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丸山升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者。20多年來，雖然有不少向他請教的機會，但事實上見面只有兩次，每次的時間都很短暫。1991年10月我到東京大學教養(yǎng)學部當教師，學部在目黑區(qū)駒場。大概是年底，東大在學校的山上會館，舉行外國人教師的招待宴會。教養(yǎng)學部村田教授陪我乘車來到本鄉(xiāng)的東大，并介紹我與當時任中國語言文學科主任的丸山升教授見面。知道我的專業(yè)是“當代文學”，寒暄之后他便問我，洪先生喜歡當代的哪些作家。雖然我以“當代文學”作為職業(yè)已經十余年，卻從未想過這個問題，一時愣住了。一連串的“當代作家”的名字，便走馬燈般地在腦子里打轉，最終還是拿不定主意該“喜歡”誰，只好囁嚅地說，“沒有最喜歡的”。在當時，即便是“新時期文學”也有點讓我失望，加上對自己判斷力缺乏信心，所以，下意識地將丸山先生的“喜歡”，偷換成“最喜歡”，當作這個推諉的回答的理由。但是談話似乎就很難繼續(xù)下去，離招待會開始又還有一段時間，村田教授便說，我?guī)�你去看看資料室的藏書吧，我便松了一口氣地逃離現(xiàn)場。第二年，按照規(guī)定，丸山先生年滿60從東大退休，到了私立的櫻美林大學任職，不過還是在東京。而我在1993年秋天離開日本之前，卻沒有再去拜訪他。待到又一次見面，已經是十多年之后了。05年初的冬日，我和謝冕、孫玉石、臧棣、姜濤他們到日本旅行，從大雪后初晴的箱根、伊豆到了東京。那一天去了淺草寺，乘船游了隅田川，回到新宿的王子飯店，已經晚上八、九點。丸山先生和夫人從傍晚就一直在飯店等我們回來。握著他的手，見到溫和、真誠的眼光笑容依舊，但比起十多年前來，畢竟是有些蒼老，且消瘦了，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

　　就在這一年秋天，北大的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辦“左翼文學世界”的研討會。丸山升，尾崎文昭等多位日本學者都來出席。會議主題是檢討“中國1930年代文學”，探索左翼文學遺產的現(xiàn)實意義，也慶祝丸山先生論著中文譯本（《魯迅·革命·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出版。我也是這個“文化研究中心”名義上的成員，研討會主持者便要我去參加。因為那一段身體不大好，也因為丸山先生的書剛拿到手，還來不及讀，便沒有去。后來聽說不少發(fā)言和論文質量很高，特別是丸山先生論著座談會，氣氛的熱烈為近年學術會議所難見，便不免有些后悔�？梢园参孔约旱氖牵�這讓我能夠靜下心來，閱讀他的這本著作，從中收獲沒能當面從他那里得到的教益，特別是有關文學批評、研究的精神態(tài)度、視點、方法的方面。

　　二

　　丸山的學術風格，應該說具有日本學術的那種重視材料梳理、論述細密的特征。不過，我與這本書的譯者一樣，能夠真切感到“那似乎瑣細的材料考證背后的熱誠”（《魯迅·革命·歷史》譯后記）。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學術不是那種“職業(yè)性”、“生命萎縮”的，在嚴謹論證中可以把捉到動人的生命熱度。這樣說，不僅僅是指文字之中透露的執(zhí)著、誠懇，更是表現(xiàn)在研究方法、視角的選取和運用上。

　　丸山在書的《后記》里寫到這樣的一個細節(jié)。1956年患上急性腎炎，未能治愈；
到了1976年，醫(yī)生宣告進入腎功能不全階段，需要人工透析。在當時的醫(yī)學條件下，普遍認為即使透析，也只能維持四、五年的生命。得知這一情況，他寫道，“我最先想到的是，我怎么能就這樣連一趟中國都沒有去過就死呢。其次想到的是，在中國承認‘文革’是一場錯誤那一天之前無論如何我也不能死”。這些話讓我震動，以至一時沒能繼續(xù)讀下去。我想，即使是像我這樣的經歷“文革”的中國“當事人”，似乎也從未產生過這樣的想法和情感吧。他和他的“學術”與異國的歷史，與隔海發(fā)生的事變之間，究竟是如何建立起這種關聯(lián)的？這是我常想的問題。

