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從20世紀20年代初到20年代中期，胡適主要是對西方在華教會教育的宗教性和非教育性進行批判，主張教會教育要進行符合時代發(fā)展和中國利益的變革；
從20年代后期開始，他轉而對教會教育作了全面肯定。文章結合教會教育對中國現(xiàn)代文化教育發(fā)展所起的兩重性作用，認為胡適從科學理性精神和全盤西化觀立場出發(fā)對教會教育所作的評價，既有合理、符合歷史事實的方面，也存在非歷史主義和抹煞教會教育殖民侵略性的方面。

　　關鍵詞：胡適 近現(xiàn)代中國 教會教育

　　胡適是中國現(xiàn)代著名的教育家，有著豐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學術界對胡適的教育思想研究在總體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對他的有關近現(xiàn)代中國西方教會教育的思想卻缺乏系統(tǒng)和深入的研究，本文擬對此問題作一探討。胡適對中國近現(xiàn)代西方教會教育的認識，有一個由側重對教會教育的批判到對教會教育作全面肯定的轉變過程。胡適對教會教育認識的這種轉變，既是由于教會教育在中國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史上地位和作用的變化所導致的，也是由其科學理性精神和他的歷史觀及全盤西化的文化觀所決定的。

　　一

　　胡適開始關注西方在華的教會教育問題，主要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到2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他對西方在華的教會教育持批判態(tài)度。

　　胡適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一方面是與近代以來西方教會教育在中國的急劇發(fā)展及其引發(fā)的中國民族抗爭分不開的，一方面也是與教會教育直接影響著中國現(xiàn)代新教育的變革和發(fā)展有關。中國的近代化，本質上說就是近代以來西方勢力在各個領域全面侵入中國社會和中國被迫對外開放，進而與西方文化逐步融和逐步近代化的過程。它在教育領域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教會教育的不斷侵入和中國教育界的不斷抗爭，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教育界吸收融和其中具有近代意義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從而推動中國教育的近代化。

　　西方新教育傳入中國，首先和主要是由來華傳教士帶入的。他們認為，“教育乃是傳教最強有力的輔助手段……所以在中國的傳教士一開始就努力在中國人民中間促進基督教教育”[1]（P68）。因此，西方在華傳教士當時多一身二任：既當傳教士，又當教師�？梢哉f，西方傳教士不斷涌入中國的過程，也就是在華教會教育不斷發(fā)展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近代教育在中國建立和發(fā)展的過程。到20世紀初，隨著西方勢力全面侵入中國，教會教育獲得了迅猛發(fā)展。從學校的類別上說，包括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級各類學校。從數(shù)量和規(guī)模上說，截止1922年11月，基督教和天主教所辦學校有學生近33.27萬，占中國學生總數(shù)的6.25% 。[①] 其中，高等教育所占比例更大。截止1921年，中國的國立、省立和私立大學共8所，而基督教教會大學則有16所；
當時中國僅有的3所女子大學都是由美國人辦的基督教女子大學。[1]（P265）教會教育在中國的迅猛發(fā)展，具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教會學校的大量興辦，根本目的是為西方殖民利益及宗教利益服務的，帶有濃厚的殖民侵略和宗教侵略色彩，阻礙著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的正常和健康發(fā)展。所以，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各種反教會教育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后，隨著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反教會教育斗爭空前高漲。另一方面，在華教會教育畢竟是西方近代教育的產物，它為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發(fā)展提供了一種新模式，在相當程度上為中國傳播了西方近代的教育思想和方法；
同時，教會教育在中國新教育中所占比重表明它們是中國近代教育發(fā)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對推動了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是基于教會教育與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發(fā)展之間存在著一種重要的、同時又是相當復雜的關系，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新教育界領袖之一的胡適，自然不能不關注西方在華的教會教育問題。此間，他對教會教育是持一種批判態(tài)度。他對教會教育以宣傳宗教、傳播教義、吸收教徒為目的，把學校的一切宗教化的做法進行了抨擊。他肯定了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自覺運動和“五四”運動以來興起的科學理性主義對教會教育的批判和斗爭，要求教會學校改變辦學方向和內容，真正幫助中國發(fā)展現(xiàn)代教育。

