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文章以錢鐘書刻畫“三閭大學”的《圍城》，以及鹿橋描寫西南聯(lián)大的《未央歌》為例，討論抗戰(zhàn)中不同類型的大學想像。以楊沫《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澤”在五六十年代文化語境中如何大受貶抑，而作為原型的張中行、八九十年代出版追憶老北大的“負暄三話”，又如何獲得巨大成功，討論意識形態(tài)的轉(zhuǎn)移以及大學形象的改變。至于以北大百年校慶為契機，出現(xiàn)了大批“老大學的故事”，這里所體現(xiàn)的“大學想像”，不僅僅是懷舊，更是自我反省，指向大學歷史以及大學精神的重新建構(gòu)。

　　「關(guān)鍵詞」敘事/大學想像/大學歷史/小說

　　文學生產(chǎn)與教育制度，二者的關(guān)系極為密切，這一點，誰也不會否認。相對于“科舉與唐代文學”或“書院與宋明理學”來，現(xiàn)代大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之間，更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談?wù)摗按髮W”與“文學”之間良好的互動，一般關(guān)注的是大學教育對于文學生產(chǎn)、風格流變、潮流興替的影響（比如文學史課程如何建立批評標準、美育何以成為可能、文學社團之于校園文化、“學生腔”與“新思潮”的關(guān)系，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不同文類的升降起伏等）①，本文則轉(zhuǎn)而探討作為文學想像的“大學校園生活”，如何投射著一個時代的思想變遷，滋潤著當代大學生的校園生活，甚至制約著大學未來的發(fā)展方向。

　　一、大學歷史與大學敘事

　　作為知識生產(chǎn)、人才培育、思想交流的重要園地，學校本該成為文學家矚目的中心。可實際上，古往今來，成功的“學堂（大學）敘事”，不僅數(shù)量不多，而且很難進入文學史視野。傳統(tǒng)中國戲曲小說中，飽受顛簸之苦的讀書人，最終不是高中狀元，就是進士及第，此乃主人公命運轉(zhuǎn)折的關(guān)鍵，也是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重要動力。至于此前的“十年寒窗”，則往往只在表現(xiàn)窮困的生活境遇上用力�；蛟S是魯迅的影響太大了，一說傳統(tǒng)教育，很多人馬上聯(lián)想到的，是“三味書屋”里的搖頭晃腦�？蓪嶋H上，兩千年間，不說大儒講學，即便塾師啟蒙，也都是異彩紛呈的。很難想像，單靠迂腐的陳最良們（湯顯祖《牡丹亭》），能支撐起傳統(tǒng)中國的“師道尊嚴”。

　　關(guān)于私塾、書院以及科考，今人所有的、大都是負面的記憶，比如春香鬧學（《牡丹亭》），寶玉背書（《紅樓夢》），馬二先生操選政（《儒林外史》）等。好不容易有了祝英臺女扮男裝入學讀書的優(yōu)美故事，可無論是最初的民間傳說，還是日后改編成戲曲、電影，都把著重點放在“十八相送”或“化蝶”上。換句話說，即便談及學堂，也都不把“學業(yè)”放在眼里。要不“功名”，要不“愛情”，正所謂“功夫在詩外”也。這就難怪，日后史家之描述千年書院，可供引述的，只有堅硬的學規(guī)、章程及若干“書院記”，而無鮮活的文學想像。

　　談及“以詩證史”，歷來頗多爭議�？呻S著“敘事史學”（narrative history）的重新崛起，對史料的選擇，以及對修辭功能的理解，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1]（P459—491）所謂“歷史”與“文學”，并非過去想像的那樣涇渭分明。撰寫古代中國教育史，若有絢麗多姿的書院生活場面可供調(diào)遣，枯燥的歷史敘述自然頓時生色�？上У氖牵瑐鹘y(tǒng)文學中的“學堂敘事”，沒有給史家留下多少用武之地。晚清以降，隨著現(xiàn)代大學制度的建立，“文學”成為一門值得專門經(jīng)營的學問[2]（P103—112），“吟詩”不再僅僅局限于涵養(yǎng)性情②；
再加上學生集體住宿，校園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空間，“大學文化”于是變得豐富多彩。一方面是大學教育調(diào)動了各種文學想像，直接促成了新文學的繁榮，另一方面則是，校園生活逐漸成為小說家的描寫對象。如此一來，構(gòu)建現(xiàn)代中國的“大學史”，引入五彩繽紛的“大學敘事”，不只可能，而且必須。

　　借校慶紀念活動，講述大學歷史，描述校園生活，既展示自家風貌，也吸引社會目光。最早且最能體現(xiàn)這一良苦用心的，當屬《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1917）。日后，此舉為各大學所普遍采納。不見得都像北大那樣，從上世紀30年代起便設(shè)立編纂校史的專門機構(gòu)，但大學校長們普遍關(guān)心“大學史”的撰寫，因其中蘊涵著的價值尺度，不僅指向“過去”，更指向“未來”。