　　當然，就一般的情形說，這種聯(lián)系能夠得到理解。90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時候，東京大學專治現(xiàn)代漢語的傳田章教授跟我說過，近半個世紀，日本學者走上中國問題研究道路比較集中的時間，一個是戰(zhàn)后到新中國成立，另外是“文革”初年。丸山升50年代初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感興趣，并最終選擇它為自己的專業(yè)，是基于當時“現(xiàn)實中中國革命的進展”。就像他在《作為問題的1930年代》中說的，回顧日本近代史的過程，將它同中國的現(xiàn)代史進行對比，從中尋求日本批判的立足點，“可以說這既鮮明地體現(xiàn)了戰(zhàn)后一段時期的思想、精神特色，也代表了戰(zhàn)后日本中國研究的一個‘初衷’”。丸山在當年的學生時代，參加過日本的左翼民主運動。1951和1952年，因為示威發(fā)表演講，反對美國對日本的占領兩次入獄。借鑒中國革命的經驗，來反思日本在近代的失敗，尋找未來的道路，是他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主要動力，也構成他的源自深切現(xiàn)實關懷的問題意識。作為“將中國作為尊敬與憧憬對象的無數(shù)人中之一”，由此產生了對“五四運動”、“文學革命”等歷史問題的“深切同感”。中國研究所形成的“中國像”，與日本現(xiàn)狀的抗爭，在他的“學術”中構成“共振”的關系。

　　這雖然在一代學者那里帶有某種普遍性，但是我相信丸山有他自身的緣由，只是沒有更多的材料能夠支持進一步的分析。但是，從視角和方法上也能夠看到這種獨特的方面。他在分析竹內好將中國論作為有意識的“方法”所選取的視角時，說竹內“與其說是通過和中國的對比來構筑日本批判的立足點，不如說是先存在強烈的日本批判，然后將中國設定為對立的一極”。丸山的視角與竹內顯然有所不同。丸山的傾向，顯然更重視他所描述的狀況與中國現(xiàn)實的切合程度，中國文學“歷史真相”，以及它的現(xiàn)實展開的復雜性，始終是他考察、追蹤的目標，并轉化為幾乎是“自身”的問題。從50年代中期中國發(fā)生“反右”運動開始，丸山看到現(xiàn)實的情況已經“大幅度”地超出當初中國研究的“初衷”。他的獨特之處在于，一方面，他沒有放棄這種“初衷”仍具有的某種合理性，即便在發(fā)生了“文革”的激烈事變之后，也沒有打算做斷裂性的“轉向”。另一方面，又以嚴肅的，追索事實的態(tài)度面對超出預想的復雜性，不回避給原先的“尊敬與憧憬”蒙上陰影、甚至產生震撼性打擊的事實。相對于一些歷史“終結論”的學者（他們已經把研究轉向某些過去忽略的“細部”）的認識，丸山認為我們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文學的“復雜性和深刻性問題”的了解、把握仍有待繼續(xù)。他說，“在迄今為止形成的中國文學研究的框架中，而且還是遠遠貧瘠、窄小的框架中，僅僅去挖掘以前未被討論的問題，這不是太寂淡冷清了嗎？”他的這個評述，可能得不到許多人的贊同，他自己也說“也許還是精神遺老的一種杞憂”，但是卻值得認真思考。意識到他那一代人試圖解決，但并未解決的基本“問題”有可能被丟棄，他殷切地表達了這樣的期待：“希望大家替我們將以我這一輩人的感覺無法感知的問題一個個弄清楚”（《戰(zhàn)后五十年》）。

　　90年代后期，丸山自覺體力、精神的逐漸衰弱，為沒有更多力氣跟蹤、把握中國文學現(xiàn)狀而感到“沒有多大長進”的沮喪，也為重讀自己過去的文章發(fā)現(xiàn)沒有新的話可談而“真的十分厭煩”。從這里能夠看到那些“問題”在心中的糾結程度，看到那種逼迫的力量是怎樣的難以解脫。不過，這種沮喪，這種自我的“厭煩”，不也體現(xiàn)了對學術有所“承擔”的學者尊嚴的人格嗎？

