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哪怕黨員的數(shù)目很多）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

　　革命漸次隨著歲月的塵煙遠去。

　　有各種革命，也有各種不同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委身于他理想中的事業(yè)，這事業(yè)，是同千百萬無權者的福祉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革命中，他們往往為自己選擇最暴露、最危險、最容易被命中的位置，結(jié)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當黎明還沒有到來，他們已經(jīng)在黑暗中仆倒。

　　在這個倒下的隊列里，我們記住了一個人：羅莎•盧森堡。

　　“紅色羅莎”

　　盧森堡自稱是猶太裔波蘭人，不只一次地聲稱波蘭是自己的祖國。曾經(jīng)有人在書中提及，波蘭有史以來，在對外斗爭中從來不曾出現(xiàn)過叛徒，足見波蘭人的忠誠、英勇和傲岸。她的獨特的猶太家庭背景，使她從小培養(yǎng)出一種人性的、平等的觀念；
民族的浪游性質(zhì)，又使她恪守“猶太同齡群體”的倫理規(guī)則，而不與任何“祖國”相一致。正如政治學者阿倫特指出的，猶太知識分子的祖國事實上是歐洲；
用尼采的話說，他們會因自身的位置和作用而注定成為最卓越的“好歐洲人”。

　　1871年3月5日，盧森堡出生于波蘭扎莫什奇的一個木材商人家庭，兩歲時，全家遷居華沙。在這里，她完成了中學教育，并開始參加革命活動。1889年底流亡瑞士，入讀蘇黎世大學，先后學習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法學及自然科學。在此期間，結(jié)識利奧•約吉希斯，后來他成為她事實上的丈夫和情侶。1894年，他們共同組建了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1898年，盧森堡取得德國國籍，遷居柏林，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在黨內(nèi)，她積極從事組織活動，為報刊撰文，發(fā)表演講，先后批判黨內(nèi)元老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也曾同列寧展開過論戰(zhàn)。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由于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團一致支持帝國主義戰(zhàn)爭，背叛革命，盧森堡和李卜克內(nèi)西等組織斯巴達克同盟，后成立德國共產(chǎn)黨，成為黨的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盧森堡自稱是一個永遠的理想主義者。讀書時，她在題贈女同學的照片背后寫道：“能夠以純潔的良心，去愛所有的人那樣一種社會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并為之奮斗時，我才有可能產(chǎn)生憎恨。”像這樣一個懷抱著宏大的社會理想的人，在當時，命運注定要和革命扭結(jié)到一起。為此，她多次被捕，在監(jiān)獄里度過相當長的歲月。1917年春夏之交，斯巴達克同盟鑒于她在獄中健康惡化，曾醞釀過一個營救計劃，考慮到她擁有俄屬波蘭地區(qū)的出生證，試圖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獄到俄國去。然而，她拒絕了這個計劃，因為她根本不愿意與官方當局發(fā)生任何聯(lián)系。在革命隊伍中，她以思想激進和意志堅強著稱，所以，帝國主義者及右翼分子稱她為“嗜血的‘紅色羅莎’”。

　　1919年1月，德國共產(chǎn)黨與其他革命組織共同行動，舉行大規(guī)模游行示威。接著，斗爭遭到政府軍隊的血腥鎮(zhèn)壓，盧森堡和李卜克內(nèi)西同時被捕，當日慘遭殺害，她的尸體被扔進運河。當此危急時刻，約吉希斯傾全力搜集盧森堡遺文，調(diào)查事件真相，一個多月后隨之遇害。

　　盧森堡逝世后，列寧下令出版她的傳記以及她的著作的完整匯編，同時，還斥責了德國黨對于承擔這一義務的冷漠態(tài)度。斯大林不同，于1931年著文強調(diào)盧森堡犯過許多極其嚴重的政治錯誤和理論錯誤，這等于給盧森堡蓋棺論定，以致后來發(fā)展到誰引用盧森堡的話便是反革命的地步。蘇共二十大以后，情況有了變化，在蘇聯(lián)和東德等國家，開始尋找盧森堡與列寧的思想的一致性，涉及兩人的分歧，當然仍將錯誤歸于盧森堡。所以，阿倫特在一篇論述她的文章中把她描寫成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位“邊緣性人物”，“德國左派運動中最有爭議的、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后，“紅色羅莎”才獲得應有的崇高的評價，她的著作在國際上興起出版和研究的熱潮。

