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討論了思想和思想史的一般特質、思想與歷史、思想與利益的關系以及思想史研究的意義諸問題，力圖從整體上把握思想史這一文化現(xiàn)象，揭示其價值與生命力之所在。

　　思想史有沒有魅力？由無數(shù)概念、范疇與邏輯環(huán)節(jié)編織而成的思想理論，這些曾被歌德稱之為“灰色”的東西，在常青的生活之樹面前，又有什么魅力可言？在此，我愿意為那些希望進入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殿堂的人們，介紹我對于思想史的一些認識、體會與感受。只有在整體上把握了思想史這一文化現(xiàn)象，才會發(fā)現(xiàn)它的價值與生命力所在，并從中去發(fā)掘出對我們的啟示意義。

　　思想是人類應付環(huán)境挑戰(zhàn)的大辦法

　　什么是思想（thought）？牛津辭典中提出這樣一個解釋：思想就是人類運用心靈與智慧（mind）去觀察外部的客觀對象，并在這一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看法、意見與決定。在這一定義中，我們可以注意到有三個基本環(huán)節(jié)：主體的心智；
對客體對象的關照；
經(jīng)由這一觀照而對客體對象形成的意見與決定。其中，心智的參與特別關鍵，這是思想與我們通常俗稱的“學問”最大的區(qū)別所在。學問以客觀地把握客體對象為主旨，它要盡可能避免主體的心智參與。例如，研究化學分子結構的學術就是如此，人的心智的參與越少越好。而思想則離不開人的心智。

　　當我們說一個人學問上很有功力時，我們指的是他對某一領域的事物的客觀屬性認識得很清楚而且系統(tǒng)。學問一般指的是對客觀對象的客觀屬性的認知。當我們說一 個人思想很豐富很深刻時，實際上指的主要并不是他對某一對象客觀屬性知道了多少，而是指他運用他的心智來觀照社會問題，并對問題有獨到的洞察力。大體而言，學問一般指的是客觀的知識，思想一般指的是主觀的識見與辦法。學問的本質是知識，思想的本質是解決問題的建議與意見。學問由于天下承平而興旺，思想由于社會危機而豐富。這是因為，當一個時代與社會存在著巨大的問題，而前人的思想又無法為人們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現(xiàn)成的解決方法與選擇時，當已經(jīng)發(fā)生的歷史經(jīng)驗事實又進而為人們提供了思想得以解釋的例證時，思想家就會應運而生。先秦的法家、儒家、道家，是思想的不同流派，因為這些先哲面對的是時代困境而提出自己獨到的識見與感悟，而把這些思想當作客觀對象來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經(jīng)學，就是學問。經(jīng)學家是學者，而并不是思想家。

　　然而，如果進一步問這樣一個問題，人類為什么要有自己的思想？思想承擔著什么功能，它對人類生存有什么意義？我們可以運用功能主義的方法對此作出解釋。思想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正如一切文化現(xiàn)象一樣，它是人類在應付環(huán)境挑戰(zhàn)的過程中產(chǎn)生的。思想是作為應付環(huán)境挑戰(zhàn)的手段而存在，用最明白最通俗的話來說，思想就是人類適應環(huán)境壓力與挑戰(zhàn)時經(jīng)由人的心智而產(chǎn)生的“大辦法”。當人們在面對環(huán)境壓力時，勢必要在主觀上對這種問題、矛盾、壓力與挑戰(zhàn)作出思考，并以這種思考為基礎形成應對之道、主張與辦法，再根據(jù)這一主張去行動，以便順利地在這一時代生活下去。

　　人類為了適應自己的環(huán)境，作為人類生存適應之道的思想于是就得以產(chǎn)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說到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史時，實際上我們指的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人，遭遇到許多與其生存與發(fā)展有關的矛盾、困境與疑難問題，例如，社會不公，精英腐敗，權威失落，專制壓抑，民族危機，等等。中國人在面對它們的過程中，于是就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意見、觀念、理論、價值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政治選擇與文化選擇。這些作為解決之道的思想、主義此起彼伏，相互沖突、碰撞或相互影響，從而形成了極為豐富復雜的思想發(fā)展與變化的思想的歷史。

