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做客人要有禮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認“你們臺灣更糟糕”。所以，講這個題目還真的“我有壓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開闊，容得了善意的直率。

　　添馬艦有故事

　　“添馬艦”這個名詞的來源是什么？我問了10個香港人，發(fā)現(xiàn)10個香港人都不知道。

　　于是做了些研究。添馬艦，HMS Tamar，是英國海軍一艘軍艦，建造在1863年──太平天國鬧得正兇、美國正在打南北戰(zhàn)爭的時候。這是一艘3650公噸的三桅運兵船，1897年以后，留駐維多利亞港內(nèi)，成為駐港海軍的主力艦。在1941年的香港保衛(wèi)戰(zhàn)中，日軍入侵，英軍退守港島，港府下令炸毀港內(nèi)所有船只以免為日軍所用，添馬艦也被炸沉。在一個海軍戰(zhàn)俘的網(wǎng)頁上，我找到那個奉命炸沉添馬艦的士兵的日記：

　　十二月十一日，海軍忙碌不堪。所有船只都開往九龍，接駁撤退的部隊……十九點整，上尉下指令要我駛往昂船洲接運傷者。昂船洲已經(jīng)被連續(xù)轟炸了24個小時。我運了三個擔架傷者，還有一些勉強能走的傷兵。二十一點，奉命炸沉添馬艦……夜特別黑，一點光都沒有，發(fā)射魚雷風險很大……我發(fā)射的第一顆魚雷，沒擊中。

　　在同一頁上，還有一個短信，作者的祖父當年是添馬艦的水兵。他問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馬艦上，可是最后卻死在里斯本的災難中。六十年了，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在添馬艦的生活？”

　　戰(zhàn)爭結束后，港府打撈添馬艦，一部分撈上來的木板，據(jù)說就做了圣約翰教堂的大門。

　　沉沒水底的戰(zhàn)爭殘骸，竟然轉化為仰望天空的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馬艦”有這樣滲透著血和淚的歷史以后，就很難對添馬艦保持漠然。

　　但是，為什么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這些歷史，仿佛不在乎自己的歷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為在殖民教育中成長；
殖民帶來物質成就和現(xiàn)代化，同時也剝奪被殖民者對于歷史的細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強勢政府，弱勢社會

　　今天的添馬艦，原來當然是海水，當年的軍艦添馬艦就停泊在這里。填海之后，就是中環(huán)到金鐘海岸線核心區(qū)的一塊多出來的空地，以“添馬艦”為名，紀念香港悲壯的烽火歲月。在它“暫時無用”的幾年里，添馬艦“意外地”成為香港的市民廣場：一萬四千個人在晴空下圍坐著吃盆菜；
五千個人聚在一起泡茶；
四千個人在星空下肩靠著肩一起看露天電影。這樣一塊“自由放任”的地，在講究精算的香港絕不可能長久。政府決定在這里建總部。4.2公頃的地面上，2公頃要辟做“文娛廣場”，另一半要建四棟政府大樓，每一棟大約30到40層高。那到底是多大呢？總建筑面積，相當交易廣場第一期和第二期總和。建筑費用？52億。

　　在關于添馬艦的辯論里，讓一個旁觀者最覺不可思議的就是，這么重大的、影響城市景觀和生態(tài)結構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過關”。如果是在紐約、在倫敦、在柏林、在東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臺北， “添馬計劃”有太多問題會讓人大喊“未解決”，要窮追猛打了：

　　譬如問題一，為什么政府總部要搬遷？人均辦公空間是否真的“嚴重不足”？它的人均辦公空間“不足”是以什么標準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間做過評比嗎？結果如何？跟民間的人均工作空間相比又如何？這些訊息若是空白，如何證明它的空間“不足”？

　　譬如問題二，假定數(shù)據(jù)證明空間確實“不足”，那么高科技電訊溝通系統(tǒng)是否不能補足？當視訊、網(wǎng)路如此發(fā)達而且一天比一天發(fā)達的時候，傳統(tǒng)的所謂“辦公空間”的需求是否應該有全新的定義？是否做過調查研究？是否充分舉證了科技亦無法補足空間需求？

　　譬如問題三，假定人均辦公空間的“不足”有了科學的證明，那么究竟應該繼續(xù)租用私人商業(yè)空間，還是擴大原有政府設施，還是干脆遷址新建，針對各種選項是否做過徹底的分析比較？三種選項的經(jīng)濟效應、環(huán)境影響、永續(xù)發(fā)展的評估等等是否可以攤開在陽光下供學界挑戰(zhàn)，請媒體監(jiān)督，讓社會檢驗？

