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結束之后，中國變了民國，在名義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經掛在了首都的城門樓上，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議制政府。民國的前半段，人稱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從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這一段歷史，類似東漢末年，群雄并起，亂打群架的時光，今兒聯(lián)甲倒乙，明兒乙聯(lián)丙倒甲，后天甲再聯(lián)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與北打，東與西打，一省甚至一區(qū)之內，幾個小軍閥忽而刀兵相見，忽而握手言歡�？催@段歷史，誰都頭大，不僅頭痛混戰(zhàn)不已，民生涂炭，還頭痛找不到頭緒，連最好讀的陶菊隱先生的《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史話》，往往幾頁就冒出來幾十個人名，幾場亂仗同時開打，亂哄哄，你未唱罷我登場，叫我如何認得他！

　　不過，如果粗線條的概括，民國北洋這段，從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體上是袁世凱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戲。這16年，雖然依王闿運的對子，“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
總而言之，統(tǒng)而言之，不是東西”，但細分起來，還是有分別。比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這一時期的民國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著下降線行進。袁世凱時期，民國元年的國會，是全國普選的，盡管農民們未必知道選舉是怎么回事，大多數人實際上是由別人包辦著投的票，但普選的形式，畢竟在，人為操縱的痕跡不大，其實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們的意志，選出了他們心目中應該做議員的人（有的地方，人還在國外留學，已經被選為議員）。到了皖系上臺，組織了安福俱樂部，操縱選舉，結果弄出來一個安福國會。輪到直系出頭，居然公開賄選，議員成了豬仔。馮玉祥聯(lián)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來的臨時政府，居然連代議制機關都沒有，接下來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軍政府，首領是大元帥。套一句俗語，黃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個時期，當政的都是軍閥武夫，不知道憲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國的外交家顧維鈞所說的那樣，袁世凱對西方民主，缺乏起碼的認識。袁世凱如此，袁世凱之后的“北洋團體”中的驍將，則更是等而下之。不過，事情還有另一面，雖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議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畢竟他們都是從晚清過來的，深知清朝積弱積貧的歷史，明了若干年來中國學習西方的艱苦努力，雖然他們不了解代議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這個制度的優(yōu)越，卻是經過西方的“先生們”驗證過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貴族最喜歡的帝制德國，也有國會和憲法。吃過西方軍隊苦頭，并且受過西式軍事教育，其中有些人還留過學（德國和日本）的經歷，至少知道他們所效法的西方，稱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這些武夫，實際上，對風靡知識界的進化論，也略曉一二，他們對當時堪稱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從心底里服膺的，就當時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著進步，意味著進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議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著他們會完全不理會這個制度，不希望嘗試按照這個制度操作一下，好讓中國也強盛起來。我們所說的北洋軍閥，其實是中國人學習西方推行軍事現代化的產物，他們不見得都是我們教科書所說的賣國賊，至少，也有希望中國好起來的愿望。所謂的“北洋團體”中，像張勛這樣的人是少數，而且屬于團體的邊緣人物（不是北洋軍事學校出來的人），其它的人，即使對共和并不熱心，也不至于公然開倒車，所謂的袁世凱復辟，他的帝制，其實并沒有取消代議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憲制。反過來也可以理解，盡管中國進入共和政體以來，國家之混亂，國勢之衰落，比之晚清有過之而無不及，可復辟卻總也實現不了（包括強人袁世凱所嘗試的看起來僅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對者中，最有力量的還是“北洋團體”的軍人們。進化論的魅力，在那個時代，顯然不是其它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這16年中，我們也看到了另外一種場景，每當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議制的時候，跟國會往往很難處理好關系，處處是坎，沖突不斷，什么事都做不成。當他們拋棄了對憲法，和對國會的尊重，實踐起他們一向熟悉的權術操作、軍人干政時，則到處綠燈，諸事遂順，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現實，但的確是現實。當袁世凱尊重憲政的時候，民元的國會選舉，他沒有干預，甚至沒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資源，對自己所期待的政黨施一援手，眼睜睜看著同盟會變的國民黨，取得優(yōu)勢，成了國會具有絕對優(yōu)勢的第一大黨。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他步履維艱了，面對辛亥革命后各地亂糟糟的局面，遍地民軍，遍地軍政府，土匪，幫會橫行，中央政府，統(tǒng)一財政，削減民軍，整頓地方，一樣也做不成。然而，最后袁世凱動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國民黨勢力土崩瓦解，大小頭目出國流亡。更損的是，袁世凱派人化裝成“公民”，組織“公民團”包圍國會，逼國會選他為正式大總統(tǒng)，居然這個國民黨人占多數的國會，還就真的把他選成了正式大總統(tǒng)。吃硬不吃軟的政治現實，逼得北洋軍閥走回了老路。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總統(tǒng)寶座的袁世凱，干脆以收繳議員國民黨黨證的方式，把國民黨議員統(tǒng)統(tǒng)趕走，迫使國會因不過半數開不成會，然后自己一家說了算，連剛剛的盟友進步黨人，也一塊涮。然而，接下來，他進入了自家統(tǒng)治的最高點，秩序穩(wěn)定，改革前進，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軍人，也開始被收撫，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歐洲列強忙于世界大戰(zhàn)之際，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讓袁世凱做不起人，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一切看起來很是不錯。