　　“重新發(fā)現(xiàn)”盧森堡，在國際共運史上，是一個堪稱奇特的現(xiàn)象。

　　“永遠是一只鷹”

　　盧森堡的政治思想，在論戰(zhàn)中顯得特別活躍和鮮明。其中，關于革命與暴力問題、政黨問題、無產(chǎn)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民主等問題，帶有很大的原創(chuàng)性。在蘇聯(lián)、東歐劇變十多年以后，回頭再看盧森堡的相關論述，判斷的深入和準確是驚人的。

　　在盧森堡看來，革命，不是任何組織或個人“制造”出來的，不是根據(jù)哪一個政黨的決議產(chǎn)生的，而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自動地”爆發(fā)的。不是組織先于行動，而是行動先于組織，而這“行動的迫切壓力”總是來自社會下層。她指出：首先應當具備“革命形勢”這一必要的條件，必須認真考慮大眾的情緒。在組織問題上，她從不信任有一種絕大多數(shù)人在其中都沒有位置、也沒有聲音的所謂的革命的“勝利”，不信任那種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奪取權力的行為，以致她“擔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擔心革命的失敗”。

　　正由于當時德國的客觀形勢與俄國不同，盧森堡和李卜克內(nèi)西都沒有作過以武裝奪取政權的嘗試。

　　但是，盧森堡并沒有因此否定暴力，相反對于那些把暴力等同于革命，從而加以反對的“機會主義的學理主義者”予以嚴厲的批判。暴力是有階級性的，她特別指出，必須警惕來自反動政府的合法性暴力的隱蔽性和欺騙性。她認為，無條件地否定革命暴力，把議會政治、憲政政治看作被壓迫階級得救的唯一出路是空想的、反動的，這也正如把總罷工或街壘看作唯一的出路一樣。在她看來，并不存在一種預設的絕對合理的方式，任何方式的采用都是隨機變化的、可選擇的。人民群眾唯有擁有潛在的暴力，并足以作為自衛(wèi)的武器或攻擊武器，來發(fā)揮它的作用，才能在階級力量的對比中，最大程度上改變政治斗爭的條件，其中包括議會條件。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盧森堡指出，改良是革命的產(chǎn)物；
而革命，并非出于革命者對暴力行動或革命浪漫主義的偏愛，而是出于嚴酷的歷史必然性。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告別革命”之聲不絕于耳。頗有一批學者極力夸大革命的破壞性，儼然歷史真理的代言人。事實上，階級社會發(fā)展的諸種因素，是互相補充、互相完善又互相排斥的。革命暴力的正當性和正義性，正在于被壓迫階級在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中，在所處的階級對抗的有限的階段中，他們自身的損失可以因此被減少到最小。所以，盧森堡才會一再指出，暴力是革命的最后手段。她承認，“在今天的情況下，暴力革命是一件非常難以使用的雙刃武器。”

　　1904年春，列寧發(fā)表《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nèi)的危機）》一書，論述關于無產(chǎn)階級的政黨學說。7月，盧森堡發(fā)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評論了列寧的建黨思想，引起論爭。在建立一個集中統(tǒng)一的政黨這一問題上，兩人之間沒有分歧；
爭論的中心，是盧森堡說的“集中程度的大小集中化更準確的性質(zhì)”問題。

　　盧森堡批評列寧的“極端集中主義觀點”，是“無情的集中主義”，認為這是把“布朗基密謀集團的運動的組織原則機械地搬到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群眾運動中來”；
她說，這樣做的結(jié)果是“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組織只不過是它的執(zhí)行工具而已”。文章尖銳地提出：究竟是誰執(zhí)行誰的意志？她認為列寧設想的中央擁有“無限的干涉和監(jiān)督權力”，強調(diào)的是黨中央機關對黨員群眾的監(jiān)督，而不是確保自下而上對黨的領導機關的公開、有效的監(jiān)督。她確信權力的高度集中必然產(chǎn)生思想僵化、壓制民主和輕視群眾，形成并助長專橫獨斷的危險，窒息積極的創(chuàng)造精神，惟余一種毫無生氣的“看守精神”。

