無以擺脫的隱憂。

　　三、學術紀事

　　一九三二年

　　 此年一月六日謝冕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一九三七年

　　 九月，入福州私立化民小學讀書，至一九三八年七月。

　　一九三九年

　　 九月，入福州私立獨青小學，至一九四三年七月。

　　一九四三年

　　 九月，入福州倉山中心小學。在此遇李兆雄先生，得先生幫助，終生銘感。一九四四年七月，小學畢業(yè)。

　　一九四五年

　　 九月，考入福州三一中學（Ｔｒｉｎ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 Ｆｏｏｃｈｏｗ）。這是英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在此遇到余鐘藩先生和林仲鉉先生。兩位先生都是謝的文學啟蒙老師。在此讀完初中并高中一年至一九四九年八月，福州解放。高中時期結識張炯，為同班同學。

　　一九四八年

　　 此年，散文《公園之秋》發(fā)表于福州出版的《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這是第一次發(fā)表文學作品。文章寫道：“楓葉紅似榴火，我不想做一首華麗的贊美詩，我想，那是血；
那是苦難大眾的血跡；
他們，這批可憐的被獻祭的羔羊，被侮辱了，被宰割了，在黎明未降臨之前，他們被黑夜之魔奪取了。血，斑斑地染在楓樹葉子上。”

　　一九四九年

　　此年三月，在黑暗勢力的高壓下，在一家進步學生的刊物上發(fā)表題為《見解》的詩：

　　淚是對仇恨的報復，

　　鎖鏈會使暴徒叛變，

　　法律原是罪惡的淵藪，

　　冰封中有春來的信念。

　　黑夜后會不是黎明？

　　有人在冀企著春天！

　　歷史的車輪永不后退，

　　寂然的火山孕有憤怒的火焰。

　　此年八月二十九日，在福州參軍。同年九月十六日，在《星閩日報》發(fā)表散文《我走進了革命的行列》。

　　一九五五年

　　 四月，復員回福州。七月，參加全國高考，八月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張炯同時考取，再次為同班同學）。八月二十九日抵京，開始為期五年的大學生活。此年，加人北大詩社。

　　一九五六年

　　 任《紅樓》詩歌組長。本年六月十五日，南京軍區(qū)政治部頒發(fā)獎狀，獎勵謝所作詩歌《好像還是在家里一樣》。

　　一九五七年

　　 與張炯合作長篇報告文學《遙寄東海》（載《紅樓》一九五七年第四期）。

　　一九五八年

　　 北大中文系一九五五級集體編寫《中國文學史》，任編委。歷時一個暑期，國慶節(jié)前夕，二卷本成。翌年，大改，為四卷本。謝仍為編委。

　　一九五九年

　　 在徐遲的倡議和鼓勵下，與孫玉石、孫紹振、劉登翰、洪子誠、殷晉培六人合作編寫《新詩發(fā)展概況》，并開始在詩刊連載。

　　一九六○年

　　 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

　　一九六三年

　　 此年二月二日至七日，在北京市文聯(lián)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當選市文聯(lián)第三屆理事。（本屆理事會選舉老舍為主席，曹禺、吳作人等為副主席）。

　　一九六八年

　　在江西鯉魚洲五七干校勞動。勞動之余，偶有詩作。所作《扁擔謠》有“星滿天，月如鐮，村頭流水過淺灘”之句。

　　一九七七年

　　 學校秩序逐漸正常。為適應文學教學急需，開始選編《詩選》、《短篇小說選》、《散文選》以及《外國小說選》等，由北大印刷廠印行。此年，陸續(xù)進行《北京書簡》的單篇寫作。十二月，應邀參加《人民文學》舉行的文藝座談會。這是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一次文藝界大聚會，北大參加者還有曹靖華、吳組緗、王瑤等。會議自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閉幕，被認為是中國文聯(lián)和中國作協(xié)恢復工作的“籌備會”。

　　一九七八年

　　 九月十四日，參加北京市文聯(lián)理事擴大會。十六日在會上作《控訴“四人幫”對文學教學的摧殘》的發(fā)言。二十一日大會結束。十月六日，參加中國作家協(xié)會赴華北油田訪問團，北大參加者還有王力、王瑤先生。