　　與校方組織的“校史編纂”不同，文學家的“大學敘事”，帶有更多個人色彩，盡可上天入地，縱橫捭闔�？上У氖�，很長時間里，作家們并沒把“大學”放在眼里——以及筆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涌現(xiàn)出許多熱愛新文學的大學生，若冰心、廬隱、王統(tǒng)照、許地山等，其撰寫的短篇小說，即便涉及大學校園，也只是十分模糊的背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讓作家們輾轉(zhuǎn)反側(cè)的是愛恨、情仇、生死、美丑、宇宙、人生等哲學命題，再不就是青春的騷動、懷鄉(xiāng)的憂郁以及濟世的熱情。對于志向遠大、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學生們來說，區(qū)區(qū)校園風景，根本不入高人法眼。滿天繁星般的校園文學（報刊以及作品），大都只是上陣前的練筆；
一旦正式登上文壇，很少再回過頭來仔細檢點、品味那曾經(jīng)沉湎的校園生活。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小說，涉及大學生活的，數(shù)量很少，且藝術(shù)水平不高。老舍的《趙子曰》（1927）以及沈從文的《八駿圖》（1935），總算正面描寫大學生以及大學教授的日常生活，可惜都是漫畫化的。北京鐘鼓樓后頭天臺公寓的大學生，莫名其妙地鬧起了學潮，將校長捆起來毆打，如此“革命”，實在不敢恭維。八位到青島講學的大學教授，住在海邊的小洋樓里，人人都“有病”，就連自命清高，可以給另外七位當心理醫(yī)生的達士先生，最后也跟著“發(fā)瘋”了。老舍和沈從文都是大小說家，之所以寫不好大學生活③，不是技巧，而是心態(tài)。老舍日后懺悔，說自己寫《趙子曰》時，已遠離學生生活，因而不能理解新一代年輕人的追求，只是隔岸觀火，熱諷冷嘲。④其實，還有一個問題，這兩位著名小說家都是自學成才，然后走上大學講臺的，對于大學的校園文化以及大學師生的心理及趣味，把握不太準確，筆下自然缺乏神采。

　　雖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輝煌，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大學生作為一個群體，仍然十分弱��；
大學校園里的日常生活，更非公眾流連忘返的“風景”。整理一下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很容易理解，當初的大學生，是如何的“曲高和寡”。1917年，全國共有大學生（含師范、農(nóng)業(yè)、工業(yè)、商業(yè)、醫(yī)學、法政等專門學校學生，下同）19017人；
1923年，增加到34880人；
抗戰(zhàn)前夕的1936年，是41922人；
抗戰(zhàn)勝利后的1946年，終于突破十萬大關(guān)，達到了129326人。⑤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竟然只有區(qū)區(qū)數(shù)萬大學生！這你就明白，為何標榜“平民文學”的新文學家，不太愿意將筆觸對準優(yōu)雅的大學校園。

　　可大學生活畢竟是重要的人生經(jīng)驗，并非只是讀書考試拿文憑，更是一種成長的記憶以及精神的歷練。校園里的同學情誼、愛情糾葛、政治風波、經(jīng)濟窘迫等，同樣凸顯了人性的優(yōu)點與弱點。再往遠處看，日漸增加的大學生，人數(shù)雖少，能量卻很大，終將影響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關(guān)鍵是找到恰當?shù)囊暯且约氨憩F(xiàn)方式，“大學敘事”——而不是“青春想像”——方才有可能進入文學史視野。

　　二、三閭大學與西南聯(lián)大

　　現(xiàn)代中國大學的日漸成熟，使得校園成為重要的生活場景；
而戰(zhàn)爭中的流轉(zhuǎn)遷徙，更是加深人們對于大學的記憶。于是，兩部現(xiàn)代史上影響深遠的描寫大學生活的長篇小說，得以在抗戰(zhàn)的烽火中醞釀成型。一是充滿譏諷智慧的《圍城》，一是洋溢著青春激情的《未央歌》，二者分別代表“大學敘事”的兩個側(cè)面——現(xiàn)實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詩意的。錢鐘書（1910—1998）筆下的三閭大學，固然是虛構(gòu)；
鹿橋描述的西南聯(lián)大，又何嘗真的是寫實？無論是虛中有實，還是實中有虛，小說家所描述的三閭大學和西南聯(lián)大，已經(jīng)成為我們關(guān)于現(xiàn)代中國大學的最為鮮活的記憶。

　　錢鐘書撰寫的長篇小說《圍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連載于上海的《文藝復興》，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刊行單行本。此書剛問世時，并不怎么被看好，一直到80年代，隨著學界對于“現(xiàn)代文學”的重新認識以及各種外文譯本的出版，方才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視。此前，只有美國學者夏志清（C.T.Hsia）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YaleUniversity Press，1961）、耿德華（Edward Gunn ）在《不受歡迎的繆斯》（Unwelcome Mus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中，曾給此書以很高評價。而1990年，電視連續(xù)劇《圍城》開播，更是使得錢鐘書的大名走出學院，變得家喻戶曉。

　　美國學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 ）曾依據(jù)羅蘭。巴塞斯的《敘事結(jié)構(gòu)分析導論》，將《圍城》分為五個功能序列，即講述方鴻漸回國并定居上海（前三章半）、旅行的準備及展開（4—5章）、三閭大學一年（6—7章），經(jīng)香港回上海（8章），困守上海及婚姻破裂（9章）。胡由此推論：《圍城》結(jié)構(gòu)上具有對稱美，第三個功能序列是過渡，一、二和四、五互相呼應，形成鮮明的對照。[3]（第六章）假如欣賞方鴻漸與蘇文紈、唐曉芙、孫柔嘉等女性的感情糾葛，將此書作為“結(jié)婚狂想曲”閱讀⑥，這種敘事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換一個角度，將《圍城》作為一種“大學敘事”，則4—8章都是方鴻漸眼中的“三閭大學教授生活素描”——包括“在路上”，也包括“校園中”。至于一頭一尾的上�；橐龉适�，固然也十分吸引人，但并非錢鐘書的“獨得之秘”。相對于反浪漫的愛情傳奇，學者型的諷刺小說，或許更是此書的魅力所在。