　　譬如問題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較的結果確實是遷址新建為優(yōu)，那么，哪一個地址最為適合？為什么不是亟需建設的九龍東南？為什么不是資源分配偏低需要關懷挹注的新界？為什么不是使用率低得離奇的數(shù)碼港？為什么不是廢棄已久的西環(huán)屠房？為什么一定得是添馬艦？科學的理據(jù)和說服在哪里？

　　譬如問題五，如果政府總部決定落在添馬艦，那么九龍東南的規(guī)劃是什么？那么政府山古跡群的未來是什么？那么新填海中環(huán)濱海長廊的具體規(guī)劃跟添馬艦之間的呼應關系是什么？那么西九龍又將如何？西環(huán)屠房要作何處理？

　　從政府已經(jīng)披露的資訊來看，這些根本問題都沒有“一個蘿卜一個坑”的答案，但是52億的款項，立法會幾乎沒有異議。各黨派，除了公民黨，很快就不說話了。少數(shù)民間團體，只能要求政府在廠商提出標書之后，把模型拿出來展覽。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對根本問題的追究──因為反正也沒什么人在追究；
也不必做任何白紙黑字的承諾。答應展出招標事后的模型，還強調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給意見，政府已經(jīng)給人民很大“面子”，做了“讓步”了。

　　香港政府真的強勢有為。

　　挖土機你為什么這么急？

　　我無意說，政府強勢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對香港政府充滿羨慕：預算超高（香港政府預算是臺北的8倍），主導性超強。強勢政府尤其喜歡在工程上展現(xiàn)魄力，因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見的政績。

　　香港政府的“勵精圖治”企圖是很明顯的：政府剛剛公布了中環(huán)新海濱規(guī)劃方案，宣稱要“締造令人向往的消閑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業(yè)中心”，要“發(fā)展成為象征香港的世界級海濱”。天星碼頭旁將興建三組商廈建筑群，包括28層高的商廈、18層高的“無敵海景酒店”，以及9層高但是長400多米的“摩地大廈”。除了這“世界級海濱”之外，西九龍40公頃的工程在規(guī)劃推動中；
添馬艦將有政府大樓群等等，還不必談及大嶼山的開發(fā)以及各種跨界大橋的規(guī)劃。

　　政府強勢不一定不好，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勵精圖治”的政府時，當強勢政府像一個巨大的挖土機在橫沖直撞時，社會不能沒有一個深思的心靈和長遠宏觀的眼睛。我們可能必須在轟隆作響、天翻地覆的挖土機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

　　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提醒的是：城市規(guī)劃是牽一發(fā)動全身的。

　　以維多利亞港來說，中環(huán)濱海長廊的建筑，勢必整個改變“香港的臉”──舉世聞名的浪漫維港景觀。想象你站到水中央，往維港四周緩緩做360度的觀覽，從西九、尖沙咀、尖東、銅鑼灣、金鐘、中環(huán)、上環(huán)，一路流轉回到西九，維港的整體景觀，色彩、光影、山脊線與天際線的交錯，海港與建筑風格之間的相輔相成協(xié)調之美，是否有整體的預想呢？或者還是讓每一個海濱工程孤立地、局部地、偶然性地依一時一刻之需而發(fā)展？

　　政府山的古跡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筑風格了，這些古跡若是有一天鏟除了，又變成以金錢計算平方呎的地產(chǎn)價值，香港人能夠忍受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嗎？如果保留了，添馬艦52億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補？

　　如果這一切都還沒想好──那么，挖土機啊，你究竟為什么這么急？

　　香港跟誰比？

　　當主事者總是用“世界級”、“地標”、“香港精神”來描繪自己“勵精圖治”的企圖時，我們能不能聽見一個小小的、安靜的聲音說，為什么香港需要“地標”？“世界級”是跟誰比？比什么？“香港精神”又是什么？

　　西班牙的畢爾包怎么能拿來跟香港比呢？畢爾包需要Frank Gehry的古根漢美術館作為地標，因為畢爾包是個極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個標新立異的特殊建筑作為地標來突出自己。香港卻是一片璀璨，地標如云，當?shù)貥吮坏貥搜蜎]的時候，你還看得見地標嗎？地標還有意義嗎？

