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一個政策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有幸我成為其中的一員。

　　在很小的時候，我上學的權利就被剝奪了。1970年，經過三年武斗的停課鬧革命后，四川大巴山里的一個小鎮(zhèn)復課鬧革命了。小鎮(zhèn)上所有的同學都回到了學校，而我卻被學校拒之門外，理由是父母有政治問題。父母有政治問題，兒女就沒有權利上學。這是什么邏輯？當時我想不通，至今也沒有想通。

　　叫人想不通的邏輯迫使我投親靠友浪跡到湖北求學。在那里我拼命改造自己，使自己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了團，做了團支部書記，還上了高中。我很清楚，像我這樣的政治賤民上大學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早就放棄了這一奢望。高中畢業(yè)后老老實實下鄉(xiāng)，老老實實改造，老老實實地望著縣城的煙囪，夢想去那里當一名工人。沒想到1977年恢復高考，給了我一個意外的驚喜，我有資格考大學了，但初選政審時又落選了。此間縣淀粉廠來我們知青點招工，按當時的政策，下鄉(xiāng)兩年以上的知青才可以招工，而我們點上只有我具備這一資格，心想天無絕人之路，上不了大學當個工人也可以。但公社某權力人士指示招工人員將這個指標給另一位下鄉(xiāng)不到兩年的知青，理由仍然是我的父母有政治問題。父母有政治問題就可以將他們的兒女逼上絕路，不管他們自己怎樣努力，這是什么天理呀？正當我身臨絕境之時，老天發(fā)了慈悲。1978年春擴大招生的政策對我這樣的“牛鬼蛇神”（年紀大的、政治上有問題的考生）網開一面，我被收羅進了大學，于是，我成了77級的一員。

　　像所有77級的大學生一樣，政策神奇地改變了命運，也許政策就是命運。我不僅上了大學，還讀了研究生，獲得了碩士、博士學位，成了體面的大學教授，這是我在1977年以前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情。像大多數77級的大學生一樣我由衷地感謝那個偉大的政策和制定政策的人，也像大多數77級的大學生一樣拼命地學習和工作以回報自己的幸運。“77級”作為一種光榮與幸運的標志在很長一段時期籠罩了我的內心，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夢。自77年的幸運以來，我常常夢到在中學和在農村當知青的情形，夢回那渴望上學與招工而又恐懼政審的日子，那是個永遠被政審著、永遠也沒有上學與招工希望的日子。就這樣“我”被“77級”這個符號一分為二了：一個“不幸的我”，一個“幸運的我”；
一個恐懼不安的我，一個僥幸得福的我。僥幸得福的我對我之所得充滿感謝，恐懼不安的我對我之所得心存疑慮。前者在白天給我陽光，后者在夜晚給我黑暗；
前者讓我感到命運發(fā)生了改變，后者提醒我命運一如暨往。如此雙重的生存感使我對“1977”或“77級”懷有非常復雜的感受與體悟。

　　記得剛上大學的時候，市面上正熱演印度電影《流浪者》。當我看到銀幕上的拉茲在教室里苦苦哀求老師讓他上學而被拒絕時，我的眼淚怎么也止不住地一個勁地往下流。在拉茲那里我看到了自己，只不過拉茲被拒絕上學是因為他偷過東西，而我是因為父母的政治問題。不管因為什么，一個問題一直困惑著我：誰可以找個理由剝奪一個孩子受教育的權利？隨著閱歷和知識的增長，我慢慢知道了“自然權利”是怎么回事。一個人上學的權利不就是自然權利嗎？即那種無條件的不能因任何理由而被剝奪的權利。

　　1977年恢復高考讓一代人成了幸運兒，這一代人的感激之情是油然而生的。但在感恩之余我們是否更冷靜地反省過自己的命運？恢復高考和取消高考是什么關系？“高考”是什么意思？除了很多別的意思外，高考顯然是落實每個人受教育的自然權利的一種歷史方式，具體而言，是在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歷史條件下維護每個人公平競爭上大學的自然權利。這種權利因取消高考而被剝奪，又因恢復高考而被恩賜。在此，重要的不是“取消”和“恢復”這種具體的歷史形式，而是“剝奪”和“恩賜”的權力機制。換句話說，由高考所指的受教育的自然權利是由某個絕對權力來定生死的，這乃是“77級”這一歷史事件最為隱秘的意義。

　　被剝奪的權利與被恩賜的權利是同一個權利，憑此權利而生存的人被同一命運所左右。從表面上看，當權利被剝奪時你是不幸的，當權利被恩賜時你是幸運的，但從根本上看，你在剝奪與恩賜的輪回之中。今天你被恩賜，明天你就可能被剝奪；
你這一代人可能被恩賜，下一代人則可能被剝奪。一旦人的自然權利成為絕對權力的掌中之物，你的權利就是一個假象。也許我們在得失之中的不安與恐懼就置根于此？也許那不絕如縷的噩夢警示著白天所遺忘的真實？

　　可悲的是，我們習慣了記住恩賜而遺忘剝奪，更難以在歷史的輪回中體會命運的秘密。本來，每個人的自然權利容不得任何權力的剝奪，也無須任何權力的恩賜，但人類的歷史大多是權利被權力剝奪與恩賜的歷史，這就是所謂的野蠻史。從根本上看，人類的文明史乃是擺脫野蠻的歷史，即從根本上改變權利與權力的關系的歷史�？杀�的是，這一歷史的發(fā)生是如此的艱難。

　　說到底，自然權利得不到超個人與超集團的體制性保障，而需要權力個人與權力集團的恩賜，這是任何一個野蠻民族的命運�！�77級”是這一命運的突出癥候嗎？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看到了改變這一命運的希望嗎？一種由權力恩賜的權利隨時都可能被權力收回，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消除不了的恐懼嗎？何時我們才有不可收回與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

　　也許，命運的真正轉機不在剝奪與恩賜輪回轉換的瞬間，而在自然權利不被絕對權力任意剝奪和恩賜的時刻。這一時刻有賴于一種意識的覺醒，即不再沉迷于被剝奪的哀怨與被恩賜的慶幸，不再將剝奪看作不幸而將恩賜看作幸運（恩賜的慶幸往往掩蓋著剝奪的不幸）。事實上，剝奪與恩賜都是同一命運的表現形式，而反省到自然權利的不可剝奪性與不可恩賜性才是改變命運的契機。為此，我們說只有當人們從對權力恩賜的感恩戴德中擺脫出來而時刻警惕權力對權利的剝奪時，只有當人們意識到維護自己的自然權利是自己的天然責任而不是等待權力的施舍與恩賜時，只有當人們找到了一種有效地確立與保護自然權利的現實方式而拋棄權力膜拜時，命運的轉變才真正到來。

　　古希臘的悲劇詩人索�？死账乖谒�那個有名的命運悲劇《俄狄浦斯王》中借歌隊之口在劇終時說：“忒拜本邦的居民啊，請看，這就是俄狄浦斯，他道破了那個著名的謎語，成為最偉大的人；
哪一位公民不曾帶著羨慕的眼光注視他的好運？他現在卻落到了可怕的災難的波浪中了！因此，當我們等著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時候，不要說一個凡人是幸福的……”

　　要說77級的幸與不幸，為時還早嗎？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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