　　以男女戀愛為主線，將“圍城”作為人生困境的象征，加上諸多妙喻讓人拍案叫絕⑦，研究者于是紛紛探尋《圍城》與英法現(xiàn)代小說的聯(lián)系。其實，學富五車的小說家，平日里讀書駁雜，不管小說、散文還是學術(shù)著作，都是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一定要坐實哪些作品影響了《圍城》的寫作，其實很難。還是楊絳聰明，借講述錢鐘書如何拋棄西南聯(lián)大的教職，跑到湘西的國立師范學院教書⑧，提醒我們注意，《圍城》的寫作另有淵源。

　　在《圍城》初版自序中，作者的表述，近乎此地無銀三百兩：“人物當然是虛構(gòu)的，有歷史癖的人不用費心考訂�！爆F(xiàn)在好了，最權(quán)威的讀者——夫人楊絳⑨出面來為《圍城》做注釋。楊書出版時，錢先生仍健在，未見其對如此“索隱”表示過任何異議。可見，《圍城》得以成書，確實與作者從西南聯(lián)大教授轉(zhuǎn)任湖南藍田的國立師范學院英文系主任這一個人經(jīng)歷密切相關(guān)。

　　當然，楊先生的“索隱”很有分寸，只承認：“鍾書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節(jié)全屬虛構(gòu)。盡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虛烏有；
某些情節(jié)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4]（P6—7）楊先生并沒指明誰是那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李梅亭，誰又是那外形木訥、內(nèi)心齷齪的假洋博士韓學愈；
也沒說那口稱維護教育尊嚴、實則酒色之徒的偽君子高松年，或者那專事吹拍、淺薄猥瑣的勢利小人顧爾謙，到底影射的是什么人。小說醞釀于湘西，寫作于上海，據(jù)說是受妻子楊絳編寫話劇大獲成功的刺激。不同于清末民初的譴責小說或黑幕小說，《圍城》里的三閭大學，并不直接指向湖南藍田的國立師范學院，我們不能因錢鐘書的父親、國文系主任錢基博撰有《韓愈志》，就將其與三閭大學歷史系主任、那偽造學歷、招搖撞騙的韓學愈掛上鉤。曾有西南聯(lián)大的老學生暗自慶幸：在《圍城》中找不到聯(lián)大人物的影子；
但也有學者反駁，錢鐘書任教聯(lián)大時很不愉快，焉知其不將聯(lián)大的一些人和事化入關(guān)于“國師”的描述？[5]

　　其實，不只國立師院、西南聯(lián)大，早年就讀清華大學、任教光華大學以及留學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研究院的經(jīng)歷，這些“第一手經(jīng)驗”，都對其塑造“三閭大學”形象大有幫助。1933年錢鐘書大學畢業(yè)，在《國立清華大學年刊》的《后記》中，寫下這么一句話：“真正描寫中國大學生活的小說至今還沒有出現(xiàn)”（A novel of Chinese college life at first-hand knowledge still remainto be written ）[6].或許，從那個時候起，憑借第一手知識與趣味，撰寫一部“真正描寫中國大學生活”的長篇小說，就已經(jīng)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種子。

　　《圍城》不是自傳，連自傳體小說都稱不上；
過分認真的“索隱”，容易誤入歧途。我想強調(diào)的是，三閭大學里集合著政治、人事、職業(yè)、情場等諸多矛盾的明爭暗斗，以及令人頭暈目眩的各種謠諑誹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只是作家對于大學生態(tài)的一種理解與表述。憤激之情有之，影射則未必——不管是國立師院，還是西南聯(lián)大。

　　有個糾纏多年的公案，很能說明錢鐘書的個性與趣味。傳說錢離開西南聯(lián)大時，曾公開稱：“西南聯(lián)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
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比~、吳、陳三位，都是當年清華或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的頂梁柱，也是錢的“恩師”。這則逸事很傷人，但口氣很像，故廣為傳誦，以致楊絳必須在錢先生臨終前專門寫文章辟謠。[7]才高八斗的錢鐘書，目空一切，喜歡隨意臧否人物，大筆一揮，橫掃身邊諸多“真學究”與“假名士”，雖然口氣刻薄了點，但“大學”不太光彩的另一面，卻因此而得以“永垂青史”。

　　1938—1939學年，錢鐘書在西南聯(lián)大外國語言文學系開設(shè)的課程，除全校性的“大一英文”和“大二英文”，還有英文系的選修課“文藝復興時代文學”和“現(xiàn)代小說”。[8]（P129—235）而當年聽錢先生講王爾德的外文系學生吳訥孫（1919—2002）⑩，日后以“鹿橋”為筆名，撰寫了長篇小說《未央歌》，則與師長的大作遙相呼應。