　　在這里，盧森堡表現(xiàn)出了重視人民群眾的非凡的熱情，以致后來有人稱她為“一個純粹群眾民主的理論家，一個出色的非定型的革命的預言家�！�1918年，她在獄中寫下著名的《論俄國革命》，直接地把社會主義民主等同于“無產(chǎn)階級專政”。這部未完成的手稿對蘇聯(lián)布爾什維克黨的批評尤其激烈，其中除了土地問題、民族自決權問題之外，一個重要的內(nèi)容，就是批評布爾什維克黨把專政和民主對立起來，強化專政而取消民主。她強調(diào)說，無產(chǎn)階級專政是“階級的專政，不是一個黨或一個集團的專政，這就是說，最大限度公開進行的、由人民群眾最積極地、不受阻礙地參加的、實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階級專政�！彼龔膩碚J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zhì)在于大多數(shù)勞動群眾不再是被統(tǒng)治的群眾，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經(jīng)濟生活的主人，在有意識的、自由的自決中主宰著這全部的生活。

　　關于社會主義民主，盧森堡總是把它同自由聯(lián)系到一起，并且以自由進行闡釋。在《論俄國革命》中，她指出，“自由受到限制，國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貧乏的、公式化的、沒有成效的，這正是因為它通過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財富和進步的生動活潑的泉源。”又說：“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gòu)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動因素�！彼�提出，要警惕無產(chǎn)階級專政演變?yōu)椤耙环N小集團統(tǒng)治”，“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雅各賓派統(tǒng)治意義上的專政”；
同時警告說，如果聽任這種情形的發(fā)展，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野蠻化”，引起強制、恐怖和腐敗，引起“道德崩潰”。她進而指出，“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規(guī)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阿倫特認為，她對布爾什維克政治的批判是“驚人準確的”，“她的異端性是坦率的、毋庸爭辯的”。

　　關于自由，在《論俄國革命》稿的邊頁上，盧森堡加注道：

　　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哪怕黨員的數(shù)目很多）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這不是由于對“正義”的狂熱，而是因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凈化的作用都同這一本質(zhì)相聯(lián)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權，它就不起作用了。

　　其中，“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這句話，作為盧森堡的“名言”，代表著她的一個深刻的信念而廣為流傳。

　　《論俄國革命》出版后，列寧于1922年2月寫了《政治家的短評》一文，稱它是一部“犯了錯誤的著作”。他在文中列舉了盧森堡一生所犯的“錯誤”，但是，對盧森堡仍然給予高度的評價，說：“無論她犯過什么錯誤”，“她都是而且永遠是一只鷹”。

　　政治。人性。美學

　　阿倫特有一段比較盧森堡和列寧的話說，當革命對她像對列寧那樣迫近和真實時，她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信仰條款了�！傲袑幨紫仁且粋�行動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參與政治；
而羅莎，用她半開玩笑的自我評語來說，天生就是個‘書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狀況冒犯了她的正義和自由感的話，她完全可以埋頭于植物學、動物學、歷史學、經(jīng)濟學和數(shù)學之中�！逼鋵�，即使對馬克思，她也并非一味盲從，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問題的樣板。所以說，她不是一個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者；
阿倫特說她如此異端，甚至可以懷疑她究竟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譬如，對于馬克思的受到太多贊美的《資本論》第一卷，她便認為充斥著黑格爾式的華麗的修飾而表示“有些討厭”；
正因為她不滿于《資本論》的解決圖式，才寫了《國民經(jīng)濟入門》和《資本積累論》。她所以閱讀、稱引、推薦馬克思，未必出于贊同馬克思的結(jié)論，而是因為“馬克思的思想非常大膽，拒絕把每一件事情視為當然”，而貫穿著一種批判精神。

　　盧森堡個人確實有過不少試圖遠離政治和革命的表示，比如致信約基希斯說：“俄國革命對于我，就像第五條腿對于狗一樣，沒有多大的意義�！笨墒�，對于俄國革命，她不但關注到了，而且介入太深，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諸如《論俄國革命》等許多相關的論著那樣。正義和自由感對于她是支配性的，致命的。在信中，她說：“我得不斷地關心全人類的大事，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既關心人類，便無法擺脫政治的誘惑和制約，以致她不得不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對政治事務的關心，在盧森堡的著作中，可以說隨處可見。她的私人通信，也記錄了不少關于工人罷工，失業(yè)，冬小麥歉收，革命，黨的會議，黨綱的制訂及人事變動等內(nèi)容。但是，書信畢竟不同于政論，除了表現(xiàn)對應于公共性的立場、思想、觀點之外，更多地體現(xiàn)了她個人的人格、品質(zhì)、情感、趣味，精神世界中最基本、最深隱、最柔弱的部分，更人性化的部分�；蛘呖梢哉f，政治原則在書簡中轉(zhuǎn)換為一種道德原則，一種特有的氣質(zhì)。