　　一九七九年

　　 八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在長春成立，謝當選常務理事。長春會后訪問大連，應邀在大連作家協(xié)會召開的文學座談會上講話。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十六日，中國文藝家協(xié)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謝與會，北大參加者尚有：王力、魏建功、楊晦、吳組緗、章廷謙、林庚、王瑤、曹靖華、金克木、朱光潛、聞家駟、季羨林、段寶林、費振剛，共十五人。十一月十六日大會閉幕。會后，邀請白樺、劉賓雁、劉紹棠、張潔來北大講演。

　　一九八○年

　　 四月八日，中國當代詩歌討論會（簡稱南寧詩會）在南寧召開。這是中國現(xiàn)、當代詩歌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討論詩歌理論問題的學術會議。謝在會上發(fā)表題為《新詩的進步》的發(fā)言。這篇講話共分三部分：一、詩人的使命重新得到確認；
二、詩的藝術得到第二次解放；
三、詩的隊伍有一個空前的壯大。發(fā)言最后呼吁對所謂“不免古怪”的詩的尊重和理解，指出“讀得懂或讀不懂并不是詩的標準”，“有的人追求一種朦朧的效果，應當是允許的”，“編輯部和批評家不應該對不同風格流派的詩懷有偏見——看不懂的東西不一定就是壞東西。在藝術上即使是壞東西，靠壓服和排擠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競爭。”（該文后被收入全國當代詩歌討論會編的文集《新詩的現(xiàn)狀和展望》一書，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出版）謝的發(fā)言引發(fā)了隨后長時間的“朦朧詩”大論爭。五月七日，在《光明日報》發(fā)表《在新的崛起面前》（此文后被稱為“第一個崛起”）。南寧詩會中醞釀創(chuàng)立中國第一家詩歌理論刊物《詩探索》，于本年年底創(chuàng)刊，謝任主編。

　　 六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北京市文聯(lián)第四屆、北京市作協(xié)第三屆代表大會召開。謝當選北京文聯(lián)第四屆理事，北京作協(xié)第三屆常務理事。

　　 七月，詩歌評論集《湖岸詩評》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二次學術討論會在昆明舉行。謝在會上作題為《迎接詩的新時代》的長篇發(fā)言。發(fā)言共分三部分：一、飛躍的發(fā)展，一個勇敢揚棄的過程；
二、一代人在覺醒，新的力量在崛起；
三、多樣的、真正寬廣的道路，是中國新詩的希望。發(fā)言指出，“思想上的準備，加上藝術上的準備，思想上的覺醒，加上藝術上的覺醒，使新詩在新的時代的崛起成為必然。”“當前的危機，決不是什么捧殺，恰恰相反，盡管不曾罵殺，卻還有罵的。朦朧、氣悶、沒落、頹廢，不加分析的指責古怪——一邊在罵，一邊卻喊捧殺，這公平嗎？”“我主張對一切有益于人的詩的寬容，也主張對一切有偏激情緒的人的寬容�！�

　　一九八一年

　　 二月，詩歌創(chuàng)作論《北京書簡》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五月，中國作家協(xié)會舉辦首屆新詩評獎，為評委。評委中還有艾青、臧克家、馮至等人。謝為此次評獎撰文《時代召喚著新的聲音》（載《詩刊》一九八一年八月）。

　　一九八二年

　　 長篇論文《歷史的沉思》在《當代文藝思潮》雜志連載。該文獲北京大學優(yōu)秀論文二等獎。

　　一九八三年

　　 六月，詩歌論文集《共和國的星光》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四年

　　 九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辦的中國文學函授大學成立，謝被任命為副校長。

　　 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出席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謝被選為全國理事并在大會上作《彼此照耀的崇高》的發(fā)言。

　　一九八五年

　　 三月，經(jīng)教育部批準，建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北大校長辦公會議決定，任命謝為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

　　 九月，獲教授學銜。

　　 十二月，詩歌文論集《論詩》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由閻月君、高巖、梁蕓、顧芳主編的《朦朧詩選》在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謝為此書作題為《歷史將證明價值》的序言。這是中國第一部新詩潮選集。該書至二○○一年已是第八次印刷。同年，老木主編的《新詩潮詩集》上、下卷，由北大五四文學社印行。謝為本書作題為《新詩潮的檢閱》的序文。

　　一九八六年

　　 本年，經(jīng)國務院學位辦批準為第三批博士研究生導師。開始招收指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博士生。北大是國內第一個中國當代文學方向的博士點，謝是國內第一位被授權指導中國當代文學方向博士的導師。