　　三

　　在丸山對中國30年代文學的研究中，魯迅占有中心的位置。“中心”不只是從花費精力與所占篇幅，而且是從研究的“本源性”意義（研究論題的生發(fā)，和歷史評價標準的確立）的角度上說的。談到歷史研究的時候，丸山說，“很多情況下，身處歷史漩渦中的人并不自覺的行為中往往蘊含著重要的意義”，“研究的意義之一就在于挖掘出那些未被意識到的意義并讓它作用于今天”。接下去他又說，“只是，不能忘記，這有時候最終只不過成為自己的影子在研究對象上的投影”（《“革命文學論戰(zhàn)”中的魯迅》）。這些話，一方面是在說明歷史研究的出發(fā)點和現(xiàn)實價值，另一方面也提示了研究者與對象之間可能的關系。我想，說丸山所描畫的“魯迅像”上面有著他的投影，恐怕不是一種妄測。換一個說法，丸山對魯迅的“形塑”，包含有他對一個可以作為榜樣的人物的期望，寄托著他有關知識者精神處境、精神道路的想象。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在他的研究中，也是“作為方法”存在的。

　　在丸山對魯迅在“革命文學論戰(zhàn)”和“左聯(lián)”時期的“思維構造”的討論中，魯迅那種通過“抵抗”，通過轉化引起他共鳴的思想資源，以建構個體與時代“洪流”的“最具主體性的結合的方式”（《魯迅和﹤宣言一篇﹥》）這一點，有深入闡釋與強調。文學與現(xiàn)實的關聯(lián)，個人對體現(xiàn)“歷史必然性”的“洪流”的投入，是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丸山的研究視角。在這一前提之下，他對個體的自主性給予高度重視；
這讓丸山具有“個體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味。能夠獲得他所稱的“最具主體性”的方式，就不是將自己無保留地交付某種方向、立場、陣線，“不是瞄準新的可能性一口氣飛躍”，“而是確認自己當前的所在的地點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絲不茍地干該干的事，從中尋求前進的保證”（《魯迅和﹤宣言一篇﹥》）。這種“最具主體性方式”的建立看來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需要通過“抵抗”（或竹內好所說的“格斗”）來產生獨特的“思維構造”和行為方式。丸山使用“抵抗”是個富于緊張感的詞，它所包含的具體情狀，卻并沒有特別予以解釋。但是，從他對魯迅的論述中，也間接從我們的現(xiàn)實經驗中，“抵抗”所面對的，大概可以歸納、想象為這樣的一些內容：僵硬的思想框架，強大潮流的裹挾威力，正義感宣泄的自我滿足，與潮流保持距離的孤立恐懼，對自身位置、能力的虛妄判斷，等等。這個理解如果不是那么離譜的話，那么，使用“抵抗”這個詞也不是浪漫的夸飾，從心理的層面說更是如此。

　　這方面涉及到“思維構造”的“能源”的重要問題。丸山指出，魯迅與日本的馬克思主義文學論，以及中國20年代的革命文學論的重要區(qū)別，表現(xiàn)在后兩者均以“觀念性”、“階級性”設限，將非革命，非無產階級的文學家及其思想成果“全部排除后再出發(fā)”（這也是中國當代政治和文學激進派別的綱領）。魯迅卻不是這樣；
他忠實于引起個人共鳴的思想，從里面吸取到能夠轉化為自己思想能源的東西。這在魯迅和日本文學家廚川白村、武者小路、有島武郎的關系上，可以看到這一點。武者小路等文學家自然不屬于“第四階級”，有的且是左翼文學家所反對的自然主義、“純文學”的提倡者、守護者。但是，魯迅卻在有關文學要發(fā)自“本心”，要有作家人格的充實，要有內在生命等方面與他們產生共鳴，形成“決定文學作為文學是否有意義的只能是作家主體的存在狀態(tài)，決不放過將文學的存在根據(jù)委托給‘政治’的”“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這些文學家在魯迅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上，在把握世界、把握文學的方式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丸山認為遠超出我們今天的預料。他認為，魯迅對他所反感的文學是“革命的武器”的理論的“抵抗”，一方面是以自己的力量，一方面是通過更新武者小路強調作家“忠實于自己”的“自己”這一詞語的內涵來實現(xiàn)（《魯迅和﹤宣言一篇﹥》）。魯迅不是那種將要“超越”的對象當作毫無用處的舊時代“遺留物”拋棄，不管三七二十一急馳入麾下，投入大潮的文學家。