　　當然，真的把袁世凱毀了的，還是他的帝制“改革”，這一招，不僅沒能實現他加強中央權力的初衷，反而給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過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勢力以反抗的借口，一個合乎進化論意識形態(tài)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陳湯”（原本是他親信的四川督軍陳宦、陜西督軍陳樹藩和湖南督軍湯薌銘都宣布獨立反袁），本是自家從藥店買來的。

　　同樣，接下來統(tǒng)領北洋團體，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當身為國務總理的他，尊重民元國會，尊重民元約法的時候，幾乎寸步難行，處處掣肘，跟國會以及虛位的總統(tǒng)黎元洪的關系，越來越僵，直至最后絕裂。當他玩陰謀，耍詭計，煽動督軍團干政，最后利用張勛趕走黎元洪，復辟帝制，把遜清的小皇帝抬出來的時候，反而左右逢源，連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為國務總理，組織討逆軍，殺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時間府院之爭的教訓，開始組織選舉聽話的國會，從日本弄來的西原大借款，多半養(yǎng)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參戰(zhàn)軍，少部分堆出來一個安福國會，選出一個乖巧的聽話總統(tǒng)徐世昌，從此，政治強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沒人擋道。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統(tǒng)一的策略上。武力統(tǒng)一南方，在用武過程中，同室相殘，消耗掉同屬“北洋團體”的直系力量，借刀殺人，一石二鳥。直系的吳佩孚賣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軍卻給了只知道撈錢的張敬堯，只因為張是段的親信，而立下大功的吳佩孚只許在湘南前線拼命。算盤打得不錯，但誰都不是傻子，包括吳佩孚的“主公”，人稱曹三傻子的曹錕。結果是，武力統(tǒng)一，變成了北洋火并，直系從湖南前線回師北上，段祺瑞花大錢養(yǎng)的少爺兵，敵不住吳佩孚，天下從此變了顏色。皖系倒臺之后，有一個直系和奉系共同當家的時段，在這個階段，占了優(yōu)勢的直系調子唱得很高，對憲政看起來相當尊重，不僅民元國會重開，連黎元洪都再作馮婦，重回總統(tǒng)寶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驅逐出關，直系一統(tǒng)北京政府之后，曹錕就公然搞起了賄選，早就墮落成政客的民元國會議員，也相當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個文字上只知道寫一筆“虎”字的曹錕，選成了民國大總統(tǒng)。連選總統(tǒng)都可以收錢投票的國會，自然做不起代議機關，國會，從此廢掉。北京政府，進入了曹錕要錢，吳佩孚專權的時代。

