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作為一種另類的社會空間形態(tài)，宿舍勞動體制隨著全球化生產的去地域化而在現代中國出現，它既是一種新型的勞動管理方式，同時也是勞動團結與抗爭以及新型勞動關系出現的平臺。我們的結論是，勞動控制與抗爭的辯證關系在工廠的宿舍空間中被充分地呈現出來，資本與勞動雙方都在有意識地通過對這個空間的控制來強化各自的權力。在宿舍勞動體制中，居住與勞動的高度聚集使得工人有可能發(fā)展出集體性的資源，并有助于動員工人向工廠管理者發(fā)動集體性挑戰(zhàn)。

　　「關鍵詞」宿舍勞動體制/勞動控制/抗爭dormitory labor regime/laborcontrol/resistance

　　一、導言

　　隨著現代中國向全球市場的開放，中國已經逐漸成為最大的“世界工廠”，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私人、外資以及合資等新型所有制企業(yè)在中國沿海地區(qū)大量涌現，帶來了城市就業(yè)機會的急劇增加。一個由來自內地農村的外來工們所構成的新的勞工階級——或者說打工階級（Pun ，2005）——正在不斷發(fā)展壯大。外資、合資以及私人企業(yè)在以出口加工為主的經濟特區(qū)中雇用了數千萬的外來農民工，因此，中國的工業(yè)區(qū)中普遍存在著利用宿舍安置外來勞動者的現象。

　　本文首先將對歷史上由雇主為員工提供住宿的幾種勞動體制進行回顧，并與現今中國工業(yè)區(qū)中廣泛存在的宿舍勞動體制（dormitory labor regime）進行比較，歸納出宿舍勞動體制的獨特性及其在中國與全球經濟接軌過程中出現的必然性。然后本文將以深圳一間粵港合資的電子廠為例，闡述工作——生活一體化的宿舍勞動體制的特征。作為一種另類社會空間形態(tài)，宿舍勞動體制隨著全球化生產的去地域化而在現代中國出現，它既是一種新型的勞動管理方式，同時也是勞動團結與抗爭以及新型勞動關系出現的平臺。勞動控制與抗爭的辯證關系在這個空間中被充分地表現出來，資本與勞動雙方都在有意識地通過對這個空間的控制來強化各自的權力。

　　二、什么是宿舍勞動體制？

　　隨著數千萬的農民工涌入工業(yè)城鎮(zhèn)，由工廠提供宿舍供其棲身便成為中國全球化生產體系的一個重要組織特征。在中國，無論工廠的產業(yè)類型、所在地區(qū)或者資本性質如何，外來工們——無論男性還是女性，無論已婚還是未婚——通常都居住在工廠內或者工廠附近的宿舍之中。工廠宿舍大多是樓房，每棟宿舍樓可以容納數百名工人居住。宿舍房間都是共用的，比較典型的是每間房住8—12個工人，位于每個房間、每層樓或者每個單元的廁所和洗漱間都是公用的。在工人宿舍里，除了床鋪之外，沒有任何可以允許個人隱私存在的空間，生活空間都是集體共用的。我們將工廠大量使用外來工，并利用工廠宿舍暫時性安置外來勞動力、承擔勞動力日常再生產的現象概念化為“宿舍勞動體制”。

　　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宿舍勞動體制可謂全球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相互融合生成的獨特產物，是隨著全球生產的去地域化而出現的一種特殊的生產空間形態(tài)。由于中國的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結構都使得農民工這個新興的勞工階級難以在城市中建立他們自己的社區(qū)，因此勞動力日常再生產的負擔便落在了企業(yè)頭上，正是這種責任轉移導致中國出現了獨特的“宿舍勞動體制”，并因此而導致了新的國際勞動分工中一種特殊剝削型雇傭制度的形成。盡管很多學者都曾經對工廠宿舍進行過考察，但是他們通常強調的是宿舍生活條件的惡劣，例如過于擁擠、缺乏隱私、安全隱患等。而關于工廠宿舍相對于新的國際勞動分工的意義（尤其是在勞動控制和勞動抗爭方面）卻尚未被系統地進行過分析。

　　三、宿舍勞動體制的歷史追溯

　　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初期，由于工廠地處比較偏遠的地方或者在其他比較特殊的條件下運作，因此很多國家的資本家都為其雇員提供住宿。一般的看法認為這種方法可以確保在當地的勞動力市場中獲得忠誠而穩(wěn)定的勞動力供給，使企業(yè)的長期利益得到保障。因此，工廠提供宿舍的做法被認為是西方“家長制”管理實踐的一個伴生物（Ackers，1998）。在傳統的家長制管理中，提供住宿不是暫時性的，而是公司或企業(yè)的一項長期的、制度化的設置。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的英國，很多羊毛廠、棉廠、礦山以及鋼鐵廠與銅廠等所共同構成所謂的“工廠村”（Pollard，1965）。在工廠村的雇工方式中，大多數雇主都為雇員提供住宿，這種方式有助于將潛在的罷工者或制造麻煩者驅逐出去，使工人受制于租金與管理的控制之下。

