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年—1955年）的發(fā)表在媒體上大量的文稿和未發(fā)表的演講稿和大學講座的講義，在他逝世后，自1957年起由西歐評論社（Revista de Occidente）整理、結集出版，到1961年為止出版了全集11卷，1983年為了紀念他誕生100周年，阿利安扎（Alianza）出版社刊出了第12卷。港臺先于內地出過一些奧爾特加著作的中譯本 (如蔡英文翻譯的《大眾的反叛》，還有近年來出版的有：《愛》，王貴梅譯，臺灣究竟出版社，2001年；
《我而非我的哲學》，商梓書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等) 。但是，內地學人對奧爾特加及其著作還是比較陌生的。四年前，奧爾加特《大學的使命》（Misión de la Universidad）的中譯本出版后，在熱烈討論如何建設世界一流的大學、感嘆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學人教養(yǎng)資質低下的時候，雖然有人提及他的這部名著，可是，似乎也沒有從奧爾特加的哲學、政治思想的整體來研究這本名著。2004年年底，奧爾特加的《大眾的反叛》（La rebellión de las masas ）中譯本問世，受到中國讀者的青睞，列入了暢銷書的行列（見當時北京萬圣書園網(wǎng)頁的排行榜）。希望這是個開頭，以后有更多的中國學人翻譯、介紹著作和研究奧爾特加的思想。

　　19世紀起，感悟到歐洲近代社會精神文化面臨著危機的各個領域的大師不少，從托克維爾開始，有尼采、佛洛伊德、杜克海姆、馬克思·韋伯等等，他們從不同角度分析大眾社會。進入了20世紀，這種危機的緊迫感日益加劇，斯賓格勒的《西歐的沒落》和奧爾特加的《大眾的反叛》就是那個時代的產(chǎn)物。

　　奧爾特加與勒邦的“群氓論”不一樣，與R·米歇爾斯、G·莫斯卡V·帕累托等的精英統(tǒng)治論也不一樣，不把“大眾”作為一個特殊階層（或階級）的社會群體的概念來敘述，奧爾特加所謂的“大眾”在上流階層和下層階級中都存在，在工農(nóng)群體中能找到，在學者、專家和知識分子中也不乏其人。少數(shù)精英是具有特別精神資質的集團，大眾則是不具備特別精神資質的人的集合群體，是“平均人”。杰出的精英和大眾的區(qū)別：在于前者對自己課以許多應該負起的義務和要求，不斷進取；
而后者對自己什么要求也沒有，滿足現(xiàn)狀、自我陶醉。20世紀初的歐洲，依然是精英們創(chuàng)造了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大眾能達到不久前還是只有貴族、精英能享受的物質生活，提高了大眾的追求物質的欲望，卻更加使他們喪失了對自己課以責任和義務、追求個性的進取的能動性，造成社會普遍的平庸。他否定世襲的貴族，認為真正的“新貴族”是具有責任心、創(chuàng)造力的高貴的人。早在1921年，他就在《無脊梁的西班牙》（Espaňa invertebrada）中，痛述西班牙國民“對缺少對先進性的順從的性格”， 具有“與對少數(shù)精英順從相比，更加自覺地順從多數(shù)低俗者”的性格。所以，此書可以說是《無脊梁的西班牙》的敷衍、展開。另一方面，先前精英們描述、追求的民主主義社會中的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實現(xiàn)的理想，正在逐漸成為現(xiàn)實�？茖W進步和社會走向民主卻都是往昔精英奮斗的汗血結晶。他希望的是傳統(tǒng)主知主義育成的具有高度知性的精英。這一點上，他所追求的，與同時代的問世的《知識分子的背叛》（1927年）作者J·本達擔心歐洲為極權主義吞噬，感嘆傳統(tǒng)主知主義和追求形而上終極真理的知識分子正在消亡的的理想是一樣的（當然，他不滿足與傳統(tǒng)的主知主義）。所以，他得出這樣結論，基于科學進步的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至今最高形式；
這種“生”的形式即使還不到達我們想象的最佳形態(tài)，也必須保持科學進步和民主體制的前提；
如果倒退到比19世紀更加低劣的社會形態(tài)，就意味著人類的自殺。

　　奧爾特加寫作此書的1929年，歐洲動蕩不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已經(jīng)上臺，德國納粹也在顯示它的“新生”力量。他已經(jīng)預見到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咄咄逼人的威脅，把這種危機的根源歸結為“大眾的反叛”。大眾不僅物欲橫流、對自己不課以任何責任義務，并且排斥持與自己不同觀念“異己”。還大膽地在所有場合都像任性撒嬌的小孩要求獲得和行使自己的權利，與I·伯林一樣，他也推崇J·S·穆勒的生活目的論，提倡個人自由與責任倫理的統(tǒng)一。奧爾特加所謂所謂“生” （ vital ）的概念，就要每個個人負起自己責任，在社會公共生活中進行比較、選擇，而“大眾的反叛”就是人類道德的淪喪，就完全缺乏道德。所謂道德就是對真理的服從，負有主動奉獻精神和義務責任。希望人們擔負起自己的倫理責任來捍衛(wèi)自身的自由和現(xiàn)存的民主制度。

