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探討的文革中萌芽的自由主義，與人們常說的文革中出現(xiàn)的異端思想，二者的概念應當有所厘清和區(qū)隔。文革中的異端思想，宋永毅與孫大進已有專書研究，同時也有其他研究者的一些文章對此作了論列，這里不再贅述。

　　筆者想強調(diào)指出，當年在中國大陸，即使是異端思想，絕大多數(shù)也屬于一般政治光譜的左半部分，即，在人類政治思想史上，它們多數(shù)應被歸類于左翼思想的范疇。這一點應當不難理解，思想的出現(xiàn)有其精神土壤，它與其時代的精神氛圍相關，具體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它與當年官方馬列毛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一統(tǒng)天下有關，也與那個時代全球性的社會主義思潮泛濫有關。有鑒于此，中國的思想者很難從非左翼的思想庫中攫取思想養(yǎng)料。在這方面，當時中國人賴以思索的精神資源是極為單一和貧乏的。

　　有鑒于此，應客觀看到，即使是當年中國的那些勇敢的異端思想，如湖南的“省無聯(lián)”思潮（代表作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武漢“北、決、揚”、北農(nóng)大附中伊林•滌西的思想、五一六思潮、清華四一四、北京中學的四三派人物，大學中的“極左派”，上海反對張春橋和周恩來的紅革會和支聯(lián)站，山東魯大主義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組”等等，基本上都沒有逸出左翼思想的范疇，大多不屬于自由主義的范疇。

　　即，在當時的中國，自由主義固然是異端，但多數(shù)異端卻并非自由主義。

　　本文要強調(diào)的是，即便在上述極為艱難貧困的精神環(huán)境中，自由主義的幼苗仍然在文革中的大陸萌動了。這是一樁精神的奇跡，也是自由主義賦有超絕頑強生命力的見證。

　　文革中自由主義萌動這一精神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連接毛氏中國與后毛時代之間的鴻溝的精神樞紐。它是催化中國近二十多年來的變遷以及即將降臨的更大變遷的精神動力。它是跨越1976年四五事件到1989年六 四事件到九十年代自由派新左派之爭直到21世紀中國轉型的隱形橋梁。它是中國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軌道。

　　探索中國文革期間萌芽狀態(tài)的自由主義，受限于兩個基本困難，一是此類思想深埋于地下，未曾公開化，原始資料嚴重匱乏；
二是在當時的資訊以及精神條件下，浮出水面的此類思想往往隱藏在官方話語之中，殊難剝離、梳理與整合，大多是只鱗片爪，漫無系統(tǒng)。但是，即便如此，有心人倘若仔細抽絲剝繭，尋繹蹤跡，仍然可以看到一條時隱時現(xiàn)的自由思想潛行的脈絡。

　　文革里萌芽的自由主義，淵源于自由主義與基本人性的契合，淵源于對中國當年物質(zhì)與精神惡劣狀況的反應，淵源于外部思想的閃電擊中精神荒原產(chǎn)生的激蕩。具體而言，是由于兩大基本因素的刺激，一是自發(fā)的因素，二是來自歷史的精神傳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傳入激發(fā)。

　　自發(fā)的因素，植根于對苦難現(xiàn)狀的懷疑和否定，植根于在人人自危的政治環(huán)境下的個人利益的直覺，植根于在普遍恐懼下的換位思考，導出妥協(xié)的需求和權利的覺醒。簡言之，源于人性本能的反彈。

　　歷史的精神傳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傳入，則因為以外來思想資源對照現(xiàn)實，引發(fā)了深度的心智共鳴，擴展為廣泛的理性思考，從而得出了自由主義或近似自由主義的思想成果。

　　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面討論文革中自由主義萌動的全貌，只擬從如下幾個關鍵性的脈絡和人物切入，描繪并闡述其概貌。

　　1）對等級制和血統(tǒng)論的反彈：人的尊嚴與眾生平等——“個人”的發(fā)現(xiàn)——人道主義、人性論的破土而出——人權理念——遇羅克《出身論》[1]的核心。

