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79年正�；�以來，中美關系已經發(fā)展成為世界上一個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這一重要性引起國內外眾多學者對它的關注與研究，中美關系的任何風吹草動，大到兩國首腦的互訪，小到貿易逆差的統計，都會引發(fā)專家們的高談闊論，指點江山。不過，仔細觀察這些評論，便不難發(fā)現，他們考慮和評論的切入點都是以政府和政治為中心。在他們眼里，中美關系不過是一種政府間的關系。但是，如果換個角度，將眼光從政府轉向民間，就會發(fā)現另一個中美關系，一個雖然受制于政治關系但卻有著獨立內容和發(fā)展趨勢的領域，這就是民間的交往。一位美國的社會學者就認為，“談‘中美關系’還不如談談美國社會的某個部分（比如，美籍華人····）與中國社會的某一階層的關系來得更為貼切····�！�1

　　所謂民間交往，無非是商貿往來、文化交流、教育合作、旅游觀光。中美之間的這些民間交往，對中美兩國來說，實際上存在著不同的定位。由于美國是小政府，大社會，因此，其政府以外的交往，都可以說一種民間主導的行為。相比較而言，中國是大政府，小社會，其政府以外的交往，也都在政府主導甚至參與下進行的。因此，中國專家學者的“政府中心”觀察法，的確也有其合理的基礎。

　　略加觀察，就會發(fā)現，中美間的民間交流，不論是商貿往來，還是文化教育交流，即使是在政府主導下展開，都離不開這樣一群特殊的人群。他們具有中國和美國的兩種文化身份，能夠熟練運用中英文兩種語言，穿梭于太平洋兩岸，穿針引線，牽線搭橋。他們就是在美國的華人。根據2000年十年一度的美國人口統計，來自大陸、臺灣和香港的美國華人已接近300萬，占美國人口的1.03%。而僅僅在20年前，這個數字是81萬。如果進一步算上非法移民和來自東南亞的華人移民，美國的華人人口大約在400萬。

　　在美國的華人當中，有將近70%屬于美國以外出生的第一代移民。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由于移民的迅猛增加，美國的華人人口幾乎是以幾何級數的方式每十年上一個臺階，1950年是11萬，60年是23萬，70年是43萬，80年是81萬，90年是164萬。目前，在美國繽紛繁雜的移民群體中，華人成為增長最快的一個群體。在每年申請加入美國國籍的外來移民中，華人成為僅次于墨西哥人而位居第二。按照目前每年大約十萬左右的移民速度來計算，到2010年新一輪美國人口統計時，在美國的華人肯定在400萬以上。對于這一移民潮流，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這一發(fā)展對中美兩國意味著什么？華人移民美國是最近20年的新現象還是“古已有之”？新的移民在跨國交往中扮演了何種角色？他們在未來的中美關系中會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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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移民美國，開始于19世紀40年代美國西部的淘金潮。正是這一浪潮把向來有下南洋傳統的廣東珠江三角洲的農民，潮裹挾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土地。僅1852年一年，就有3萬華工抵達舊金山。到1870年代，在美華工已有十萬之眾。1860年代，美國西部的金礦逐漸枯竭，數萬華工又投身到貫通美國中部和西部的鐵路建設。當時，他們從加州的薩克拉門托由西往東、愛爾蘭移民則從內布拉斯加的奧馬哈由東往西修建，歷時四年，最后在猶他州的奧格登匯合。由于當地的自然環(huán)境惡劣，工作條件極為艱苦，中國人的茶和愛爾蘭人的酒成為勞工提神、解乏的飲品，故有“中國人的茶與愛爾蘭人的酒建造了橫跨美國大陸的鐵路”一說。2鐵路貫通之后，這些中國勞工又利用其豐富的農耕經驗，引進拓殖珠江三角洲濕地的傳統方法，將加州眾多的沼澤濕地，開墾為萬頃良田，為加州最終成為美國的果園和菜園奠定了基礎。