投身于具有正當性的思想、文學潮流之中，但堅持自身的獨立性，擁有處理、解釋問題的獨特的思想框架和方法，這是是丸山對魯迅的“發(fā)現(xiàn)”。這種魯迅闡釋，其實也是丸山性格的一個投影。丸山經歷了“尊敬與憧憬”的對象蒙上陰影，“大幅度”改寫的情形，對歷史進程的思考，和個人性格上的特點，使他逐漸確立了一種以執(zhí)著探求“事實真相”為目標，在“潮流”中充當質詢、糾正的力量的思維結構。丸山在魯迅那里，印象最為深刻的可能也是這一點吧。我想，在他看來，闡釋思潮的性質，推動思潮的發(fā)展的思想方式固然重要，但是，質詢、糾正的思想方式也不能或缺。有的時候甚且更值得重視；
當隨聲附和之聲在空中到處飛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模糊并掩蓋存在的裂縫、偏差、扭曲的時候。此時，揭發(fā)偏差、扭曲，就是堅持獨立立場的清醒者所應承擔的工作。丸山的研究，正是體現(xiàn)了這一特點。這只要仔細閱讀他在“文革”初期寫作的系列文章，對中國官方進行的魯迅，對周揚，對30年代文學等的闡釋的質疑、拒絕，就能清楚看到這一點。舉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在當時展開的對周揚等的“右翼投降主義”的批判中，魯迅被構造為“正確路線”代表，而周揚、李初梨、成仿吾、錢杏邨等被作為對立面受到無情打擊。這個時候，丸山倒是表現(xiàn)了對李初梨等當年處境的諒解和同情。他說，“如同一開始碰到怎樣的大課題時閃濺的火花：馬克思主義如何接受魯迅，或者馬克思主義是否具有足夠的框架和宏大來容納魯迅這樣的思想家、文學家提出的問題？不論是成仿吾、李初梨，還是錢杏邨，今天想起來，他們都碰到這個棘手的難題，所以我現(xiàn)在不如說對他們感到一種親切和同情”（《“革命文學論戰(zhàn)”中的魯迅》）。這種不拋棄“時間”維度的，設身處地的中肯、平實之論，和厭棄、激烈的流行論調形成對照。支持這個論述的還有這樣的一段話：“如果今天重新將1930年代作為問題還有意義的話，那么盡管它有那么多弱點和缺陷，當時中國最優(yōu)秀的青年中至少相當一部分（關于這一點我的認識到現(xiàn)在依然不變）還是被這場運動所吸引，他們真的甘愿為此不惜自己的生命，這是為什么、是什么從內心驅動他們？果真不過是幻想嗎？如果說是幻想，那不是幻想的又能是什么？”（《魯迅的“第三種人”觀》）

　　“文革”結束之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出現(xiàn)了活躍的局面，這種活躍建立在對過去的歷史敘述反省的基礎上。丸山看到這個活躍展開的趨向是，從過去過分傾向以左翼文學為中心，忽視左翼文學以外的作家，轉移到對各種“流派”的研究和對“主流”以外的“邊緣”的研究的興起；
過去在當代中國被輕視的作家，如徐志摩、戴望舒、郁達夫、沈從文、錢鐘書、蕭乾等成為研究者集中的興趣。對于這個轉移，他表示了贊同的態(tài)度，說現(xiàn)代文學的眾多側面被闡明，內部所包含的豐富的發(fā)展可能性被揭示。但是對這種趨勢也有所警覺。他認為，人們對過去被忽略的事物表現(xiàn)興趣，“恐怕根源于人類自然的本性”，“但最終又往往僅是將歷史顛倒過來，未改變其本質，這種例子我們早已屢見不鮮”（《關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一己之見》）。這個后來被中國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意識到的問題，丸山提早就向我們指出了。80年代，在一種“回歸文學本身”的潮流下，對現(xiàn)代文學中強烈現(xiàn)實性做出過多否定的思潮，他也表示了異議。他引述日本三位作家在二、三十年代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感受之后寫道：

　　谷崎潤一郎、金子光晴、宮本百合子這三位思想與文學大相徑庭，但各自卻都具有超人的知性的文學者，雖然表述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卻把與包括文學家在內的中國人民、中華民族所處的現(xiàn)實“苦斗”，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最大特色來認識，并且與之發(fā)生共鳴。而且金子光晴還認為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這一特色中蘊含著糾正日本文學弱點的力量。關于這些，我很想讓中國的同行們知道。