　　正因為思想是人們面對問題的“大辦法”，透過這一特點，思想研究就至少具有以下這些方面的意義。

　　首先，我們可以通過對一個民族具有重大影響的思想體系的研究，來認識這個民族的特性。一個民族的特性是在適應環(huán)境過程中形成的，例如，你要了解傳統(tǒng)中國人的民族性是什么樣的，與印度人相比，有什么不同特點，那么，你只要去研究儒家思想與印度教的人生哲學有什么不同，就很清楚了。儒家思想二千年來，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特殊價值觀、人生態(tài)度。

　　其次，我們可以透過一個時代的思想，順藤摸瓜地去理解時代與社會中的困境與矛盾。有一個有關思想的最深刻而形象的比喻是，“思想，如同湍急的河流中，撞擊在水中礁石上激起的浪花�！边@里的河流，就是歷史上的特定時代。這里的水中礁石，指的就是這個時代社會所面臨的困境、矛盾與問題。而思想就是由時代與社會問題與矛盾所激發(fā)起的思考，它們如同浪花一樣，五彩繽紛，層出不窮。這個形象比喻的深刻性就在于，它以河流、礁石與水花的這三者的關系，來比擬社會、困境與思想的關系。只要有人類社會，就會有困境與矛盾，只要有困境，就會有思想。而只要有思想，我們就可以逆向地考察到這個時代的問題所在。雖然，面對同一礁石，不同角度上可以激起不同的水花。礁石可以是同一個，但擊打在它上面的水花則可以不同。正如同一困境，可能會產(chǎn)生各種復雜的應對辦法一樣。

　　針對同一疑難環(huán)境的，可能會出現(xiàn)各種不同的思想選擇，這些不同的選擇之所以產(chǎn)生，不但是由于問題的復雜性與兩難性使人們的判斷產(chǎn)生困難，而且由于不同的人們有不同的心智。這樣就出現(xiàn)了思想的多元化。生活于同一時代的人們可能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心理不同，氣質不同，個人的經(jīng)歷與體驗不同，而接受不同的思想，成為不同思想的信奉者，這樣就會出現(xiàn)思想者之間的爭論，甚至出現(xiàn)百家爭鳴。

　　第三，時代與思想的關系表明，我們要理解一個社會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一種思想，只須理解這個時代面臨的矛盾與問題就可以了。歐陽修在他主撰的《新五代史》中，高度贊頌了五代時期北方的一個弱女子，這位李氏攜子并護著夫君的棺木投宿旅館受拒，店主推開了她的手臂，把她趕到戶外，這位李氏仰天高呼，“我為婦人，不能守節(jié)，而此手為人執(zhí)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于是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為之泣下。在后世人看來，這位弱女子的自殘的行為與歐陽修的贊頌不但荒唐，而且殘忍可悲之極。然而，歐陽修的思想或價值觀決不是無緣無故地憑空產(chǎn)生的，而是針對一個社會中的特定問題而形成的主觀的選擇。只要我們了解了五代的禮崩樂壞以及道德失范，導致力求恢復儒家道統(tǒng)的思想運動在宋代應運而生，那么，我們對歐陽修的此種言論就可以理解了。難怪歐陽修會在贊頌這位自殘女子之后發(fā)出如下感慨：“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而偷生者，聞李氏之風而少知愧矣�！绷私饬艘粋�時代、社會出了什么問題，存在著一種什么困境，也就會理解，處于這個時代的思想者，為什么會如此思考問題并提出如此這般的解決方案。

　　第四，通過一種支配人們行為的思想，我們可以來理解一個時代的人們?yōu)槭裁磿�作出某種特定的政治與歷史選擇。這是因為，思想一旦形成，并被人們所信奉，就會變成支配人們行為、甚至改變世界的巨大精神力量。思想的奇妙與無窮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支配人類，當人們按思想提供的原則來指導自己的行動時，他就變成一個有精神與意志的人。人怕死，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生存本能，但一個有思想的人，可以以其意志力量，克服求生懼死的本能，以犧牲自己個體的生命來完成他的思想要求他履行的責任與使命。東漢黨錮之禍時，當作為黨人的兒子被捕與母永訣時，甚至會出現(xiàn)“子伏其死，母歡其義”的場面。

