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基于一個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大樣本調查數據，本文將定量研究中國村民選舉參與的主、客觀影響因素，特別是分析村民對農村基層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的主觀政治信任對其村級選舉參與行為的影響。通過定量分析村民對基層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的“政治信任”、村民“社會信任”和社會網絡的影響，特別是處理了村民“政治信任”和“社會信任”的內生性問題。本文旨在揭示我國特定政治體制中“政治信任”對村民選舉參與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并探討在一個“壓力型”政治體制下推行基層民主選舉所可能存在的內在矛盾及進一步改革的方向。

　　關鍵詞：政治信任；
社會資本；
中國村民選舉參與

　　一、引言

　　自1982年憲法確認了由部分農村地區(qū)自發(fā)組建的“村民委員會”的法律地位，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下文簡稱《村委會組織法》）對村民委員會組織、功能和選舉方式給出明確規(guī)定，1998年該法律正式頒布以來，村民自治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已經日益成為在當今中國農村擴大基層民主和提高農村治理水平的一種重要方式。在組織法規(guī)定的框架下，村民投票選舉村委會是實行村民自治的基礎，它為村民提供了實現選擇自己領導的基本權利以及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機會。在廣大農村，村委會選舉已經成為村莊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基層村民選舉已經對中國農村的政治經濟格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徐勇，1997；
Zhang et al .，2004），村民對村委會的選舉傾注了很大的熱情（Wang，1997）。

　　顯然，對于村莊選舉和村民自治的制度完善和健康發(fā)展而言，保持和激勵村民村莊選舉和治理參與的積極性至關重要。近10多年來，圍繞村民參與選舉狀況及影響他們參與選舉的主、客觀因素，國內外學者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客觀因素方面，一些學者主要通過案例分析研究了村莊內部特征，特別是村莊歷史、社會、經濟乃至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對村民選舉參與行為的影響，其中包括村經濟發(fā)展水平、產業(yè)結構、前任村干部的表現、選舉的公正程度、村莊的宗族結構和派系結構以及農村社區(qū)內部的人際關系等（胡榮，2001；
肖唐鏢，2001b ；
賀雪峰，2000，2001；
仝志輝，2004；
Lawrence，1994；
Oi Rozelle，2000）；
這些研究對認識和理解村民參與選舉的社會、經濟乃至政治背景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在村民選舉參與行為的諸多影響因素中，村民的主觀意識對其參與選舉的影響已經成為被特別關注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在已有政治學文獻中，選民主觀意識，如選民對自己參與政治的興趣和能力（或稱為內部效能，internal efficacy）、選民對外在政治制度的認知（或稱為外部效能，external efficacy）都被認為是影響選舉參與的重要因素（Rosenstone Hansen ，1993）。在已有的中國村民選舉參與文獻中，村民內部效能的影響也是一個焦點，但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已有研究并未取得一致意見。比如，史天健通過一項利用全國范圍內調查數據的研究發(fā)現，村民對政治的興趣、理解與參與政治活動的能力、民主意識，以及對在任村委會領導不滿程度的提升等都會增加其選舉參與傾向（Shi ，1999）。

　　這意味著那些具有強效能的選民，即使意識到選舉可能會被干預，仍然會更積極參加投票以通過有限的民主機會來懲罰腐敗的在位者。與此相反，另外一項基于蘇南農村調查數據的研究卻發(fā)現，那些具有更強民主傾向和內部效能的投票者反而傾向于不參加選舉，而比較支持政府者會更積極參加投票（Zhong ，2002），這實際上意味著那些具有更強政治能力和民主意識的選民更傾向于認為現有選舉或是被操縱，或是當選者缺乏足夠權力為村民謀利益，所以不參與選舉。

　　上述對哪種選民更愿意參與選舉問題觀點的不一致，實際上都涉及到基層政府，主要是直接介入村民選舉的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在選舉中和選后所扮演角色以及村民對這種角色認知的問題。目前，在研究中國鄉(xiāng)村選舉的學者中存在一個基本共識，即迄今為止中國的村民選舉仍非完全自由的選舉，而是有上級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積極介入的“半競爭性”選舉。不少學者都指出，我國村委會選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自上而下由政府強力推動的過程，其中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的行為的作用往往是第一位的（徐勇，1997；
肖唐鏢，1999；
王振耀等，2000）。在實踐中，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既可能積極推動民主選舉，也可能成為制約村委會民主選舉與村民自治的主要因素（趙樹凱，2001）。考慮到基層政府在村莊政治和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參與選舉村民自然會對基層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形成特定的主觀認知，這種對外部政治體系和力量的認知，或者說政治信任水平，對選舉參與行為就可能存在重要的影響；
而前述關于選民主觀意識對其選舉意愿和行為影響如何的研究觀點的不一致，就可能與研究中未控制村民對選舉中以及選后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有關。

　　基于一個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大樣本調查數據，本文將研究中國村民選舉參與的主、客觀影響因素，特別是分析村民對農村基層鄉(xiāng)黨委、政府的主觀政治信任對村民選舉參與行為的影響；
同時還將考察村民之間的“社會信任”以及村民社會網絡所代表的社會資本對村民選舉參與的影響。本研究希望有助于了解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環(huán)境下哪種信任對基層選舉參與的影響更大。進一步來說，研究試圖通過揭示我國特定政治體制中“政治信任”對最基層選舉參與行為的特殊作用，探討在一種總體上看為“壓力型”政治體制下推行基層民主選舉可能存在的內在矛盾以及進一步改革的方向。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結合鄉(xiāng)村選舉過程中基層政府作用以及選舉參與的有關文獻提出我們的分析框架及研究假說。第三部分簡單討論中國農村選舉村民的參與狀況及與政治和社會信任的關系；
第四部分是實證分析結果和討論；
最后是研究結論及政策含義。