　　1921年9月，胡適對來華調查教會教育的英美教育考察團代表羅克斯比和布特菲爾德直言不諱地說，來華傳教運動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傳播基督教，而是傳播近世文明，如醫(yī)學和學校等；
中國的希望是，“專把近世教育的最高貢獻給我們，不要傳教的性質”；
即使一時放棄不了傳教運動，也希望把散漫、平常的傳教運動，“改作一種有組織的、集中的、盡善盡美的教育運動”；
不然，“若今后猶派出無數(shù)中下的庸才，送出散漫薄弱的捐款，設幾個半舊不新的小學堂，——這種運動不如沒有”。[2]（P218）胡適還批駁了在華教會學校的一些人為吹捧自己的功績，為其宗教侵略披上圣潔的外衣，把近世基督教化與近代文化發(fā)展混為一談，把傳教運動視為傳播近世文明的謬論。他指出，宗教就是宗教，近代文明就是近代文明；
宗教有自己的功過，“不必向歷史里去尋求事例來替宗教辯護”[2]（P235）。

　　1925年，胡適在與燕京大學教職員聚餐會的談話中對教會教育作了全面的檢討批判，后來他將此寫為《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一文。胡適強烈指責了教會學校肆意推行宗教教育的做法。他說，教育是為兒童謀幸福的，不是為上帝圓光榮的；
學校是發(fā)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利用兒童年幼無知、自己不能思想的時期，強迫他們做宗教儀式，勸誘他們信仰某種宗教，還有利用學校傳教，實行傳教事業(yè)，這些行為“等于欺詐取利，是不道德的行為”，“也是我們反對的”。他進一步說，以教會學校向青少年傳播宗教，吸收基督教徒，也不會有什么效果，與其吸收許多幼稚可欺的教徒，還不如得少數(shù)晚年入教的信徒，因為，“早年誘入教的人，中年智識開發(fā)之后，往往要起反感。天才高的也許要變成福爾泰（Voltaire）一類的革命家；
中下等的也許放恣流蕩，打破一切教義的拘束”[3]（P236）。

　　胡適在文中又充分肯定了中國近現(xiàn)代持續(xù)不斷的民族自決運動和現(xiàn)代新興的科學理性主義思潮對教會教育猛烈沖擊的積極意義，認為這是教會教育能否在中國繼續(xù)生存下去必須盡可能考慮的兩大難關。具體說，第一道難關是，近幾十年來中國人受夠了洋人的欺侮，中國人雖然進行了幾次英勇的反抗，但都失敗了。近十幾年，由于辛亥革命及中華民國的建立，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十月革命的影響，使中國再次興起了“新的民族主義大反動”，如收回租借地、廢除不平等條約等，“這種民族主義的反動是很自然的，很正當?shù)摹保�“這是強權不能壓倒，武力不能劃除的”。第二道難關是，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的進步，西方科學思想與精神的進步，要人疑而后信，一切從事實出發(fā)，凡事都講求“拿證據(jù)來”的理性主義。“在這個‘拿證據(jù)來’的旗幟之下……，就是基督教的教義與信條也免不掉他的批判與攻擊”。[3]（P230,231）也就是說，這種科學理性精神使中國民眾不再相信基督教所說的天堂、地獄與主宰萬物的上帝，而是相信宇宙和自然規(guī)律，相信科學，對人生采取現(xiàn)實和理性的態(tài)度。

　　因此，胡適認為，如果教會教育還想在中國存在和發(fā)展下去，就必須適應中國的新形勢，進行徹底的改革。首先，它必須改變以往辦學只求數(shù)量，不求質量，只圖虛名和形式，不務實效與作用的做法；
教會教育必須聯(lián)合和集中一切財力和人力，在一兩個地方辦少數(shù)幾所真正出色的學校，讓將來的人看了佩服，“這才不愧是基督教徒的好意的表現(xiàn)！”教會教育不要辦誰都能辦的三、四流的中等和初等學校，“把最好的給我們，他才站得住。把三等、四等的給我們，我們將來一定會不要的”。[3]（P235）其次，教會學校必須改變辦學的內容和方向，拋棄傳教而專辦教育。具體說就是：（一）禁止小學中的宗教教育；
（二）廢止一切學校中強迫舉行的宗教儀節(jié)，如禮拜等；
（三）不要把宗教教育列入課程表，與其教育神學，不如鼓勵宗教史與比較宗教等；
（四）不要勸誘兒童及其它父兄信教；
（五）不要把學校當成宣傳教義的機關；
（六）學校用人以學問為標準，不限于教徒；
（七）教徒子弟與非教徒子弟受同等待遇；
（八）學校中保持思想、信仰、言論的自由。