　　與舉家移民、準備落地生根的歐洲勞工不同，來美的華人更多的是賺錢謀生、準備落葉歸根的單身男性，而且，很多是通過勞工契約的形式來美國。這些勞工大都來自今天的江門一帶，其中的一個背景是，當地的居民與外來的客家人，為爭奪有限的資源，經常發(fā)生械斗。到了咸豐年間（1851-61），終于爆發(fā)了土客大械斗，慘烈空前。這場械斗延續(xù)了十多年，傷及幾百萬人口，迫使大批農民離鄉(xiāng)背井，漂洋過海，成為北美和澳洲勞工市場當中的華工。

　　對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來說，美國的“金山”只是暫時賺錢謀生的寄居地，而非落地生根的目的地，也就是說，他們還不是真正的移民。在美國，華工孤身一人，只能依靠幫會網絡，拼命賺錢，節(jié)制消費。幾年下來，有了一些積蓄，便回家娶妻生子，置地蓋房，成為了所謂的金山客。當地民謠唱道：“金山客，金山少，滿屋金銀綾羅綢”。甚至連哄小孩子入睡的童謠也有這樣的內容：“燕雀喜，賀新年，爹爹去金山賺錢，賺得金銀成萬千，返來起屋兼買田�！�

　　華工主觀上的客居思想，自然是眾多客觀條件所限。顯然，對沒有受過教育的華工來說，從東方到西方，從儒家文化到基督世界，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從契約工到自由人，這其中飽含了太多艱難的跨國家、跨文化、跨時代的身份轉變。對任何人來說，這些都是一個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過程，非一日之功可以完成。假以時日，他們也能夠像其它族群一樣，最終融入到美國社會，只不過需要一個比歐洲移民更長的時間而已。

　　可惡的是，正當他們慢慢學著適應美國生活的時候，美國西部的一些政客，在與華工有競爭關系的利益集團，特別是工會組織的鼓噪之下，無限制地夸大華人社區(qū)（唐人街）的一些丑陋面，諸如賭博、嫖娼、鴉片和幫派，開啟了一場以排斥中國人的政治運動，并最終在州和聯邦兩級立法機構，推出了一系列排華法。美國西海岸出現的排華浪潮，給華工的生命財產帶來了巨大的損失。1855-1876年間，僅華工被謀殺的案件就達262件之多。由于受到排華勢力的控制和制約，美國地方政府常常無所作為，聽任暴徒無非作歹，致使排華事件層出不窮。

　　在現代世界中，對僑民的保護不僅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樣也是一個國家尊嚴的象征。這就是為什么，一些政府對海外僑民的保護，往往超過了對本土居民的保護。但這一原則卻不適用于當時的清政府。在美國排華初期， 清朝政府根本沒有保護華工的意識。長期以來，清廷一直采取禁海政策阻止人民出海謀生，將擅自出海的華人視為“棄民”。乾隆皇帝就曾下詔曰：“天朝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牟利，朝廷不聞問”。3直到1860年中英《續(xù)增條約》，清政府在第一次明文承認華人移居海外的權利。即便如此，清政府的態(tài)度依然非常消極，基本的看法是“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根本沒有現代領事保護的概念。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在美國的華人社區(qū)，可以說是兩不管的地區(qū)，遇到危難之際，可以說是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狀況極為凄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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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工所企盼的合法保護，直到1860年代才姍姍來遲。1867年，一些中外約章又到了要修訂的時候。鑒于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一個誘因是修約，清政府擔心，列強借口修約再次釁事，決定遣使出洋，向外國示好�？蓢@的是，內戰(zhàn)內行，外交無方的清政府，居然找不出能夠承擔次項重任的官員，只好請剛剛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出山。于是，這個美國退休的外交官搖身一變，成為了中國政府的“辦理中外交涉事物大臣”，率團出訪歐美。美國是出訪的第一站，蒲安臣超出使團的授權，與美國國務卿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xù)增條款》，史稱《蒲安臣條約》（1868）。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由中國的洋人雇員擅自與美國簽訂的條約，竟然成為鴉片戰(zhàn)爭以來，第一個具有對等內容的中外條約，它給與雙方國民在移民、貿易、傳教、辦學、設領等一系列事務上對等的權利，而且促使美國承諾“不干涉中國內政”。

