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黨史有的為什么成了問題史，糊涂史，假偽史？因為不是真史，信史，良史。原因是不追求真理，而是跟隨人治，跟隨個人崇拜所需，跟隨當前的政治需要。比如高饒事件，按說官方本是巳多次有定論，有結論的，但史實擺得不充分，就至今都還不知道真正的歷史事實。這自然不能得出真正的歷史經驗教訓。我看到過不少講這個歷史的文章，連我這個不是研究歷史的人都覺得史實擺得不夠，或叫做不敢擺出某些史實�，F在就我所看到的材料，試試看能否就高崗和毛澤東在這方面的關系做些史料補充。也許還需要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正確史實才能說清楚。我這里所說也歡迎批評指正。

　　毛澤東在延安就特別重用高崗

　　高崗原來本是陜西省地下省委從事兵運和地方武裝工作的領導人，他與劉志丹、閻紅彥共同創(chuàng)建陜甘邊和陜北革命根據地。協(xié)助劉志丹屢敗屢戰(zhàn)，顯出了他的聰明能干。但他1932年6月臨真鎮(zhèn)戰(zhàn)斗中也曾帶領人臨陣脫逃，使戰(zhàn)斗轉勝為敗，返隊后受到劉志丹批評和留黨察看處分。黨中央到陜北，劉志丹犧牲后，他受到毛澤東的特別重用。1936年起任中共陜北省委書記。1937年5月1日，高即擔任中共陜甘寧邊區(qū)區(qū)委書記（早期中共黨人王若飛還在高之下當宣傳部長）， 9月指定為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七個主席團成員之一。1937年8月起任陜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員。1938年10月高以陜北黨組織代表身份參加六屆六中全會。1939年6月又任命高為蕭勁光當司令員的八路軍留守兵團的政委，在建設和守衛(wèi)邊區(qū)上顯出了他的組織能力和工作能力。1940年9月任陜甘寧邊區(qū)中央局書記，1941年5月任西北局書記（賈拓夫還只是個西北局的候補委員）。當時南方局書記是周恩來、北方局是楊尚昆、華中局是劉少奇。1942年10月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毛親自參加，對陜北歷史問題作出結論，樹立高崗為陜北正確路線的代表，會上批評了肖勁光，要肖尊重地方政府，尊重高崗。陜甘寧邊區(qū)成為模范邊區(qū)，毛對林伯渠、陳云、李維漢等領導人的功勞都不見而只看重高崗的德政。毛澤東曾說：白區(qū)工作劉少奇是模范，邊區(qū)群眾工作，高崗是模范。延安整風運動中，他又為毛澤東出了大力。在眾所周知的整風報告中，毛特別提到高崗，說自己到陜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于陜北的情形，對于陜北人民的聯系，“比高崗同志他們就差得多”。黨的七大上高被選為中央委員，七屆一中全會被選為政治局委員，成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等13人組成的黨的核心領導成員之一了。人們說他巳是“火箭”干部。

　　高崗到東北上升成了東北王

　　毛澤東調干部到東北的任命，是突破了老框框的。毛因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彭真在延安整風中出了大力，任命為東北局書記，而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陳云副書記；
中央委員林彪為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兼政委，而政治局委員高崗只是副司令員兼第一副政委。

　　高到東北，先任北滿分局副書記、北滿軍區(qū)司令員，后任東北局副書記和民主聯軍副政委，到1947年底任東北軍區(qū)、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林彪率四野南下了，雖說還有張聞天、陳云等領導人，毛澤東卻讓高崗當了東北局第一把手，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qū)司令員兼政委，東北人民政府主席（當時各大軍區(qū)都是軍政委員會，只有東北是人民政府），高就繼林彪之后成了東北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東北王”。東北地區(qū)成為大軍南下的大后方，后來又成為抗美援朝的總后勤，毛又特別看重高崗這期間的功勞。

