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6年6月，《讀賣新聞》主筆渡邊恒雄在社論中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提出了批評，認為日本應對歷史問題做出徹底的反省，要處理好與中國和韓國等亞洲國家的關系，否則日本將難以成為一個成熟國家。這就是所謂的 “渡邊現(xiàn)象”。本文擬圍繞這個問題，上述媒介現(xiàn)象的輿論、政治和社會環(huán)境等因素做一番考察，具體分析《讀賣新聞》的“轉向”對中日外交關系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2006年7月，《讀賣新聞》在日本全國范圍內以訪談的方式，就“對中國的認識”問題進行了輿論抽樣訪談調查。該次調查中，65%的人認為“中國不可信賴”。該報同年8月10日的報道指出，1988年以來的6次同類調查中，這個數(shù)字是最高的。認為中日關系“不好”的為66%，與1996年的調查結果相比，持相同觀點的人增加了幾乎一倍。就對中國的印象來說，認為“印象不好”的為67%，而“印象良好”的僅為27%。

　　2005年8月首屆“北京·東京論壇”上，中日雙方曾公布了一項同步民意調查的結果：37.9%的日本人對中國印象欠佳；
中國則有近62.90%的人對日本有反感情緒。

　　從這兩次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出，近年來在中日兩國間圍繞歷史問題、東海油田和釣魚島等問題所發(fā)生的摩擦，已直接影響到了兩國民間的感情和相互理解并有日趨嚴峻的趨勢。

　　上述調查結果盡管不能令人樂觀，但中日關系也并不是沒有挽回的契機。在由《讀賣新聞》所做的上述調查的結果中，還有一些重要的變數(shù)。譬如，雖然兩國民眾都彼此感覺欠佳，但仍有57%的日本人認為“未來在亞洲地區(qū)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是“中國”。與之相比，認為是“美國”的為14%，居第二位。而且，有70%的人認為“今后最有經濟勢力的國家”是“中國”。

　　這一調查結果不同程度地觸動了日本社會各界。值得關注的是，在實施上述調查的前后，在《讀賣新聞》社內所發(fā)生的一些變化。

　　“渡邊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

　　在實施上述輿論調查之前，作為日本傳媒重鎮(zhèn)的《讀賣新聞》的論點已開始發(fā)生變化。該報對以前的歷史認識問題進行了反省，并呼吁日本社會重新認識歷史問題，處理好和亞洲周邊國家的外交關系。其中一個重要的舉動是，該報主筆渡邊恒雄在2006年6月4日的社論中，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提出了批評，提議建立國立追悼設施，“渡邊現(xiàn)象”浮出水面。

　　早在2005年夏天，《讀賣新聞》社內就成立了“明確戰(zhàn)爭責任委員會”；
2005年11月29日，在 “建立國立追悼設施思考會”的集會上，渡邊恒雄就建立一個取代靖國神社的國立追悼設施一事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
2006年2月，《朝日新聞》社的《論座》（2月號）雜志刊登了渡邊恒雄與《朝日新聞》社主筆若宮啓文的長篇對話。在對話中，渡邊再度申明了其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立場，主張對戰(zhàn)爭的責任問題進行徹底的反省。渡邊稱，由于他對靖國神社有抵觸情緒，雖然自己住在靖國神社附近，但從沒參拜過。而且，渡邊認為亞洲外交是以日美外交為基礎的觀念是錯誤的；
2月10日，《紐約時報》也對渡邊主張反省侵略戰(zhàn)爭和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一事進行了報道；
2006年10月，《讀賣新聞》推出了由讀賣新聞明確戰(zhàn)爭責任委員會編輯的《明確戰(zhàn)爭責任》（I，II），在2006年年底，該社又出版了上書的英文版，在書籍的封面上印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和美國著名學者F.福山等知名人士撰寫的推薦文字。

　　在《明確戰(zhàn)爭責任》中，明確戰(zhàn)爭責任委員會試圖澄清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1）“九一八”事變?yōu)楹紊�級為中日�?zhàn)爭；
（2）在沒有取勝的可能的情況下為何決然向美國宣戰(zhàn)；
（3）“捐軀”、“敢死隊精神”形成的原因；
（4）美國在日本投擲原子彈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嗎？（5）東京裁判所遺留下來的問題是什么？