　　設領護僑是該約簽訂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該團成員清朝官員志剛所云，金山“中國人已有十數萬眾。中國若不設官，一恐其滋事，無人彈壓；
一恐其久無統屬，悉變?yōu)橥鈬�下等之人。�?然后，實現這個在美設領計劃，費時多時，直到十年后才實現。中國在華盛頓設立公使館的同時，在舊金山設立了領事館。由此，直到清朝1911年覆滅，中國駐美使節(jié)的主要任務就是依據《蒲安臣條約》，據理力爭，譴責美國排華的違約行動，要求美國聯邦政府制止排華暴行，切實保護華僑華人的合法權益。雖然成效有效，但美國政府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甚至做出了一些賠償。

　　中國駐美使領館設立之際，正是美國的排華濁流，從西部各州的立法機構后涌向華盛頓聯邦國會之時。1879年國會的一項排華法，因為明顯違反了《蒲安臣條約》，在中國政府的抗議下，被當時的總統海斯否決。但與此同時，海斯決定迫使中國修訂《蒲安臣條約》，使之能夠為國會以后的《排華法》鋪平道路。1880年中美雙方清廷達成了《中美續(xù)修條約》，盡管清朝迫使美方廢除了其條約初稿中“禁止”華工的規(guī)定，但接受了“管制和限制”華工赴美的規(guī)定。而且，在條約英文版中，還有“暫�！保╯uspend）的字樣，參與談判的清廷官員寶鋆竟然不查，成為美國日后1882年《排華法》的一個借口。后來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黃遵憲曾經作詩批評寶鋆等官員鑄成大錯，挖苦他們“誰知糊涂相，公認閉眼諾�！�。5

　　1882年初，來自加州的國會議員，再次提出《排華法》，規(guī)定“暫停”華工入境20年。中國第二任駐美公使鄭藻如提出抗議，認為它違反了《中美續(xù)修條約》的精神，為此，他還面見美國總統阿瑟。阿瑟部分地接受了鄭藻如的抗議理由，并認為長達20年的禁止將有害于美國與東方的貿易。阿瑟否決這個法案，但是，他并不反對法案中禁止華人入籍的規(guī)定。國會只好把禁止華工入境的時間減少到10年，這次，阿瑟簽署了這個法案，這就是1882年《排華法》，這個臭名昭著的法律，結束華人自由移民美國的時代，開啟了日趨嚴格的排華立法的先河，成為美國移民歷史上可恥的一頁。它不僅禁止了未來十年的華工赴美，而且還剝奪了在美華人的入籍權。一位仍然堅持林肯時代共和黨理想的參議員憤怒地指出：“我譴責這個法律，不僅因為它違反了美國一項古老的政策，不僅因為它侵犯了人的基本權利，而且，更是因為違背了我們共和黨近期所宣揚的政治原則[指美國內戰(zhàn)和重建時期主張種族平等]�！�6一位歷史學家則挖苦道：“美國傳教士真難向華人解釋：為什么華人可以進入白人的天堂，卻進不了白人的國土？”7

　　（三）

　　然而，天無絕人之路�！杜湃A法》可以剝奪在旅美華人的入籍權，卻無法剝奪他們在美生育子女的公民身份。因為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白底黑字寫著：所有美國出生的人都是美國公民。于是，利用憲法條款來獲得公民身份，進而移民美國的抗爭開始了。1884年，一個生于美國、后被送回中國華工陸某返回舊金山。由于沒有返回美國所需要的“勞工紙”（已在美國的華工不受《排華法》限制，但如果他們要重新進入美國，需要在離開美國前獲得回程證，俗稱勞工紙），他被海關扣留。陸某立即向聯邦地區(qū)法院上訴，要求法院發(fā)出人身保護令。在核實了他的身份之后，法院明確裁決：根據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土生華人是美國公民，無論他們的父母是什么身份。就這樣，陸某得以與其父母團聚，但對更多的想要來美的華工來說，這無疑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土生可以成為來美最便捷的理由。由于當時美國并沒有建立嚴格的出生證明系統，只有兩個華人在法庭上宣誓證明，且證詞沒有破綻或矛盾，就足以構成土生的充足證據。不過，這一判決是加州聯邦地區(qū)法院作出的，適用范圍相對受到了限制。

