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不斷有歐洲同仁問同樣一個問題：如果中國也像美國那樣思維，那樣行為，那么這個世界會變成怎么樣？歐洲同仁的擔心主要是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有些方面的行為越來越傾向于（至少在他們看來）美國化。

　　中國國際行為的美國化一方面表明歐洲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國際政治話語面臨邊緣化的可能。歐洲感到它們的國際政治話語和美國不一樣，但較之美國的國際關系話語，歐洲的話語對中國顯然影響不大。

　　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在歐洲一些國家看來，中美兩大國如果能夠和平相處當然對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如果中美兩大國之間的利益過于重合，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這兩大國就能主導國際局勢，從而使得很多國家的國際利益邊緣化。

　　從歐洲等國家的利益出發(fā)來提出這樣的問題，不能說沒有意義。但如果再能深入一步，從中國的利益出來反思這個問題，意義更為深刻。

　　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的確需要至少考量（如果不是回答）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這涉及到中國要在內部改革和外部外交方面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的問題，也因此是一個中國要成為什么樣的大國的問題。

　　眼光只盯住一兩個強國

　　中國思維的美國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必然。后發(fā)展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往往盯住一個或者兩個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向這些國家學習。這似乎已經成了一個規(guī)律。

　　當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僅在向像美國那樣的大國學習，而且也在向像新加坡那樣的小國學習。中國發(fā)展到今天這個樣子，應當說是中國全面向國際社會學習的結果。

　　但是，也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經驗對中國人思維變化的影響是最大的。有很多因素促成中國思維的美國化。

　　在冷戰(zhàn)以后，中美關系涉及到中國諸多核心利益，例如臺灣問題，朝鮮半島核危機和中日關系等等。因為是重中之重，有關方面已經投入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

　　同時，美國各方面對中國的美國研究也有很大的投入。美國招收了大量的中國留學生。因為美國資金的充裕，吸收了大量的中國頂尖人才，不僅在科學方面，而且也在社會科學方面。

　　在中美關系方面，美國有關方面更是對兩國關系有關的各種項目進行多種形式的直接投資。種種因素促使中國對美國的研究在以往二十年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從國別研究來說，美國研究在中國是最為先進的。

　　以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為例。像北大、人大和復旦等強調國際關系研究的大學，它們的重心都是美國研究。盡管國際關系的研究也涉及到其他國家，但軸心就是美國研究。

　　美國研究得到最多的資金和最好的人才。很自然，美國國際關系話語也成為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主流話語。這種現象在其他學科也同樣存在于經濟學和社會學等比較開放的學科。政治學還沒有那樣開放，但一旦開放也同樣會這樣。

　　需要思維的主體性

　　美國在很多方面主導著當今世界的社會科學。學習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并沒有什么不對。但學習美國社會科學不等于思維的美國化。

　　美國的社會科學話語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國的概念和理論是美國經驗的總結和抽像。如果把美國的整套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機械地用于中國，不僅很難解釋中國的現實，更難發(fā)展中國的社會科學。

　　思維的美國化在政策領域可能帶來更為消極的后果。實際上，正如很多觀察家已經觀察到的，中國的政策話語已經帶有很濃重的美國色彩。

　　中國內部改革的很多方面深受美國的影響。例如新自由主義。

　　在政策層面，這種盛行于美國學術界的經濟學說對中國的影響遠遠大于對美國本身的影響。中國在包括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福利、教育等等方面的產業(yè)化和各種變相的私有化，要比美國更為急進。

　　新自由主義的一些方面在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都沒有實現，但在中國則得以實踐。

　　有人說，在整個九十年代，中國是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這并非聳人聽聞。因為新自由主義的諸多負面結果，直到最近三五年，有關方面才開始在政策層面加以糾正。

　　同樣擔憂的是美國思維在外交方面所能產生的后果。一旦中國外交思維美國化，那么一個現實的問題是中國會不會犯和美國同樣的錯誤？

　　美國在強大的同時，也建立了美國霸權話語。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就是最好的一例。在美國霸權那里，國與國之間除了無限制的力量競爭之外，別無其他。這種美國思維直接影響到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整個冷戰(zhàn)時期，美國把最多的資源和最好的人才放在前蘇聯等一些大國的研究上。在外交政策領域，美國很少投入對小國家（美國認為是小國）的研究。

　　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把中國視為是潛在的對手和敵人，開始作大量的投入開始對中國的研究。直到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以后，美國政府才開始重視“小國”的研究，包括中東和非洲等。

　　應當指出的是，在美國的學術界，尤其是私立大學，研究者們一直沒有中斷過對“小國家”的研究，但很可惜的是，這些研究沒有被有關部門導入政策研究方向。

　　在這方面，中國實際上已經顯現出一定的“美國現象”。如上所說，在大國外交的影響下，大國研究尤其是美國研究已經成為中國的研究核心。

　　如同美國，中國也同樣忽視對“小國”的研究。周邊外交在很多年里名義上也是中國外交的核心。中國政府也嚴肅提出“睦鄰外交”政策。但細想一下，有多少人在研究周邊國家呢？

　　中國也在積極推進“走出去”的政策，中國的利益已經到達非洲、拉丁美洲、中東等各個角落，但中國對這些國家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在政策領域，有關方面多是依賴外交官來研究相關國家，提供相關國家的信息。但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外交決策，是遠遠不夠。

　　這些年來，在周邊國家的關系中，在和非洲等發(fā)展中國家的關系中，經常發(fā)生一些人們不想看到的事情，應當說和中國對這些國家的研究不夠、對這些國家的政策不夠周到有關。

　　研究美國或者其他大國非常重要，但如果對大國的研究演變成了思維的美國化，如果對大國的研究導致了對其他小國的忽視，那么并不符合中國的整體國家利益和長遠的戰(zhàn)略利益。

　　在很多問題上，中國不僅要學美國成功的經驗，更要吸取美國不成功甚至失敗的教訓。美國的霸權話語及其指導下的政策已經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負面結果，成為美國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

　　中國正在崛起，需要向其他國家學習內政和外交的經驗，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需要建設中國思維的主體性。失去了這個主體性，思維被美國化或者歐洲化，中國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尤其是一個可持續(xù)的大國。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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