　　另外，對日本工業(yè)化的研究表明，提供宿舍是日本家族主義管理方式（Hazama，1997）的一個組織特征，宿舍意味著“工廠即社區(qū)”（Dore，1973）。但是，Brinton （1993）也曾指出，宿舍勞動曾是一種性別化的雇傭形態(tài)，是為了短期雇傭的女性以及不斷更新的勞動力市場而特設的一種獨特的勞動形態(tài)。有些日本學者則認為宿舍是一種強迫雇傭的形式或者一種監(jiān)獄式的制度，雇主通過宿舍制度控制勞動者，而勞動者則失去幾乎所有自由（Tsurumi ，1990）。

　　在近代中國的工廠，西方家長制管理方式的引入也帶來了類似的歷史實踐。Elizabeth Perry （1993）曾經對一間上海絲廠如何通過采納西方的家長式管理方式最后發(fā)展成為最大的紡絲工廠進行了描述。她指出：“為了鼓勵年輕的紡絲工人達到高水平的產出，公司發(fā)起生產競賽，支付高工資，并且提供各項服務：宿舍、餐廳、診所、圖書館、夜校、俱樂部以及運動隊等等”（1993：183）。另外，Honig （1986）在對同一時期上海工廠的研究中將宿舍描述為既可以將津貼最小化，又可以對合同工的生活進行嚴格控制的模式。因此，宿舍曾被認為是一種向外來女工提供住宿與“保護”的勞動管理制度。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國有企業(yè)作為一個“全能機構”也曾經廣泛地為其員工提供宿舍、住房、醫(yī)療、教育、養(yǎng)老等全面的、長期的福利性設施及保障（Walder，1986；
Shenker ，1996）。

　　中國向全球生產開放始于1981年的深圳經濟特區(qū)，采用宿舍勞動形態(tài)的工廠組織在全球化的經濟背景之下通過外資企業(yè)和地方政府的聯手推動而大規(guī)模出現。位于工業(yè)開發(fā)區(qū)的雇主企業(yè)為包括工人在內的所有雇員提供宿舍已經成為一種規(guī)范，有的是從當地的有關部門租用，有的則是由工廠自建。因此可以說，在當代中國，宿舍勞動體制的實踐看起來更像是系統性的生成，而不是一種伴生物。更確切地說，中國在全球化時代廣泛實踐的宿舍勞動體制既不是西方所定義的家長式模式，也不是日本的家族主義管理，同時更不是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制度。這是因為，在當代中國的工廠實踐中，宿舍主要提供給那些短期雇傭的單身工人，因此不具備長期居住的功能，并且排除了具體的企業(yè)與具體的工人個體之間關系延續(xù)的可能性。更進一步來說，當代中國宿舍勞動體制在企業(yè)中的實踐與其產品特征、生產周期、地方特色或者雇主偏好等并無明顯相關。最重要的是，在當代中國的宿舍勞動體制中，企業(yè)為其雇員提供住宿并不是為了收買勞動力的忠誠或者保住稀缺技術，而是為了確保在短期內獲得單身的、廉價的、年輕的外來工（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讓他們將短暫的“黃金時間”——通常3—5年（Pun ，2005）——留在工廠；
并將其工作日的勞動產出最大化。這種有保障的勞動力獲得方式代表著一種新的生產模式——這種生產模式的出現既是由于農村勞動力的特別過剩，同時也由于中國在經濟上與全球生產鏈條的接軌。