　　思想并不僅僅是被動適應環(huán)境挑戰(zhàn)的辦法，思想的特質還在于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人類產(chǎn)生了思想，而思想反過來又作為信仰來支配人類自身。信仰的力量，就其根本而言，就是思想的力量。一個受其信仰與信念支配的人，就會有意識地按照一個他所確信的思想來改變其周圍的世界。只要你知道他如何思想，有什么價值觀念，就可以推測出，他會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采取下一步什么行動。歷史上有許多行為，在我們現(xiàn)在的人看來，幾乎難以理解，吉本在《羅馬帝國的衰亡》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羅馬帝國時代的一些基督教殉教者在被投入斗獸場后，甚至會去故意拔獅子的胡須，以激怒獅子盡快來撕咬他們，其目的就是為了成全他們作為殉教者的光榮。他們會興高采烈地投入專門為他們準備的烈火中，并在那劇烈的痛苦折磨中表現(xiàn)出無比歡欣。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然而，只要你了解了那個時代流行的思想與價值觀念，理解了那個時代由人們的思想形成的精神氣氛，這種行動就會被我們理解。記得明代一部嘉興縣志上記載了這樣一個烈女的事跡。有一年，該地發(fā)洪水，一個少女剛被她的叔叔從水中救起，又跳到水中自盡，據(jù)說這是因為這位少女認定，她的身體被男人碰過了，因而失去了貞潔，于是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義。思想的力量居然如此奇特，它可以完全支配人的命運。一個明代小女子居然會如此，那么，二十世紀各種主義為什么會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量也就不足為奇了。正因為如此。伏爾泰有一句名言：“理解一個時代的人們怎樣思想，要比理解一個時代的人們如何行動更為重要�！�

　　思想影響人們的政治選擇，這也許是研究思想史最為重要的意義與價值。人是按他對生活的理解來確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動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極其看重思想觀念的力量，他引證德國詩人海涅的話說：一位教授在他寧靜的書房中孕育出來的哲學觀念，可能毀滅一個文明。又有一位西方學者說過，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歷史都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而人類的歷史活動則是受到思想支配的，歷史是思想的產(chǎn)物，歷史也同樣展示為支配人們的思想的過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人類是按照自己的理想藍圖來改造自己周圍的世界的”。這種情況到了二十世紀就特別明顯。二十世紀以前，人類是按前人的經(jīng)驗、習俗、習慣與古人的先例，來安排自己的命運的，但二十世紀則是一個思想支配人類命運的世紀，是理想主義極度擴張與泛濫的世紀。

　　利益是人類的火車頭，思想就是扳道工

　　這里，我們涉及到另一個重要問題，即人們在多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利益支配，在多大程度上受其理念支配？（這種理念未必體現(xiàn)為人們自己的利益，有時甚至其結果與利益相背離。）

　　關于這一點，思想家往往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有人就認為，人是以其利益為行動動力的。階級的利益決定了階級的思想、理想、以及為實現(xiàn)其利益而進行的政治行動。人們的理想中包括了他們的自私的利益。但人們在歷史中往往可以找到許多相反的例證，它不能解釋前面那個烈女的例子。因為她投河的行動并不符合她的生命的利益。思想作為一種信仰的力量，有其獨立的支配人們的、并與人們的利益相對立的精神力量。例如，波爾布特把金邊幾乎所有的居民遷移到農(nóng)村去，到底體現(xiàn)了什么階級的利益？“文化大革命”也不能用利益觀來加以解釋。

　　第二種觀點，以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為代表，他指出：“人類的行動不但受物質利益驅使，而且也受政治與宗教上的動機刺激。在后一種情況下，即使人們并沒有獲得物質利益，他們也會因理想與信仰的驅使而轉向行動。”另一個學者甚至說，“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比理念更偉大�！边@種判斷，固然也有其道理，但卻仍然沒有說明理念與利益的關系。