　　盧森堡的內(nèi)在氣質(zhì)，在《獄中書簡》中展示得最為充分。她敬畏生命，從一只糞甲蟲到一只蝴蝶，從一只土蜂到一只知更鳥，她都會留心地觀察它們，傾聽它們，像親人和朋友一樣親近它們，為它們經(jīng)受的慘劇而悲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痛苦，一旦離去以致于黯然神傷。她那般感動于青山雀的問候般的啼聲，每次聽到那“戚戚勃”的活像孩子嬉笑的聲音，就忍不住發(fā)笑，并且模仿它的叫聲來回答它。她寫道：

　　昨天我忽然從墻那邊聽見了這熟悉的問候聲，可是聲音全變了，只是很短促的接連三聲“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以后就寂然無聲了。我的心不覺緊縮在一起。在這遠遠傳來的一聲短促的啼聲中包涵著多少東西呵。它包涵著一只鳥兒的全部簡短的歷史。這就是青山雀對于初春求偶的黃金時代的一個回憶，那時候它成天歌唱，追求別的鳥兒的愛情；
可是現(xiàn)在它必須成天飛翔，為自己為家庭尋覓蚊蟲，僅僅是一瞬間的回憶：“現(xiàn)在我沒有時間——呵，的確，從前真美——春天快完了——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相信我吧，宋尼契嘉，這樣一聲情意綿綿的鳥叫會深深地感動我。

　　她曾經(jīng)寫到，在讀地理書的時候，得知德國鳴禽減少的原因，在于日趨合理化的森林經(jīng)濟、園藝經(jīng)濟和農(nóng)業(yè)學，使它們筑巢和覓食的一切天然條件被消滅，想到那些“毫無抵抗能力的小動物”竟因此默默無聲地不斷滅絕，不禁深感悲痛，差點要哭出聲來。她還說到在監(jiān)獄里遇到的“一件極端痛心的事”，就是看見駕車的水牛被兵士鞭打得血跡斑斑的情景。她悲憫地寫道：

　　……卸貨的時候，這些動物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已經(jīng)筋疲力盡了，其中那只淌血的，茫然朝前望著，它烏黑的嘴臉和柔順的黑眼睛里流露出的一副神情，就好像是一個眼淚汪汪的孩子一樣。那簡直就是這樣一個孩子的神情，這孩子被痛責了一頓，卻不知道到底為了什么，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脫這種痛楚和橫暴……我站在它前面，那牲口望著我，我的眼淚不覺簌簌地落下來——這也是它的眼淚呵，就是一個人為他最親愛的兄弟而悲痛，也不會比我無能為力地目睹這種默默的受難更為痛心了。那羅馬尼亞的廣闊肥美的綠色草原已經(jīng)失落在遠方，再也回不去了！……

　　盧森堡表白說，她有一種感覺，就是她不是一個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什么鳥、什么獸，只不過賦有人的形體罷了。她致信宋婭說：“當我置身于像此地的這樣一個小花園里，或者在田野里與土蜂、蓬草為伍，我內(nèi)心倒覺得比在黨代表大會上更自在些。對你，我可以把這些話都說出來：你不會認為這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吧。你知道，我仍然希望將來能死在戰(zhàn)斗崗位上，在巷戰(zhàn)中或者在監(jiān)獄里死去。可是，在心靈深處，我對我的山雀要比對那些‘同志們’更親近些。”對于植物，她也一樣懷著對小昆蟲和雀鳥般的喜愛，說：“我研究植物，跟干其他事情一樣，也是滿情熱忱，全身心地投入。世界、黨和工作，都悄然隱退。每日每夜，我的心中只翻卷著這么一個激情：去春天的原野漫游，采集成抱成捆的鮮花，然后回家整理、分類、鑒定，再夾到書頁里去……”陽光、白云、湖光、山色，大自然的一切，都被她賦予了極其生動的人類情感，成為她的外化的生命。正如她所說：