　　1888年美國通過了新的排華法（《斯科特法》），竟然出爾反爾，宣布原先發(fā)出的勞工紙作廢，致使近2萬名持有勞工紙的華人無法重新入境。他們被逼無奈，只好用土生的理由，迂回加拿大入境。隨著土生進入美國越來越多，負責執(zhí)行《排華法》的政府官員，決定把失敗了的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希望最高法院能夠裁定土生華人不是美國人，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規(guī)定只針對黑人。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1898年“華人身份案”（US v. Wong Kim Ark）中，最高法院以6比2做出明確裁定，盡管其父母不是美國公民，也無法獲得公民身份，但是土生則是公民，與他們的種族背景無關，這是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明確規(guī)定。因為他們是公民，所以《排華法》不能適用于他們。于是，土生，不僅是華人土生，而且是其他受排擠的亞裔土生，都可以據此合法地往來于中美，定居于美國。

　　土生的理由，也給孫中山先生進入美國從事反清革命的活動提供了可能。盡管孫中山曾經長期旅居后來合并到美國的夏威夷，但依然受制于排華法。為了避開排華法，孫中山專門在夏威夷辦妥了一張證明自己生于夏威夷并在當地行醫(yī)的公證文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1904年3月底，在美國舊金山入境時，他依然遭到美國海關的扣押。原來，清朝駐舊金山領館官員向美國官員指證，孫的證件有假。在當地華人致公堂律師的幫助下，孫開始向負責海關移民事務的美國商務勞工部上訴，強調他因為提倡革命而被中國領事誣陷。七天后，孫中山被保釋出來；
再過三個星期，4月28日，美國商務勞工部承認了孫中山身份證的有效性，允許其在美逗留。就這樣，利用三周前剛剛辦妥的假證，孫中山順利地進入了美國本土，開始了在全美各大華人社區(qū)長大8個月的宣傳、籌款等革命活動。

　　根據美國19世紀最后二十年的三次人口普查，土生華人從1 183增加到了9 010人。如果按華人人口性別比例推算出來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一般認為大約有4 600人左右不是真正的土生，而是通過各種辦法獲得土生公民的華人。對于《排華法》這個惡法來說，華人的所作所為誠如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所云“正當的欺騙”。8這一結局無疑是對《排華法》莫大的“諷刺”！

　　（四）

　　1902年美國的排華法又到了需要延期的時候了。國會內外的排華勢力蠢蠢欲動，提出了更為嚴格的排華法，包括從嚴界定允許赴美的商人和學生身份，排斥華工進入美國新近兼并的領地夏威夷和菲律賓，并禁止華人從這兩個地區(qū)移民美國大陸。時任中國駐美公使的伍廷芳，以其對美國政治和國際法的嫻熟掌握，向美國提出了有理有據有節(jié)的抗議。這份長達58頁的文件，對華工降低工資水平、華人移民會吞沒美國、華人無意入籍和華人消費少等四種排華謬論進行了逐一反駁，同時指出了排華也損害了美國的利益：中國移民有偉大的潛力可以貢獻給美國，但排華法阻止了這一潛力的發(fā)揮。更為嚴重的危害是，它將破壞中美貿易關系。

　　在向美國抗議的同時，伍廷芳也希望清廷在國內采取配合措施，明確警告美方，如果一意孤行，中國商人就會抵制美貨。為了打消清廷引發(fā)事端的擔憂，伍廷芳明確指出：“此抵制之例不論大小強弱，本可通行，依然行之，大國強國也無可奈何，必不致有失和用兵之事�！钡�這一頗有遠見的建議，卻如空谷回音，伍廷芳可謂孤掌難鳴。在新排華法案通過之際，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向美國總統老羅斯福呼吁，不要簽署這一“不特有違公法，且非優(yōu)待友邦之道”的法律。9然而，在收到這一抗議照會前，羅斯福就已經簽署了該法。