　　二、研究綜述與分析框架

　　與那些各級政府都由選舉產生、每級政府選舉與相鄰級別選舉之間相互獨立的國家不同，我國村級選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位于村自治組織之上的縣、鄉(xiāng)基層政府特別是鄉(xiāng)鎮(zhèn)黨委和政府在選舉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無論從其發(fā)展歷程還是從具體組織實施方面看，村民選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上而下”發(fā)動的特征。正因如此，我們才看到雖然一些地方的基層政府是基層民主的積極推動者，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卻成為村級自治發(fā)展的主要阻礙者。

　　基層政府對村民選舉的直接介入顯然與中國特有的行政管理與地方治理體制有密切的聯(lián)系。由于村民自治組織以上的各級政府官員由上級任命，各級官員的工作任務界定及對工作完成情況的監(jiān)督和評估都主要由上級完成。在“發(fā)展”成為政權合法性主要基礎的情況下，形成了一種特有的“壓力型體制”，即各級政府層層下壓各種任務并對完成任務的情況進行考核，下級政府主要對上級負責，上級根據其完成各種政策性任務的績效進行考核。如果在一些地區(qū)，特別是收入較低、非農就業(yè)較少的農業(yè)主產區(qū)，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的主要政策性任務如計劃生育、收糧、收款等容易受到農民抵制，其完成就非常需要得到村干部配合。在這種情況下，基層政府，特別是鄉(xiāng)鎮(zhèn)政府，就必然要通過干預村民選舉選出對其開展工作最“有利”的人選。一些研究表明，在村委會選舉施行的初始時期，很多基層干部擔心政策性任務難以完成，對于選舉的實施持消極的態(tài)度（李連江、歐博文，1998；
Kelliher，1997），即便在村委會選舉已經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實施以后，依然有很多基層干部表示擔憂選舉對基層工作的開展產生負面影響，乃至直接或者間接干預村委會選舉（胡榮，2001；
吳理財，2001；
邱新有、肖唐鏢，2001；
肖唐鏢，2001a 、2001b ）。例如，在胡榮（2001）對福建某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的訪談中，該書記就指出，“如果完全按照選舉規(guī)定去做，農村會失控？？村干部變成怕村民，不怕鎮(zhèn)里面。鎮(zhèn)的任務可以給你推一下，對上面的任務打折扣。鎮(zhèn)對村委會很難控制。”

　　但并非所有地區(qū)都是這樣，比如筆者近年來調查的一些地區(qū)，特別是工商業(yè)較發(fā)達的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主要政策性任務是招商引資，其完成并不太需要村干部配合，而這些地方的財政實力也比較強，并不需要從農業(yè)中抽取資源，婦女教育和就業(yè)機會的增加使得計劃生育等工作也相對比較好做。在這種情況下，基層政府干預村民選舉的意愿并不強烈�？梢�，”壓力型體制“在不同地區(qū)所施加的壓力大小，以及壓力的性質，特別是完成上級政策性任務是否需要村干部的強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地方政府介入選舉的強度和方式。

　　如肖唐鏢（2001a ）所指出的，所有那些基層政府進行舞弊操作的選舉，都帶有一個趨同性的目的，即希望組織看中的人員能如愿當選，特別是希望原村委會班子（或其中的主要成員）能繼續(xù)留任。實踐中，由于村委會選舉的具體實施辦法往往是由鄉(xiāng)政府結合本鄉(xiāng)“實際情況”制定，并且在實施選舉的具體環(huán)節(jié)中由鄉(xiāng)政府進行“審查”和“監(jiān)督”，這就給它們干預選舉的進程和結果留出了足夠的空間（O ‘Brien ，2001）。鄉(xiāng)鎮(zhèn)干部經常利用選舉程序的有關法律條文的模糊性來限制選民的選擇自由，其他限制方式還包括壟斷提名、搞突然襲擊式的選舉、要求黨員投上面圈定的被提名者、禁止鄉(xiāng)鎮(zhèn)不滿意的候選人發(fā)表競選演說，若“錯誤”的候選人勝出，則宣布選舉無效，并堅持用舉手表決的方式，等等（O ’Brien ，2001）。肖唐鏢（2001a ）對江西40村基層選舉的研究發(fā)現，在選舉中除了不親自投票、不作為候選人外，其他所有行為中都有縣鄉(xiāng)政府的作用。

　　各村的選舉都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制度引入過程，都是在強行政驅動下展開。選舉的籌備、動員與組織，以及規(guī)則與程序的安排、解釋與實施等都來自基層政府。

　　趙樹凱（2001）的研究也表明，選舉組織者對選舉規(guī)則的破壞表現在幾個環(huán)節(jié)上：一是候選人的產生，如搞指定；
二是在投票過程中違犯規(guī)則；
三是計票中違犯規(guī)則，唱票人與畫票人為一個候選人所左右，甚至直接篡改投票結果；
四是選舉結果直接被上級否定甚至改變；
五是村干部產生缺乏形式上的合法性。