　　2）對失敗的公有經(jīng)濟的反彈：觸目驚心的懶人社會和赤貧狀況——從命令經(jīng)濟到市場經(jīng)濟、《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2]——顧準的思考——楊小凱等（關于產(chǎn)權）的思考。

　　3）對秩序失范、對國家恐怖主義的反彈：從革命民主主義到法治主義——法治觀念的萌動——李一哲大字報[3]。

　　4）對政治迫害泛化的反彈：人人自�！�—囚徒困境——權利法案（含產(chǎn)權問題）——憲政思想——普遍寬容——從楊曦光到楊小凱的心路歷程[4]。

　　一、《出身論》：文革中國的人權論

　　眾所周知的遇羅克《出身論》，雖然使用了一些當時流行的語言，但他與當時那些洋洋大觀的“理論體系”都不相同，它們之間在根本上毫無關系，他的思考帶有根本的性質(zhì)，即：人道的性質(zhì)，人權的性質(zhì)，平等的性質(zhì)，自由的性質(zhì)。他思考的出發(fā)點與當時時髦的思想根本上不在一條軌跡上。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撥開其文章表面的文辭，撥開他自稱的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出身論》就是當年中國的人權論，就是赤色烈焰遍地炙烤的中國大地底下噴薄而出的清涼自然的自由主義言說。因此，雖然缺乏嚴謹?shù)淖杂芍髁x的學術語言包裝，但遇羅克，在思想上是當之無愧的應歸屬于1957年以及1949年之前的中國自由主義脈絡之中，他是他們的毫不遜色的精神傳人。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國流行的兩幅對聯(lián)，被稱為“血統(tǒng)論”。

　　在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間，共產(chǎn)黨實行著一種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級賤民制度——成分論：國家政權以階級出身對國民進行等級式劃類�！俺錾怼保�像一個巨大的陰影，籠罩在人們頭上，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燙在人們心上，陰霾、流血永無止期。中國人，無論長幼，都在階級路線的名義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而那些先天的“賤民”，從識字開始，就對填寫各種與出身有關的表格，有一種天生的抗拒與恐懼。在一生中，他們遭遇了無數(shù)障礙：參軍、招工、“提干”、求偶、進大學……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動物，天性馴良、柔弱，離群索居。在眾人面前，他們總是保守沈默，不愿談說自己的親人，甚至回避自己。滲透一切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意識形態(tài)強力灌輸下的日常生活，學校、單位，街坊…點點滴滴，早已教會了他們認明自己的身份：即，異類，卑賤者，準專政對象的下等身份。等到文化大革命起來，就又多出了一個稱謂：“狗崽子”。他們的一生無所期待：沒有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沒有愛與被愛的權利，沒有寫作發(fā)表的權利，沒有發(fā)展自己興趣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權利，……只有絕望，只有看不到頭的黑暗的隧道，漫長無盡。正義、平等、自由、良知、愛情，事業(yè)，幸福，對他們而言，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這一劃分及其造成的社會氛圍，從50年代至60年代逐步強化，至文化大革命初期達到頂點。從半遮半掩的檔案內(nèi)部劃類，走向赤裸裸的“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nóng)、革命干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黑五類（地主、富農(nóng)、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類”等公開的侮辱性分類。這種出身歧視導致的最極端后果，則是發(fā)生在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廣西賓陽縣的對黑五類及其家族進行的大屠殺，甚至吃人。

　　在這種恐怖和高壓的氛圍下，遇羅克的長篇文章《出身論》破門而出，筆鋒犀利，邏輯謹嚴，情感充沛，嚴正抗議并激烈批判出身歧視，激起了廣泛的反響。激發(fā)出了被壓在社會底層的“賤民”們的權利意識。