　　 四月，文學評論集《謝冕文學評論選》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六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五屆年會在呼和浩特舉行，謝未與會。本屆年會選舉謝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本屆年會還舉辦首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成果表彰獎，謝的著作《謝冕文學評論選》獲獎。

　　 十月，專著《中國現(xiàn)代詩人論》在重慶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二日至七日，在上海金山參加由中國作家協(xié)會舉辦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謝在會上就朦朧詩的地位與價值作了發(fā)言。

　　一九八七年

　　 七月七日至二十日，赴奧地利。參加在維也納舉行的中國改革與文學的國際學術會議。

　　 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赴香港。參加由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主辦的“現(xiàn)代主義與中國文學”的國際學術討論會，謝在會上發(fā)言，并為會議執(zhí)行主席之一。

　　一九八八年

　　 五月，北京大學九十周年校慶，謝為紀念文集《精神的魅力》撰寫《永遠的校園》一文。其中有如下一段話：“這真是一塊圣地。數(shù)十年來這里成長著中國幾代最優(yōu)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先于天下的嚴峻思考，剛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科學與民主是未經(jīng)確認卻是事實上的北大校訓。正是它，生發(fā)了北大恒久長存的對于人類自由境界與社會民主的渴望與追求�！�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三日，北京作家協(xié)會舉行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謝被選舉為北京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

　　 十二月，專著《文學的綠色革命》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臺灣《創(chuàng)世紀》雜志七三、七四合刊刊出謝的《完整的太陽已經(jīng)破碎》一文。紐約《美洲華僑日報》先后刊出謝的《置身于文化沖撞的困惑》和《混亂作為秩序》二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九八九年

　　 三月，詩學專著《詩人的創(chuàng)造》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

　　 此年秋后，推出“世紀之交的文學反思與九十年代文學展望”的博士討論專題，并在此基礎上發(fā)展為定期舉行的文學沙龍——“批評家周末”�！芭�評家周末”堅持凡十數(shù)年，前后參加此活動的，有來自國內外為數(shù)眾多的學者。

　　一九九○年

　　 本年，博士討論文集《世紀之交的凝望》編成。

　　一九九一年

　　 三月，詩歌思潮論《地火依然運行》由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版。

　　 五月二日，北京大學新詩研究中心舉辦“一九九一：中國現(xiàn)代詩的命運和前途”學術研討會。六月二十五日，《詩人報》增刊出版這次學術討論會的專號。謝著文：《蒼茫時分的隨想》。

　　 同年，為香港《二十一世紀》雜志“展望二十一世紀”專欄撰寫“世紀末寄語”：《多元秩序與文化整合》。

　　一九九二年

　　 三月，為紀念海子逝世三周年，謝主持在“批評家周末”舉行座談會。謝為此作《思念海子》一文。

　　 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應萊頓大學的邀請赴荷蘭，參加題為“現(xiàn)代中國詩歌——時空之橋梁”的國際討論會。謝作“中國詩歌研究的新發(fā)展”的講話。

　　一九九三年

　　 六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五日，應香港嶺南學院現(xiàn)代中文文學研究中心之邀赴港訪問研究。完成關于香港學者詩歌創(chuàng)作的研究項目。在此期間先后訪問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等單位并廣泛結識港、澳、臺作家、學者。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一日，應香港市政局的聘請，為香港第二屆中文文學雙年獎詩歌評委。評委中還有也斯、蔡炎培、黃國彬，以及來自臺灣的楊牧。八月二十七日，在駱克道公共圖書館舉行關于“新詩的創(chuàng)作與欣賞”的講座。

　　 六月，專著《新世紀的太陽》由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在李楊的協(xié)助下，十卷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叢書”亦編成并出版。此叢書是國內有影響的中青年批評家的一次集結，參加者有錢理群、王富仁、程文超、陳曉明、張頤武、李楊、李書磊、王光明、韓毓海等。這是九十年代開始的關于中國二十世紀文學——文化研究的最初成果。

　　 十月，受聘為第一屆國家圖書獎評選委員會委員。

　　 十一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八屆年會在蘇州舉行，謝與會。謝的著作《新世紀的太陽》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蘇州會后應邀赴南通，在南通師專作學術講演。