　　前面的簡單討論旨在表明，中國的基層政府，尤其是鄉(xiāng)鎮(zhèn)政府，不僅在村委會選舉中和選舉后的村莊管理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通過執(zhí)行上級的各種政策性任務和為村民提供各種公共服務等途徑，以不同的方式與村民形成互動，其中政策性任務的強度和性質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影響鄉(xiāng)鎮(zhèn)政府介入村民選舉的方式和強度。在這種互動中，村民自然會對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村莊政治、社會與經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形成主觀判斷，這種日積月累的判斷就構成了村民對鄉(xiāng)鎮(zhèn)政府“信任”程度的基礎。從理論上看，村民對基層政府“政治信任”越高，或者說其對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村莊社會、經濟發(fā)展和村莊治理中所起作用（如對政府有多大能力、以何種方式介入鄉(xiāng)村選舉、選舉出來的村領導有多大權力和自由度等）的評價越正面，那么其參與選舉的傾向就可能會更高。

　　當然，由于參與活動的行動主體是具有不完全信息的村民，他們自身的特點和擁有信息使得他們即使在面臨同樣的政府行為時，也會形成不同程度的政治信任水平。這種主觀的政治信任程度的差別，可能會影響個體村民在決定是否參與投票時對“成本”和“收益”的評估，并最終反映在他們的參與行為上。

　　國外有很多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相關文獻分析了政治信任和不同的政治參與之間的聯(lián)系。一些學者發(fā)現，政治不信任會直接影響“非制度化”的、往往也是成本比較高的政治參與行為的發(fā)生，如直接參與抗議和對抗政府的行為（Gamson，1968）。①「另有其他的研究表明，政治不信任程度和內部效能的交叉項更能夠解釋“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而政治信任本身會對一些“制度化”的參與行為產生影響（Shingles，1981）�！龟P于中國鄉(xiāng)村政治參與的研究也指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會增加村民“半制度化”的上訪行為的可能性（Li，2006）。相對于政治不信任，政治信任則最多帶來比較低成本的政治參與行為，如參加選舉（Shingles，1981）。但政治信任和更為“制度化”的選舉參與行為之間是否在實證上存在聯(lián)系，則目前學術界并沒有達成共識，一些研究沒有發(fā)現兩者之間的聯(lián)系（Citrin，1974；
Seligson，1980；
Rosenstone Hansen ，1993；
Abramson et al .，1995；
Bratton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99）；
而另外一些學者則發(fā)現高的政治信任會導致高的選舉參與率（Shaffer ，1981；
Southwell ，1985；
Pattie，2001）。不過，這些研究的對象多是西方民主國家的高級別政府選舉，對基層選舉較少涉及；
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主要關注投票者對某級別政府信任程度與其參與同一級別選舉行為之間的關系�？紤]到民主國家各級政府進行的都是具有較強競爭性的選舉，而且各級政府的選舉之間相互比較獨立，這種研究自然是合理的。但如前所述，我國基本上是只在村級存在具有“半競爭性”的選舉，而且鄉(xiāng)鎮(zhèn)政府或多或少、方式各異地介入村民選舉，所以本研究選擇考察村民對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政治信任”對其村級選舉參與的影響�？紤]到中國村民選舉的特殊性，這類研究對于理解在一個總體上看屬于政治集權的體制下最基層的民主是否能夠有效運作、是否存在基本矛盾就具有重要的價值。

　　除了政治信任外，另外一個可能影響政治參與的指標是所謂的“社會信任”，即選民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如果擴展一點，社會信任可以被認為是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維度。在政治學和社會學關于選舉參與的文獻中，選民和選區(qū)的社會資本被一些學者認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在帕特南（Putnam et al .，1993）看來，社會資本，即“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guī)范以及網絡，能夠通過促進合作來提高社會的效率，也有助于解決集體行動的問題”。在帕特南的定義框架下，社會信任，即公民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是度量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公民通過一些非正式組織而形成的社會網絡也是一個重要的維度。參與的網絡越是密集，公民就越有可能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公民參與網絡增加了人們在任何單獨交易中進行欺騙的潛在成本，培育了強大的互惠規(guī)范。雖然一般而言社會資本被認為是屬于社區(qū)水平的，但從個體水平看，個人社會資本對其政治參與的影響也應該存在，因為畢竟是社區(qū)內的人，而非社區(qū)本身參與網絡并建立互信，所以也可以從個體角度度量其社會資本并分析社會資本對其行為的影響。

　　但實證研究中關于社會資本對選舉參與的影響卻沒有一致結論。

　　在對西方國家的研究中，雖然有學者發(fā)現社會信任對選舉參與有積極的影響，但大部分研究卻沒有發(fā)現存在任何影響（Brehm Rahn，1997；
Krishna ，2002）。就中國情況來看，利用大樣本數據研究社會資本如何影響中國村級選舉參與的文獻仍然很少，胡榮（2006）的研究具有開拓性。他發(fā)現村民參與的社團（或者說非政府性的社會或經濟組織）越多，村民在選舉中的參與程度越高。但村民之間的信任程度和社會交往程度則沒有影響。該研究至少沒有支持帕特南關于社區(qū)成員之間的橫向交往將提高人際間信任并使人們之間更容易形成合作關系的觀點。

　　實際上，理論上看社會信任（人際之間的信任）對投票的影響是不確定的，這是因為一方面相互信任可能有助于強化社區(qū)認同和共同責任感，但同時當人們之間缺乏信任的時候，人們也可能通過參加選舉以確保自己在政治參與中表達意見。

　　而社團參與對選舉參與則應有明確的促進作用，因為社團網絡有助于人們的交流，農民可以通過社團交換信息并強化對自己政治利益的認識；
社團也有助于強化成員的政治能力，成員可以通過參與社團來學習如何搜集信息、如何公開講演、如何說服別人；
最后，社團也將增加參與者被動員起來的概率，這些都有助于提升社團成員參與選舉這類政治活動的能力。