　　奧爾特加兩度留學德國。接受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領軍人物赫爾曼·科恩（Hermann Cohen）。的教誨，深受理性主義與經(jīng)驗主義結合的康德哲學的影響。他接受實證主義的同時，也看到近代理性主義至上帶來的專門主義的社會危機，所以也受到現(xiàn)象學的影響，企圖將兩者調和起來超越康德哲學。乃至與馬德里大學時代的恩師烏那穆諾（Miguel de Unamuno）的非理性主義徹底告別。20年代以后，他的著述中，“生與理性主義”的哲學體系更加成熟。他認為人類的“生”是最“現(xiàn)實”，也是最原始、最本質的的東西。無論何事、何地、采用什么方法，都是根（radicar），其顯示的是“根本實在”（la realidad radical），都是人最根本的出發(fā)點。但是，這種“生”是我們每個人活生生地制造出來的，不是外部客體強制給予我們的，是必須制作的“生”（faciendum）。是出于“生命的命令“，所以，必須與自我一致的，又是人類對于自己的使命。他認為相對于西歐落后的西班牙的復興動力是科學與理性，否定理性主義的同時決不能否定理性，但是理性要服務于人類的本質“生”。所以奧爾特加既否定為了人的生存（生，vital）放棄理性的相對主義，也批評放棄人的生存的絕對的理性主義。由此，他受迪爾特（Wilhelm Dilthey）的心理學出發(fā)的主張精神生活和知、情、意的統(tǒng)一、人類是作為個人集合的總體的歷史、文化觀的影響，提出以“生”為基礎的“歷史的理性”（die historishe vernunft）的命題，因為人的生的本身就是歷史，所以，未來的社會創(chuàng)造性的生的結構才是人類最應該關心的。他認為，雖然笛卡爾、康德的理性要求我們必須超越時代、國家，歸結出與人類多樣性、特殊性無關的、共同的、抽象的意識，但是，歷史卻毫無理性的特征，歷史與人的存在并不能用教科書上數(shù)學公式來規(guī)劃的。在笛卡爾開創(chuàng)的理性主義中不僅沒有歷史的位置，而且還要把理性驅逐出去。他說：“時代的感性要求我們放棄兩者（真理相對主義、絕對理性主義）必居其一的選擇，我們必須與兩者共存”。后人把他的哲學歸結為理性主義（racionalismo）生命主義（vitalismo）的統(tǒng)一。

　　《大眾的反叛》所預言種種，為戰(zhàn)前歐洲局勢所證實，所以，30年代在歐美學人中就有很大影響。而同一年寫成的《大學的使命》，真正為人們重視，卻在戰(zhàn)后歐洲復興的年代——人們考慮起大學改革的時候。他的另一位恩師——心理學教授巴威爾·納托普（Paul Gerhard Natorp）所繼承裴斯泰洛齊倡導的社會改良、市民人格教育的思想對以后主張教育世俗化、應該追求科學與理性的學說對奧爾特加也產(chǎn)生深刻影響。在《大學的使命》中，我們也能讀到他在這種影響下形成的自己的“生的理性”哲學觀。書中，他提出：要讓那些“平均人”——大眾接受科學的高等教育，提高他們的知性教養(yǎng)水平，使他們主動掌握自己的命運，那才是真正的生（la vida autentica）；
大學要從“純粹理性”主義向“生的理性”主義轉變，從探索象牙塔里科學為第一使命向實施活生生的文化教養(yǎng)為使命轉變。這種文化教養(yǎng)既不同于脫離生活、社會的“純粹理性”、“主知主義”的研究，又不同于單純、狹隘的職業(yè)人的訓練。我們可以在《大眾的反叛》的《專門主義的野蠻性》一章里讀到他對專門主義訓練出來的職業(yè)人的深惡痛絕的批判。他認為，社會理念的文化體系、客觀的文化會很快地通過“習慣”（3） ，自然地對一般的人進行強制、機械地制約，人的社會化會非人格地形成，人會被異化，但是，如果遵循生的理性，孤獨與社會、自由與強制、主體與客體就會有機地對話，就可以隨歷史的變化重新發(fā)揮人的主動性，修正傳統(tǒng)文化，人類就會有創(chuàng)新的社會活動。

　　《大眾的反叛》，劉訓練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大學的使命》。徐小洲等譯，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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