　　直系的垮掉，跟內部分裂有關。一方面是吳佩孚個人專權，排擠同一系統(tǒng)的其它將領，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員驍將馮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吳佩孚民族主義的高調唱得太高，上去下不來，阻礙了北京政府靠出賣主權換取借款的途徑，導致中央政府財力枯竭，機關干部和軍警一起上街游行討薪。財力有限，難免就分贓不均，吳佩孚自家的嫡系還能保障供給，而別的人，尤其是沒有地盤的馮玉祥就好鬧窮，轉而接受直系夙敵奉系的資助，一旦直奉開戰(zhàn)，馮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當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當口，直系一個方面軍回師倒戈，抄了大隊人馬的后路，吳佩孚再硬也撐不下去，于是，開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時代。當然，奉系時代的序幕，有一個國民軍和奉系共同當家的過渡，此時的臨時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頭銜，是臨時執(zhí)政，執(zhí)政府，根本沒有立法機關。接下來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軍政府，胡子出身的張作霖，做了大元帥，代議機關，連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沒有了。奉系統(tǒng)治的4年，是北洋時期最黑暗的時期。不僅連形式上的代議機關不復存在，連起碼的言論自由，也遭到封殺。敢言的記者被捕殺，民國最有名的兩個名記者，邵飄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軍閥手里。學生的游行請愿，也遭到軍警射殺，著名的3"18慘案，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這樣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現。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獨立，由專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臺之后，派人接管，說是教員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須聽話，如果不聽話，就軍法從事。張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聽話怎么能行？漢高祖劉邦約法三章，我只一章，不聽話就槍斃。后來，由于小張（張學良）后來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一白遮百丑，結果，父藉子貴，連老張（張作霖）的種種，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變得很是正面，實在是歷史敘述的滑稽。當然，這已經是后話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線上行進，其它地方也如此。孫中山的南方政府，非常國會，也一樣卷在陰謀、暗殺，軍閥惡斗之中難以自拔，孫中山在罵南北軍閥一丘之貉的時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沒有脫離權術和武力威脅的窠臼。湖南的趙恒惕，廣東的陳炯明提倡聯(lián)省自治，省憲倒是做的像模像樣，可是基于省憲的自治卻都談不上，還是有槍的說了算。從骨子里講，北洋時代跟中國歷史其它歷史階段出現的軍閥統(tǒng)治時期，沒有本質的區(qū)別，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個社會進入一個武化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原有的調節(jié)機制受到很大破壞，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槍桿子，成為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物品。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實際上是湖南一個文人出身的軍閥譚延闿總結出來的，很形象地揭示了這一時期政治的真諦。然而，這一時期的政治，跟東漢末年和五代十國時期又有不一樣的地方。這時的中國，已經被西方拉入了它們的世界體系，軍閥政治，無論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傳統(tǒng)，但畢竟擺脫不了現代性的印痕。中國農民，在鬧義和團的時候，對洋槍洋炮還相當地陌生，想擁有，但擁有了卻不會使用。可是經過軍閥多年混戰(zhàn)、兵變?yōu)榉耍�匪變成兵的�?zhàn)爭習染，農民對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實現了質的飛躍。招來農民，稍加訓練，就是兵，當兵也成為很多地區(qū)農民的一項還算不壞的職業(yè)選擇，這一切，也為后來的共產主義的農村革命，提供了準備。

　　更令人悲哀的是，這一時期的知識界，不但沒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學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兩個方面特別的活躍，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決”的方案，當發(fā)現制度改變沒有能改變中國的時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倫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運動本身倒無可厚非，但知識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僅過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變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識精英，又對好人政治，賢人政治有過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個好軍閥，借助軍事和政治的強力，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這一時期雖然也不乏有留學西方，專攻憲政和民主的學者回國，但就總體而言，西方民主憲政理論的研究，在中國并無多大起色，即使在學界也沒有多少聲音，學界喪失了對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觀和階級話語，倒在學界逐漸發(fā)出大聲，甚至占據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來自于主張文化保守主義的陳寅恪、錢穆等人。北洋時期這種延下降線行進的政治演進，值得后來的人們認真地思考，在政治的臺前表演的軍閥武夫們，不見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見得都是背后受帝國主義列強牽線操縱的牽線木偶。中國政治從代議制逐漸演變軍事專制，最后變成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的黨治和軍事專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絕非一句轉型期的特有現象可以說清楚。歷史從來都是復雜的，北洋時期紛亂的歷史，就更加復雜，這個復雜，蘊含著機遇，一種可以解開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現代化轉型迷局的機遇，但愿，當我們再次面對北洋歷史的時候，不要再放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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