　　不管我到哪兒，只要我活著，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會與我同在。

　　在書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盧森堡那般傾情于藝術。從小說到詩，從歌劇到油畫，從高爾斯華綏、蕭伯納到歌德，從倫勃朗到巴赫、貝多芬，她熟悉許多杰出的藝術家，熟悉他們作品中的許多出色的細節(jié)。她的眼前展現(xiàn)著一個浩瀚的藝術世界，她常常沉浸其中，內(nèi)心充滿愉悅。她寫道：她曾因所有的劇場和音樂廳變成政治集會和抗議的場所，無法欣賞音樂而感到遺憾。她寫道：她想重返紐倫堡，但原因不是去開會，而是想聽朋友朗誦一卷莫里哀或者歌德。她寫道：當她聽完一支溫柔的小曲時，心緒寧靜，卻隨即想到自己曾經(jīng)給予別人的冤屈，并為自己曾經(jīng)擁有如此苛酷的思想感情而感到慚愧……

　　盧森堡對美的欣賞，還及于女性的形體與儀態(tài)。很難想象，這樣一位革命家會在書信中那么仔細地描繪她在獄中見到的一個年輕女囚的美貌，在“十八世紀法國展”上看到的漢密爾頓夫人畫像和拉瓦利埃女公爵畫像的不同類型的美。她甚至表示，一些遙遠的事物，比如數(shù)萬年以前粘土片，中世紀風光，乃至“帶有一點腐朽味道的真正的貴族文化”，都是她所喜愛的，迷戀的，對她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一個一刻也不離開現(xiàn)實斗爭的人是如此地喜歡古典，一個投身于政治運動的人是如此地喜歡安靜，一個堅強如鋼、寧折不彎的人是如此地喜歡柔美，一個以激烈不妥協(xié)著稱的人是如此地博愛、寬容！——這就是“嗜血的‘紅色羅莎’”！

　　她坦然承擔生活所給予她的一切：囚禁、各種傷害和痛苦，別離和思念，并且把這一切看成是美的、善的，開朗、沉著、勇敢，在任何情況下都感到幸福，惟是不放棄工作。在書信中，她不只一次說到她的人生哲學。她強調(diào)指出，認識歷史的必然性對個人來說非常重要；
但是，把對歷史必然性的認識演繹為一種消極無為的哲學，又是她所反對的。她堅信人類的能力、意志和知識的作用，堅持自主意識，所以說，寧可從萊茵瀑布上跳下去，像堅果那樣逐浪漂流，也不愿站在一旁搖頭晃腦，看著瀑布奔瀉而下。她要做一個和生活一同前進的人。

　　“比男人偉大”

　　革命不是想象。從某種意義上說，革命就是革命者。通過革命者的形象，我們可以目睹革命的面貌，它的全部構(gòu)成。

　　說到盧森堡，僅僅閱讀她的政論，哪怕是一度遭禁、以自由和民主作為革命的表達中心的《論俄國革命》，也還不是她的全部；
只有結(jié)合她的《獄中書簡》，她作為革命者的形象才是大致完整的。在她這里，不但具有明確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則，而且富于同情心，人性和豐饒的詩意。革命并不如某些自命為“自由主義學者”所描繪的那樣只有恐怖，恰恰相反，革命是為了解除恐怖統(tǒng)治而進行的。

　　1907年的一天，盧森堡和她的朋友蔡特金在散步時忘記了時間，因此在赴倍倍爾的約會時遲到了。倍倍爾開始還擔心她們失蹤了，這時，盧森堡提議這樣來寫她們的墓志銘：

　　這里躺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最后兩個男人（man）。

　　阿倫特贊同此說：盧森堡身上的“男子氣概”（manliness），在德國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中是空前絕后的。如果用這個比方定義革命，應當承認，僅僅有男子氣概可能是野蠻的，強制的，可怕的，所幸其中的參與者和領導者有如盧森堡似的女性。她在信中說：“我這個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象的還要柔弱。”正由于有了柔弱的人性做基礎，有人類理解和人道主義做基礎，革命風暴的力量才是可接受的。

　　法國詩人雨果有一首贊頌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詩人米雪爾的詩，題目是《比男人偉大》。面對盧森堡這樣的革命女性，除了這，我們還有什么更恰切的語言去形容她呢？——“比男人偉大！”當然，比男人偉大！

　　200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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