　　四、住在工廠：選擇？別無選擇？

　　如果工人可以選擇，他們更愿意選擇離廠而居。因此，工廠宿舍的廣泛使用代表的是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勞動與居住方式。Hershatter（1986）曾經對1900—1940年天津的一間棉紡織廠的工人進行了研究，指出工廠利用宿舍主要是為了降低勞動成本，因為可以大量使用女性以及移民勞動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有可能，工人們就絕不會選擇住在宿舍，根據Hershatter（1986）的研究，工廠宿舍的入住率通常只有40—50％。因為宿舍提供給工人的是一個“封閉的社區(qū)”。“廠主們寧愿把工廠封閉起來，由工廠來提供各種生活設施，設置門衛(wèi)嚴守。但是工人們卻總是用腳投票，他們抵抗工廠將其住處也變成規(guī)訓工具的企圖（Hershatter，1986：165—166）�！庇捎诠と斯べY少得可憐，他們有時候會從工廠偷東西，而宿舍使人不可能藏起任何東西。另外，住在工廠宿舍也意味著更加嚴密的控制，對于女工來說還有受到性侵犯的危險。因此，工廠宿舍變成了一個容納那些在當地既沒有家、也沒有親戚的單身者或者外來勞工的地方。到了晚上宿舍就會鎖上大門，以防止工人外出。工人如果不住在工廠宿舍，他們面臨的選擇就是要么獨自租住廉價的房子，要么與親戚同住。獨立居住并不見得條件就會好，它經常和工廠宿舍一樣環(huán)境惡劣（當然可以暫時逃脫雇主的控制）。而在當代中國，新型宿舍勞動體制的出現是國家戶籍制度、廣泛存在工廠宿舍以及缺乏獨立居住空間等三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種宿舍勞動體制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種宿舍控制形式都更加嚴格、全面和深入。

　　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資本的流動（通常是跨國流動）與勞動力的流動（通常是國內的跨地區(qū)流動）通常聯系在一起，并且總是濃縮在“生產”這個比較復雜的政治經濟范疇之中的。工人主要是在省際之間流動的農民工，他們作為產業(yè)工人在工廠所在地的停留是暫時性的，他們通常居住在工廠宿舍，宿舍與他們的雇傭關系直接聯系在一起。農民工的流動是在以下兩個社會條件的作用之下發(fā)生的：一是國家允許農民工進入外資以及私人企業(yè)打工；
二是國家為了滿足資本以及城市發(fā)展的戰(zhàn)略需要而通過政策（戶籍制度）控制人口流動，限制勞動者的流動自由。這兩個社會條件在本質上是相互矛盾的，而生產的空間意義恰恰是在兩個社會條件的矛盾作用之下、在勞動者的流動之中被呈現出來，這種空間意義從根本上來說是具有政治性的——農村外來人口擁有在城市工廠中打工的自由，因為整個中國經濟的發(fā)展需要農村的勞動人口；
然而城市卻拒絕（或者是無力）承擔無產階級化及其世代再生產的成本，它不允許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根，戶籍制度連同勞動力控制一起，共同建構出一種特殊的權力形態(tài)，一方面限制了他們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塑造出農民工模糊的身份認同。換句話說，他們不擁有在城市中長期生活下去的自由。由于城市政府不為這些臨時居民提供住房、教育以及其他環(huán)境設施。因此，他們大多只能夠住在工廠的宿舍之中。而且由于農民工在城市中停留的合法資格是與雇傭聯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旦勞動合同期滿，他們就必須返回他們的出生地或者尋找另一份臨時性的工作（Lee ，1998；
Solinger，1999），然后將再一次被宿舍勞動體制所控制。

　　五、深圳的宿舍勞動體制

　　根據我們對深圳宿舍勞動體制的調查，深圳（中國的其他工業(yè)開發(fā)區(qū)也一樣）的工廠宿舍可以被簡單地歸納為以下五種形式：

　　1、企業(yè)購買土地自建廠房和宿舍。這類的企業(yè)通常是外資企業(yè)或者企業(yè)規(guī)模較大，通常擁有雇員上千人。每間宿舍的面積約為20—30平方米，容納8—12名工人。有些企業(yè)提供免費住宿，有些企業(yè)則收取30—50元／月／人的住宿費。

　　2、企業(yè)從當地政府或者個人手中購買宿舍樓提供給員工居住。除非宿舍樓距離工廠很近，否則這種從第三方手中購買宿舍的做法并不常見。

　　3、企業(yè)從當地政府或者個人手中租用宿舍提供給員工居住。深圳約有80％的工廠宿舍屬于這種類型。這類企業(yè)通常是中小型企業(yè)，約有雇員幾百人。有些員工規(guī)模在3000—5000人的大型企業(yè)也會采取這類方式安置工人。這類工廠宿舍的條件差異性非常大。每間宿舍可以住8—16個人，工人通常自己負擔住宿費，每人每月房租在20—28元之間。

　　4、工人自行租房居住。這類情況通常有的是由于工廠宿舍供給不足，有的則是因為工人已婚要與家人同住。房租約為300元／月，通常由4—6人分攤。工廠所提供的宿舍大多是男女分住的，只有少數工廠有專門提供給已婚者的夫妻房。夫妻房通常只提供給那些雙方都在本廠打工的夫妻，房租約為100—200元／月。

　　5、企業(yè)租用商品房、酒店房間或者別墅提供給高級管理人員居住。其中從當地居民手中租用商品房的做法比較常見，根據住房品質，房租為1000—2000元／月不等。