　　遇羅克在《出身論》中指出：“在表現(xiàn)面前，所有的青都是平等的。”“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痹谒�的另一文章《談鴻溝》中，他更是明確宣稱“無論什么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雖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術語還難免帶有時代烙印和馬克思主義痕跡，但其文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確，是呼喚平等與尊嚴，是吁求基本的人權。這在當時的中國顯然是離經(jīng)叛道的。作為一個意識形態(tài)籠罩一切的極權國家，統(tǒng)治者是以（無產(chǎn)）階級的名義進行統(tǒng)治的。階級路線、階級斗爭是他們竊取政權的理論基地，也是他們在統(tǒng)治權術上“一抓就靈”的通靈寶玉，萬萬動搖不得的。由于這個根本原因，“血統(tǒng)論”雖然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但那只是層權力搏斗中的權宜之計。有鑒于此，人們注意到，到后來，“血統(tǒng)論”的始作俑者，一律無事，全部豁免。但《出身論》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很快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大毒草”，而作者遇羅克也終于因此而以身殉道。

　　在對待《出身論》的根本立場上，當時中共內(nèi)部激烈權斗的兩派——文革派與反文革派——實際上并無二致。

　　遇羅克最主要的思想貢獻，就是在鐵桶一般的封閉中國大陸內(nèi)部，開啟了當年的異端思想——人權意識，這是自由主義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當大批的黑五類及其子女，僅僅因為出身而死于無妄之災時，當遇羅克自己也飲彈死去時，《出身論》的出現(xiàn)和傳播，在中國歷史上踐踏人權最黑暗的年代，豎立起了中國人權意識的里程碑。

　　二、顧準：私有產(chǎn)權與市場經(jīng)濟觀念之興

　　經(jīng)濟學家和思想史學者顧準的思想貢獻，首先是在公有制和計劃經(jīng)濟神圣不可侵犯的條籠罩一切的時代第一個在中國提出實施市場經(jīng)濟，今天看來，也許是卑之無甚高論，然而在四十年前的毛澤東中國，在毀棄私有制的信條籠罩一切的氛圍下，卻是石破天驚之言。此外，他也是第一個在中國提出市場經(jīng)濟必須要有上層建筑法律體系相配套的人。他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現(xiàn)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卻被英美遠遠拋后的歷史教訓時，已經(jīng)內(nèi)含現(xiàn)在人們常論及的“要好市場經(jīng)濟，不要壞市場經(jīng)濟”這一重要主張。換言之，對顧準而言，首先是一個市場經(jīng)濟有與無的問題，其次還有一個好市場經(jīng)濟與壞市場經(jīng)濟的問題。他的思想之觸角，不僅涉及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私有產(chǎn)權的問題，同時也模糊的意識到了英美的普通法體系與歐洲大陸法律體系、拉丁語系法律體系對市場經(jīng)濟的不同作用。

　　作為思想者，在文革的艱困條件下，顧準對中國和世界歷史中的重大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過自己獨立思考而獲致的見解。這些見地，在今天也許并不那么驚世駭俗，也許其中還有其不確切不規(guī)范之處，但是，在他那個時代封閉的中國，可謂石破天驚，言人所未言。這些問題，諸如中國為什么沒有如同希臘羅馬那樣，發(fā)展出來作為歐洲文明濫觴的城邦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幾乎牢不可破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tǒng)？中國的“史官文化”傳統(tǒng)是怎樣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質(zhì)以及應當怎樣對待“史官文化”？在革命勝利以前生氣蓬勃的革命理想主義為什么會演化為庸俗的教條主義？中國共 產(chǎn)黨奪取政權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樣的政治經(jīng)濟體制才能避免失誤和贏得真正的進步？……等等。所有這些，都是長期困擾中國知識份子的問題。顧準抓住了它們，陷入長期的孤獨的思考，并對它們一一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顧準暗夜中的獨立探索，其思想特質(zhì)帶有明顯的自由主義色彩，以致不能為當時中國絕大多數(shù)人所理解。他是一位孤寂的先行者。然而，不容否認，他的思路，卻為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的經(jīng)濟體制變革開掘了思想的先河。

　　三、李一哲大字報：法治主義的濫觴

　　“李一哲大字”是文革中第一農(nóng)業(yè)篇對民主與法制的探討，在實質(zhì)上，它主要涉及了自由主義關于法治的一些基本思想。這一思想成果，是在批判了中國共 產(chǎn)黨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觀念后獲得的。