　　——《關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一己之見》

　　在討論蕭乾的文章（《從蕭乾看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建國前夕文化界的一個斷面——﹤從蕭乾看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補遺》）中，他通過個案，深入闡明他在有關“主流”、“支流”問題上的看法。他說，如果抱有成見，將蕭乾的作品看成“非左翼”或“反左翼”的，忽略從本質上來追尋他的精神軌跡，那么，“最終只能把他作為右派予以否定這一過去中國看法的顛倒”。對于“新時期”文學“走向世界文學”，和在中國文學中尋找與外國文學的流派相當?shù)牟糠郑ㄈ纭艾F(xiàn)代派”等）的熱衷，丸山當時也表示了疑惑。說這種研究只不過是與外國之說相契合，“去套用實際上并非各國通用的架空的‘世界文學規(guī)律’”，“這樣觀察中國文學實在是一種皮相的做法”。上面的這些或溫和、或尖銳的意見講在1988年，自此以后，研究狀況當然有很大改變。但是他提出的這些問題，特別就其中隱含的視角、方法，也并非已經失效。

　　四

　　在歷史研究上，丸山認為具有“敏銳的時間感”，是研究者需要具備的重要條件。這也是他自己一貫秉持，并且保持警醒態(tài)度的原則�！皶r間感”，既指研究者對自己所處的位置的認識，問題提出的時間意識，也指研究對象的具體情境，以及兩種不同“時間”所構成的關系。對“時間感”的強調，是強調一種回到事實，將問題放回“歷史”去考察的態(tài)度，是重視問題、概念、思想發(fā)生和變遷的條件的態(tài)度。如果擴大的理解這個問題，則還包含著對“歷史”的某種同情、尊重，和重視研究者、研究對象個體的各自不同的感受性等等。思想、觀念總是由各自不同的條件所支撐的。離開了這些，也就失去了說明問題、處理問題的能力。在當代批評界廣泛流行的種種概念、命題（現(xiàn)實關懷、宏大敘事、日常生活、純文學……）也無不如此�！澳骋幻�題所具有的歷史社會意義，甚至于構成這一命題的各個單詞，都由于命題所處的歷史社會狀況不同而相異，不同的個體對命題的態(tài)度也應該隨之相異。因而，這一命題的反命題，以及從這一矛盾中產生出來的新命題的意思也自然各不相同”（《“革命文學論戰(zhàn)”中的魯迅》）。

　　在批評、研究中，概念、范疇的“固化”，和它們的作用被無限放大，是相當普遍的現(xiàn)象。這種情況，丸山稱為“理論的自我運動”，即“當一個命題被定為權威，其運用范圍便會超過其當初確定時的范圍、條件，有不斷擴大的傾向”。于是，概念、被“固化”的思想，便脫離具體語境加以繁衍，成為抽象操持的對象。這種情況的普遍發(fā)生，可能源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我們的“社會傳統(tǒng)”。長期存在的社會生活的“政治化”與“黨派性”特征，將立場、陣線、意識形態(tài)派別的區(qū)分置于首要地位。在這樣的情境中，上述的觀念、知識的運作方式的流行，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不過，丸山還指出了另一種情況。他在敘述魯迅革命文學論爭時期所“留給我們的遺產”之后說，“真正要把這個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的難處在于，當我們用這樣的話語來敘述它的瞬間，它就固化了”（《“革命文學論戰(zhàn)”中的魯迅》）。我們在敘述“歷史”的這個“瞬間”，由于敘述作為一種話語活動的性質，由于已逝情境無法復現(xiàn)，也由于個體感受性的不同，環(huán)繞、融解在思想、概念中的諸多要素、條件也會減損，漏出，扭曲。因此，“抵抗”這種“固化”，便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丸山顯然意識到這一點，為此，他提出了“中間項”的概念�！爸虚g項”在他那里是討論思想與現(xiàn)實關系的命題：思想為了推動現(xiàn)實，轉化為現(xiàn)實，不僅需要終極目標，而且應當具備聯(lián)結終極目標與現(xiàn)實間的無數(shù)中間項。思想、觀念如果不是“固化”的，抽象的，意識形態(tài)化的，那么，它的具體形態(tài)，圍繞它產生的特定條件，它與現(xiàn)實的關系，它在不同個體那里的有差異的表現(xiàn)方式等等，就不能輕忽和剝離。