　　從空間安排的意義上來說，以上的五種住宿形式又可以更進一步歸納給以下四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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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廠房與工人宿舍都位于廠區(qū)內。工廠區(qū)通常有高墻環(huán)繞并且設有保安全天把守廠門。這類企業(yè)通常規(guī)模很較大，廠區(qū)在某種程度上可謂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qū)，有商店、小超市、食堂、娛樂場所、診所等。

　　2、廠房與工人宿舍不在同一個地方，但是通常間隔距離在步行可及的范圍之內（步行10—20分鐘）。有時候工人宿舍就在工廠旁邊，只是不在同一個大門內。

　　3、廠房與宿舍位于同一棟建筑之中。根據中國的消防條例這種情況屬于違法。

　　4、宿舍與倉庫位于同一棟建筑之中，或者更糟糕的情況是廠房、宿舍和倉庫都位于同一棟建筑。這種情況屬于嚴重違反消防條例的行為，容易引發(fā)工廠大火。

　　六、個案研究：深圳豐永電子廠

　　建于1991年的深圳豐永電子廠（以下簡稱“豐永廠”）是一家粵港合資企業(yè)，企業(yè)的管理權主要掌握在香港人手中，企業(yè)設有港方總經理1名以及港方管理人員40名，他們屬下的100名內地管理者主要負責工廠的日常生產管理。香港的總公司方面主要負責聯系日本、韓國的一些大型品牌公司（例如索尼和三星）的生產訂單。豐永廠主要生產高科技電子產品，例如手機、MP3等。除了為亞洲的買家供貨之外，豐永廠還為美國市場生產DVD.在研究方法上，我們主要采取了深入訪談法和田野觀察法，我們先后共對30名工人進行了訪談，并對工廠宿舍進行了細致的田野觀察。

　　豐永廠從建廠之初開始，企業(yè)就已經確定了長期的發(fā)展目標，要將豐永廠發(fā)展成深圳數千家同類產業(yè)企業(yè)中的龍頭企業(y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由于企業(yè)投資規(guī)模巨大（3000萬元），因此當地政府在土地資源、設備、通訊、原材量和商品進出口、稅收等方面都給予了企業(yè)很多優(yōu)惠政策。九十年代中期，豐永廠的員工規(guī)模已經迅速增加到4500人。企業(yè)積極采用現代管理模式和引入國際勞動標準，使豐永廠在嚴峻的全球化競爭環(huán)境中站穩(wěn)了腳跟。豐永廠的工人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村地區(qū)，其中女性占70％以上。她們來自的省份包括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以及貴州等。工人的年齡大多在22—26歲之間，我們訪問的對象中年紀最小的只有17歲，年紀最大的42歲。

　　豐永廠位于深圳特區(qū)內地價昂貴的地方。新工廠大樓籠罩在綠色的玻璃幕墻里，看上去非常現代、美觀。廠區(qū)共有兩棟三層樓的建筑，除了生產車間之外，管理者的辦公地點、會議室以及研發(fā)與設計部門設在大樓之中。廠區(qū)為港方和中方共同所有，其中中方擁有60％的股份，港方公司擁有40％的股份。由于中方負責提供土地和建設成本，因此其持有相對較多的股份。

　　豐永廠處于全球分包生產鏈條的末端，由于港資的作用，企業(yè)可以與美國和日本的買家直接簽訂供貨合同。香港的公司在中國內地一共設有三間分包加工廠，一間設在上海，兩間設在深圳。對于那些技術含量不高，無需使用昂貴的裝配機器的產品，企業(yè)通常的做法是將其生產訂單外包出去。另外豐永廠還將產品的一些末端處理工序和包裝工序外包給一些當地的小廠，但是產品出口之前企業(yè)會統一進行質量檢查。豐永廠大約有10％的生產工序被外包給當地企業(yè)，這些企業(yè)大多位于地價比較便宜的地方，通常是在特區(qū)之外的工業(yè)區(qū)。由于土地和勞動力資源對于當地企業(yè)來說豐富、廉價而易得，因此這種外包生產模式可以極大地降低公司的生產成本。

　　豐永廠工人平時的人均基本工資為3.3元／小時，加班工資為4.2元／小時。工資以現金形式按月發(fā)放。加上加班工資，工人的人均月收入在900—1000元左右。生產工人的工資通常順延推遲一個月支付。平時通常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星期工作7天（除非在生產指標完成的情況下，可以在星期日休息一天），表1是豐永廠工人平時的工作時間表：