　　二

　　那么，如何評價胡適對教會教育的上述認識呢？我認為，首先必須當將其置于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教會教育對中國近代以來教育發(fā)展的兩重性作用中來分析。1922——1927年，中國爆發(fā)了全國規(guī)模的非基督教運動�！胺腔�”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反教會教育，強烈主張收回中國的教育主權。參與這場運動的社會階級和階層十分廣泛，運動的社會背景和因素頗為復雜，具體主張也不盡相同，此不詳述。[②] 但這場運動的核心目標很明確，那就是維護中民族的教育權益，使中國教育發(fā)展能夠自立和自主。如，中共1924年6月在《向導》上發(fā)表文章，號召中國民眾一起聯(lián)合起來斗爭，收回外人在華教育權，并提出了收回教育權的4項辦法。而當時的一些全國性教育團體，如，中華教育改進社和全國教育聯(lián)合會等，也同樣做出了有關收回教育權的決議案。胡適對收回教育利權斗爭的民族愛國性是有一定認同的，所以，他說這種“新的民族主義的反動”是教會教育要面對和跨越的“第一道難關”。

　　但是，胡適對教會教育的批判又與“非基”運動中反教會教育的主流觀點有相當?shù)牟町�。他對教會教育的評判主要是從科學理性精神出發(fā)，而非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fā)，因此，他對教會教育的批判主是集中在其宗教欺騙性和辦學非教育化，而未明確提及收回教育權這一涉及民族教育權益的根本問題。而當時許多著名教育家、包括胡適的好友，如陶行知、馬寅初、范源廉、丁文江和馬君武等等，主要是都是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fā)，主張收回教育權，并積極參與了運動。如，陶行知，他和胡適都是當時在中國宣傳和實踐美國實用主義教育的代表，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卻與胡適的主張有相當?shù)牟煌�，他堅決主張“中國教育應由中國人自辦”。[③] 而胡適并不反對西方在華辦教會教育，也不主張將教會教育收歸中國來辦，他的主張對在華教會教育來說建設性的，即，希望教會學校改革其教育內容和方法，從而使之成為完全意義的現(xiàn)代教育組織，發(fā)揮其傳播現(xiàn)代科學知識和培養(yǎng)現(xiàn)代自由、民主和科學精神的作用。

　　如果我們從整個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發(fā)展的歷程來看，胡適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的。因為，在收回教育權的斗爭中，民族主義的激昂情緒相當程度地掩蓋了一個重要的客觀事實，即，教會教育在當時中國新教育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對中國新教育的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在當時中國新式教育力量和資源還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完全停辦和收回教會學校，既不符合實際，也不利于中國新式教育的發(fā)展。事實上，收回教育權運動的最終結果并沒有在中國結束教會教育的歷史，而是促使教會學校紛紛進行了朝著更加世俗化和中國化的方向變革。30年代以后的在華教會學校日益成為現(xiàn)代新教育性質的教育組織，對中國現(xiàn)代教育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其次，收回教育利權運動對教會教育的作用一筆抹煞，對不同的教會學校不加區(qū)分地予以全盤否定，把教會教育和殖民教育、教會教育和宗教欺騙、教會教師和侵略者完全劃等號，也是非歷史主義和非理性的態(tài)度。如果撇開其宗教性與殖民性的成份，單就其教育層面而言，與當時中國自辦的一些新式學校相比，一些教會學校是辦得出色的，尤其是一些著名的教會大學。而傳教士中也不乏真正從事教育和具有宗教奉獻精神而熱心服務中國的人。從上述角度來看，胡適的非主流和反主流的見解便具有一種歷史的、理發(fā)的精神，更符合客觀歷史事實。