　　但事實恰如丸山所說，“不論在中國還是日本，比起將思想當成包含從其終極目標到其與現(xiàn)實的接點的多重中間項的整體，人們只重視終極目標的層次”。這就是在他的研究中，為什么要花費大量篇幅來討論“方法”問題的原因。在有的時候，丸山的對某些作家、文學問題的研究，主要不是指向作家、問題本身，而是指向方法論的層面；
《作為問題的1930年代——從“左聯(lián)”研究、魯迅研究的角度談起》便是討論研究方法的重要一篇。在中國和日本，有關30年代文學的研究、論爭，一直被有關政治“路線”的議題所籠罩。丸山當然也不輕視“路線”的意義；
作為體系確立的路線，也的確給予個人強烈影響。但是，他指出，即使承認“路線”的存在，它也只能由活生生的人來承擔，而存在于現(xiàn)實中的人的無數(shù)實踐，則“無法全部還原為路線”。也就是說，在進入歷史的時候，不是性急地確定什么是“正統(tǒng)”，然后展開對“異端”的批判，也不是相反進行“異端”的再評價，將它翻轉過來，而是“再次調查、重新構成當時的問題狀況本身”，著重探明在當時狀況下，文學家以什么為目標，如何行動，各種各樣的思想、理論在個人身上的具體表現(xiàn)，在激烈變動的場域中處于何種位置。他的這些話，實在是切中肯綮之論。丸山說，輕易地依賴宏觀的“歷史本質論”，與面對現(xiàn)象的復雜呈現(xiàn)而感到無法分辨的困惑，這兩種表現(xiàn)其實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不過，以我的理解，如果要在這兩者間進行挑選的話，與其揮舞大而無當?shù)摹皻v史本質論”，不如在復雜事物面前保持手足無措的虔敬態(tài)度。

　　由于丸山在方法論上的這種自覺，他的研究一般說來不會先設定某種思想、原則作為坐標，先設定理論的“正統(tǒng)性”，然后把討論對象加以比照，而是將某種見解，與見解所處狀況、條件的關系納入思考。這樣的結果，倒是有可能將對事情“真相”的揭發(fā)、討論，引向深處。舉例來說，“文革”期間對何其芳、周揚等作為反動的“黑線”人物展開嚴厲批判，日本學者也辯論他們的“路線”歸屬，是否真的反對毛澤東等等。丸山寫于1972年的文章（《中國的文學評論和文藝政策》）拋開這些“前提”，不以張貼道德標簽，指認路線歸屬作為目的。在對他們的言論、言論表達方式，以及與言論相關的條件的耐心分析中，提出了中國文化的雙重性、不均等性的問題。丸山指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巨大、厚重，知識分子的特殊社會地位，和大量存在的文盲，進行義務教育任務的艱巨這樣的反差，構成在其他國家少有的文化的雙重性、不均等性。所謂普及與提高、知識分子與大眾的關系等命題，正根源于此�！拔母铩敝信�判何其芳、周揚等在60年代初的見解是“兩面派”現(xiàn)象，說他們在調整時期復活“資本主義逆流”，在丸山看來這是“過于遠離了他們所擔負的艱巨課題”。其實這是由于他們面對這種“不均等性”，在道路選擇、摸索時，在與這種“不均等性”惡戰(zhàn)苦斗時出現(xiàn)的“步履蹣跚”。這個分析即使需要再加以思考，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我們重視的見解。

　　丸山的這些論述，表現(xiàn)了他的視野，同時也體現(xiàn)了他對于歷史對象，對前人的那種同情和尊重�！巴�情”也好，“尊重”也好，主要不是一種表面上的避免輕慢的態(tài)度，而是對他們的探索，提出的理論，是否有誠意去辨別其中的缺陷和可以發(fā)展的可能性的問題。所以，丸山這樣說：

　　所謂超越過去的時代，一方面是指達到該時代所達到的最先進的部分，而同時，也要致力于批判時代所造成的局限。僅僅嘲笑和嫌惡過去時代所造成的可笑而使人羞愧的錯誤，并不能超越那個時代。如同翻一座山一樣，只能越過最低的地方，而不能夠攀上高峰。

　　——《關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一己之見》

　　五

　　在這篇讀后感性質的文章的標題里，我用了“尊嚴”這個詞，來概括讀丸山升先生著作之后的感受。這確有一些躊躇。在我們生活的許多崇高詞語貶值或變質的時代，這個詞可能過于重大，但也可能過于媚俗。不過，如果從堅持某種目標和信念，通過“抵抗”形成某種屬于自己的獨立方式，不斷尋求對于“事實”的接近這一點，使用這個詞應該是恰切的吧。

　　（附記：2007年1月3日改畢。發(fā)給《文藝爭鳴》之后，1月7日接東大尾崎文昭教授來信，稱丸山升先生已于近日去世。心中黯然。這些敬意竟不再可能對他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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