　　新排華法將禁止華工入美的十年期限無限延長，而且，將禁限區(qū)域擴大到美國的海外屬地。這一規(guī)定顯然違反了1894的《華工條約》，后者只是規(guī)定暫停華工赴美，十年為期。為此，在《華工條約》1904年到期續(xù)約時，美國試圖把其違反條約的國內法強加給中方，為其可恥的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對此，中國新任駐美公使梁誠堅決反對，雙方的條約草案南轅北轍，談判陷入停滯。就在這時，伍廷芳曾經建議并預言的中國抵制美貨運動爆發(fā)了。這既是近代中國民眾抵制外貨爭取權益的第一次嘗試，更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第一次覺醒。

　　1905年5月，上�？偵虝�通電全國21個通商口岸，號召抵制美貨，促使美國以公平的條件訂立新約。雖然有違市場規(guī)律的運動不可能長久存在，但依靠新生的民族主義熱情，以商人和學生為主體的抵制美貨運動，還是持續(xù)了數月之久，這對美國無疑是一個警告。美國對華出口從1905年的4 400萬美元，降至1907年的2 600萬美元。新近負責排華法執(zhí)行的美國商務勞工部，不得不軟化其執(zhí)法時的力度和尺度，提出了新的執(zhí)法原則：“既不能危及兩國的正常商貿往來，也不能損害美國政府行事的公正和誠實的形象�！彼�宣稱，“現在是對排華法進行全面評估，加以修正，以消除其中非正義和嚴酷內容的時候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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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憾的是，這一極為不公正的惡法，又延續(xù)了近四十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二戰(zhàn)期間，中美結成抗日同盟。無論從基本道義還是從抗日利益出發(fā)，美國政府都再也無法實行可恥的《排華法》。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要求下，1943年國會廢除了所有的排華法，改正這一“歷史錯誤”（羅斯福語），華人獲得了與其他民族平等的移民權。但是，由于長期排華的結果，美國人口中的華人數量已經從排華法開始時最高峰的10萬多人，減少到了7萬余人。根據1920年代美國移民法基于美國人口構成來源所確定的移民配額，華人只獲得了區(qū)區(qū)105個移民配額。

　　在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推動下，1965年美國通過了新移民法，剔除了種族標準，確定了家庭團聚和技術優(yōu)先原則，中國獲得了與其他國家同等的2萬個移民配額。不過，當時新移民法的提出者，并無促進華裔和其他亞裔移民的考慮。他們認為，由于亞裔人口僅占美國人口的0.5%， 當年入境的亞裔移民也只有2萬出頭，僅占同年美國移民總數的5%。因此，他們相信，家庭團聚的原則有利于歐洲移民。但這一法律的實施結果，卻為華人“用足政策”提供了機會， 因為華人對家庭血緣關系的重視超過了任何其它移民群體，浩瀚的太平洋根本無法割舍家族間的聯系紐帶。以1985年為例，81%的華人移民是以家庭成員的身份來美。

　　1979年中美關系正�；�后，美國給臺灣額外增補了每年2萬個移民配額。1995年香港回歸前夕，美國給香港的移民配額也從1萬增加到了2萬。這樣，兩岸三地每年移民美國的配額達到了6萬之多。這個頗讓其他國家羨慕和嫉妒的華人移民配額，顯然包含了一些政治的考慮。此外，還有來自兩岸的大量學生移民。1950-1970年間，美國接納了3萬余名臺灣留學生，他們中的大多數都通過就業(yè)和通婚變成了合法移民。1989年政治風波后，大約有6萬余名中國在美的留學生和學者獲得了在美國的永久居留權，成為了移民。這些移民一旦獲得合法身份，便根據移民法中的家庭團聚條款，開始為各自的父母、配偶乃至兄弟姐妹申請移民，形成了一股不斷擴散的家庭移民網絡。所有這些移民群體匯合在一起，形成了華人移民美國的大潮，最終在短短的二十年，將華人人口從從1980年的81萬，增加到了2000年的290萬。顯示華人社區(qū)在美國蒸蒸日上的另一個標志是，每年據說有十萬中國的退休老人訪問他們在美國的子女，為他們照顧下一代。