　　《未央歌》初稿完成于1945年初夏，作者時年26歲，大學畢業(yè)不到兩年，仍沉醉在充滿詩情畫意的校園生活中：“我一心戀愛我們學校的情意無法排解，我便把故事建在那里。我要在這里誠敬地向我們的師長，同學，及那邊一切的人致意�！保ā吨x辭》）這種寫作姿態(tài)，注定了其筆下的西南聯(lián)大，與三閭大學有天壤之別。

　　高唱著“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的校歌，走過八年抗戰(zhàn)的西南聯(lián)大師生，對那段歷史普遍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但落筆為文，難得有像《未央歌》那樣充滿激情與想像力的。以抗戰(zhàn)中僻居昆明的聯(lián)大師生的日常生活為描寫對象，借助四個“我”的成長歷程（11），表現(xiàn)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仍然——或者說更加——多姿多彩的大學校園生活，對于作家鹿橋來說，目的是醞釀一種“氛圍”，呈現(xiàn)一種“情調(diào)”。作者再三強調(diào)，《未央歌》不是愛情傳奇，著力渲染的是同學間“友情之可愛”（12）；
不以情節(jié)取勝，而是一部以情調(diào)風格來談人生理想的書。就像小說第八章所說的那樣：“學生們有意無意地在課室里，在游戲里，在團體生活里，在獨自深思里慢慢長大。慢慢被造就起來。一棵小樹苗總要在苗圃里先養(yǎng)一個時期的。樹苗們要經(jīng)過風霜。這風霜正如雨雪一樣重要。他們終久成為可以令人歇蔭，令人放心的大木。”

　　《未央歌》里，除童孝賢、余孟勤、伍寶笙、藺燕梅這四大“主角”，還寫了一群大學生和他們的老師；
這些人，或許有這樣那樣的小毛病，但全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13）。這與《圍城》作者之“橫掃千軍如卷席”，恰成鮮明的比照。最讓漫步大學校園的讀者傾心不已的，除了童孝賢、伍寶笙等人的命運，還有洋溢在書中的那種樂觀向上、充滿愛心與幻想的“少年情懷”。后者，無疑是大學生活中最讓人留戀的。在這個意義上，作者以生花妙筆，刻意營造一種遠離現(xiàn)實的、理想化了的、帶有牧歌情調(diào)的校園生活，以供后人馳騁想像，不無好處。

　　跟《圍城》的隨寫隨刊不同，《未央歌》完成十幾年后，才分別于1959年和1967年在香港、臺北兩地刊行。（14）對于60—80年代生活在臺灣的大學生來說，此書深刻影響他們對于大學生活的體驗與想像。以下這段描述，雖出自作者本人之口，卻得到很多過來人的證實：“多少年來，臺灣的同學愛用書中的人名給同學起外號。女生被推為伍寶笙的認為是無上光榮，并要從此更加努力，以副眾望。男生被稱為小童，立刻一方面得了同學愛護，一方面也被人好意地逗趣，說他不洗臉，穿破鞋，經(jīng)常不穿襪子，種種無傷大雅的事�！盵9]（P275）不僅僅是人物命運，更令人牽掛的，是西南聯(lián)大的自由學風。對于日后無數(shù)在繁重的課業(yè)中痛苦掙扎的大學生來說，早已消逝在歷史深處的西南聯(lián)大校園，無疑是“神仙境界”。

　　很可惜，《未央歌》至今未在大陸印行（據(jù)說是因為作者拒絕發(fā)行簡體字本）。這樣一來，大陸讀者對于西南聯(lián)大校園生活的想像，主要得通過另外兩個聯(lián)大學生的著作來實現(xiàn)。中文系學生汪曾祺（1920—1997）的《泡茶館》、《跑警報》、《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等散文（15），以及聯(lián)大附中學生馮宗璞（1928—）的長篇小說《南渡記》、《東藏記》，都是在追憶、憑吊那座充滿神奇色彩的“大學”。無論是作家還是讀者，大概都會認同宗璞的這段話：“西南聯(lián)大師生們于逆境中弦歌不輟，父兄輩堅韌不拔的以國家民族為己任的精神給我印象很深�！盵10]

　　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有俗不可耐的大學教授，也有天真無邪的大學生；
作為作家，你可以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可以浪漫情懷詩意人生。各有各的真實性，也各有各的讀者群。談?wù)撔≌f筆法，到底是喜歡鹿橋營造的充滿詩意的西南聯(lián)大，還是錢鐘書筆下藏污納垢的三閭大學，當視個人閱歷、心境及趣味而定。至于“大學想像”，則“理想型”與“漫畫型”，各有其存在價值。

　　三、兩個北大的糾葛

　　現(xiàn)代中國歷史上，最具神奇色彩的大學，莫過于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老北大，以及抗日戰(zhàn)爭中的西南聯(lián)大。不僅僅“傳道授業(yè)解惑”，大學校園里，同樣涌動著文化的激流以及政治的漩渦。信奉“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北大師生，曾在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史、文化史、學術(shù)史上，發(fā)揮過巨大作用。基于這一特殊身份，關(guān)于北大的想像與敘述，便不可避免地隨著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而起伏。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當屬“余永澤”的沉浮。