　　綜上討論，本文將在既有研究和文獻的基礎上，同時把政治信任和社會資本納入對村民選舉參與的分析框架，利用一個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大樣本調查數據考察中國村民選舉參與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所用數據來源于作者在2005年組織的一次大樣本隨機抽樣調查。調查采用分層抽樣法選取了樣本省、樣本縣、樣本鄉(xiāng)鎮(zhèn)和樣本村。首先，我們把全國分為6個大區(qū)，在每個大區(qū)范圍內隨機選取1個省，最終選取的樣本省分別是吉林、河北、陜西、四川、江蘇和福建6��；
其次，在每個樣本省分別把省內所有縣按照人均工業(yè)產值進行五等分，在每個等分組隨機抽取1個樣本縣，最后確定了30個樣本縣；
隨后，在每樣本縣按照農民人均純收入指標進行了分層抽樣，每個樣本縣抽取2個鄉(xiāng)鎮(zhèn)，一共抽取了60個樣本鄉(xiāng)鎮(zhèn)；
此后，在樣本鄉(xiāng)鎮(zhèn)，也是按照農民人均純收入進行分層抽樣，每個鄉(xiāng)鎮(zhèn)選取2個樣本村，一共確定了120個樣本村。最后，在每個村莊內部運用完全隨機方法分別抽取了2-4個左右的村級干部（如支書、村委會主任、副主任等）和14個左右的普通村民。在去除一些無效樣本后，調查共收集了29個縣58個鄉(xiāng)鎮(zhèn)、114個村、1918名村民的有效數據。①「由于連續(xù)暴雨導致道路堵塞、黑惡勢力阻撓和村莊選舉中途停止等原因，調查在6個樣本村沒有收集到村民選舉參與和其他相關的資料和信息。調查訪問的114個樣本村共調查了1921個村民，3個村民有比較多的信息缺失，最后分析中沒有采用。因此，調查的個體樣本的無效樣本率為0.2%.」數據包括每名被訪者在最近一屆選舉（多數在2004年下半年）的參與情況，以及能夠度量其政治信任、社會信任的一系列信息，此外還有村民本人及其家庭和所在村莊的大量信息。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抽樣中抽取村干部和村民的概率不同，上述包含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村民樣本在分析中需要進行特別處理。這項調查的一個重要目標是了解村莊治理和村莊公共投資的關系，需要收集村莊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大量信息。為此，調查設計了六套村干部問卷來了解村基本情況、村干部變遷和選舉、村財務、村公共投資和衛(wèi)生、學校等公益事業(yè)發(fā)展狀況。在每個村莊，上述問卷都需要多位村干部來回答，這些村干部除了回答特定村干部問卷外，還要作為村民的一員完成村民問卷。由于一個村莊村干部比例非常小，在一個村莊隨機抽取10多個村民時抽到村干部的可能性非常小。為保證有足夠數量的村干部回答村干部問卷，調查對村干部和村民分別進行抽樣。具體而言，在每個樣本村莊，先在普通村民中采用完全隨機的方法抽取了14個左右村民，然后在村干部中又抽取了2-4位。在后面的分析中，如果把樣本村干部視作普通村民并與其他村民樣本一起進行分析，就會存在樣本代表性問題。由于上述抽樣方法實際上給村干部設定了比普通村民高的抽樣概率，樣本中村干部的比例會大大高于實際村莊中村干部的比例。為解決這個問題，后面所有的描述性統(tǒng)計和計量分析都依據個體樣本被抽中的概率計算出權重，利用這一權重對樣本的描述性統(tǒng)計指標及回歸分析結果進行了相應的調整。②「樣本權重為樣本抽樣概率的倒數，其中，普通村民的樣本權重為樣本村普通村民總數除以樣本普通村民數量（實際值為101），村干部的樣本權重為樣本村村干部總數除以樣本村干部數量（實際值為2.92）�！�

　　三、村民選舉參與狀況及其與政治和社會信任的關系

　�。ㄒ唬┐迕竦倪x舉參與

　　根據調查資料，我們計算了樣本村民參與選舉的情況。如前所述，表1和后文所有表格中的統(tǒng)計結果都用村莊實際總人口中村干部與村民比例作為權重進行了調整。從6個樣本省的情況看，我國農村選舉村民參與度比較高，6省平均選舉參與率達到了89%，與官方報告的上一屆村委會選舉中部分地區(qū)的情況差不多，稍高于上一屆的全國平均水平。①[據民政部不完全統(tǒng)計，2002年村委會選舉中，各地平均參選率在80%以上，其中廣東省為96%，海南省為97%，四川省為93.5%.選民親自投票率為77.88%（參見王金華，2002）。]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參與率在計算時采取了較寬的標準，村民只要是通過某種方式，無論是自己填寫選票、還是通過委托別人的方式參與投票，都被算為參與了選舉。②[為了進一步了解村民是以自己投票還是委托投票參與，我們在問卷中也向村干部詢問了他們所在的村中那些自己填寫選票選民在所有選民中所占的比例。從6省來看，該比例大約在68%左右。考慮到相當部分村民是通過委托投票參與選舉的，該比例比較低是自然的。我們將在以后的村級選舉參與率研究中進一步分析。]此外，由于我們的調查區(qū)域涵蓋范圍很廣，而有些地區(qū)外出打工人口比例比較高，當我們于2005年夏季進行調查時，部分（而非全部）外出打工者當時不在村內，這部分人沒有參加選舉的概率要高一些（當然其中一些也可能通過委托方式進行投票），因此，這里的樣本未必能夠完全代表全體村民，但是，這樣一個隨機大樣本至少能夠較好地代表那部分留在農村的村民，而這些村民是村莊選舉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特別是考慮到本文主要研究個體村民是否參與投票的決定因素，而且我們在后面的計量分析中也控制了是否有非農就業(yè)（包括外出打工）等因素的影響，所以這個問題對于我們所分析問題的影響不大。