　　（六）

　　19世紀的華人移民，對母國的影響，至少在經濟上非常有限。他們人數不多，到1900年時，才接近9萬人。而且，他們在美國的社會地位很低，基本上從事餐飲業(yè)、洗染業(yè)和雜貨業(yè)，收入有限，只能以有限的僑匯來幫助家鄉(xiāng)的人脫貧。不過，在政治上，他們還是有不少的影響，對反清的辛亥革命貢獻猶大，故中山先生稱贊“華僑乃革命之母”。然而，就他們對所在國美國的影響而言，可謂微乎其微。

　　20世紀后半葉的新一代華人移民，雖然與以華工為主體老一代移民有著歷史的傳承關系，但是，卻擁有完全不同的素質和歷史機遇。新一代移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其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高達41%，而美國總人口中這個比例不過是20%。他們就業(yè)的領域也都是醫(yī)藥、工程、技術和教育等方面，可以說是美國社會中的技術精英。因此，他們具有能夠聯系和加強中美關系所需要的知識和專長，其對母國的價值遠遠超出了老一代移民的“僑匯”。利用過去難以想象的便捷廉價的通訊和交通工具，他們能夠借全球化的東風，建立起跨越太平洋，聯系中美兩國的商業(yè)、移民和交流的網絡。最為重要的是，中國大陸過去30年的迅猛變化和加入國際社會的堅定步伐，為他們建立這些網絡提供了無窮的機會和動力。

　　此外，一個本質的變化是，新一代的移民，利用自己較高社會地位以及獲得不久的政治投票權，參與到美國的政治運作，開始嘗試著影響中美的政治關系。對此，一本研究美國華人角色的最新著作概括到：“與任何歷史時期相比，美籍華人都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活躍地參與兩國關系，積極發(fā)表意見，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如此關注，在主流社會的文化和政治媒體中扮演如此引人注目的角色。他們的新角色源于其社會經濟地位之改善，族裔意識的提高，同中國社會保持密切聯系的實力及隨之而來交往，雙方國內政治氣氛的寬松，以及兩國人民對各自文化的欣賞�！�11

　　可以有把握地說，由美國華人構建起來的與中國的多重聯系，最終可以為中美政治關系的穩(wěn)定和改善提供底層基礎。與此同時，中國國力的持續(xù)增長和國際地位的穩(wěn)步提升，也改善了華人在美國的社會、經濟甚至是政治地位和聲望。華人在美國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們與母國所建立起來的眾多網絡，猶如長流的細水，滋潤了因為政治爭執(zhí)而時常生澀的政府間關系；
而中美關系政治關系的穩(wěn)定、改善和發(fā)展又為他們提供了更多個人和群體的機會。這一良性的互動關系必將成為21世紀中美關系的新景觀。

　　當然，預言“在21世紀里，包括華人在內的非官方雙邊伙伴關系，將能制止美中間的矛盾沖突”12尚為時過早，但是，非官方的伙伴關系將有助于雙方的相互理解，緩沖官方關系因為戰(zhàn)略和政治的分歧而產生的大起大落，則完全是可能和可行的。如果說，1970-80年代中美關系的正�；�主要是基于反對蘇聯擴張的戰(zhàn)略合作，1990年代中美關系的恢復和發(fā)展有賴于不斷增強的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那么，進入21世紀的中美關系，很可能會因為在美華人推動的民間交往而進一步深入和鞏固。

　　注釋：

　　1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中國與美國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18.

　　2 梁碧瑩：《艱難的外交——晚清中國駐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93頁。

　　3 張慶松：《美國排華百年內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第164頁。

　　4 梁碧瑩，第105頁

　　5 梁碧瑩，第142-3頁。

　　6 張慶松，第140頁。

　　7 梁碧瑩，第164頁。

　　8 張慶松，第344頁。

　　9 梁碧瑩，第299頁。

　　10 張慶松，第358頁。

　　11 孔秉德、尹曉煌主編：《美籍華人與中美關系》，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第6頁。

　　12 孔秉德、尹曉煌，第5頁。

　　20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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