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歷史，從春秋戰(zhàn)國到辛亥革命之前，歷朝歷代從建立、發(fā)展趨于鼎盛，到顯露社會危機，爆發(fā)動亂、崩潰，大抵每隔二三百年，就因統(tǒng)治集團的昏庸腐敗引發(fā)一次激烈的大動蕩，最終演變成舊王朝的覆滅，新王朝的代之而起。在王朝的興衰交替中，曾經(jīng)有諸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明太祖和康熙大帝等著名的帝王，歷受血與火的動亂和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因而能吸取前帝王驕奢淫欲，昏庸誤國的沉痛教訓，使中國一次又一次強盛而威震四夷。然而，其后繼者總淡忘歷史的教訓，走向腐敗。使曾經(jīng)盛極一時的王朝最終無法擺脫覆亡的命運，上演著你登臺來我下場的悲喜劇。

　　一、封建統(tǒng)治者的無奈

　　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統(tǒng)治者，都夢想政治廉潔，渴望吏清政明，渴求天下太平，努力使自己的統(tǒng)治穩(wěn)固久遠。但根本制度的腐朽，使統(tǒng)治者很難實現(xiàn)自己的愿望。中國幾千的封建統(tǒng)治，每一個皇帝最終的目的和動機都是想把自己的統(tǒng)治延續(xù)下去，使宗氏社稷永遠流傳，但最終的結果往往是事與愿違。歷史上防止腐敗的措施從來沒有放棄過。從秦始皇到末代皇帝，每朝每代都制定過懲治腐敗的重典嚴律，都構建諸如御史臺、按察院、監(jiān)察院等名目繁多的監(jiān)督制約官吏的機構。但由于一脈相承的家天下的封建皇權專制，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和壁壘森嚴的等級專制體制，尤其是最濫用權力的至高無上的皇權存在，必然導致腐敗叢生，也決定了其懲治腐敗的徒有形式的法律條文和貌似威嚴的監(jiān)督體制的先天不足。平民百姓痛恨貪官污吏而無能為力甚至敢怒而不敢言，就逐漸漠然視之，進而逐漸養(yǎng)成尊皇帝、威官吏的奴性心理，又助長了腐敗風氣的滋生蔓延。歷史上的反腐敗斗爭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在浩若煙云的官場宦海中，也曾出現(xiàn)過包拯、海瑞幾個屈指可數(shù)的“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官御吏，但并未治理住官場的腐敗，而且為了推行廉政，歷代君王對貪污受賄、搜刮民財?shù)雀瘮⌒袨榫埔灾亓P，進而修復日益運轉不靈的國家機器，但腐敗仍舊勢如決堤、江山坍塌。漢武帝劉徹、明太祖朱元璋等懲腐倡廉的措施不可謂不嚴；
誅殺的貪官污吏不可謂不多；
動用的條律刑罰也不可謂不酷，盡管如此，也卻從來沒遏止過貪污腐敗的濁流。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腐敗是私有制社會的必然產(chǎn)物，以君權為核心的人治，或者稱頌有加的道德，是不可能擺脫歷史“周期率”的支配的，也根本不可能尋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有效途徑的。封建社會最終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到墜入這個歷史循環(huán)的怪圈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還可以說，一部中國封建歷史，實際上也是一部統(tǒng)治階級興衰交替、政怠人亡的備忘。

　　二、一次歷史性的對話

　　中國傳統(tǒng)政治周期性的興衰是同腐敗問題密不可分的。千百年來的腐敗與反腐敗斗爭中，人們并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種歷史的“周期率”，是一種亙古迄今影響和困擾社會歷史發(fā)展的負面作用力。人們?yōu)橹Щ�，也感到不可捉摸。而真正破譯這種歷史“周期率”密碼的，還得提及半個世紀之前，在中國陜北延安的一個土窯洞里，一位絕世的偉人與一位深諳歷史的民主人士的一段發(fā)人深省的對話。