　　一九九四年

　　 本年，為北大昌平校區(qū)本科生講當代文學作品賞析。四月二十二日，應中央黨校之邀，作中國當代文學的講演。八月二十三日，在《詩刊》研討班上講課�！侗本┐髮W學報》本年四期刊出《馮至先生對新詩建設的貢獻——馮至先生周年祭》一文。

　　一九九五年

　　 十二月，與張頤武合著的《大轉型：后新時期文化研究》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書首次提出“后新時期”的概念。

　　一九九六年

　　 一月十八日至二月十日，在海南島定安伊甸園賓館，開始《一八九八：百年憂患》的寫作。

　　 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七日，經(jīng)香港赴臺灣，參加由《中央日報》主辦，由中華文化總會、中國文藝協(xié)會、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系、中國婦女寫作協(xié)會、臺灣國家圖書館協(xié)辦的“百年來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謝與會，中國大陸參加者還有賈植芳、吳祖光、張賢亮、陳思和、陳平原、夏曉虹、劉登翰等。結識梅新，晤見紀弦、彭邦楨先生。并與臺灣詩歌界《現(xiàn)代詩》、《創(chuàng)世紀》、《藍星》、《葡萄園》、《秋水》等同人餐敘。謝在會上作《文學滄桑一百年》的講話。會議結束后，謝為此次會議著文《一百年才有一次的聚會》，先后發(fā)表于上�！段膶W報》、臺北《中央日報》。

　　 十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九屆年會上，謝再次當選該會副會長。

　　 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赴蘇州參加中央廣播電視大學中國當代文學的教材審定會。

　　 此年十月，謝與孟繁華主編的十卷本《中國百年文學經(jīng)典文庫》在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謝作題為《回望百年文學》的序文。十二月，謝與錢理群主編的八卷本《百年中國文學經(jīng)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謝在序言中說：“從上一個世紀末到這一個世紀末，是完整的一百年，這一百年的中國社會，發(fā)生過很多重大的事件。這些事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中國的文學。就社會而言，這一百年的經(jīng)歷，是由古典中國向著現(xiàn)代中國的衍變過程：就文學而言，則是開始并完成了由舊文學向著新文學的完整過渡的過程。不論是從社會發(fā)展的層面，還是從文學發(fā)展的層面看，這一百年對于中國都是意義重大的，是充滿追求的激情和刻骨銘心的苦難的歷程。”兩套叢書出版后，引起關于文學經(jīng)典問題的討論。

　　一九九七年

　　 一月四日至十一日，應香港市政局的邀請，參加香港文學節(jié)，為詩歌組講評人。一月八日，在九龍中央圖書館，與羈魂共同主持“詩歌研修班”，講演并回答問題。在港期間訪問嶺南大學文學院，并與余光中、鐘玲等會面。

　　 二月，文藝短論集《世紀留言》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

　　 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八日，訪問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先后訪問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大學、馬來西亞大學等。五月三十日在吉隆坡舉行學術講演，題為《中國的改革與新時期文學》，分別為：一、時代的給予；
二、充滿痛苦的變革過程；
三、享受自由的文學；
四、世紀末的期待。會后，接受《南洋商報》的采訪。

　　 五月三十一日，出席《南洋商報》文藝系列叢書的推介會，會見當?shù)匚乃嚱绾托侣劷缛耸俊?/p>

　　 六月一日至六日，訪問砂勞越。六月三日，在詩巫，舉行題為“詩人的創(chuàng)造”的拉讓江詩會，謝在會上作關于中國當代詩的發(fā)言。

　　 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一日，在武夷山，出席第一屆現(xiàn)代漢詩國際研討會。謝在會上對當前詩歌創(chuàng)作提出批評，引發(fā)了對八十年代后期以來的詩歌評價的爭論。

　　 七月，散文隨筆集《流向遠方的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月，散文隨筆集《永遠的校園》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年，應上海文藝出版社之邀出任《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詩卷主編。本集主編原為鄒荻帆，但鄒先生不幸去世，謝承擔了此項工作。此年十月三十日，《文學報》整版刊出謝為此書所作導言：《再現(xiàn)了歷史階段的詩歌形態(tài)》。同年十月香港出版的《詩雙月刊》三十六期亦全文登載此文。