　　地區(qū)之間選舉參與度有一定的差異。村民選舉參與程度最高的是江蘇和吉林，選民平均參與率達到了94%，其次是四川和福建；
而陜西和河北兩省村民對村委會選舉的參與度都相對比較低，村民選舉參與率分別為82%和78%（參見表1）。

　�。ǘ�）政治信任與選舉參與

　　政治信任是本研究中需要研究的影響村民參與的一個重要因素。

　　由于村民的政治信任是一種主觀認知，在測度村民政治信任時避免變量測量誤差并提高分析結果的可靠性和穩(wěn)健性就顯得尤為重要（Levi，2000；
Li，2006）。為此，我們使用了多指標來衡量村民對基層政府的信任狀況。我們通過以下5個問題來衡量包括村干部在內的樣本村民對鄉(xiāng)鎮(zhèn)基層政府的政治信任。這5個問題分別是：

　　C1：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樹立的模范黨員、干部的威信是否很高？

　　C2：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在農村的威信是否很高？

　　C3：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的政策是否真心實意關心農民？

　　C4：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是否有為農民主持公道的愿望？

　　C5：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是否有能力為農民主持公道？

　　如果上述不同角度問題得到的結果相似，那么說明分析結果就比較穩(wěn)健。對于問題C1-C5，我們分別根據村民對這五個問題的回答建立了虛擬變量“模范威信高”、“黨委政府威信高”、“真心關心農民”、“有愿望主持公道”和“有能力主持公道”。如果村民同意或者比較同意，則虛擬變量的值為1，否則為0.

　　在五個政治信任指標當中，政府是否真心實意關心農民、政府威信以及模范威信這三個指標是對村民的政治信任的一般性度量；
政府是否有愿望和是否有能力為農民主持公道，則是從愿望和能力上來進一步區(qū)分政治信任的兩個維度。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把對愿望的信任理解為對于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評判，而對能力的信任則更多地理解為對鄉(xiāng)鎮(zhèn)政府制度能力的評判。這樣的區(qū)分在已有中國政治學文獻中有一定的基礎，比如，在李連江（Li，2006）對中國農民政治信任與上訪行為的研究中，就區(qū)分了這兩個維度，他發(fā)現農民對中央政府保護農民利益愿望的信任高于其對中央政府保護農民利益能力的信任，而恰恰是對中央政府能力的信任增加使得農民更傾向于上訪。

　　表2列出了中國農民對基層政府政治信任狀況的統(tǒng)計分析結果，同時對不同的政治信任指標，我們還根據村民的信任狀況將村民分為信任和不信任兩組，分別計算了兩組的選舉參與率，并對兩組的差異進行了統(tǒng)計檢驗。分析結果表明，總體上看中國農民對基層政府的信任狀況有待改善。從政治信任的5個指標看，對基層黨委和政府信任的村民比例大概在37%-68%之間，其中只有一半左右的村民相信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的政策是真心實意關心農民的；
認為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所樹立的模范黨員、干部典型的威信很高和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在農村的威信很高的村民都只有不到40%；
認為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有為農民主持公道的愿望和能力的村民比例相對比較高一些，在55%-70%之間。此外，地區(qū)之間有一定差異，相對來說，吉林和四川村民對基層政府的信任狀況比較好，而福建和陜西則比較差。①[受篇幅限制，這里不列表格進行詳細分析。]

　�、谠诖髽颖鞠�，雙總體比例差近似服從正態(tài)分布，因此，這里我們采用正態(tài)分布檢驗來比較兩個比例的差異。關于雙總體比例差檢驗，詳見Rabe2Hesketh Everitt，2004.

　　總體上看，對基層黨委和政府比較信任的村民傾向于積極參加選舉。用C1-C4這4個指標來衡量政治信任時，村民中信任基層黨委和政府的選舉參與率都明顯高于不信任基層黨委和政府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比如，所有樣本村民中，認為黨委政府威信高的村民參與選舉的比例為91%，而不認為黨委政府威信很高的村民參與選舉的比例只有87%，統(tǒng)計上明顯低于前者。另外，除對于“政府是否有能力主持公道”

　　這個指標信任組和不信任組選舉參與率沒有明顯差異外，用其他三個指標衡量政治信任時，政治信任和選舉參與之間也表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①[我們也分省分析了村民政治信任與選舉參與的關系，結果與用所有樣本分析得到的結果相似。]

　�。ㄈ�）社會資本與選舉參與

　　社會資本是我們要研究的影響村民選舉參與行為的第二個重要因素。研究從社會信任（social trust or interpersonal trust ）和農村的非正式組織兩方面來衡量村民的社會資本。

　　對于社會信任，我們具體利用下面的5個問題構建了一個反映村民之間信任程度的指標。這些問題是：

　　D1：如果你為大家的利益吃虧受罪，大家一定擁護你嗎？

　　D2：如果你為大家主持正義，多數人會回報你嗎？

　　D3：如果你家有小孩，你臨時要出村，會把小孩交給別的村民幫助照看嗎？

　　D4：如果村里人有急用向你借錢，你會不會借？

　　D5：如果你家有紅白喜事，村里人會不會來幫忙？

　　我們利用上述5個問題建立了一個可加性指數來度量每個村民對于村里人之間相互信任程度的判斷。村民信任指標的構建方法是將每一個問題的得分首先標準化到0和1之間，即用得分除以整個問題的最大分值。然后再用相同的權重將5個得分加總，獲得最終的村民間的社會信任指數。②[該指數的可靠性系數（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為0.45.]