　　1945年7月，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取得勝利的前夜，著名愛國人士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讯嗄曛袊鴼v史癥結的思考求教于雄才大略的毛澤東。黃先生深沉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huán)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來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fā)作，由少數(shù)演變?yōu)槎鄶?shù)，到風氣養(yǎng)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傊疀]有跳出這歷史的周期率。”

　　黃炎培先生的看法是頗有見地的，他把對歷史的求索和盤托出。同樣，深諳歷史的毛澤東陷入久久的沉思。黃炎培先生接著又說：“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xiàn)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到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泵珴蓶|沉思后爽然答到：“我們已經(jīng)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讓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近半個世紀過去了，這段含義深遠的對話，至今仍在中國大地上回蕩。這不僅是因為對話本身豁然解開歷史之謎，而且是因為對話者能站在歷史的制高點反思和透視歷史。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袖似乎想得更深，看得更遠。他想到了未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絕不能重蹈黃巢、李白成的覆轍，而是一定要走出一條跳出“周期率”的成功之路。

　　三、新中國反封建的冷思考

　　馬克思說：“社會主義在各個方面，在經(jīng)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階級的痕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4頁）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掌政權50多年，在黨的事業(yè)的各個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舉世注目的成績。特別是在加強自身建設，領導反腐敗斗爭中，積累了極其寶貴的經(jīng)驗。但是，50多年的執(zhí)政探索，在鞏固政權、反對腐敗上還存在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并突出表現(xiàn)在對封建主義的批判和清理上。

　　1.重視了防資忽視了反封。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在鞏固政權、拒腐防變方面，基本上是以“防止資產(chǎn)階級糖衣炮彈的侵襲”，“防止資產(chǎn)階級和平演變”為主線進行的。建國前夕毛澤東就曾告誡全黨：“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chǎn)階級也會出來捧場……資產(chǎn)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chǎn)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稱號；
但是經(jīng)不起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保ā睹珴蓶|選集》，第4卷，第1438頁）

　　以此為起點，反修防資基本上成了新中國反腐防腐的邏輯前提，資產(chǎn)階級的腐朽思想的侵蝕成了腐敗產(chǎn)生的決定性根源。雖然黨中央也曾在1956年的“八大”上提出反對封建特權的思想主張，但是，之后的思想路線的偏差，使這一主張并未真正得到徹底落實，十年“文化大革命”則把拳頭打在資產(chǎn)階級的“司令部”上。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在深刻地分析這一問題時指出：“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tǒng)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所以沒有能夠完成�！保ā多囆∑轿倪x》，第2卷，第355頁）江澤民也曾指出：“我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封建主義和其他剝削階級的影響將長期存在，總要經(jīng)過各種形式表現(xiàn)出來�！保ń瓭擅瘛墩擖h的建設》，第102頁）

　　但是，因為脫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新中國，離私有制的時代并不遙遠，所以與封建主義相聯(lián)系的心理積淀、習慣模式、價值觀念等還會在現(xiàn)代社會自覺不自覺地表現(xiàn)出來，諸如家長制、一言堂、官本位現(xiàn)象等。

　　2.重視了固權忽視了限權。

　　封建專制主義統(tǒng)治以高度集權為特點。在簡單的社會分工下，各級地方長官集行政、司法等權力于一身，基本上是一言堂和個人專權。特別是至高無上的皇權表現(xiàn)為：朕即國家、朕即社稷的“家天下”。在皇權的庇護下，集權、專權、特權橫行，形成了特殊權力階層和特殊利益集團。

　　中國共產(chǎn)黨從體制外的政黨走向執(zhí)政，對于新生的革命政權來說，鞏固政權的任務確實艱巨而復雜。建國初期，面對國內(nèi)敵對勢力的反抗，國外反社會主義“和平演變”，我黨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和覺悟。在此情況下，專心并致力于鞏固政權，而忽略或者輕視了對權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隨著十年“文革”的結束，我們黨開始重視對權力的監(jiān)督和制約，并在體制和機制上逐步進行改革和完善。但是，在處理固權和限權的關系上，仍存在顧此失彼的問題，特別是隨著權力的下放，與之配套的監(jiān)督制約機制滯后，導致封建殘余的家長制作風、一言堂作風、過多地對上負責的作風等等，在新中國50多年的歷史中此起彼伏的腐敗現(xiàn)象，無不帶著封建集權、專權、特權的胎記。