　　作家楊沫（1914—1995）撰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1958年初版，一年半時間就售出130萬冊，同時被搬上了銀幕，成為“建國十周年”的“獻禮片”之一。1960年，日譯本出版，五年中印行20萬部。據(jù)史家稱，此書至今總共發(fā)行了500萬冊，且有15種外文譯本。[11]（P118）[12]（P177）如此“紅色暢銷書”，當初問世時（16），也曾遭到極左人士的非難，幸虧有老一輩文學批評家的保駕護航（17），方才得以在激烈的爭辯中過關(guān)。爭論的焦點是，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林道靜的道路”是否可取，為什么不用更多筆墨來描寫那些英勇犧牲的共產(chǎn)黨員。受《文藝報》、《中國青年》、《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討論文章的刺激，作家匆忙修改，盡量拔高林的階級覺悟，“力圖使入黨后的林道靜更成熟些，更堅強些，更有作為些”[13].于是，主人公林道靜從早年的熱愛文學，與北大學生談戀愛，一轉(zhuǎn)而為職業(yè)革命者，秘密潛入北大校園，發(fā)動大規(guī)模學生游行。

　　《青春之歌》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北平學生運動為背景，描寫熱情天真的少女林道靜，如何從追求個性解放，到成為職業(yè)革命者。在林的成長道路上，左邊是盧嘉川、江華等共產(chǎn)黨人，右邊則是北大國文系高才生余永澤。當初讓林道靜崇拜得五體投地的“詩人加騎士”余永澤，逐漸顯露其追隨胡適，熱衷于“故紙堆”，求名逐利的“庸俗相”。于是，林與之決裂。作家楊沫天分不高，才華有限（18），對余永澤的描寫失之簡單化，但林、余二人的感情糾葛，仍然是全書最吸引人的地方。

　　有趣的是，當年飽受指責的“余永澤”，其原型三十年后竟然“翻身得解放”，而且以“負暄三話”征服廣大讀者。這一戲劇性場面的形成，主要不系于個人努力，其中隱含著“政治的北大”與“學術(shù)的北大”之間的對立與逆轉(zhuǎn)。

　　就像楊沫的兒子、作家老鬼所說的：“隨著《青春之歌》被改編成電影、京劇、評劇、話劇、評彈、歌劇、小人書……書中的人物也都膾炙人口，家喻戶曉。張中行這個母親的前夫，日子開始不好過，人們對他冷眼相看。認為他就是小說中的余永澤，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無形中，他被母親的這本書弄得灰頭土臉，在單位里抬不起頭�！盵13]（P117）80年代后期，已經(jīng)退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老編輯張中行（1909—），開始憑自己的興趣，寫一些關(guān)于陳年往事的回憶文章，沒想到竟一炮打響，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史家稱：“張中行借古語‘負暄’（一邊曬太陽一邊閑聊）做自己的書名，大體能概括他追求的寫作風格：以‘詩’與‘史’的筆法，傳達一種閑散而又溫暖的情趣。……他的這些隨筆，在一個時期聲名大噪，甚至有將其比喻為‘現(xiàn)代的《世說新語》’的�！盵11]（P378—379）

　　1936年畢業(yè)于北大國文系的張中行，曾教過中學、大學，解放后主要從事編輯工作，讀書博雜，興趣廣泛，雖偶有著述，卻不曾引起文壇或?qū)W界的關(guān)注。直到《負暄瑣話》（1986）、《負暄續(xù)話》（1990）、《負暄三話》（1994）的陸續(xù)問世，方才“暴得大名”。再加上《青春之歌》的“負面宣傳”，反而激起讀者極大的好奇心。于是，90年代中國，張文竟一紙風行，得到很多文人學者的大力揄揚：“本書文體是散文，但其體裁之深處卻隱著濃郁的詩�！盵14]說張“文”而近“詩”，那是因為作者抱定主意，其追憶往事，只寫好的，不寫壞的，以便“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境’，以人力補天然”。（19）

　　被追憶的人物本就十分精彩，加上作者筆墨大致相當，確能呈現(xiàn)其“詩意人生”。“負暄三話”中先后談及的人物，有章太炎、黃晦聞、馬幼漁、馬一浮、鄧之誠、林宰平、熊十力、馬敘倫、胡適、周作人、劉半農(nóng)、劉叔雅、朱自清、溫源寧、楊丙辰、顧羨季、周叔迦、魏建功、廢名、孫以悌、葉恭綽、張伯駒、辜鴻銘、張慶桐、梁漱溟、張東蓀、葉圣陶、俞平伯、孫楷第、趙蔭棠、朱光潛、宗白華、啟功、季羨林、溫德、馬玨等。這些學人，絕大部分與老北大密切相關(guān)。再加上綜述性質(zhì)的《紅樓點滴》一、二、三、四、五，還有《沙灘的住》、《沙灘的吃》、《北大圖書館》等，30年代北京大學的舊人舊事，在張中行筆下得以復活。

　　應該說，張中行的這些文章，頗得乃師周作人的真?zhèn)��？纯础吨�堂回想錄》中關(guān)于老北大部分，不難領(lǐng)會其師承關(guān)系。其實，張文并不像表彰者所說的那么好，只不過作者雜學多才，飽經(jīng)滄桑，回憶往事，讀來倍感親切。可惜的是，由“瑣話”而“續(xù)話”而“三話”，一蟹不如一蟹，當初的凝練簡潔不見了，其饾饤淺薄日益礙眼。離開了“老北大”這一“風水寶地”，張中行文章的好處，便很難得到彰顯。