　　該委員會對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戰(zhàn)爭之路的原因進行了探討，這些原因包括日本錯誤地判斷了國際形勢、議會沒有行使應有的職能以及軍部的跋扈等。其中，日本走錯的第一步便是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

[1]而且，在“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媒介放棄了進行客觀報道的職責。各報派遣了大量的隨軍記者，對軍部的動態(tài)進行了詳細的報道，在國民中間煽動起了好戰(zhàn)情緒。當時的輿論是由報紙制造出來的。并且，報紙為了提高發(fā)行量、追求利潤，忘記了其作為言論機構的使命。為得到國民的支持，關東軍曾竭力利用報紙。但是，在“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時，軍部的勢力尚不是很強大，如果媒介團結起來共同抵制，也許有可能制止住軍部的失控。在“二•二六”事件發(fā)生后，軍部隨即對言論進行了嚴格的控制。近衛(wèi)內閣決定向中國華北派兵并召集媒介的代表以尋求合作，希望能舉國一致�！叭毡菊�府致力于宣傳戰(zhàn)，新聞界的步調也基本上是一致的”。[2]

　　在一個時期內，盡管在報社內有對這種風潮進行批判的聲音，但報紙最終還是把國民引導到了鹵莽的戰(zhàn)爭之中。[3]媒介成了美化戰(zhàn)爭的工具。

　　該研究會的上述論點也為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所證實。有研究指出，在戰(zhàn)爭即將結束之時，一個最為突出的例子是，盡管日軍在戰(zhàn)場上損失慘重，但日本的各大報卻在報道戰(zhàn)果輝煌。尤其是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后，隨著美國的參戰(zhàn)，日本已失去了軍事優(yōu)勢�！霸�1942年6月5日至7日的中途島海戰(zhàn)失利之后，媒介便開始發(fā)布虛假的戰(zhàn)報，對戰(zhàn)果的夸張率平均為6倍，損失則為1／5，就商業(yè)性船只來說，則只為損失的1／16。并且，對東京所遭受的空襲，也反復強調損失輕微，盡管許多房屋已被燒毀。只有當美國在廣島投擲下原子彈之后，媒介才初次報道受到了相當大的損失”。[4]

　　在宣傳戰(zhàn)方面，日本曾深受德國的影響，在戰(zhàn)爭期間曾致力于宣傳戰(zhàn)。日本媒體所擁有的動員作用是巨大的，在戰(zhàn)爭期間如此，在和平時期也同樣如此。

　　在對戰(zhàn)爭責任進行追究時，明確戰(zhàn)爭責任委員會特別強調了媒體的戰(zhàn)爭責任問題，這表明了該報決心從自我反省做起的信念。

　　“轉向”的心境

　　對渡邊恒雄的突然“轉向”，《紐約時報》也進行了報道：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大王開始質疑由其保守的《讀賣新聞》所培育的民族主義、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進行了批判、抨擊給日本政界帶來了震蕩，等等。該報稱，是無情的歲月和年齡促使渡邊決定“走出陰影”。因為渡邊已近80歲高齡，對他來說，所剩時日不多，所以他“開始吐露真情”。

　　在接受《紐約時報》的采訪時，渡邊披露了其內心世界。他說，如果不對戰(zhàn)爭責任進行徹底的反省，日本將難以成為一個成熟的國家。所以，他的第一個舉動是在社論中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進行批判。他認為，“小泉這個人不懂歷史和哲學，他不學習，沒有任何文化”�！斑^去他還聽我的，如今他完全變了�！薄盁o知是小泉常出蠢言的原因。如‘參拜靖國神社有什么錯’，‘只有中國和韓國在批判靖國神社’。這都是因為他無知�！�

　　作為一個從戰(zhàn)爭時代走過來的人，渡邊對戰(zhàn)爭仍心有余悸。在上高中時，軍官常到學校進行軍國主義教育，他曾鼓動同學對此進行抵制。為此，他曾受到懲罰。在戰(zhàn)爭接近尾聲時，作為一名軍人，他目睹了戰(zhàn)爭中殘酷的現(xiàn)實。他認為軍隊是由于絕望才使用“人彈”戰(zhàn)術的。并非像宣傳的那樣，士兵是自愿為天皇獻身的�！懊總�人的情緒都很低落，腳跟都立不穩(wěn)。有的站都站不起來，士兵是被地勤人員扛起來塞到飛機中去的。”[5]

　　日本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歷史使渡邊感到不安。而且，日本對此沒有進行深刻的反思。面對中國的發(fā)展和日本在亞洲的孤立，渡邊認為小泉的固執(zhí)己見的歷史觀念是行不通的。發(fā)展和中國與韓國的關系對于日本的未來至為重要。這是渡邊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因。渡邊認為自己有責任和義務讓人們了解歷史的真實。實際上，他的這一觀點也開始為一些日本人所認同，“建立國立追悼設施思考會”的出現(xiàn)就是一個例證，這表明一股務實力量在日本社會上開始抬頭。

　　渡邊試圖改變對歷史問題的認識的意圖，在讀賣新聞明確戰(zhàn)爭責任委員會編輯的《明確戰(zhàn)爭責任》一書中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述：“希望年輕的一代通過文字知道、了解日本的各種所為，由此和中國的同齡人建立起新的關系�！盵6]

　　作為資深的媒介元老，一家商業(yè)報紙的掌門人，渡邊與日本政界一直保持密切的關系，他和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宏就私交頗深，并且，通過個人關系，其對日本政府的決策行為也有一定的影響。雖不能證明在渡邊“轉向”的背后有何種政治勢力，但這一現(xiàn)象至少說明渡邊已在一定程度上與日本政府內部的保守勢力不再擁有完全共同的語言，并開始與一些保守的政治家保持距離。

　　“渡邊現(xiàn)象”尚不等于社會現(xiàn)實

　　在“渡邊現(xiàn)象”出現(xiàn)以后，盡管相關的書刊銷路良好，但例外的是其他的媒體并沒有都馬上跟進，學界和輿論界的反映應該說是平靜的�！岸蛇叕F(xiàn)象”可以說是空谷足音。當然，出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的背景是上述輿論調查的結果所揭示的日本民眾的心態(tài)。上述民眾心態(tài)的形成也有其歷史的發(fā)展過程。雖然人們常說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但在相互理解和相互認知方面，兩國之間的隔閡可以說是由來已久。

　　發(fā)生在東亞的近代化進程，在中日兩國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印，兩國人民各自習得了不同的價值觀念，在兩國中形成的不同的社會制度也使得兩國之間更加難以溝通和相互理解。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使中日之間的相互了解失去了機會。

　　1885年，日本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福澤諭吉提出了“脫亞入歐”論，主張在國際事務中謝絕東方的“惡友”—中國和朝鮮。日本不再奉中國為師，兩國間的摩擦開始不斷升級，直至日本開始武裝侵犯中國。日本“欺凌”中國的這一段歷史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而告終。由于對侵華戰(zhàn)爭等歷史問題有不同的認識，有些日本人視這場戰(zhàn)爭是針對白人殖民者的“解放戰(zhàn)爭”。如何克服分歧、達成共識，是當時中日建交交涉中的焦點問題。日本對歷史問題并沒有進行徹底的反省。正如同村山政權那樣，對歷史問題表示歉意的政權難得長久。在不同的時期內，雖然兩國也在致力于溝通和交流，但常常出現(xiàn)的一個現(xiàn)象是，相互之間會突然發(fā)現(xiàn)對方是如此的陌生。

　　在2005年日本舉行的眾議院大選中，以小泉為首的自民黨再次獲勝，這一結果似乎超出了我們的一些觀察家和對這次選舉感興趣的人們的預料，因為小泉的郵政民營化相關法案的被否決以及他在歷史問題上的強硬姿態(tài)，讓我們感到他的執(zhí)政方針在日本是不得人心的，或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只要是對日本的政局感興趣的人，都會從當時的相關評論中得到大致以上的結論。并且，人們期待小泉的下臺會給處于僵硬狀態(tài)的中日關系帶來轉機。