　　另一方面，胡適的言論又反映出他對教會教育的殖民侵略性和宗教奴化性認識很不夠。他沒有意識到西方列強在華興辦教會學校的根本目的是為其殖民利益和宗教利益服務的。曾任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教會學校組織“中華教育會”（后改名為“中華教育基督教教育會”）負責人之一的潘慎文曾在《教育會與中國整個教育的關系》一文中指出：“作為基督教教育家協(xié)會，我們要用在我們能力范圍內，以各種方法控制這個國家的教育改革運動，使之符合純粹的基督教的利益。”[4]（P542）其次，胡適對于當時教會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反中國和非中國民族文化的教育缺乏嚴正的批判，因此，在有關教會教育改革的內容上，他對如何加強中國民族文化教育只字未提。而這一問題正是釀成“非基”運動時期反教會教育斗爭的決定因素之一。教會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傳播以基督文明為核心的西方文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此，他們常常丑化中國人，將中華民族視為沒有“文明教化”的“劣等民族”。著名傳教士花之安在《中國基督教教育問題》一文中說，在華舉辦基督教教育，目的就是“要使基督教文化來戰(zhàn)勝中國固有的文化”[1]（P65）。當時大多數(shù)教會學校教學的主要內容是圣經課、英文課和自然科學課。例如，1925年的上海一個教會女子中學，四年共修課程208學分，其中英文與神學共占70學分，中國史僅4學分 [5]（P684）。再者，胡適過分寄望教會學校能主動改變觀念和立場，全心全意為中國辦好教育，向中國傳播西方近現(xiàn)代文明，而不要考慮其自身利益。在這個問題上，胡適的一些朋友看得比他要深刻。1925年，朱經農對胡適說，“今后教育事業(yè)恐須從華人自辦私立學校方面入手”，“教會學校方面雖有愿努力整頓者，然而求其中國化，亦大不易�！�…恐不能存大希望”。[6]（P322）

　　胡適對西方教會教育殖民侵略性的漠視，淡化當時反教會教育運動的民族主義意義，主要是由其歷史觀及其全盤西化的文化觀決定的。胡適認為，人類歷史發(fā)展是一個具有統(tǒng)一性和普遍性的進程，民族性的差異是次要的、非決定性的。具體到中國與西方來看，中國當時實際上是處于非近代的歷史發(fā)展階段，西方則已經發(fā)展到以科學和民主法則為基礎的近現(xiàn)代歷史階段。因此，中國是什么都不如西方（人），什么都應當學習西方。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近代化，即所謂的全盤西化論。在他看來，在華教會教育從根本上說是西方近代文明的產物，因此，在本質上它是應該肯定的，只是在它們在具體做法和教學內容上需要加以改進。胡適無疑是一位愛國者，其全盤西化的目的是要使中國走向近現(xiàn)代，這與民族主義是不沖突的。但是，綜觀胡適一生的言行，他實際上是一個愛國的非民族主義者，甚至是反民族主義者。他在美國留學時期，就主張國際主義。后來，他一直沒有明確主張過民族主義，盡管他在評述這一時期教會教育時，對中國反教會教育的民族主義立場和方法予以了理解性的評價。而在20年代中后期以之后，隨著他明確和系統(tǒng)地闡述全盤西化理論和主張，他的非民族主義和反民族主義立場日益明顯。他在晚年曾嚴厲攻擊民族主義，說：“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主義運動都是保守的，通常且是反動的。他們經常覺得愧對祖宗；
認為凡是對祖宗好的，對他們自己也就夠好了。這便是民族所有民族主義運動的心理狀態(tài)。” [7]（P176）而在中國近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民族主義一直是其中的主旋律和主要思想資源。所以，隨著中國教育領域反對教會的民族主義運動不斷深入，在如何看待西方在華教會教育問題時，胡適的非民族主義便與近現(xiàn)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發(fā)生了沖突。那么，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和沖突呢？胡適的辦法便是要全面取消民族主義，這在20年代中后期以后直至其晚年對教會教育的認識和評價上得到更充分的體現(xiàn)。