　　李一哲大字報是批極左的，雖然其術語還帶有中共話語系統(tǒng)的特點，但其核心，是從西方民主法治觀念出發(fā)的。李一哲大字報是文革后期對紛紛亂世、對運動無休無止、對人人自危的社會狀況的厭倦情緒的反映，在當時頗得人心，流傳甚廣，影響很大。它為結束文革作了思想準備，也開啟了隨后的“四五運動”、“民主墻運動”的先聲。

　　七十年代是中國社會變化最關鍵的轉折時期。經(jīng)歷了六十年代后期的政治社會動亂和經(jīng)濟蕭條，特別是一九七一年震驚全國的林彪事件，許多當初文革的熱情參與者對現(xiàn)行的政治制度產(chǎn)生了根本性的懷疑。大規(guī)模的抗議行動和獨立的民主思潮實在是自那一時期產(chǎn)生。七九到八一年的民主墻運動不過是七十年代的運動從地下走向公開的結果。

　　下層人民政治反抗與上層領導政治斗爭之間的關系是個非常微妙但又非常重要的問題。個中妙處，存乎一心，局外人極難體會。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共 產(chǎn)黨高層有意于改革或比較溫和的一派經(jīng)常將下層人民的不滿情緒作為自己的政治籌碼，而下層運動的活躍分子在經(jīng)歷過文革之后總能通過某種方式與上層之間建立一定的聯(lián)系，同時也不斷地利用上層之間的矛盾來爭取更多的活動空間�！袄钜徽苁录�”是個典型的例子。王希哲描述了當時主政廣東的趙紫 陽如何采取了迂回的方式，以開展大規(guī)模批判李一哲的方式，使大字報廣為流傳，使作者們獲得意料之外的影響力。直至今日，這種上下層間的微妙關系，仍然在中國的民主運動的策略及發(fā)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大規(guī)模的政治迫害的憤怒以及對當時社會分配不公平的不滿，成為了七十年代民主和抗議的基礎。這也是將“李一哲集團”結合在一起的因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七九年獲得平反之后，隨著共 產(chǎn)黨上層路線的變化、改革的開展，“李一哲集團”便也出現(xiàn)了無法挽回的分裂，大字報的三位作者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途。

　　然而，李一哲大字報所激起的思想波瀾，它對中國法治主義崛起的貢獻，將長久留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成為該世紀中國人的精神遺產(chǎn)之一。

　　四、從楊曦光到楊小凱：從革命民主主義到自由主義

　　1968年，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橫空出世，風行全國，震動京華。不脛而走的異類文章，使他遭受了十年的牢獄之災�！吨袊�向何處去》帶有南斯拉夫理論家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階級》的思想烙印，也混雜有馬克思早期思想以及馬關于巴黎公社的原則等因素。是文革中革命民主主義的代表作。

　　但是，隨著他對文革反思的深入以及其他思想資源的影響，隨著楊曦光更名為楊小凱后，他后來寫道：“我在文革時寫的‘中國向何處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選舉官員、取消常備軍、取消高薪等等。而實現(xiàn)這種民主的手段卻是激進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國的新特權階級，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然而他經(jīng)過長期苦思力索，成年后，他已認識到“革命民主主義與現(xiàn)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對立的東西”了。他的思想基地已然轉換到自由主義了。如果粗略地說，當年他關注的價值核心是社會平等和大眾民主的話，那么，后來他的價值重心則變成個人自由，變成權力平衡了，換言之，如何實現(xiàn)憲政成為他政治思考的中心。這一轉折與他對西方政治史、中國歷史以及對文革的長期思考有關，同時，也與他對經(jīng)濟學的研究有關。