　　張中行當然不是“余永澤”，可楊沫的譏諷也不是毫無根據(jù)。時過境遷，讀張的長篇回憶錄《流年碎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尤其是其中涉及北大生活和婚變部分，你很容易理解癥結(jié)所在。作為晚輩，老鬼的描述，雖是揣測之詞，卻也八九不離十：“他醉心于中國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對母親參加過多的社會活動。他只要求母親給他做飯，操持家務(wù)，陪他睡覺，生兒育女，老老實實過日子�！薄暗�母親不是賢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動蕩，渴望著干出一番事業(yè)，渴望改變自己的平庸命運�！盵13]（P22）這與《青春之歌》對林道靜、余永澤的描寫，不無相通處。其實，類似的意思，楊沫本人曾借撰文紀念北大校慶九十周年，做了表述。（20）雖然張中行多次表白，不在意《青春之歌》對他造成的傷害；
可在《流年碎影》中，還是做了辯解，稱二人之所以分手，根本原因在于思想差異：“所謂思想距離遠，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為謀了。”[15]（P752—754）除了“信”與“疑”的差異，其實還有政治與學術(shù)的分歧。

　　同一個北大，在《青春之歌》以及“負暄三話”中，竟有如此大的反差——前者突出政治革命，后者注重文化建設(shè)。這兩個北大，在我看來，都是真實的，也都有其合理性。就看你如何敘述，怎樣闡釋。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曾為校慶二十五周年撰文，只字未提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反而強調(diào)：“只有學術(shù)上的發(fā)展值得作大學的紀念。”[16]已經(jīng)投身實際政治，但論及大學功能，李大釗依舊看重“學術(shù)上的建樹”。這與50年代以后，刻意凸顯北大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的“政治激情”，形成鮮明的對照。

　　“政治的北大”與“學術(shù)的北大”，同樣可愛，同樣值得深入探究。只可惜，無論是楊沫撰《青春之歌》，還是張中行寫“負暄三話”，都未能真正“恪盡職守”。

　　四、故事化了的“老大學”

　　關(guān)于“大學敘事”，就體例而言，可以是歷史，也可以是文學；
就立場而言，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民間；
就趣味而言，可以是開新，也可以是懷舊。

　　1988年，兩本有關(guān)大學的“懷舊”圖書問世。中國文史出版社刊行的《笳吹弦誦情彌切》，副題是“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不用說，所收都是回憶文章（21）；
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的《精神的魅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專門為北大校慶九十周年而編撰，全書65則短文，最叫座的是第一輯，也就是解放前老北大或西南聯(lián)大學生的感懷與追憶。季羨林的“代序”《夢縈未名湖》中，有這么一段文字，值得仔細玩味：“一個大學的歷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書面的記載里，在建筑的實物上，當然是的。但是，它同樣也存在于人們的記憶中，相對而言，存在于人們的記憶中，時間是有限的，但它畢竟是存在，而且這個存在更具體，更生動，更動人心魄�！盵17]（P2）

　　本來只是“等因奉此”的校慶紀念，因老人們的回憶文章實在太精彩了，無意中開啟了世人對于“另一種大學”的想像，以及“另一種敘事方式”的追求。十年后，以北大百年校慶為契機，出現(xiàn)了一大批“老大學的故事”，其“大學想像”既迥異于官修正史，也不同于小說家言。

　　隨著《北大舊事》（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以及《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的出版與熱銷，眾多零散的關(guān)于老北大的私人記憶被集合起來，而且被作為一種“大學敘事”，加以辨析、闡釋與發(fā)揮。借助若干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來呈現(xiàn)所謂的“北大傳統(tǒng)”和“北大精神”，這種編撰策略，效果很不錯。于是，江蘇文藝出版社和遼海出版社緊接著組織了“老大學故事叢書”和“中國著名學府逸事文叢”。（22）隨后出版的“中華學府隨筆”叢書以及“教會大學在中國”叢書（23），走的也是這條路子——談?wù)摯髮W的歷史，從硬邦邦的論說與數(shù)字，轉(zhuǎn)向生氣淋漓的人物和故事。筆者討論這一出版現(xiàn)象時曾指出：“此舉起碼讓大家意識到，大學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個知識共同體，一個由有血有肉、有學問有精神的人物組成的知識共同體。關(guān)于大學歷史的講述，不一定非板著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講得生動活潑。從‘故事’入手來談?wù)摗�大學’，既懷想先賢，又充滿生活情趣，很符合大眾的閱讀口味，一時間成為出版時尚�！盵18]

　　其實，中國各著名大學，大都有自己的校史編纂隊伍，也出版過相關(guān)著述。若逢五十大慶或百年盛典，更是推出系列出版物。可這些作品，或近于招生廣告，或類似工作總結(jié)，除了校友及少數(shù)教育史專家，很少有人關(guān)注。由各大學校長辦公室編纂的“中國著名高校叢書”（24），偏于大學現(xiàn)狀的介紹，只能作為學生擇校的參考；
臺灣中研院近史所推出“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系列叢書（25），學術(shù)水平不錯，但也僅在學界流通。倒是80年代初在臺北刊行的《學府紀聞》叢書（26），有史有文，雅俗共賞，接近日后風行大陸的“老大學的故事”。