　　如果說，像畢爾包這種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筑的城市需要現(xiàn)代建筑來作為地標，那么地標簇擁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沉淀，小街小巷老市場的珍愛呵護，讓“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zhèn)サ乃�謂“地標”。

　　至于“世界級”，又是跟誰比呢？又是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之流吧？問題一，為什么要跟他們比？香港的基礎建設比他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問題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這些城市比“世界級”的，仍舊是硬體工程嗎？什么時候，你終于要開始跟人家比“內(nèi)涵”呢？為什么不去和巴黎倫敦的古跡、老街、舊磨坊、人文薈萃的河左岸、車庫廠房里的藝術村去比“世界級”呢？

　　然后，代表“香港精神”的，仍舊是“無敵海景”的酒店？仍舊是已經(jīng)滿城皆是的購物商廈？這種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誰”下的定義呢？地產(chǎn)商？還是灣仔、西環(huán)、屯門、大埔、深水埗的人民？

　　一個謙抑樸素的政府

　　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臺。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tài)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臺上去嗎？

　　封建時代，貴族以金錢和絕對的權力打造宮殿，宮殿成為城市的中心。在一個現(xiàn)代社會里，政府是服務市民的“公仆”──它是人民的庫房、機房、廚房、賬房、屠房，也就是一個service quarter，服務區(qū)。誰會把服務區(qū)放到舞臺上面去？誰會把庫房機房賬房廚房屠房，放到一棟房子最重要的前廳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個指標：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謹守“公仆”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紐約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倫敦的市政府，我們知道在哪里嗎？他們占據(jù)城市的核心舞臺嗎？

　　在一個公民社會里，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它可能是歌劇院，譬如雪梨；
可能是博物館，譬如巴黎；
可能是藝術家出沒的村子，譬如紐約；
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廟老樹，譬如京都；
可能是一條滄桑斑駁的老橋，譬如布拉格。但是，什么樣的城市，會把市政府── 一種權力機構或服務區(qū)，當作精神標志？

　　中環(huán)的維港是全世界看得見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風情萬種。香港希望讓世界看見的，難道是市政府大樓？

　　把政府大樓放在添馬艦，怎么看，都讓人覺得有一種權力的不知謙抑，不知收斂。

　　真正的“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萬個市民在晴空下圍坐吃盆菜，反倒是五千個人開心泡茶、聽音樂，反倒是四千個人在星空下肩靠著肩看露天電影，一起哭，一起笑。當世界看見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廈，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筑，如果世界還看得見香港的“人”──快樂的、悲傷的、泡茶的吃飯的、散步的追風箏的，憤怒示威的、激動落淚的，彼此打氣相互鼓勵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個有生活內(nèi)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級”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會的進步，錢，不是唯一的指標。一個4公頃的廣場，或許失去了以平方呎計算地產(chǎn)的金錢，可是一個面對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幣或美金來計算嗎？市民，因為在廣場“歌于斯，哭于斯”而凝聚出來的深遠文化認同和社群意識，能用一平方呎多少來計算嗎？

　　2004年11月9日，在同一個地點，我提出對西九龍的質疑。當時有這樣一段話：

　　在香港，經(jīng)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fā)是唯一的意識型態(tài)。“意識形態(tài)”的意思就是，它已經(jīng)成為一種固執(zhí)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yè)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筑，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復再重復，售貨員也像生產(chǎn)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里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么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

　　兩年過去了，西九龍前途未卜，中環(huán)海濱正準備大肆建筑，添馬艦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跡群處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發(fā)生重大變化，可是，社會里關心的人卻非常非常少。兩個月前，我曾問一班大約50個大學生，他們是否知道添馬艦的事情，答復知道的只有一兩個。

　　關心香港本地的永續(xù)發(fā)展，關心香港留給下一代什么樣的香港，是更關鍵的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呈現(xiàn)。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我覺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讀的。他是這么描述現(xiàn)在四五十歲這一代，也就是社會主流的：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么一種教育：沒什么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jīng)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tài)：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么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

　　“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過關交貨”的思維，或許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礙了宏觀的、長期的、永續(xù)的思考。“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的順民習慣，或許可以贏得個人的事業(yè)領先，但是犧牲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我不懷疑曾蔭權的愛港之心，但是他的決策可能是錯的，龍應臺的意見更可能是錯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zhàn)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里，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chǎn)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公民以香港為家，對香港負責，這，才是“文化主體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原載《同舟共進》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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