　　一九九八年

　　 一月，受聘為首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評委。

　　 五月，為北京大學百年校慶著文《一百年的青春》（此文刊載于《光明日報》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文稱：“這所大學，它誕生在災難深重的年代，它承襲了這大地上的全部憂患，生發(fā)而為抗爭和奮斗、追求和夢想。在‘廣育人才，講求時務’的召喚中，走來的一代又一代學人，萬家的憂樂、社會的盛衰，充盈著這批最新覺醒的中國精英的心靈之中。當周圍處于蒙昧和混沌狀態(tài)時，這里的呼喚和怒吼是黑暗中國上空的驚雷！”其中有一段文字談及馬寅初校長：“他的瀟灑不羈，在思想禁錮的年代，是一縷帶著暖意的和風。馬寅初終于以諍言獲罪，他的《新人口論》遭到圍攻。馬寅初勇迎風暴，他的《重申我的請求》是一道驚世駭俗的雷電：‘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zhàn)直至戰(zhàn)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瘓远ǖ娜烁瘢瑘载懙臍夤�(jié)，凜然不屈的堅持，在馬寅初沉重的金石之聲的背后，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那種年輕了一百年的北大精神�！�

　　 五月，由謝任主編、孟繁華任副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謝作總序《輝煌而悲壯的歷程》指出：“回望上一個世紀末中國天空濃重的煙云，反思中國社會百年來的危機與動蕩給予文學的深刻影響，它使我們經(jīng)受著百年輝煌的震撼，以及它的整個苦難歷程的悲壯。中國百年文學是中國社會最親密的兒子，文學就誕生在社會的深重苦難之中�！贝四晡逶滤娜�，為慶祝《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出版，謝主持在綠楊賓舍舉行百年中國文學研討會。會后，謝作《校園外的慶�！芬晃摹�

　　 七月，著作《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十月，散文集《內心風景》由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出版。

　　 十一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十屆年會在重慶舉行。這次年會的主題是紀念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五十年。謝出席會議，并提供論文《文學的紀念（一九四九——一九九九）》（此文刊載于《文學評論》一九九九年四期）。文章的小標題分別為：特殊的文學階段；
強國新民傳統(tǒng)與社會功利主義；
農民文化的支持；
新的文學形態(tài)的勝利；
曲折的道路；
寫實主義及其流變；
文學營造“歡樂王國”；
兩個世紀末：三次文學“改道”。此文最后說：“中國當代文學半個世紀的行程，給人們留下了欲說還休的紀念。它仿佛是行進在榛莽與泥濘途中，一路艱難地走來，把淚水、血水，以及更多的汗水灑在那綿長而悠遠的路上。有許多的狂熱和悲慨，也有許多的悔恨與醒悟，苦難曾如頭頂揮之不去的陰云，而突破層云之后的燦爛陽光，更讓人感到了生活畢竟還是美好的�！痹谶@次年會上，謝的著作《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獲研究會第六屆優(yōu)秀研究成果表彰獎。

　　一九九九年

　　 六月，當代學者自選文庫《謝冕卷》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九月，詩歌史論《浪漫星云》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年

　　 一月，論文《百年中國文論述略》在《東南學術》二○○○年一期發(fā)表。

　　 二月，在北大離休。堅持了十余年的“批評家周末”亦告結束。

　　 五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九日，應德國圖賓根大學的邀請，赴德參加為紀念聞一多先生誕生一百周年的國際學術會議。中國被邀請者除謝外尚有聞一多先生的長孫聞黎明。謝為會議提供論文《中國新詩史上的聞一多》（此文載《香港文學》二○○一年五月號），并在會上作即席講演：《人格與學養(yǎng)的統(tǒng)一》（此文載《人民日報》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六月，文藝短論集《西郊夜話》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十一屆年會在肇慶舉行。謝在換屆選舉中再次當選為副會長。

　　 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經(jīng)沈陽飛大連，出席本世紀最后一次詩歌會議。圣誕夜抵大連。出席此次會議的還有李歐梵、是永駿等。謝在會上作題為《告別二十世紀》的講話，并參加起草會議宣言：《二○○○：大連意見》。

　　 本年，受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中心之聘，為該中心校外專職研究員（只設一人）。

　　二○○一年

　　 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為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理論批評獎評委赴紹興，參加頒獎儀式。

　　 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三日，赴湖州參加“二十一世紀首屆中國新詩研討會”，謝在會上作題為《一個世紀的夢想》的發(fā)言。此文后載《綠風》二○○二年第三期。