　　村民是否參加非政府性質的經濟、社會組織，或者成為社團組織成員，也是衡量村民社會資本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也可能構成影響村民選舉參與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我們的實際調查中發(fā)現，中國農村中的生產技術協(xié)會、老人協(xié)會，乃至宗教組織的發(fā)展，也可能有助于建立一個村民進行交流和集體行動的平臺和網絡。調查問卷詢問了村民是否是村里的社會、經濟組織的成員，并構建了虛擬變量。

　　表3和表4分省報告了村民的社會資本狀況。各省村民的社會資本存在顯著差別。表3顯示，就社會信任而言，經濟相對落后的河北、陜西、吉林農村內部的社會信任程度較高，平均得分都高于318；
而經濟較發(fā)達的福建和江蘇則相對比較低。村民參與非政府性質的經濟、社會組織表現出與社會信任相反的特點。

　　表4顯示，經濟比較發(fā)達的江蘇、福建非政府組織發(fā)育比較好，村民加入組織的比例比較高，分別都有11%的村民加入了不同類型的組織；
而經濟相對落后的四川、陜西、吉林的村民參與組織比例則相對較低，僅有5-7%的村民加入了不同類型的組織。上述總的模式大致符合社會信任與非政府性質經濟與社會組織變化的規(guī)律，即經濟發(fā)展的過程可能同時伴隨著農村階層的分化、鄉(xiāng)村內部社會信任的下降，以及農村各種組織的發(fā)育。

　　根據表3的統(tǒng)計結果，我們發(fā)現社會信任與村民選舉參與之間反而有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社會信任比較高的河北（4.04）和陜西（3.88）選舉參與率比較低，分別只有78%和82%；
而福建、四川和江蘇社會信任相對都比較低，平均得分都低于3.7，但選舉參與度卻都比較高，都在90%左右。

　　當然，這種負向關系是在沒有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情況下得到的，其是否確實存在仍有待于后面更嚴格的統(tǒng)計分析。

　　表4報告了對村民加入非政府性經濟、社會組織與其選舉參與關系的簡單統(tǒng)計分析結果。我們將村民分為加入組和未加入組，并計算了兩組選舉參與率的差異。從所有樣本看，加入組村民的選舉參與率為93%，顯著高于未加入組村民的選舉參與率（88%）。分省看，除江蘇和福建兩組村民選舉參與度沒有明顯差異外，其他省份也都是加入組的村民比沒有加入組的村民更傾向于參加選舉。同上述對社會信任的簡單統(tǒng)計關系一樣，上述分析只是給出了選舉參與和其關鍵影響因素之間的簡單統(tǒng)計關系，變量之間的確切關系，特別是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有待于更嚴格的統(tǒng)計分析。

　　四、實證分析結果

　　以下我們將運用計量分析模型在控制多方面因素的情況下，進一步嚴格地分析政治信任和社會資本對農民參與村莊選舉行為的影響。

　�。ㄒ唬┠Ｐ�

　　我們把村民個體選舉參與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模型設定為Probit模型，如下：

　　其中下標j 代表縣，i 代表特定縣的特定村民。模型中被解釋變量P 是村民是否參與了選舉的虛擬變量，1代表參加，0代表沒有參加；
PT代表村民的政治信任；
ST代表村民之間的社會信任；
X 代表一組控制變量，其中也包括社會資本的另外一個維度，即“村民是否加入任何非政府經濟、社會組織”的虛擬變量；
μj 代表縣層次影響村民選舉參與行為但不可觀察因素的影響（非觀測效應）；
εij是擾動項，控制其他不可觀測的影響因素。

　　為了準確分析政治信任和社會信任對選舉參與的影響，模型控制了一系列反映樣本村民社會經濟特征的變量。首先，我們將被調查者受教育年限作為重要的控制變量。在對西方選舉的研究中，普遍認為教育程度高的選民、男性選民以及政黨成員更傾向于參加選舉（Shi ，1999；
Zhong ，2002）。而在研究中國村委會選舉的文獻中，對教育的影響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與對西方民主國家選舉的研究結果相同，認為教育水平的增加傾向于增加參加投票的幾率（Shi ，1999）；
而另一種觀點是教育程度高的人由于對選舉的民主性有較多的懷疑，從而在這種政府發(fā)起的、受限制的選舉中傾向于棄權（Zhong Chen，2002）。

　　我們還在模型中加入了村民的年齡和年齡平方項。年齡作為重要的個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樣本村民在村莊事務中所處的地位。

　　一般來說，在村莊經濟生活中起主導作用的群體是中年村民。因此，這部分人也應該是參加村集體活動比較活躍的。這種觀點也與以往的研究結果符合，即年齡對選舉參與的影響是擬線性的（Shi ，1999；
Zhong Chen，2002；
胡榮，2006）。此外，村民是否參加選舉還取決于一些“外部激勵”，也就是村莊治理對于村民個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影響程度。如果這種影響程度越大，村民應該有更強烈的參加投票的動機。我們用是否有非農就業(yè)、是否在村中自己經營生意、家中是否有人在政府部門工作以及家中沒分到地的人口比例這幾個變量來度量這種潛在的影響程度。一般來說，對有非農就業(yè)者而言，村莊內部事務對其影響相對較小，因此這些村民對于選舉的關心程度也比較低；
而那些在村中有自營工商業(yè)者、家里未分到地人口比例較高家庭者的利益與村莊治理，如村里的管理與公共產品提供情況、土地分配情況更緊密相關，因此可能更有動機參與村委會選舉。