　　表1豐永廠工人作息時間表

　　8：00—11：30工作

　　11：30—12：30午飯

　　12：30—17：00工作

　　17：00—18：00晚飯

　　18：00—22：00加班

　　主管、技術人員、管理類或辦公室的文員的工資水平相對較高，人均月薪在1500—2000元之間。由于豐永廠的工資水平相對較高，因此工廠通常只會雇用熟練的或者有經驗的工人。

　　（一）工人的居住狀況

　　為了擴大企業(yè)規(guī)模以及更新生產設備以吸引更多全球買家的生產訂單，豐永廠斥資1000萬元興建新的員工宿舍區(qū)。宿舍區(qū)占地約12000平方米，共有五棟宿舍樓，其中四棟是工人宿舍，還有一棟是管理人員公寓。宿舍區(qū)四周建有圍墻，大鐵門經常關閉，在鐵門的旁邊有一扇側門全天24小時開放，由保安輪流值班把守。經過側門和保安值班室進入宿舍區(qū)，可以看到兩塊活動用空地，主要供員工舉行各種娛樂和體育活動，例如打籃球或者打羽毛球�？盏馗浇鼣[放著一些桌椅，工人們經常會坐在那里聊天兒。宿舍區(qū)有一個小商店，晚上經常會聚集很多工人，通常工人來商店并不是為了買東西，而是為了看電視。商店附近是兩個很大的工人飯?zhí)�，每個飯?zhí)枚伎梢匀菁{近上千工人就餐。住在宿舍的工人每個月繳納房租50元／人，在飯?zhí)镁筒偷馁M用是3元／餐。在管理者公寓樓的一樓還設有一個診所和一間閱覽室。

　　豐永廠的員工宿舍存在著不同的等級標準，反映出企業(yè)員工之間的分化。香港管理者、內地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以及普通生產工人在住宿條件上存在著明顯差異。管理人員的公寓都是三房一廳的格局，另外附有獨立的廚房、洗手間和浴室。另外，管理人員住的套間里都配有齊全的電器設備，如電視、冰箱、空調、以及廚房和浴室設備等。港方的總經理和管理者們每人都分有一套獨立套間，而從內地招收的經理助理、主管、技術人員以及辦公室文員則是每3—6人合住一個套間。相比之下，工人宿舍樓更像是一間醫(yī)院，所有房間都是同樣大小，每間房都帶有一個共用的洗手間，每層樓設有一個供應熱水的水房。每間宿舍住有8—12名工人，生活以及衛(wèi)生條件都比較差。宿舍中沒有廚房和浴室，也沒有任何空間可以供工人放置自己的衣服以及其他個人物品，工人們通常只能把自己的所有物品都堆放在自己的床鋪上。宿舍裝有風扇，但是經常壞掉了也無人來修理。正如我們所說的，全球資本主義在勞動過程的微觀層面以及宿舍中建構出空間的差異和分化，至少在我們所觀察到的外資或合資工廠里情況皆是如此。

　　由于豐永廠員工人數多，因此宿舍管理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豐永廠的員工宿舍守則超過50條，而且每條后面都附有懲罰的細節(jié)。宿舍行為守則涉及了睡覺、吃飯、洗澡以及出入等各個方面。表2是豐永廠宿舍守則中的一些主要條款。

　　表2豐永廠宿舍管理守則（節(jié)選）

　　1、保持宿舍清潔衛(wèi)生，如被發(fā)現宿舍臟亂者將處以罰款10元。

　　2、宿舍樓內禁止隨地吐痰，違者罰款10元。

　　3、晚上12點之后禁止說笑吵鬧，進入宿舍后必須保持安靜，對半夜吵鬧者將處以罰款。

　　4、禁止吵架或打斗，違者將立即被開除出廠。

　　5、愛護宿舍樓的各種設施，對惡意破壞公物者將處以罰款并開除。

　　6、偷盜宿舍樓公共財物或居住者財物者將被開除。

　　7、禁止訪客留宿，違者罰款100元。

　　8、除非上夜班或者有緊急情況，否則晚上12點鐘之后禁止進出宿舍樓。

　　9、宿舍區(qū)內必須攜帶居住證，遺失居住證將處以罰款20元。

　　10、宿舍內禁止煮食，違者罰款20元。

　　11、禁止自行互換床鋪，違者罰款50元。

　　豐永廠希望通過這些嚴格的紀律守則來培養(yǎng)出一支更加文明、更加兢兢業(yè)業(yè)的勞動隊伍。工廠指派了兩名巡查經理專門負責檢查員工食堂和宿舍。工人們經常抱怨說這兩名巡查經理待人態(tài)度很差，總是因為一點點小事兒就呵斥工人。例如，如果工人用手機打電話的聲音稍大一點，被他們聽到了就要遭到一頓教訓。這兩名巡查經理都是來自四川偏遠農村的退伍兵，他們在廠里的工資水平相當于生產工人的四倍。