　　三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胡適對教會教育的認識發(fā)生轉折，開始全面肯定教會教育，尤其是教會大學。他在1929年說，“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從這種黑暗的迷夢里驚醒起來。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我們十分感謝這班所謂‘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我們用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學堂不算好學堂，他們的醫(yī)院也不算好醫(yī)院。但是他們是中國新教育的先鋒，他們是中國‘慈幼運動‘的開拓者，他們當年的缺陷，是我們應該原諒寬恕的。”[9]（P585）

　　30年代以后，由于美英等西方國家出現(xiàn)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等原因，它們在華教育經費的投入日益短絀，這使得不少教會學校的辦學出現(xiàn)困難。為了能夠從中國政府和民間獲得資助，一些教會學校竟說教會學校辦不好，會妨礙中國的發(fā)展和進步。有些教會學校準備在中國募捐一百萬元巨款作為辦學經費。胡適得悉后，立即要求國民政府在補助私立大學的計劃中能把燕京大學等教會學校列入其中。他在《從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學》一文中說：“我覺得燕京大學在這幾十年中的努力，是最值得國家與社會援助的�！盵10]（P1243）胡適對教會教育的這種態(tài)度以后一直沒有改變。1958年5月，他在臺灣東海大學演進時為臺灣沒有教會一類的學校幫助發(fā)展臺灣的現(xiàn)代教育而嘆息，說：“這幾十年來，教會在中國設立了很多優(yōu)良的大學和中學，它們對于近代的學術實在有很多貢獻和影響，可惜現(xiàn)在又都沒有了，因此，這些光榮的傳統(tǒng)，就不得不再落在諸位的身上�！盵8]（P2686）

　　胡適對教會教育開始作全盤的肯定，除了上文所說的其全盤西化論所導致的對教會教育在本質上是承認和肯定的原因外，另有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即，20年代的反教會教育斗爭使在華的絕大多數(shù)教會學校此后被迫改變以往赤裸裸的殖民教育和宗教奴化教育的方式，在教學內容和方式上開始了世俗化和中國化的變革。如，在教學內容上，增強了中國文史知識和自然學科知識的比重。當然，這種變革在不同的教會學校中表現(xiàn)各異，實施的程度也不一樣。有些學校的做法只是變換一下把戲，或是換湯不換藥，如一些學校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硬扯在一起，說它們同宗同源，以顯現(xiàn)其辦學的中國化色彩。但總體看，這些變革客觀上是有利于中國教育發(fā)展的。而教會學校的這些變革不少是胡適在20年代曾經提出和強烈主張過的。因此，教會教育的變革博得了他的好感。他因此得出這樣的結論：“近年中國的教會學校漸漸造成了一種開明的、自由的學風。” [10]（P1242）于是，他開始對教會學校全盤肯定，乃至為它們唱贊歌，希望國民政府出資幫助教會學校。如，他要求資助燕京大學的理由是，燕京大學首先倡導在教會學校中傳授中國文字，并注重中國的文史教學，它已沒有什么傳教的色彩了。

　　西方在華教會教育的上述變革，特別是一些著名的教會學校，如燕京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和嶺南大學的變革，在辦學質量和教學方法上有助于中國教育的現(xiàn)代化。因此，在具體方面肯定它們對中國教育現(xiàn)代化的作用，并結合中國教育發(fā)展的實際情況，協(xié)助它們朝著有利于中國教育的方向去變革發(fā)展，無可厚非，也是可行的辦法。再者，在教育管理上，1928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私立學校條例》，明確規(guī)定外國在華私立學校必須在中國立案注冊�！暗�30年代初，所有的教會大學，除圣約翰以外，都已履行了注冊手續(xù)。這意味著，教會學校不僅在行政管理、組織形式、人員任命等方面要依據(jù)政府的要求進行改革，學校的培養(yǎng)目標、課程設置、精神�；顨夥找膊荒茉倬S持原來的狀況�！盵11]（P71）胡適在《從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學》一文中曾說，當時除了圣約翰大學外拒絕中國管理外，在華教會學校都換了中國人擔任校長。因此，從性質上說，這時的教會學校與中國其它的私立學校一樣，都是屬于中國的學校教育體系。對于那些的確有利于中國教育發(fā)展的教會學校，象對待其它私立學校一樣對它們進行不同程度的資助是可以的。