　　高被破格安排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籌組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政協(xié)時，黨中央成立了一個“人事安排領導小組”，毛澤東任組長，劉少奇是副組長，成員有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在莫斯科養(yǎng)病）、董必武、陳云。毛委托周恩來籌備新政協(xié)人事，劉少奇籌備中央人民政府人事。

　　劉少奇為這個政權實體擬的領導人名單，多方考慮后的順序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周恩來、宋慶齡、李濟深、張瀾、程潛、彭德懷。毛澤東圈掉了周恩來，換上了劉少奇；
又讓程潛轉政協(xié)任副主席，讓彭在國防委員會掛職。毛提筆在副主席位置加上高崗，劉萬萬沒有想到。論資歷、功績、學識、水平，董必武、陳云、陳毅、李富春、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彭德懷、王稼祥，甚至彭真、鄧子恢、薄一波，都比高崗強到哪里去了。這最能說明毛對高的破格提拔。高崗其人，年輕氣盛，人品很差，專橫跋扈。在他眼里，只認一個毛澤東。毛說“陜北救中央”，高病了，毛又親去看他，高后來拍著胸口對毛說：毛主席，今后我就是你的保鏢！你指向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建立了異乎尋常的私人情誼，議黨議軍議政議干部議生活（包括老和尚的壯陽術），無話不談。人們常說毛澤東沒有朋友，只有部下，但高崗恐怕可算毛的半個朋友。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中也曾提到：1950年3月毛澤東訪蘇回國途中，讓他在東北稍事 停留，幫助高崗處理一些問題，修改一些文件。這也可說明毛澤東對高崗的特殊關心。陳幫高修改的就是后來在全國發(fā)表的文章《榮譽屬于誰》，赫赫有名。

　　在落實毛提出的領導人名單時，經毛授意，劉把草擬的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單向外透風以測試反映，果然議論紛紛，都表示難以理解，黨內外都為周抱不平。毛委托劉去找周談心，看看周本人的反應。周保證服從，并在聽劉談話后次日即向毛表示誠懇接受安排，并愿對有議論者出面做工作，說明中央安排完全出于自已的請求。后來在政治局擴大會上，周表態(tài)后，劉即帶頭鼓掌。毛隨即稱贊大家沒有忘記井岡山和延安窯洞，不爭名譽地位。其他人有意見就都不好提了，高崗就這么硬抬上去了。目標顯然是為掣肘劉、周的。毛在此明明是玩弄足了政治權術。

　　高放棄新民主主義與毛同心

　　建國初，山西省委把老區(qū)的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反對鞏固土改后農民私有的基礎，主張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劉少奇、薄一波說這是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yè)社會主義。毛澤東批評了劉、薄他們互助組不能生長為合作社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高崗在1950年就主張土改后應把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即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不必有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當時東北局曾向中央請示黨員雇工問題，劉少奇要中央組織部回復：“黨員雇工與否、參加變工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黨組織不得強制，其黨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開除�！薄安荒馨研旅裰髦髁x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圣西門是一個資本家，但他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保�1）（薄一波、周恩來雖然同意劉少奇不能把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混為一談，但也覺得富農可以入黨是說走了火。當然，拿今天私營企業(yè)主也是社會主義建設者也可入黨來看，劉少奇的看法倒是具有前瞻性）早在1949年5月劉少奇代中央起草的《中央關于對民族資本家政策問題致東北局電》批評東北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是左傾冒險主義（2），高崗就心懷不滿。這次請示富農黨員得到回答后，高也不贊成，他便把組織部這個回答私自交毛澤東看（這種不通過劉的做法也是極不正常的），從毛那里高得知對劉少奇這意見不滿（可見高討好毛都是毛向他透了氣他摸了底的）。