　　由于被解釋變量“是否參與了選舉”是一個二元選擇變量，分析中我們將模型（1）設定為Probit模型，并采用極大似然方法來進行估計。①[對“帶權重回歸分析方法”的說明詳見古扎拉蒂，2002.]此外，為了控制內生性問題，我們還將模型設定為一個非觀測效應模型，其中μj 是不可觀測的縣級非觀測效應。

　　這是由于我們的樣本分別來自6個省的29個縣，各縣的實際情況不同，而如果一些沒有觀測到的縣級變量與模型的解釋變量之間相關，則模型參數的估計結果將是不一致的。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在模型中控制了縣級的非觀測效應。

　　最后，如前所述，在村民樣本中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屬于非等概率抽樣，直接將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放在一起進行分析會導致模型參與估計偏誤。為了消除抽樣問題給模型估計可能帶來的偏差，我們采用了可以解決這類抽樣問題的帶權重回歸分析方法。②[帶權重的回歸分析方法，見Deaton，1997.]

　�。ǘ�）統(tǒng)計分析結果

　　表5給出的村民選舉參與Probit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表明，村民對于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的政治信任對其村委會選舉參與行為有比較顯著的正影響。衡量政治信任的5個指標中除基層政府是否能主持公道外，其余4個變量對村民參與選舉的概率都有顯著（或邊際顯著）影響且參數估計相差不大。這表明研究結果非常穩(wěn)健，村民是否參與選舉與其對基層政府的信任狀況確實有明確的關系。由此可見，在中國現有的基層民主制度下，由于鄉(xiāng)政府在村委會選舉中和選舉后的村莊治理中都占據著至關重要的位置，村民對于鄉(xiāng)級政府的政治信任對其參與制度化的政治活動有重要影響。對于那些比較信任鄉(xiāng)級政權的村民，參加村委會的選舉被視為一種獲取自身利益和實現政治價值的重要活動。而那些對于現任基層政府持有懷疑或者不信任態(tài)度的村民，或認為鄉(xiāng)政府會直接嚴格控制選舉，或認為即使是選舉出來村干部也會因鄉(xiāng)鎮(zhèn)政府對村莊事務的（不當）干預而無法發(fā)揮作用，從而傾向于將村委會選舉看作“走形式”并選擇不參與。

　　統(tǒng)計分析結果還顯示，相比于對鄉(xiāng)鎮(zhèn)政府主持公道能力的信任，對于鄉(xiāng)政府主持公道愿望的信任在解釋村民的選舉參與時更起作用。這與李連江（Li，2006）關于上訪的研究結果不同，這可能是因為與上訪比較，選舉參與行為是一種更加制度化、風險也更小的政治參與行為。上訪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決存在的特定問題，而參與選舉則不是為了解決特定問題，此時上級政府是否有能力主持公道（解決問題）則相對次要。而村民對政府主持公道愿望的信任對其參與選舉更加重要，如果農民認為鄉(xiāng)鎮(zhèn)干部連主持公道的基本愿望都缺乏，則不愿參加選舉。

　　社會信任（即村民之間的信任程度）對村民是否參與選舉并沒有明顯的影響，模型中社會信任指數的參數估計都不顯著。雖然前面的簡單統(tǒng)計分析發(fā)現社會信任與選舉參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但由于這里的分析結果是基于更嚴格的多因素分析，所以更為可信。而且該結果與胡榮（2006）對于中國鄉(xiāng)村選舉研究的結果也是一致的。

　　綜合前面的分析結果，在兩種主觀信任中，對基層政府的政治信任對選舉參與行為的影響顯然更重要。一個合乎邏輯的推論是，中國的村委會選舉更主要的是村民和上級政府也就是鄉(xiāng)政府之間的博弈與合作。在這樣的背景下，代表鄉(xiāng)—村關系的政治信任就成為影響選舉參與的關鍵激勵因素。

　　隨后來看社會資本的另外一個維度即社會網絡，使用指標是村民是否為“非政府的經濟、社會組織成員”的虛擬變量，從表5的回歸分析結果來看，它與村民選舉參與傾向之間并無顯著關系。同樣，雖然前面的簡單統(tǒng)計分析發(fā)現社會網絡與選舉參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里的分析結果是基于更嚴格的多因素分析，所以應該相信這里的結果。

　　實際上，我們的模型中解釋變量“是否為村干部”與村民“是否為非政府社會、經濟組織成員”有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如果在模型中去掉“是否為村干部”，村民“是否為非政府社會、經濟組織成員”虛擬變量的系數則變成正顯著。

　　有趣的是，此處的結果與胡榮等（2006）對福建兩個縣分析得到的結果有所不同。

　　我們對數據的進一步分析和對部分地區(qū)的回訪發(fā)現，我國農村的“非政府的經濟、社會組織”多數與村干部，乃至鄉(xiāng)政府有密切聯(lián)系，而且在加強村民政治參與和維護農民權利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非常有限。關于中國農村“非政府的經濟、社會組織”發(fā)育狀況及其作用，我們將另文討論。

　　統(tǒng)計分析也驗證了年齡對于選舉參與影響的擬線性，年齡和選舉參與間存在著倒U 型關系，極值點在50歲左右。這些中年村民是農戶中最主要的勞動力，他們的生產、生活等活動都與村莊治理情況密切相關，因此，這部分人通常更加關注村莊的主要事務，也就更傾向于參加選舉。另外，黨員和村干部的選舉參與傾向比較高，在村中自己做生意的人（和家中沒分到地的人口比例在邊際上的人）也更傾向于參與選舉，相反，那些從事非農就業(yè)的村民參與率較低。這表明那些在村中相關利益更強的村民更有動機參加投票。