　　我們的工作主要就是負責巡查工人宿舍，我們也沒有辦法，只能管嚴點兒，否則我們怎么可能管得住4000多工人？我們不允許工人們半夜在街上閑逛。那些男工很容易在街上鬧事兒，（如果晚上在街上逛）白天工作就沒有精神。女工晚上在街上不安全，我們也是為她們好，保護她們。（對意達廠一名巡查經理的訪談）

　　工廠在對工人進行控制和懲罰的時候，經常會使用“保護”這個詞。更進一步來說，由于工人必須居住在工廠，因此工廠即使是對工人的個人時間也可以進行“家長式”的關懷，管理者們完全控制了工人們的生活方式，而這種控制在工作與居住絕對分開的生產方式中則是難以做到的。然而，宿舍勞動體制的倫理精髓在于它不僅是要對工人實行嚴格的控制和懲罰，同時還要創(chuàng)造出一套自我管理的論述。管理者期待工人對宿舍進行自我管理，因為這可以使他們學會如何自律。

　　現代的宿舍體制不僅擁有一套嚴格的紀律體系，同時也包含著某種福柯式的全景敞視空間與日常生活自我形塑技術（Foucault，1977；
Mckinlay Starkey，1998）。工廠管理者（代表資本）試圖利用通過包括宿舍在內的一系列規(guī)訓程序對工人進行徹底的控制和改造，使其能夠最大限度地為資本提供勞動力。通過宿舍勞動體制，工廠可以對工人的工作與生活進行全面控制，將一個全新的工廠生活“軟件”輸入到工人的思想與靈魂之中，試圖使她們獲得一種新的日常生活習慣，嚴格的宿舍管理與檢查制度使工人完全處于�？率降摹叭�景敞視空間”之中。

　�。ǘ�）工人抗議

　　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逃避、叛逆和反抗。盡管對工廠宿舍的管理和控制非常嚴格，但是大多數工人只是在表面上順從，并不是真正認可了宿舍的行為守則。為了方便形成親屬或族群圈子，女工們經常換床鋪，盡量能夠和自己的親戚或者同鄉(xiāng)住在一起。另外，在宿舍里禁止煮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工人在夜里加班后都會感到饑餓。如果有同鄉(xiāng)到訪，也總是會偷偷留宿到她們找到工作為止。有時候甚至會在女工的床上發(fā)現男人，如果被別人告發(fā)到廠里，這個女工就會被立即開除。賭博和飲酒等宿舍嚴令禁止的行為，雖然在女工宿舍里很少見，但是在男工宿舍里卻非常普遍。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諸如此類的反叛行為數不勝數，但是這些并沒有嚴重威脅宿舍生活的秩序。

　　我們在工人訪談中所了解到的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工人集體抗議行動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宿舍勞動體制之下勞動抗爭的一個生動例證，甚至可以說，正是工人宿舍這種聚居方式為工人的集體抗議行動提供了必要的空間與社會基礎。

　　盡管永豐廠較高的工資水平使工人們愿意留在這里工作，但是當有些工人們知悉中國勞動法的某些條款之后，他們都非常不滿，因為工廠并沒有嚴格按照勞動法的規(guī)定給予他們雙倍的休息日加班工資（法定假日加班應該是日常工資的三倍）。2002年，豐永廠為了降低勞動成本，計劃將其部分生產線搬到深圳特區(qū)之外的工業(yè)區(qū)。在新工廠，企業(yè)計劃將工人基本工資從原來的3.3元／小時下調到2.5元／小時；
加班工資也從原來的4.2元／小時下調到3元／小時�？傮w上說，新工廠的工人的工資水平將比原來的工廠降低25％。

　　從2002年開始，豐永廠開始有計劃地大規(guī)模解雇那些合同到期的工人。2002年3月，工人們過完年從家鄉(xiāng)返廠后發(fā)現，工廠在沒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況下解雇了600名工人，而給每個人的遣散費僅相當于一個月的基本工資。工廠通知被解雇的600名工人盡快離開工廠并搬出宿舍。根據豐永廠管理層的解釋，根據中國的勞動法，他們只需要在工人勞動合同期滿前24小時通知工人即可，因此工廠并不需要對工人做出補償，而相當于一個月工資的遣散費是工廠對工人的善意表示，并不是工人的權利或者工廠的義務。