　　由此可見，執(zhí)政黨地位的鞏固，一味地靠專政，靠集權、專權、特權是很艱難的。鞏固政權的前提是完善政權，完善政權的途徑是有效地監(jiān)督和限制權力。如果我們?nèi)匀徊荒芮逍训卣J識封建專制主義的殘余的消極影響，仍然不能遏制各級領導干部獨斷專權的腐敗行為，就很難保證封建專制主義在權力層不再泛濫，很難保證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的現(xiàn)象不再發(fā)生。

　　3.重視了“人治”忽視了法治。

　　“一種政府形式，在這種政府中，一切權力必集中在統(tǒng)治者手里，并不存在著其他并行的和獨立的權威，即并不存在另一種像服從統(tǒng)治者那樣慣常得人民服從的，并且能夠對統(tǒng)治者進行合法反抗或責備的權威�！保ㄎ禾胤颉稏|方專制主義》，第99頁）

　　這就是東方的專制主義。自秦朝一統(tǒng)天下，專制主義的枷鎖牢牢地就套在了中國人民的頭上，并一直延續(xù)了兩千多年。這種制度，政令集于一人，法令就是皇帝的意志，一人之志治于天下。封建社會歷朝歷代，帝王都寄希望于條律。但是，皇帝包攬了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法律出自皇帝，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臣民必須以皇帝的言論和行為作為準則，決定了封建社會的安定與興衰，全在于一個皇帝的圣明聰慧與否，全民的希望寄予皇帝一人。在這種背景下，朝野的穩(wěn)定程度、國家權力的可信程度、人民生活的可靠程度可想而知。

　　這種政府形式存在于中國的所有封建王朝之中，借助于歷史的慣性，影響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政權運行，從而出現(xiàn)了重“人治”輕法治的現(xiàn)象。建國以后，我們黨在一定時期內(nèi)一直走一條靠“運動”來治理國家的路子，最終是使“人治”的傷痛，永久地留在了共和國的歷史記憶里。盡管毛澤東曾經(jīng)說過，像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fā)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也制定了許多法律，依法治國也成為我們的基本方略，但是，殘余的封建專制主義繼續(xù)影響和作用于社會政治生活，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嚴峻的事實進一步證明，“人治”現(xiàn)象，是封建主義殘余思想腐蝕影響的結果，是權力腐敗得不到有效治理的重要根源。

　　四、清除封建殘余任重道遠

　　從近年來的腐敗案件，我們不難看出，絕大多數(shù)的腐敗現(xiàn)象都具有濃厚的封建色彩或思想根源。如果不徹底地清除封建殘余，黨的肌體就不能永葆健康，我們的各項事業(yè)就不能健康發(fā)展，也就不能跳出政權興亡的“周期率”。為此：

　　1.民主法制建設必須進一步加強。

　　中國兩千余年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是以皇權為核心的專制政治，以皇帝的意志一統(tǒng)天下。雖然也產(chǎn)生過法治思想，但封建統(tǒng)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實行的是先秦法家的法治。以“治民”為基本中心，即所謂“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保ā豆茏印と蚊瘛罚┢渲黧w是皇帝，客體是民眾，執(zhí)法者是各級官吏，本質是以嚴酷的法治威懾皇帝屈從皇權專制。