　　作為一個文革的親歷者，他認為文革把“人民”的土匪本性一面暴露無疑，因此中國社會才在文革后期有一種“油然而生的反革命情緒”。

　　文革中社會秩序蕩然無存，各種派別“你方唱罷我登場”，走馬燈似的崛起和衰落，恐怖氣氛蔓延全國，人人不能自保，任何人都無法享有“免于恐懼的自由”，最后就連寫進黨章憲法的毛的接班人天天被祝禱“身體永遠健康”的林彪也死于非命。這使絕大多數(shù)人醒悟到：反對對他人施加政治迫害，同時也是對自己人身安全的保障。于是，對制度性的人身權利保障成為健在的強有力的社會心理。這二者，只有憲政制度，只有法治，才可能辦到。在這方面，楊小凱領悟很早，他是倡導中國憲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他贊揚英國的光榮革命，強調(diào)權力分立與制衡，提出設立人身保護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修改憲法，實現(xiàn)政教分離；
他十分關心中國的政治改革，指出后發(fā)國家不應該只學先發(fā)國家的技術，也應該學習制度。楊小凱提倡憲政的兩大理由是，第一，為了經(jīng)濟改革，為了好的資本主義、避免壞的資本主義。第二是，專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斷的政治迫害之上的，唯有實行憲政才能結束政治迫害。

　　楊小凱在以后談到政治秩序的重要性時，已經(jīng)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口吻了：“從中國孔子的學說到當代政治學都指出一個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比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確更重要。英國的發(fā)達是因為自光榮革命建立代議制、兩黨制，內(nèi)閣制后三百多年沒有政治動亂，美國的發(fā)達也是因為她有民主制度保證其二百年長治久安。中國不要有二百年不斷政治動蕩而中斷，不要任何政治家去強調(diào)經(jīng)濟為中心，經(jīng)濟一定會世界第一的。但政治不動蕩非有結社自由，政黨自由，自由選舉這一套民主制度不可。從這里而言，唯生產(chǎn)力論是極端錯誤的。而建立一個公正和禁止任何政治迫害的法治和民主的社會才是長治久安和經(jīng)濟發(fā)達的根本大計�！�

　　他后來指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種政治學中所說的革命，它的特點是，原有的社會秩序完全崩潰，原有的政府和共 產(chǎn)黨癱瘓，社會處于半無政府狀態(tài)。政治是在軍隊，各派政治派別之間玩出來。由于共 產(chǎn)黨的政治控制已處于半癱瘓狀態(tài)（除了軍隊以外），自由結社自然會發(fā)展出自由的意識形態(tài)。

　　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一種被稱為‘新思潮’的非官方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的背景。這種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北京中學的四三派人物，大學中的‘極左派’，上海反對張春橋和周恩來的紅革會和支聯(lián)站的人物，武漢三鋼派中的北斗星學社，山東魯大主義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組’，湖南省無聯(lián)等等。這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雖還沒完全擺脫中共意識形態(tài)壟斷權的陰影，但他們宣稱中國的政體不民主，形成了特權階層。山東十月革命小組一位人物指出‘炮打司令部’應該形成一種制度，群眾組織應該容許反對司令部，不論其是無產(chǎn)階級的還是資產(chǎn)階級的。這種新思潮的發(fā)展說明，只要結社自由成了事實，思想和言論自由就不可扼止。如果不是中共一九六八年用殘酷的暴力把造反派鎮(zhèn)壓下去，自由的思想就會從自由的結社發(fā)展出來。我認為結社和政黨自由比言論自由重要得多。一旦結社自由，就會出現(xiàn)尾大不掉的局面。有了一個獨立于共 產(chǎn)黨而共 產(chǎn)黨又吃不下的政治組織，共 產(chǎn)黨的專制政治就不可能存在了�！�

　　五、突破時空的精神交流

　　1966年以前，中共當局出版了大約1，041本專供高干閱讀的圖書。這些“內(nèi)部發(fā)行”的圖書分為兩類：一類是灰皮書，大都屬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范疇，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蘇聯(lián)東歐各國的“修正主義者”所寫；
另一類是黃皮書，主要是文學讀物。由于這兩類書有特定的封面顏色，因此人們簡單地稱之為“灰皮書”和“黃皮書”。