　　然而，現(xiàn)實的問題是，小泉再次獲勝，而且還是以壓倒性的優(yōu)勢獲勝。這一現(xiàn)象的確讓我們感到困惑，不知如何才能理順今后的中日關系和認識現(xiàn)實中的中日關系。此間，國內有評論稱，小泉在大選中是靠喊大口號獲勝，言外之意，他是在蒙騙人民。歷史唯物主義者歷來是相信民眾的選擇的，上述觀點似乎對日本的民意缺乏真正的了解，而且，這種輿論也不利于我們客觀地認識和了解日本。

[7] 由此看來，“渡邊現(xiàn)象”尚不等于日本社會中的客觀現(xiàn)實。

　　結束語

　　作為擁有廣泛讀者層的日報，《讀賣新聞》在日本的報業(yè)中始終是一個獨特的存在。當然，這不僅是因為它是世界上發(fā)行量最大的日報，該報在對日本政府的決策行為方面所具有的影響也不是其他媒體所能比擬的。20世紀90年代，該報曾設立憲法問題研究會，以研究修改戰(zhàn)后日本的和平憲法問題。1994年11月3日，《讀賣新聞》發(fā)表了《讀賣新聞社憲法修正試行方案》，該社的這一舉動曾使當時的輿論為之嘩然。如今，修改憲法問題也已被列入安倍內閣的議事日程。在這種意義上，“渡邊現(xiàn)象”所可能產生的效應值得關注。

　　其次，就改善中日關系來說，一個前提條件是在兩國國民之間要有相互的了解和共識�！蹲x賣新聞》雖然對戰(zhàn)爭時期媒體的戰(zhàn)爭責任進行了追究，但對戰(zhàn)后尤其是冷戰(zhàn)時期媒體在中日兩國國民的相互認知中所起的作用似乎也應進行反省，如媒體與戰(zhàn)后日本國民保守意識的形成的關系、媒體與戰(zhàn)后中日關系等。D.麥奎爾曾論述過媒介是否是社會的塑造者的問題，在這里對此不做過多的論述，但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在分析中日兩國相互認知的觀念世界時，媒介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由于日本文化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和整合性，與其他文化類型相比，日本媒體在社會上具有更為廣泛的滲透力。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曾說過，對日本人影響最大的，一是教科書，二是媒體。宮澤在這里所說的也正是這個意思。這也是日本媒體與其他文化的媒體的不同之處�！蹲x賣新聞》的反省將會在中日兩國的民眾之間創(chuàng)造更多的相互了解的機會。

　　最后，“渡邊現(xiàn)象”在日本尚沒有堅實的社會根基，是一種自發(fā)的現(xiàn)象，并且，也不是在與外部世界進行對話后產生的結果。渡邊的“轉向”畢竟是一個日本媒介人士的反省。這也是人們對于“渡邊現(xiàn)象”仍持觀望態(tài)度的原因。然而，作為空谷足音的“渡邊現(xiàn)象”的重要意義在于，這表明在中日兩國間出現(xiàn)了進行新一輪對話的契機，如果對這一現(xiàn)象能有充分的認識和把握，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中日兩國間的僵局。

　　 注釋：

　　[1] 讀賣新聞明確戰(zhàn)爭責任委員會：《明確戰(zhàn)爭責任》（2），中央公論新社，2006年版，261頁

　　[2] 讀賣新聞明確戰(zhàn)爭責任委員會：《明確戰(zhàn)爭責任》（2），中央公論新社，2006年版，270頁

　　[3] 讀賣新聞明確戰(zhàn)爭責任委員會：《明確戰(zhàn)爭責任》（2），中央公論新社，2006年版，270頁

　　[4]山本文雄編著，《日本大眾傳媒史》（增補版），東海大學出版會，1998年版，198頁

　　[5] Norimitsu Onishi, Publisher Dismayed by Japanese Nationalism, February,10,2006, NewYork Times.

　　[6]讀賣新聞明確戰(zhàn)爭責任委員會：《明確戰(zhàn)爭責任》（1），中央公論新社，2006年版，328頁

　　[7] 諸葛蔚東：《媒介與社會變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7—9頁

　　（來源：《國際新聞界》，2007年3期，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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