　　 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日，赴澳門，受聘由澳門基金會與澳門筆會主辦的第四屆澳門文學獎評委。

　　 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二日，赴深圳。受聘為深圳讀書月特別顧問。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深圳讀書月論壇上發(fā)表題為《從文學建設想到文化建設》的講話。會后接受《深圳商報》、《深圳特區(qū)報》、《深圳晚報》以及深圳電視臺等媒體的采訪。

　　二○○二年

　　一月，散文隨筆集《燕園問學》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

　　四月，《謝冕論詩歌》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五月，東南大學百年校慶，邀請百名人文學者到校講演。謝于五月十三日和五月十五日在東南大學分別作《新文學一百年》和《人文精神與現(xiàn)代社會》的學術報告。五月十五日，在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作學術講演。

　　五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二十七日，應韓國東亞大學的邀請赴釜山，參加東亞大學舉辦的“從文化大革命到八十年代之間中國知識人的內面轉變”的國際學術會議，謝在會上發(fā)表論文《論新詩潮》（此文后發(fā)表于《中山大學學報》二○○二年第五期）。

　　六月八日至六月十三日，應邀為中山大學文學院主持第一批博士生畢業(yè)論文答辯。并先后在中山大學、華南師大、以及廣州商學院作學術報告。

　　九月十九日至九月二十四日，應邀訪問金門。參加金門舉行的詩酒文化節(jié)，以及中秋夜晚的金廈兩門海上聯(lián)歡賞月活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謝作散文《一生中最美麗的月亮》。

　　十月八日至十月十三日，參加文化部在成都舉行的“二十一世紀文學與美術發(fā)展趨勢論壇”，謝與會，并在會上發(fā)言。十一日，在四川大學作關于詩歌問題的講演。

　　十一月，應聘為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感動中國——二○○二年度人物”推選委員。謝推選的劉姝威、黃昆、姚明等十人當選。

　　此年，受鐘文之托主編十卷本《二十世紀中國新詩大系》。分別由孫紹振、藍棣之、孫玉石、楊匡漢、洪子誠、程光煒、王光明、吳思敬、劉福春擔任各卷主編。謝為大系作總序。這篇序言后以《論中國新詩》之名發(fā)表在《文學評論》二○○二年第三期。發(fā)表此文時，《文學評論》編者在“編后記”中說：“謝冕先生《論中國新詩》，其邏輯起點是中國舊詩。中國古典詩歌創(chuàng)造了中國文學的極度輝煌，確立了新詩審美的不可超越的規(guī)范。然而，這個規(guī)范確立之時便正是危機發(fā)生之日，五四前后的新詩正是對這個規(guī)范的挑戰(zhàn)，也是對這個危機的排除。新詩為尋求適應時代潮流而經(jīng)歷了艱難的探索，其中包括對傳統(tǒng)的繼承。謝冕先生說，新詩的成立使它成為現(xiàn)代中國人無可替代的傳達情感的方式。謝冕先生是研究當代詩歌的權威學者，他將目光與興趣回溯到新詩出世之初和成立之前，或許覺得最近十幾年的中國新詩暫時無話想說。九十年代以來，或許是海子自殺以后，已經(jīng)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勸人閱讀新詩，有點像勸人大膽消費一樣，效果總覺不大。但愿我們已有了傳達情感的另外方式。”

　　本年，論文《百年中國文論述略》獲《東南學術》一九九八——二○○一年度優(yōu)秀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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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謝冕，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曾用筆名謝魚梁。漢族，中共黨員。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在福州三一中學就學。一九五五年考入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一九六○年畢業(yè)留校任教至今�，F(xiàn)為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一九七九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

　　一九四八年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曾在《中央日報》、《星閩日報》、《福建時報》等報刊發(fā)表詩和散文等。五十年代開始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研究，以及詩歌理論批評。著有學術專著《湖岸詩評》、《共和國的星光》、《文學的綠色革命》、《新世紀的太陽》、《大轉型——后新時期文化研究》（合著）、《一八九八：百年憂患》、《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等十余種，以及散文隨筆集《世紀留言》、《永遠的校園》、《流向遠方的水》、《心中風景》等。還主編過許多大型叢書，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十卷）、《百年中國文學經(jīng)典》（八卷）、《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十二卷）等。專著《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優(yōu)秀成果獎。

　　現(xiàn)為北京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全國委員，并兼任詩歌理論刊物《詩探索》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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