　　高崗在北京得知毛澤東支持山西省委提高互助合作的意見和陳伯達正在起草農業(yè)生產互助合作決議后，立即電召沈陽寫作班子來京起草《關于東北農村的生產合作互助運動的報告》，并搶在陳伯達所草決議出來之前于1951年10月14日送給毛澤東（這也是向上討好的不正常做法），表示要逐步由低級引向較高級的形式，有重點地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合作社。毛澤東指出高崗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批發(fā)給中央領導人，叫辦公廳把它印成小冊子發(fā)給各中央局學習，要求引導農民組成和發(fā)展農業(yè)生產互助合作組織。（3）這在高崗眼里，毛澤東在這樣的重大政策上顯然對劉少奇不滿，而他在農業(yè)合作化和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主張卻得到了完全支持。

　　高崗調北京后，很快就與劉、周形成三足鼎立。七大以后，毛不在時總是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次春節(jié)后毛澤東要到南方休息，劉少奇建議由書記處的成員輪流負責。有人主張按慣例，高崗反對，說“輪流吧，搞輪流好”。毛支持了改為輪流。在毛心目中，劉、周都是要保護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不想搞社會主義的。只有高崗才是鐵心了跟他搞社會主義的。

　　其實，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還有劉少奇1950年7月5日在中南海春耦齋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作《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歷史任務》的報告，全面講了我國的建設藍圖，說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要二三十年，不能急，等等。毛澤東認為這是劉自不量力地擺到了最高領袖位置上。毛聽說講后一般反映很好，但山西、東北要快搞社會主義的人很不滿，就到毛那里告狀，問劉這講話經過黨中央討論沒有等等。毛曾把劉、周等人找來，當眾質問劉少奇：你的那個講話，好大的題目。你通篇不談政治路線，不談階級斗爭，不談人民民主專政，光談保護、發(fā)展私有經濟，要搞二、三十年的資本主義，我們這些人還能看得見社會主義嗎？

　　1951年10月3日書記處擴大會上，毛澤東提出戰(zhàn)略轉變問題：要提前結束新民主義，工、農、商各行各業(yè)都要全面轉向社會主義；
要消滅資產階級，工商業(yè)應盡快社會主義化。他講后好久沒人發(fā)言，他只好一個個點名。劉少奇說他贊成，但要先允許干一段新民主義；
周恩來說經濟問題要慎重，要分階段按步驟進行。毛就知道他們和自己的意見不同了。

　　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談到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建國初黨中央領導同志共同認為的10年到15年以后才開始過渡。到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明確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也就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確保私有財產”和“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等幾個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觀點。（6）實際上毛是批評劉少奇、周恩來 “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xù)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保�6）這在高崗眼里，劉少奇在延安整風和七大時雖和毛澤東合作得很好，但建國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上兩人的意見有分歧了；
周恩來總是提不要講提前實現工業(yè)化。他認為毛澤東不會再信任劉少奇、周恩來了。

　　高迎合毛批判工運方針

　　1950年7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在中南總工會籌委擴大會上作報告，提出公營企業(yè)中工會工作同志的立場和態(tài)度，應該與企業(yè)管理人員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本立場基本一致，具體立場又有所不同。指出工會不能脫離“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自身利益”的基本任務，成為廠方的“附屬機關”。高崗摸到毛澤東對工會工作和李立三的不滿。便于1951年4月，主持寫了《論公營工廠中行政與工會立揚的一致性》，批判鄧子恢模糊了工人階級的領導思想及其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模糊了公營企業(yè)的社會主義性質，模糊了公營企業(yè)與私營企業(yè)的本質區(qū)別。劉少奇知道毛澤東批示過要在四中全會討論此問題，未同意發(fā)表高崗此文。他對這個問題還產生了濃厚的理論興趣，可能也為準備在四中全會上討論時的發(fā)言，寫了九千字的《讀鄧子恢和高崗同志兩篇文章的筆記》（4）。