　　自從這件事發(fā)生之后，工廠的車間和宿舍到處都可以聽到關于解雇工人的各種傳言和消息。工人們經常聚在宿舍中討論下次裁員的時候可能發(fā)生事情，尤其是那些勞動合同即將在2002年9月到期的工人們尤其感到緊張焦慮。工人們開始關注深圳市勞動局的各種勞動法規(guī)條例，他們想知道自己到底可以從工廠獲得多少補償金，是否能夠要求工廠將曾經未按勞動法規(guī)定足額支付的加班工資補發(fā)給他們。工人們經常在宿舍里三個一群、五個一伙地聚在一起進行討論，這些討論往往是在老鄉(xiāng)、親戚或者朋友之間進行的。最后，工人們決定集體聯名寫信到勞動局反映情況。一群來自湖南的女工起草了給勞動局的信，接著，為了收集簽名，這封信在宿舍樓里沿著各種非正式關系網絡（朋友、親戚、老鄉(xiāng)等）在各個房間之間秘密地傳遞開來。有一個湖南的工人在一天一夜的時間里收集到了將近200個工人的簽名。然后工人們把信送到了勞動局，一個勞動局的辦事人員收下了工人們的信并且承諾將盡快對情況進行調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勞動局卻遲遲沒有給工人回音。而在豐永廠這邊，為了穩(wěn)定工人情緒以及逃避補發(fā)加班工資的責任，廠里通知工人2002年內不會再有解雇工人的動作。然而，生產設備仍然在被不斷地搬出工廠，工人們的加班時間也越來越少，收入水平受到嚴重影響。宿舍里到處可以感覺到工人們的悲觀情緒，因為工人們知道自己最終還是難逃被解雇的命運。一個工人說：

　　那時候我們就好像在等待生死判決一樣。每個人心里都知道工廠遲早會搬走。但是我們覺得自己好像被欺侮了。因為我們的工資高，所以廠里不愿意帶我們去新廠。他們想重新雇人。宿舍里有人說如果肯接受低工資的話，被解雇之后廠里還會考慮重新雇我們。

　　結果是，豐永廠只打算留用車間管理崗位的人員，并保證在新廠對他們進行重新安置，這些管理人員傾向于希望保留一些身邊比較“忠誠”的工人（通常是共事時間較長的人）。大多數的工人堅持如果工廠不發(fā)放補償金則不肯離廠。由于加班越來越少，工人們有更多的時間留在宿舍，因此他們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共同商量對策。他們詳細閱讀了深圳市政府頒布的勞動條例，并聚在一起進行討論。還有一些工人甚至開始收集工廠違反勞動條例的種種事實（包括工資支付、收取押金、工作時間、工作條件、勞動合同以及社會保險等方面）并記錄下來。在這個封閉的宿舍空間中，工人們組成各種小圈子或者網絡進行廣泛的討論，在這個過程中工人們都了解到企業(yè)違反勞動法規(guī)的種種做法是非法的。工人們正是在宿舍進行組織的過程中，很快清楚意識到了工廠實踐與勞動法規(guī)之間的差距，工人意識迅速而有效地被培養(yǎng)出來。

　　2003年1月6日，豐永廠終于開始動手解雇第二批工人，又有1000名工人被列入了解雇名單。這些工人拒絕接受最后的工資給付，并且不接受工廠對其勞動合同的終止行為。到了晚上，被解雇的工人們拒絕搬出宿舍，他們采取了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行動——把自己的東西全都鎖在宿舍之中。宿舍樓里，工人們廣泛進行著激烈的討論。第二天早晨，約有600名工人采取集體行動，步行到深圳市政府大樓并要求與政府負責人對話。政府相關部門迅速對工人們的要求作出反應，工作人員出來勸工人們離開，并承諾將在下午與豐永廠開會商討此事。工人們要求會議必須有工人代表參加。到了第三天，勞動局、企業(yè)和六名工人代表面對面地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談判協商。

　　工人代表選舉也是在宿舍中進行的。盡管代表選舉的程序并不正規(guī)，但是在我們在對工人的訪談中了解到，工人們推選工人代表的時候并沒有遇到什么困難。工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根據血緣、族群以及朋友關系早已形成了各自的生活圈子和社會網絡。非正式社會網絡中的領導者通常被稱作“大姐”或者“大哥”，他們通常很關照群體中的其他成員，經常幫助圈子里的其他成員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難題，并因此獲得了其他人的尊重。這些在工人中擁有較高聲望的人（非正式群體的領導者）被推選出來擔當了工人代表。工人代表的選舉沒有采取任何正式的民主程序，因為這些程序對于一個早已在宿舍與工廠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團結群體或者領導人來說似乎是毫無必要的。