　　談?wù)摯髮W的歷史，為什么選擇“講故事”？表面的理由是：“任何一所大學，都有屬于他們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在流傳過程中，被賦予了很多感情色彩。大學四年，即便沒有專門的校史教育，單是這些口耳相傳的故事，也能讓你對這所學校有所了解，有所認同。”[19]更深層的原因則是，撰寫正史的權(quán)力，掌握在官方手中，沒有足夠的檔案資料（以北大為例，50年代以后的人事檔案不能查閱），民間很難從事這項工作。而一旦成為官修正史（即便只是“大學史”），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必定收斂鋒芒，回避矛盾。（27）這樣的寫作，既不盡心，也不盡興。于是乎，讓開大路，自居邊緣，擺起八仙桌，全憑嘴一張，講述那五光十色的“老大學的故事”，既不觸犯時忌，也符合現(xiàn)代人“不聽教訓，自有主張”的閱讀習慣。正所謂講者別有幽懷，聽者心領(lǐng)神會。

　　講故事可以，為什么專挑“老大學”？總共只有百余年的現(xiàn)代中國大學史，以1949年為界，分為新、老兩大部分。關(guān)于大學故事的講述，基本上集中在“老大學”；
就連表彰大學校長，也都以老大學的為主。1988年，中國文化書院接受王瑤先生的建議，編寫并出版了《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28），其基本思路是借一個人看一所大學、借一所大學看一個時代。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1996年推出的“名人與名校叢書”（29），以及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刊行的“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系”（30），也都是這個思路。除了解放后創(chuàng)辦的中國人民大學，其他大學所表彰的，全都是“老大學”的校長。如此揚老抑新，蘊涵著對于當代中國大學發(fā)展道路的批評。其實，民國年間的大學，有好也有壞（借用小說家言：既有風光明媚的西南聯(lián)大，也有烏煙瘴氣的三閭大學），不能一概而論；
但就像張中行說的，既然是追憶往事，不妨只寫好的，不寫壞的，目的是創(chuàng)造理想的大學形象。如此“大學敘事”，不無想像、虛構(gòu)的成分；
可具體人事的真?zhèn)纹鋵嵅惶�重要，關(guān)鍵是借助老大學故事的講述，體貼并領(lǐng)悟真正的大學精神，接續(xù)那曾經(jīng)中斷的教育及學術(shù)傳統(tǒng)。

　　與目前各大學普遍存在的重實用輕理論、重理工輕人文的大趨勢恰好相反，講述“老大學的故事”，必定偏于人文學者。理由很簡單：“講‘故事’，注重的不是權(quán)勢，也不是成就，而是北大人獨特的精神氣質(zhì)�！�…以鑒賞的眼光，而不是史家的尺度，來品鑒人物，人文學者因其性格鮮明、才情外顯，比較容易獲得好評�！盵20]（P21）當然，這也與老北大等之影響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體的科學成就有關(guān)。這樣一來，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局面：重科學管理的，動輒擺“數(shù)據(jù)”；
講人文修養(yǎng)的，則喜歡說“故事”。別看故事玄虛，故事里邊有精神。

　　“老大學”里多“故事”。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在大學校園里廣泛流播，而且代代相傳，越說越神奇，越說越有趣。將各種已經(jīng)變成“神話”的校園傳說（比如“老北大”或“清華國學院”）（31），加以認真的清理、甄別、剖析、闡發(fā)，對于建構(gòu)意蘊宏深的“大學敘事”，防止其蛻變成茶余酒后的“閑聊”，是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上�時至今日，這樣的工作仍然做得很不夠。

　　隨著中國高等教育事業(yè)的迅猛發(fā)展，兩千萬在校大學生，需要無數(shù)精彩的“大學敘事”來滋養(yǎng)，幫助他們馳騁想像，調(diào)整步伐，更好地適應大學校園生活。在這方面，“隨筆”與“小說”，各有其無可替代的功能。與隨筆作家之追懷“老大學”不同，小說家依舊關(guān)注當代校園生活。80年代中期的《你別無選擇》、《穆斯林的葬禮》等，隱約可以讀出《未央歌》的回聲（雖然二者毫無瓜葛）；
而近年出版的《麗娃河》、《桃李》等，則顯然更愿意追摹錢鐘書的諷刺筆墨。（32）

　　描述大學生活，無論是諷刺，還是謳歌，是懷舊，還是幻想，都可能同時被文學史家與教育史家所關(guān)注。在這個意義上，眾聲喧嘩的“大學敘事”，其實是很幸運的。希望幸運的“大學敘事”，能有更加美好的未來。

　　注釋：

　�、賲⒁姼吆阄摹毒┡晌娜耍簩W院派的風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黃延復《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
姚丹《西南聯(lián)大歷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
張潔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紀30年代北平“前線詩人”詩歌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谥祆湓凇栋茁苟磿�院揭示》的跋語中稱：“某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
非徒欲其務(wù)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睍�院師生當然也吟詩作賦，但那是陶養(yǎng)性情，而非術(shù)業(yè)專攻。

