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先生晚年寫過一篇題為《談中國新文藝運動》的文章（見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現(xiàn)代世界中的中國——蔣夢麟社會文談》），追憶五四時期北大的故人舊事。這篇文章由一系列片段構(gòu)成，內(nèi)容涉及蔡元培、魯迅兄弟、胡適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人的行止和思想。雖然每個片段只有千字上下，但描寫人物則生動傳神，類似高手所做的漫畫肖像；
論析事理則入木三分，頗具歷史的厚重感，那些神來之筆常常令人拍案叫絕。我想所謂“大手筆寫小文章”，大概就應(yīng)該是這樣一種效果吧。

　　不過這種回憶加雜感式的文章，稍有不慎也會發(fā)生一些錯誤。比如關(guān)于毛澤東的敘述就是一例。

　　文章寫到：

　　“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有飯吃，怎么辦？我說，為什么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了產(chǎn)。我說那么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于是我就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元�！�這個數(shù)目，現(xiàn)在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根據(jù)我的記憶，明明是十七元，羅志希卻說是十八元，據(jù)他后來告訴我，李守常介紹毛澤東，是他建議的。這些我當時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長室秘書主任兼圖書館主任來和我說的。后來我在昆明，毛澤東有一個很簡單的自傳從延安寄來，里面說是十九元�；蛟S毛澤東所寫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時加上去的。羅志希所記的十八元，可能是因為我國的薪給，習慣上都是雙數(shù)，不會是十七元的單數(shù)�？偠�言之，這些都是沒有什么關(guān)系的事。

　　有一次，英國一位議員來華，他聽到了這個我不甚愿意講的故事，就說：‘那時候你給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總之只是十幾元，如果你那時候多給他一點錢，也許毛澤東就不會變成共產(chǎn)黨了�！�我說那也難說，好多有錢的人也變成了共產(chǎn)黨了。就是毛澤東不變，旁的人也會變的，不在乎姓毛的姓王的。社會上發(fā)生某種問題，總有某些人會出來的�！�

　　這段不長的文字至少有三處明顯的錯誤：

　　第一，“五四”前后毛澤東曾有過兩次旅京經(jīng)歷。第一次是1918年8月到京，次年3月離開。其主要目的是協(xié)助新民學會同仁辦理赴法勤工儉學事宜。第二次是1919年12月到京，次年4月份離開。這次毛澤東的身份是湖南公民請愿團代表，其主要活動是從事“驅(qū)張運動”的宣傳。經(jīng)過楊懷中先生引薦到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的事，發(fā)生在第一次去北京期間。而蔣夢麟代理北大代理校長則是1919年9月以后的事。所以蔣夢麟說“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是不確切的。

　　其次，蔣夢麟在文章中說到“為什么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可能是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曾經(jīng)讀到過毛澤東在1919年12月1日《湖南教育月刊》上發(fā)表的《學生之工作》一文。該文提到：“七年（1918年）春季，想邀數(shù)朋友在省城對岸岳麓山設(shè)工讀同志會，從事半耕半讀，……事無成議。今春（1919年）回湘，再發(fā)生這種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設(shè)新村的計議”。此外，毛澤東還在第二次旅京時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并于離京赴滬前執(zhí)筆起草了《上海工讀互助團募捐啟事》�？梢娛Y夢麟記得毛澤東對于組織工讀互助合作社很感興趣是對的。只是他顯然將毛澤東兩次去北京的時間和經(jīng)歷搞混了，而且沒有注意到毛澤東說的這些只是“想象”而已，“事無成議”（參見毛澤東1920年6月7日致黎錦熙信）。

　　第三，蔣夢麟在文章中說毛澤東做北大圖書館書記的薪水是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并以記憶中的毛澤東自傳作為旁證，似乎言之確鑿，不容質(zhì)疑。實際上這里所說的《毛澤東自傳》，當是指1936年毛澤東口述、斯諾記錄的那個文本。該文首先在英文雜志《亞西亞》上分四期連載，后來由上海復(fù)旦大學文摘社翻譯成中文在《戰(zhàn)時旬刊》上連載。文摘社還于1937年11月出版了單行本。蔣夢麟何時讀到這個自傳已經(jīng)無從考證，但是2001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新版附有1937年版的全文影印本，其中明確寫到“做圖書館佐理員，薪俸是每月八塊大洋”。

　　人的年紀大了（蔣夢麟寫作此文時年75歲），回憶久遠的事情難免出現(xiàn)一些時間和順序的倒錯。這原本無可厚非。但是由于蔣夢麟的特殊身份，其著作在海外和大陸有著很大的發(fā)行量，這些錯誤如果不指出來，難免以訛傳訛，謬種流傳。沒準若干年以后，一些不熟悉那段歷史的年青讀者看了這段文字，還以為是一大新發(fā)現(xiàn)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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