　　在“文革”的動亂歲月里，大量這樣的圖書散落到普通人手里，它們很快就在學生中間成了“搶手貨”，這些書籍給地下讀書運動的興旺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書是一份十分獨特的書目，不僅中國現(xiàn)在的大學生未必知道其中的書名，當時西方國家的知識份子也未必全都讀過，但“文革”時期中國地下讀書運動的活躍成員們卻十分熟悉它們。

　　“灰皮書”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讀書活動中特別受歡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特加•古納瓦達納的《赫魯曉夫主義》，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蘇聯(lián)的現(xiàn)狀與未來》，米洛萬•吉拉斯的《新階級：共產(chǎn)主義制度分析》，弗里德利希•A•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亞當•沙夫的《人的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馬迪厄的《法國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魯曉夫的《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戰(zhàn)爭的世界》，拉扎爾•皮斯特臘的《大策略家：赫魯曉夫發(fā)跡史》等。“黃皮書”中最流行的有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1891－1917年回憶錄》和《解凍》，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讓•保羅•薩特的《厭惡及其他》，阿爾貝•加繆的《局外人》，約翰•奧斯本的《憤怒的回顧》，薩謬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杰羅姆•大衛(wèi)•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等。

　　仔細分析一下這個書目即可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書的大多數(shù)作者，如托洛茨基、吉拉斯、赫魯曉夫、愛倫坡、西蒙諾夫、薩特和索爾仁尼琴，實際上都是曾被共產(chǎn)主義運動稱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義者”的人。他們曾經(jīng)是激進的革命派，覺醒之后又開始反對革命。這種轉變，在二十世紀思想史上，是一樁相當普遍的現(xiàn)象。

　　作為自由主義的精神源頭，上述精神養(yǎng)料中，以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影響最深，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傳布最廣。它們促成了中國當年的少數(shù)先知先覺者對共產(chǎn)極權制度的深度批判以及對現(xiàn)代民主憲政的基本認同。

　　筆者作為一個中國人，記得自己在中國大陸看到《通向奴役的道路》的中文版時是1969年，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開始走向“復辟”的階段。當時的一批“內(nèi)部發(fā)行”的所謂“灰皮書”、“白皮書”和“黃皮書”在極小的圈子內(nèi)流傳，當然要靠極高的直覺極大的精力極廣的聯(lián)系網(wǎng)路才能搜尋到此類書籍。一獲此書，筆者竟然廢寢忘食，反復研讀，浮想聯(lián)翩；
對照當時中國之社會狀況，驚嘆作者預見力之驚人；
同時在猜測中國共 產(chǎn)黨高層何人有此眼力和膽魄，竟然敢于在六十年代批準（在內(nèi)部）出版此書？

　　這些書籍的傳布，像野火蔓延，影響了整整一代敏感、痛苦、尋找出路的年輕人。這些影響對于激發(fā)或強化中國這一兩代人的自由主義萌芽，有著不容低估的催化作用。這些人在1977年之后恢復高考制度后，相當一部分進入大學深造。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的經(jīng)濟和社會領域變遷中，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成為思想、學術和社會政商界的中堅力量，成為中國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主要推動力。

　　因此，在文革“瓦釜雷鳴”的時代，自由主義的聲音，雖然若隱若現(xiàn)，纖細微弱，不成交響篇章，不為時流看重，然而，從后來的演變看，說它是歷史的先聲，是未來中國的精神種子，是絕不夸張的。

　　注釋：

　　[1]遇羅克：《出身論》，載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第1期；

　　[2]顧準：《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亦凡書庫，1992年出版；

　　[3]“李一哲大字報”：指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廣州街頭出現(xiàn)的署名李一哲的《關于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李一哲是三位作者李正天、陳一陽和王希哲的合名；

　　[4]楊小凱：《中國憲政的發(fā)展》，是楊小凱1999年11月18日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舉辦的中國憲政發(fā)展研討會上的發(fā)言。

　　參考文獻：

　　1.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2.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3.楊建利編：《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美國，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出版，1997年；

　　4.周倫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園書屋，2006年。

　　5. 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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