　�、巯鄬τ谕瑫r期描寫小學教師的《倪煥之》（葉圣陶）和《二月》（柔石）來，老舍、沈從文的這兩部作品都不算成功。

　�、芾仙帷段以鯓訉憽蹿w子曰〉》：“‘五四’把我與‘學生’隔開。我看見了五四運動，而沒在這個運動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沒和教育事業(yè)斷緣，可是到底對于這個大運動是個旁觀者。看戲的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戲的，所以《趙子曰》之所以為《趙子曰》，一半是因為我立意要幽默，一半是因為我是個看戲的。我在‘招待學員’的公寓里住過，我也極同情于學生們的熱烈與活動，可是我不能完全把自己當作個學生，于是我在解放與自由的聲浪中，在嚴重而混亂的場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縫子。在今天想起來，我之立在五四運動外面使我的思想吃了極大的虧，《趙子曰》便是個明證，它不鼓舞，而在輕搔新人物的癢癢肉！”

　�、輩⒁婈愸戳帧蹲罱�三十年中國教育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1年再版，第270—272頁，周予同《中國現(xiàn)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4年，第225頁，教育部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上海：開明書局，1934年；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48年。

　�、蕖秶�城》的日譯本（荒井健、中島長文、中島碧合譯）改名為《結(jié)婚狂想曲》，據(jù)說錢鐘書“表示對書名的改譯毫不在意”。參見荒井健《機智幽默，綽乎有余——〈圍城〉譯后記》，《錢鐘書楊絳研究資料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87—289頁。

　�、摺秶�城》第六章是這樣開篇的：“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是位老科學家。這‘老’字的位置非常為難，可以形容科學，也可以形容科學家。不幸的是，科學家跟科學大不相同；
科學家像酒，愈老愈可貴，而科學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錢�！�

　�、鄺罱{《記錢鐘書與〈圍城〉》（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一九三九年秋，鐘書自昆明回上海探親后，他父親來信來電，說自己老病，要鐘書也去湖南照料。師范學院院長廖先生來上海，反復勸說他去當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親，公私兼顧。這樣，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保ǖ�4頁）

　　⑨楊絳《記錢鐘書與〈圍城〉》：“好比學士通人熟悉古詩文里詞句的來歷，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節(jié)的來歷。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資格為《圍城》做注釋的，該是我了�！保ǖ�2頁）

　�、饴箻蛟凇段�美主義與美育》一文中稱：“錢鐘書先生教我們大學一年級英文，就選了王爾德的《夜鶯與玫瑰》�！眳⒁娐箻颉妒锈芫印�，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8年，第37頁。

　�。�11）《再版致〈未央歌〉讀者》：“書中這個‘我’，小的時候就是‘小童’，長大了就是‘大余’。伍寶笙是‘吾’，藺燕梅是‘另外’一個我。”

　�。�12）作者在《謝辭》中稱：“因為我在這本書中處處找機會描寫友情之可愛，而現(xiàn)在我得以沉醉于友愛之中�！�

　　（13）作者在《六版再致〈未央歌〉讀者》中說，這部小說“是只有愛沒有恨，只有美沒有丑的”，大致近似。

　�。�14）《未央歌》的香港版1959年由人生出版社推出，臺灣版1967年由商務(wù)印書館刊行。臺灣版獲得巨大成功，至今已印行了50萬冊。

　�。�15）汪曾祺早年小說《老魯》（1945）和《落魄》（1946），有關(guān)于西南聯(lián)大學生生活的描寫，但主要是觀察世相，而不是描摹校園。

　�。�16）關(guān)于此書充滿戲劇性的出版經(jīng)過，請參閱錢振文《“難產(chǎn)”的〈青春之歌〉》（《南方文壇》2005年5期）。

　�。�17）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國青年》1959年5期）中稱：“粗粗一看，好像它的題材是寫青年知識分子的生活”，事實上，“里面最能吸引廣大讀者的是那些關(guān)于當時的革命斗爭的描寫”。

　�。�18）八、九十年代，楊沫繼續(xù)寫作，完成“青春三部曲”的另外兩部《芳菲之歌》和《英華之歌》，書出版后如石沉大海，毫無影響。

　�。�19）“就是基于這種想法，我選了見聞中的一部分，可以算作境或近于境的，當作話題，其他大量的我認為不值一提的就略去了�！眳⒁姀堉行小敦撽熏嵲�。尾聲》，《負暄瑣話》。

　　（20）楊沫：《夢魂牽繞憶紅樓》（《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第57—61頁）有曰：“我的那位老夫子，是個北大國文系的用功生�！�…老夫子幫助我提高了文學素養(yǎng)，我感謝他；
也感謝北大自由聽課的有利之舉，更感謝北大的圖書館，幾年之間，不知借給我多少讀物。……一年之后，我漸漸變了，變得不再安心于為妻的主婦生活�！�…我出去找我那些進步的朋友；
跑出去參加一些抗日活動。一個溫順的妻子淡化了，一個野馬似的東奔西跑的女人，和他同床異夢了�！�

　�。�21）此前兩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合作，刊行了西南聯(lián)合大學北京校友會、校史編輯委員會合編的《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lián)大》，體例與《笳吹弦誦情彌切》相似，只是影響不如后者。這兩個書名，借用的是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教授羅庸詞、張清常曲的《西南聯(lián)合大學校歌》：“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22）（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12月推出的“老大學故事叢書”，包括《老清華的故事》、《老復旦的故事》、《老交大的故事》、《老中大的故事》、《老武大的故事》等五種；
（沈陽）遼海出版社1998年9月推出的“中國著名學府逸事文叢”，包括《清華逸事》、《復旦逸事》、《南開逸事》、《浙大逸事》、《北師大逸事》等五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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