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程序與規(guī)則的粗疏、縫隙過大、極富彈性，預留了暗箱操作的空間

　　我們會經(jīng)常使用這樣一個名詞——“運作”。所謂“運作”，其真正要義，就是要使不能辦成的事情、或可能辦成也可能辦不成的事情，最終能夠辦成。

　　“運作”的過程當然是需要成本的，但只要“運作”能夠成功，“運作”者將獲得大于“運作”成本的收益，而“運作”的成本則作為被“運作”對象的權力持有者的收益。各類腐敗現(xiàn)象千變萬化，但其基本規(guī)律和邏輯，也就大體如此而已。

　　在現(xiàn)實生活中，暗箱操作的現(xiàn)象以及進行暗箱操作的人們往往成為被指責的直接對象，但實際上，暗箱操作的空間卻是正式制度事先預留好的。因為沒有這樣預留的空間，暗箱操作就沒有進行的余地。如上面所說的“運作”，在其實施的過程中，并不是不會遭遇程序與規(guī)則，而如果不會遭遇這些程序和規(guī)則，也就不需要“運作”了。確切的情形是，其所遭遇的程序或規(guī)則，要么是縫隙過大，要么是極富軟性。因此，成功的“運作”就意味著穿越縫隙和扭曲規(guī)則。然而問題的實質卻在于，為什么這些程序或規(guī)則可以被穿越和扭曲？

　　在描述改革前我國經(jīng)濟政治體制的時候，人們往往會使用集權、僵硬、嚴密等這樣的字眼。但這時人們往往忽略了這個體制另一方面的特征，即體制的粗疏性。在這種粗疏化的體制結構中，形成的是一種模糊化的決策方式和社會動員式的運作社會生活的方式。這種方式體現(xiàn)在，它只提出籠統(tǒng)而含糊的目標，對實現(xiàn)這種目標的手段只提出相當原則性的要求。“做計劃要留有余地”、“計劃要宜粗不宜細”、“在原則上要如何”、“因地制宜”等，都是這種粗疏化體制運行的典型特征。在實施的層面上，其程序化和規(guī)則化程度很低，執(zhí)行者具有較大的相機處置空間。我們也許可以將這種特性稱之為，僵硬而粗疏制度中非程序化的彈性空間。

　　這種體制的特征直接影響到后來的改革進程。在改革的過程中，許多實質性的改革，特別是面臨較大阻礙的改革措施往往都是通過變通的方式進行的。所謂變通，是這樣一種權力實踐:從表面上來看，它所遵循的原則及試圖實現(xiàn)的目標是與原制度一致的，但變通后的目標就其更深刻的內涵來看，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原制度目標不盡相同，甚至根本背道而馳。其具體的方式包括重新定義政策概念邊界，將硬性約束軟化，以擴大政策約束的空間；
選擇性執(zhí)行；
利用制度約束的空白點，打政策的“擦邊球”等。這樣的策略有利于避開改革的某些阻力，對于瓦解舊體制也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問題是，這種以偏離正式體制為特征的變通行為，也為以后留下了“禍患”。因為問題很簡單，變通可以成為瓦解舊體制的利器，也可以成為阻礙新體制有效運作的工具。尤其是，由于變通在改革中居功至偉，事實上也就為后來偏離正式制度的行為獲得了合法性。在改革初期起到積極作用的變通，卻在利益這個新的“操作系統(tǒng)”上演變?yōu)橐灾\取特殊利益為目標的權力暗箱操作。如果在過去，變通還是體制固有的運作方式，那么在今天，暗箱操作已經(jīng)成為純粹的謀利行為。

　　事情還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利益的驅動，保護甚至拓展暗箱操作的灰色制度空間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有意識的自覺行動。在有關腐敗研究中，有人發(fā)現(xiàn)這樣一種新的趨勢:由尋租到有意設租。所謂設租，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為權力的服務對象設置關卡與障礙，向相關人員和機構直接收取或間接“逼”其交納通向正當權利和利益的“過路費”。而這種設租的過程，有許多就是通過拓展制度的灰色空間實現(xiàn)的。相反，一些可以從根本上縮小制度灰色空間、杜絕暗箱操作的舉措，如權力行使的程序化、公開化等，在改革中一直踟躕不前。甚至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特殊利益群體通過將上述可能的改革措施敏感化的方式，來抵制類似的改革，以保護甚至擴大制度的灰色空間和其暗箱操作所需要的制度條件。比如在國企改革中，他們要努力推動國有資產(chǎn)出售，但卻對國有資產(chǎn)出售程序的規(guī)范化不感興趣，甚至暗示人們規(guī)范化的不可能性，更有甚者是將國有資產(chǎn)出售過程神秘化和保密化。

　　其實從根本上來說，暗箱操作存在的基礎，就是神秘化的權力模式。在我們現(xiàn)實生活中，一般的公務，一般的經(jīng)濟社會生活數(shù)據(jù)，往往成為一般民眾不得與聞的“秘密”；
黨政機關不是民眾可以自由進出的場所，反而成為戒備森嚴的“軍事重地”，這幾乎是一種常態(tài)現(xiàn)象。在這樣的權力模式之下，權力的暗箱操作幾乎是必然的。雖然權力的運行有著種種的內部規(guī)則和程序，但政務活動的高度神秘化，必然會使抑制權力暗箱操作的因素失去足夠的力量。

　　“陽光是腐敗的天敵，公開是腐敗的克星。”無論是站在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角度考慮，還是從提高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上考慮，都應該探索權力公開透明運行機制，進一步加大權力公開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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