　　問題的關鍵在于，胡適是對近代以來整個西方在華教會教育作全盤的肯定，乃至為它們唱贊歌，則是一種缺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非歷史主義態(tài)度。即便是像燕京大學等少數(shù)辦學比較出色的教會學校，也不能予以全盤肯定。因為，教會學校的上述改革是中國反殖民教育和宗教奴化教育斗爭這一外力壓迫的結果，而非它們主觀的意愿。評價歷史事件（運動）的功過，應當要將歷史主觀意志與歷史客觀效果結合起來。僅僅以客觀效果作為評價標準，而無視主觀道德與情感的價值判斷，是一種的非歷史主義的唯理性論。何況，變革后的教會學校，總體上和本質上仍是西方列強在華推行教育侵略的手段和控制中國現(xiàn)代教育發(fā)展的工具，對此，教會教育家們是坦然承認的。他們說：“現(xiàn)在中國的新教育制度實際上是在各教會團體的基督徒控制之下，這樣，實際上就是使全人類大家庭中四分之一的青年都受了基督教教會所控制。”[1]（P69）至于教會學校向中國傳播近代西方科學文化，推動了中國教育的近現(xiàn)代化，也只是它們在為西方國家謀取殖民宗教利益后的“副產品”。他們說：“科學是基督教懷抱中培養(yǎng)出來的，是不能與基督教分離的�！�…科學是善的力量也是惡的力量，它的善惡是以教者與教的方法為轉移的。如果教會是聰明的話，它應該抓住這個機會不讓魔鬼在中國開動這個強大的機器。”[1]（P70）因此，教會教育無論在客觀上還是主觀上對中國教育發(fā)展都仍然存在消極和阻礙的作用。

　　總之，胡適對在華教會教育對中國近代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認識有客觀和合理的方面；
他致力于使本教會教育朝著符合中國民族利益和現(xiàn)代教育發(fā)展的方向變革，在實際操作層面及最終效果上說，相當程度上是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客觀需要；
他從科學理性精神出發(fā)對教會教育宗教奴役性的分析是切正其弊的。另一方面，受其人類普遍的進化史觀及其全盤西化的文化觀的制約，胡適根本否定西方帝國主義對近現(xiàn)代中國發(fā)展的阻礙作用，僅僅將其視為正面的積極力量和因素予以肯定，無視及至抹煞了它們的殖民侵略性及其對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健康和正常發(fā)展的負面作用，這既是對近代以來中國民眾維護民族教育權益斗爭歷史意義的根本否定，因此，也是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

　　參考文獻：

　　[1]陳景磐.中國近代教育史［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Ｍ］

　　[2]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國史組編.胡適的日記（上）［Ｍ］.北京：中華書局，1985.

　　[3]胡適.今日教會教育之難關.胡適作品集（14）［Ｍ］.臺北：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86.

　　[4]毛禮銳.中國教育史簡編［Ｍ］.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

　　[5]張力，劉鑒唐.中國教案史［Ｍ］.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

　　[6]朱經農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上）［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組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7]葛懋春、李興芝.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下）（胡適的自傳）.［Ｍ］.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

　　[8]胡適.慈幼的問題.胡適文存（三集）［Ｍ］.合肥：黃山書社，1996.

　　[9]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四）［Ｍ］.臺北：聯(lián)經出版事業(yè)公司，1984.

　　[10]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七）［Ｍ］.臺北：聯(lián)經出版事業(yè)公司，1984.

　　[11]何曉夏，史靜寰.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Ｍ］.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ㄔ�載《安徽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文章系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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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版。文中的百分比數(shù)字根據(jù)書中第375—376頁的“1922年11月，一、各省學生總數(shù)表”的數(shù)字計算出。

　　[②] 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見薛曉建《論非基督教運動對中國教育發(fā)展的影響》（《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和郭若平的《“非基督教運動”（1922—1927）研究概述》（《理論學習月刊》1997年第11期）。

　　[③] 陶行知的有關論述，可參見余子俠《陶行知與近代中國教會教育》，《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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