　　第三種觀點是以韋伯為代表的。他把理想與利益的辯證關系說得最為明白。他說，“直接支配人們行動的，并不是理念，而是他們所認定的利益（即使是理念信仰，也是由于他們認為這種理念信仰體現(xiàn)了自己的或階級的利益），但是，理想所形成的世界形象，會使人們以為，那就是自己的利益，并會以追求自己的利益那樣去采取實現(xiàn)這種理想的行動�！表f伯曾把思想比擬為“鐵路軌道上的扳道工”，這位扳道工可以使一列火車，在利益驅動的動力的支配下，向著一個理想所確定方向駛去。這個扳道工決定了以利益為動力的人們行動的方向。這里，一個哪怕是虛幻的理想，只要它似乎被人們認定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就會使人們以極大的熱情去為實現(xiàn)這一理想而行動乃至犧牲。

　　由此可見，思想與利益的關系，講得最深刻的是韋伯，鐵路上的火車頭，是人們的利益。車廂里坐的是歷史上的人們。當鐵路走到了叉口上時，究竟朝哪一股道上去？兩股道似乎都與人們的利益大方向差不多（雖然一旦入一道，其利益實際可能非常不同）。這時，思想就開始起決定性的至少是關鍵的作用。思想就在這一歷史關鍵時刻起到了鐵軌扳道工的作用。最明顯的例子，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二十年，中國為什么沒有選擇走新民主主義的發(fā)展道路，而是走均平主義的社會改造的道路，這種歷史選擇的結果是導致脫離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的“窮過渡”。這種思想認為，平均社會主義是一種好的制度安排，只要人民取得了政權，就可以以這種制度安排來重建一種新秩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無須物質基礎條件。一旦“窮過渡”的思想支配了一代人，它就會支配這個民族的歷史命運�！案F過渡”主義就會如同關鍵時刻的扳道工，使歷史的車輪走上另一種選擇。單純的利益觀，無法解釋這一復雜的歷史變動。

　　思想通過思潮影響歷史

　　思想是如何能動地影響歷史的？思想是抽象的東西，思想往往是思想家個人心智的產(chǎn)物，它又如何超越思想家個人的身體力量之外，去影響乃至改變歷史變化的方向？在無數(shù)種思想中，某種思想之所以成為歷史變化的動力，其關鍵在于它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許多人共同信奉并執(zhí)著追求的東西，一旦到了這時，它就變成為思潮。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變?yōu)橥苿右淮�人或一大群人走向歷史行動的思潮。

　　什么是思潮？特定時期的特定社會中的人們面對環(huán)境的刺激，形成的特定的群體性的看法、態(tài)度、價值取向與行為選擇，并不約而同地形成大體相同的思想傾向性與價值傾向性。一種社會思潮存在著兩方面因素的結合，一方面是客觀上存在著某種共同面對的挑戰(zhàn)與刺激，另一方面是人們對這種加之于他們的外部挑戰(zhàn)與刺激，受制于某種內在的文化因素與社會條件的制約，這就使他們作出反應，具有了共同性與定向性。換言之，人們是運用某種既定的有意無意中接受的范式、理論、概念這些文化因素來思考問題并根據(jù)這種范式來作出反應的。正是這種范式規(guī)定、制約、支配、牽制了人們作出反應的方式。思想一旦變?yōu)樗汲�，它就會使千百萬人以同樣的方式去行動，去爭取改變歷史。于是歷史就真的被改變了。

　　思想與思潮都會在一定的條件下發(fā)展變化，有的思想失去了對這一時代的吸引力而逐漸走向衰落，另一種思想，或某一種思想中的某一種派別，卻由于種種具體的原因，而獲得越來越多的信奉者，成為主流思想，這種主流思想獲得的信奉者越多，它在關鍵歷史時期成為叉道上的歷史扳道工的可能就越大。