　　表5村民參與選舉決定因素Probit模型估計結果①[表5中省略了縣級非觀測效應的估計結果，在四個回歸方程中，分別有4、3、4、4個縣虛擬變量在10%水平下顯著。]

　�。ㄈ�）內生性問題的處理

　　從計量角度看，前面的分析可能存在關鍵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即回歸顯示的關系只是相關關系，而非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所需要界定的因果關系。具體來說，由于政治信任和社會信任指標度量的是村民的一種主觀意識，并且因地、人而異，理論上就存在以下三種可能性：或者村民的主觀意識會受到其所處社區(qū)環(huán)境的一些特點的影響，但這些因素在回歸中無法完全被控制（雖然我們已經通過控制一些非觀測效應即區(qū)域虛擬變量試圖減少這種可能性）；
或者在度量信任的指標中存在測量誤差；
或者被解釋變量選舉參與會反過來影響解釋變量政治信任與社會信任，即所謂的“反向因果關系”。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會使上述系數估計不一致。

　　一個解決潛在的內生性問題的方法是運用工具變量法來估計模型。工具變量估計的前提是要能夠找到有效的工具變量，有效工具變量必須符合以下條件：首先，它通過、且只通過可能內生的解釋變量（本文中是政治信任和社會信任）來影響被解釋變量（選舉參與）；
其次，工具變量必須是外生的并且對內生解釋變量有顯著的影響（Woodridge ，2001）。如果工具變量是有效的且解釋變量是內生的，那么研究應采用兩階段估計結果；
如果工具變量是有效的，但解釋變量不存在內生性，則應接受之前的非工具變量分析結果，因為這時工具變量法會損失估計效率�？傊�，只有在充分處理了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比較有把握地說統(tǒng)計分析結果代表了因果關系，而不僅是相關關系。

　　為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除了控制非觀測效應（即區(qū)域虛擬變量），我們還為政治信任、社會信任指標尋找了一組工具變量，并對模型進行了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估計中我們用一些代表歷史事件的變量（包括本村參加過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或抗美援朝的人數、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迫害的人數）來作為政治信任和社會信任指標的工具變量。通過一系列統(tǒng)計分析和相關檢驗，我們不僅發(fā)現我們的工具變量具有很好的有效性，而且更重要的，從統(tǒng)計學上可以排除模型中的關鍵解釋變量（即政治信任、社會信任）存在內生性的可能性，這意味之前不使用工具變量的估計是可信的、且從統(tǒng)計分析上效率更高。①[篇幅所限，內生性問題處理和工具變量估計結果略去。]

　　五、結論

　　在我國，村民對村委會選舉的參與是其“制度化”政治參與的一個主要表現形式。研究表明，村民是否參與村委會選舉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是其對鄉(xiāng)鎮(zhèn)基層黨委、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
而之所以對鄉(xiāng)鎮(zhèn)基層黨委、政府的信任影響村民參與更低一級（村委會）選舉的行為，是我國特定的政治體制及其所帶來的“壓力型”地方治理機制所決定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不僅在村委會選舉過程中和選舉后的村莊治理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通過其執(zhí)行上級的各種政策性任務和為村民提供各種公共服務等多種方式與村民形成互動。在這種互動中，村民會對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村莊政治、社會乃至經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主觀判斷，構成了村民對鄉(xiāng)鎮(zhèn)基層黨委、政府“政治信任”程度的基礎。本研究也發(fā)現，村民對基層政府“政治信任”越高，其參與選舉的傾向就可能會更高。研究還發(fā)現，村民社會資本的不同維度，無論是社會信任還是“非政府社會、經濟組織”對選舉參與都沒有顯著影響。

　　上述政治信任對選舉參與效應的分析，實際上有助于我們理解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一個各級政府官員都由上級任命和監(jiān)督的“壓力型”體制與在農村最基層推行民主選舉和村民自治是否存在矛盾？就1我們的實地調查和上述分析來看？，為完成上級布置的各種政策性任務，受到上級各種考核任務壓力的基層鄉(xiāng)鎮(zhèn)政府可能不得不直接干預村委會選舉，特別是當這些任務的完成需要村干部配合的時候，這種干預的激勵就更強，而這一方面將可能直接降低選舉的質量，另一方面也將降低村民對基層政府的政治信任，從而不利于村民的選舉參與和村民自治的發(fā)展。

　　綜上所述，目前我國中央政府通過基層民主改善干群關系的目標，和其通過上級有效控制以保證各種政策性任務完成的目標之間其實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由于這個矛盾內生于目前的政府管理體制，要解決它并非易事�？傮w來看，一方面可以考慮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包括考核指標調整，即政策導向的變化使基層政府從既有體制下的“管制型政府”逐漸向新體制下的“服務型政府”轉變，以此提高村民對基層政府的政治信任；
同時，更根本的是在未來的改革中需要逐漸在鄉(xiāng)乃至縣的更高級別引入和加強群眾的民主參與。如果本文提供的證據有助于表明我國現有村委會選舉的發(fā)展受到既有基層治理體制的阻礙，那也就說明進一步向上推進鄉(xiāng)鎮(zhèn)民主選舉將不僅有助于促進鄉(xiāng)鎮(zhèn)政府對基層百姓真正“問責”，而且也將有利于村委會選舉這種最基層民主進程本身的健康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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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農業(yè)策研究中心（孫昕、陶然、徐志剛）

　　美國瓦薩大學政治科學系（蘇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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