　　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是堅持人民主權，由人民自己來管理國家事務，實施依法治國。國家權力機關依據(jù)民主程序，制定明確、完備的法律，來保障人民的權益，維護社會穩(wěn)定和秩序，促進國家各項事業(yè)的發(fā)展。其主體是人民，客體是國家事務和社會行為，執(zhí)法者是“人民的衛(wèi)士，本質是依法辦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君王治國的”人治“思想，依然在中華民族的政治理念和傳統(tǒng)文化中存在厚重的歷史積淀，成為我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民主法制建設及治理腐敗現(xiàn)象的嚴重阻力和障礙。現(xiàn)實中”人治“沖撞法制，濫用職權，以權代法的現(xiàn)象確實不少。因此，必須要把擺脫封建主義”人治“思想的束縛，作為加強黨員干部的法治意識教育，轉變工作作風的主要任務之一；
把積極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培養(yǎng)全社會的民主法制觀念，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權力迷信的霧靄必須進一步驅逐。

　　封建專制權力是不受監(jiān)督的權力，惟我獨尊的權力。這種權力之下，社會民眾的思想行為”惟上“、”畏上“，社會監(jiān)督匱乏，一味迎合權力，假、大、空現(xiàn)象普遍；
掌權者自我陶醉，驕橫跋扈，以公共權力為個人意志，用個人意志操縱社會，使權力向畸形發(fā)展。由此帶之而來的是社會政治思想僵化，黎民百姓的創(chuàng)造力受到壓抑。

　　回顧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掌全國政權以來的歷史，由于受封建權力迷信思想的影響，導致政治崇拜、個人專權的教訓，在人們的記憶里揮之不去。從建國之初到黨的”八大“，我黨加強民主監(jiān)督，防止權力腐敗的思路總體上是正確的，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特別是黨的”八大“上，領導層在反對政治迷信，防止個人專權問題上初步形成了共識。會議《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指出：“個人崇拜現(xiàn)象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xiàn)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保ā多囆∑轿倪x》，第1卷，第235頁）

　　實際上，這里已經(jīng)把個人崇拜作為一種歷史的糟粕提出來引起全黨的警惕。遺憾的是，在“八大”以后的實踐中，這個帶有從根本上遏制執(zhí)政腐敗，防止權力膨脹的治本之策，在一定時期內(nèi)被忽視乃至遺忘了。由迷信和崇拜導致的個人專斷、唯權是瞻的“病菌”不斷擴散，出現(xiàn)追逐權力、尊崇權力的現(xiàn)象，在各級權力階層則表現(xiàn)為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的個人專權。因此，清除封建主義的權力迷信的思想，清除專制主義的權力觀的任務非常之艱巨。

　　3.“家天下”吏制沉滓必須進一步根治。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歷史演進中，王位世襲、裙帶關系、任人唯親是其政權建設的基本路徑。所以，整個封建社會是“家天下”，是宗法制度。封建皇帝是“家長”，官僚階層是由皇親外戚和由裙帶關系衍生的各級官吏組成。即使靠科舉制度選拔的官員，也依然要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圈子里培植自己的勢力。當沒落的封建社會形態(tài)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封建的世襲制度自然被歷史地否定。但變相世襲的陰影，以“我”為中心搞裙帶、親疏的用人之風，隨著歷史的慣性，或多或少地遺留了下來。觀察和深思新中國的人事用人之風，受封建“家天下”的毒害還很深。特別是從1949年算起，我黨的干部職務終身制延續(xù)了近40年。以1980年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講話為界，領導干部職務終身的現(xiàn)象已基本消除，但是干部隊伍中的“能上不能下”的現(xiàn)象，“離職不離崗”的現(xiàn)象，干部任用上的裙帶關系現(xiàn)象，“一人定任命”的現(xiàn)象等等，依然嚴重地干擾著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進行。

　　這些流弊不僅使干部使用機制死滯和僵化，而且造成干部隊伍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使執(zhí)政黨形成“家長制作風，除了個人高度集權外，還使個人凌駕于集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29頁）由這些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的權力階層和集團，必然會使他們掌握的公共權力摻雜進私利，成為腐敗現(xiàn)象的“繁殖場”和“活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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