　　人們會注意到這樣一個現(xiàn)象，即思想的力量越到近代越大。這是為什么？首先，因為古代人主要依靠習俗與傳統(tǒng)經(jīng)驗來行動，習俗與傳統(tǒng)告訴我們，當遇到某類困境與矛盾時，先祖?zhèn)兪侨绱巳プ龅�，我們就按先祖�(zhèn)円呀?jīng)作出的選擇去做就總是對的，一旦習俗與經(jīng)驗成為人們立身行事的“路徑依賴”，它們就凝固為類似于本能一樣的東西。習俗與傳統(tǒng)可以代替獨立思想，至少不太需要獨立思考。

　　而現(xiàn)代則不同，現(xiàn)代人相信理性的力量，用理性批判傳統(tǒng)經(jīng)驗，一切都放到理性的審判臺上來。理性即思想就在更大程度上支配著人們的行動。思想在近現(xiàn)代因而具有比古代更為重要的意義。其次，古代也存在著不同思想之間的沖突，例如，不同宗教思想與世界觀的沖突，不同教派之間的沖突，十字軍東征，就是不同宗教思想之間的沖突引起的歷史大運動。但在相當一個時期中，一個文化中的人們，可以在完全認同于一種傳統(tǒng)思想的基礎上生活。老死不相往來在村民社會中尤其如此。思想沖突往往在不同文化之間進行。一個信奉儒家倫理的社會中，一種思想可以長期支配一個社會長達數(shù)千年之久，思想沖突并不激烈。而到了近現(xiàn)代以后，各種主義作為解釋什么是最合理的社會的不同方案與體系，彼此之間的沖突就遠比古代要豐富復雜得多。我們生活的二十世紀，就是思想沖突最激烈的時代。

　　思想史的魅力在于人類問題的同構性

　　有人說，思想史很枯燥，治思想史者總是與概念、理論打交道，遠沒有政治史生動。然而，這只是事情的表層。與政治史相比，思想史更能引發(fā)人們在精神上的參與。政治史如同一個個情節(jié)引人入勝的驚險故事，如同一部部精彩的電視片，并不能激起你的精神參與。因為政治史說的是過去了的事，與我們無關。例如玄武門之變，或者淝水之戰(zhàn)，這些充滿戲劇性的場景并不能真正激動你，因為那個時代離你太遠，它的場景與條件太特殊了太具體了，與當下的生活現(xiàn)實無關。

　　思想史則不同，如前所述，思想是對一個時代的困境作出的回應，而不同時代的困境則具有某種微妙的同構性。一個民族的精神史時時會引起另一個經(jīng)歷同樣困境與挑戰(zhàn)的民族的內心的回應與體驗。讓我們還是回到那個烈女的故事上去，作為數(shù)百年后的人，你對此事件首先想到的是，她怎么會這樣想？這樣做是一種什么樣的代價？她的叔叔為什么不再把她救上來？手臂被救命者扶了一把，與貞操何關？這種回味，實際上把你自己的經(jīng)驗帶進去了。當你處于思想史的研究狀態(tài)中時，實際上是在經(jīng)歷一種心靈參與，你會以自己的思想與經(jīng)驗來嘗試理解前人的思想。這種參與是單純的政治史中所沒有的。你會時時思索：前人在面對某類壓力與困境時，是如何運用自己的心智來進行思考，如何形成一種思想來回應他所面臨的挑戰(zhàn)的，這種精神求索的過程，最能激發(fā)人的精神上的、心靈上的激動。這種精神參與是超越一切時代與地理條件的限制的。

　　研讀思想史，就如同觀看前代思想者與他所面對的社會困境之間的一場較量，或傾聽這兩者之間的一場對話。聽者可以從這一對談中得到啟示。因為聽者也有自己社會與時代的問題，并深深為此苦惱，傾聽別人是如何與命運搏斗的，是如何應付困境的，人們就會從中得到啟示。思想史的生命力就在于必須把這種命運斗爭的對話性揭示出來。