　　豐永廠與工人代表進行談判的結果是：企業(yè)依然堅持終止工人的勞動合同，但是愿意按照工人在豐永廠的工作年限來支付補償金（工作一年則獲得一個月的工資補償），這樣，對于已經在豐永廠工作五年的工人來說，他們便可以獲得5000元的補償金。對于工人們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勝利，因此他們幾乎從未期望過可以和豐永廠續(xù)簽勞動合同（除非他們愿意接受工資減少25％并去新廠工作）。2003年1月遭到解雇的1000名工人通過他們自己的不懈努力終于為自己爭取到了更多的“剩余”。

　　豐永廠在深圳特區(qū)內的工廠依然還在運作，但是企業(yè)的雇員規(guī)模已經下降到只有2000人左右。被解雇的工人有的接受了較低的工資水平，進了豐永廠在深圳特區(qū)外的新廠工作；
有的工人則在其他工廠重新找到了工作。

　　七、結語：勞動控制與抗爭的另類空間

　　全球化時代廣泛出現于中國的工廠宿舍作為一個獨特的社會空間應該被視為生產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工廠中，無論是資本還是工人都在通過控制這個空間來增加各自的權力。勞動控制與抗爭的辯證關系在宿舍空間中被充分展示出來。

　　一方面，資本通過宿舍對工人們的勞動與生活進行直接控制，塑造工人的生活方式，通過操縱各種精細的微觀權力技術使工人盡量符合生產機器的要求，延長勞動時間，隨時根據生產需要靈活使用勞動力等，降低對勞動力使用的不確定性，實現對勞動力使用的最大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宿舍勞動體制是一種獨特而有效的勞動控制與管理形態(tài)。它使工人完全處在了�？率降摹叭�景敞視空間”之中，但另一個方面，盡管工人們的生活受到了幾乎全面的、系統的控制，但是宿舍勞動體制卻為工人抗爭開辟出一個空間。為了減輕工業(yè)世界的暴力，大多數工人不得不對自己的宿舍空間進行控制和利用。過度擁擠和緊張的人際互動導致了工人之間產生沖突，然而共同的命運卻使他們的打工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當我們進入工人的真實生活世界，宿舍對于工人團結與集體行動產生的空間與社會意義被呈現出來。工人們并不是完全被動的、馴順的，相反，他們是機靈而反叛的。他們同樣善于利用自己在生活空間發(fā)展出間隙性權力（interstitialpower ）形態(tài)，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挑戰(zhàn)著規(guī)訓的權力并形成非正式關系網絡。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當代，嵌于社會關系或者從文化資源中所表現出來的集體性實踐是工人們不屈不撓地抵抗工業(yè)規(guī)訓力量的日常策略。二十世紀初期，在上海和天津的一些工廠里，成立同鄉(xiāng)會是產生社會身份認同（盡管是片面的、流動的、易變的）的一種重要手段，并因此而出現了一些或者公開或者隱蔽的社會行動（Honig ，1986；
Hershatter，1986；
Perry ，1993）�，F代中國的外來工們仍然是被緊緊包圍在同鄉(xiāng)和親屬網絡之中的。

　　宿舍聚居為工人們強化和擴展這些非正式網絡提供了必要的空間。在宿舍中，性別、血緣以及族群網絡將工人們彼此聯系在一起。這些網絡也有利于工人流動、找工作以及傳播工作信息，并且增強了工人對工廠以及城市生活的適應能力。另外，宿舍聚居也為工人建立共識、發(fā)展策略以及采取集體性行動創(chuàng)造了條件�？傊�，宿舍勞動體制的存在使工人之間容易建立起較強的社會關系，并促進形成各種工人團結形態(tài)（盡管通常不是長期的、穩(wěn)定的）。它為工人展開集體抗爭行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空間與社會基礎，居住與勞動的高度聚集使得工人有可能發(fā)展出集體性的資源，并有助于動員工人向工廠管理者發(fā)動集體性挑戰(zhàn)。

　　「英文標題」Dormitory Labor Regime：Another Space for LaborControland Resistance

　　「標題注釋」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兩個研究課題的資助：（1）Hong Kong Research Grant Council support，“Living with GlobalCapitalism：Labour Control and Resistance through the Dormitory LabourSystem in China ”（2003—2005）；
（2）2005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問題研究”（05

　　「英文摘要」The appearance of so-called “dormitory labor regime”in China is a result of globalization or delocalization in the field ofproduction.It represents not only a new mod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but also the platform for a new mode of labor vs.capital relationship.The control and anti-control fight intensifies in the space of dormitorywhere both labor and capital try to gain the upper hand.In the dormitorylabor regime，it is quite probable that concentration of inhabitationand labor is breeding a collective and concerted effort among the workingclass to fight against factor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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