　　古人的某種觀念與思想，是他對他所面對的具體問題進行概括思考的結果，但這種概括對于另外一個時代的人們，之所以同樣具有啟示意義，乃是因為，人類面對的問題與矛盾往往具有類似性、同類性或同構性。例如佛教看到了人生的痛苦，與人的欲望與現(xiàn)實滿足這種欲望的條件與可能之間存在著矛盾張力，并因此通過壓抑消解主觀欲望的方式來實現(xiàn)兩者之間的平衡。這種思路，對于某些現(xiàn)代人同樣具有吸引力。因為上述欲望與現(xiàn)實的矛盾是任何時代的人們都會遇到的。這一點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幾乎一切古代偉大的思想家，都有其現(xiàn)代的信徒。尤其是這位思想家所揭示的社會矛盾，在另一個新時代重新出現(xiàn)時，這位思想家的天才的觀察與洞察，就會在人的心靈中激起強烈的反響。正如一個西方思想史家說得好：“在一個需要更多的學理與智慧來應對復雜的現(xiàn)實困境與問題的時代，忽視前代思想家們的智慧資源是可悲的。正如我們要理解當代物理學問題時，忽視牛頓與愛因斯坦同樣是可悲的一樣�！�

　　也許，思想史研究的最大魅力還在于不同時代的人們在思想方式上的同構性。歷史上人們思考問題的方法、范式、范疇以及概念（這些概念是用來表述人們所理解的問題要害的），會影響后世人們的思路，正如一位思想史學者指出的那樣，“后人依然常常沿著這些思路來思索那些難解的問題�！�

　　前人思考同類問題時，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概念，如平等、自由、公正，同時這些概念彼此之間以特定關系結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個整體就是理論。這些思想理論對于后來的思考者來說，乃是一種可以借鑒的思考路徑。后人可以根據(jù)前人提供的思考路徑，駕輕就熟地思考問題，如果我們完全不靠前人的思想資源來思考問題，等于要重新回到原始時代去重新做起。

　　然而，這種習慣性的思考問題的路徑既有其合理的積極的一面，又有其消極的一面，因為前人提供的概念之間的聯(lián)系是固定的，前人思想中所提供的思考方式與對問題的特定的解釋方式，解決問題的途徑的確定，均會自覺不自覺地影響著遇到類似問題與困境的后人，以同樣的或類似的固定思路來解釋新問題。這樣，前一代人提供的思想方式與途徑，會形成一種“路徑依賴”，這種思想方式上的“路徑依賴”或思維定勢，一方面會給后人思考問題帶來某些便利，但也作為一種暗示，一種限定，影響了思考問題的方向。

　　這種情況在近代以來更是如此。我們可以以譚嗣同的“沖決網(wǎng)羅”為例，譚嗣同從整體上把中國傳統(tǒng)視為一個板塊，以“網(wǎng)羅”這一概念來對這一整體進行價值定位，并進而提出要對此網(wǎng)羅予以“沖決”。此后的五四時代、文革時代、以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則自覺不自覺地仍然按譚嗣同這樣的方式來看待自己的傳統(tǒng)。這可以說是人類思想史上后人對前人思維方式的“路徑依賴”的顯例。

　　另一個路徑依賴的例子，是清末立憲派對立憲的認識方法，與后人對民主的理解方法幾乎是完全同構的，即人們先是認定某種西方制度具有某種特殊的功效（如上下一心，君臣團結之類），為了在中國產(chǎn)生這種功效，于是竭力要求引入這種制度。中國人在民國初年對議會政治的認識方式完全與之同出一轍。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新一代的中國人幾乎又是以同樣的方式再次陷入與前兩代人相似的思想陷阱。這種思維方式的同構性，與思路的重復性，將有助于人們理解一個民族習慣性的模式化的思維與思想的長期延續(xù)。

　　正因為思維方式在一個民族不同時代之間的同構性，或延續(xù)性，后來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可以從前人思考同樣問題時表現(xiàn)出來的態(tài)度與思維方式中，發(fā)現(xiàn)其源頭、起源。

　　思想史研究的意義與魅力也就在于此。我們對人類思想史上的“路徑依賴”的研究，對前人思想與后人思想之間的承續(xù)性與同構性的研究，就具有現(xiàn)實意義。我們談的雖然是譚嗣同，實際上是通過對這位思想家的分析來反思一個民族的集體思維習慣如何形成的過程。思想史比政治史與經(jīng)濟史更深刻地揭示了支配一個民族的更深層的文化因素，即思想方式因素。

　　《開放時代》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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