　　1951年10月2日，李立三寫了《關于在工會工作中發(fā)生爭論的問題的意見向毛主席的報告》，列舉了當前工會工作中有各種不同看法。比如一種意見認為在國營企業(yè)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沒有矛盾，甚至認為“公私兼顧”的政策不適用于國營企業(yè)；
另一種意見認為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關工人生活和勞動條件等問題上是存在矛盾的，性質是內部矛盾，可用協(xié)調的方法，即“公私兼顧”的方法來取得解決。報告中說：“我個人是同意后一種意見的，我覺得公私關系問題，不僅在目前國營企業(yè)中，而且在將來社會主義時期各種對內政策問題上也還是一個主要問題，否認公私兼顧的原則可以運用到國營企業(yè)中的意見，可能是不妥當的�！保�5）（這還說明在我國最早從理論上提出人民內部矛盾概念的是李立三和劉少奇——讀鄧高文章筆記 ）　　

　　毛澤東對劉少奇搶在他之前回答高崗對他的請示，未讓高崗的文章發(fā)表顯然是不滿意的。今見李立三的報告，認為是跟劉少奇的。認為李立三和全總黨組在工會工作中有嚴重錯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于11月間，在劉少奇休假期間，宣布成立全國總工會黨組干事會主管工會工作，成員有劉少奇、李富春、彭真、賴若愚、李立三、劉寧一。撤掉了李立三全總副主席和黨組書記的職務。接著在12月13日至22日，召開全總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由李富春主持，派了陳伯達去指導。陳伯達說李立三的錯誤是工會工作中的方針錯誤，路線錯誤，是從分配出發(fā)，不是從生產出發(fā)，是代表落后工人的，這些都是極右的。與會者也不聽李立三的申辯，強行通過了《關于全國總工會工作的決議》。

　　1981年3月3日全總黨組在《關于對全總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的復查結論向中央的報告》指出：1951年全總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的《結論》和《決議》認定立三同志犯了嚴重的工團主義、經濟主義、主觀主義錯誤，是缺乏事實根據的，圴應推倒，給李立三同志恢復名譽。（現在看來也應該為鄧子恢那篇文章平反）

　　李立三回國后，工作很有成就，特別是做了許多新中國工會的開辟工作。這次又只是反映情況和提出意見，為什么要采用這種突然襲擊批斗的方式一棍子打死呢？這一直是很難令人理解的問題,這是不是也有“批李射劉”的意思呢？

　　毛澤東曾批示七屆四中全會要討論工會問題，是否因為已提前批判了李立三，便認為算是處理了，沒有再討論，而把會議用來處理高、饒問題了呢？四中全會毛澤東自己竟沒有參加,他委托劉少奇主持，但又布置要劉少奇也作自我批評（劉在會上經毛澤東審閱批準檢查了八個問題：批評山西省委把互助組織提高一步并在馬列學院作報告；
回答東北局處理富農黨員說過不妥當的話；
工會工作上李立三錯誤也應負一定責任；
批評供銷合作社分紅是資本主義路線；
土改中對左傾錯誤糾正不力；
延安搶救運動自已是總學委成員之一，也要負一定責任；
中央發(fā)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指示后所作報告有說得不夠妥當的地方；
天津批評對資產階級的左傾情緒，有些話說得不夠妥當）。這就可看出毛澤東認為李立三在工會工作中的錯誤，劉少奇也有份，不然劉少奇還沒有直接參加這個爭論，他寫的讀高、鄧文章的看法又未拿出來，為什么要他在中央全會上對這些問題做檢查呢？劉檢查的這些內容，又大多是高崗在背后攻擊和誣蔑劉的東西。這不是要暗示高還有理，劉也有錯嗎？這次對李立三的批判，使我國工會工作長期背上了工團主義的包袱，幾十年來一直不敢為工人說話。

　　三反對象成了三反運動的先行者

　　再說，1951年12月13日毛主席給各大區(qū)中央局發(fā)電下令在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時說：“發(fā)現貪污問題的嚴重性和大規(guī)模地懲治貪污分子，從東北開始，是由高崗同志親自動手的�！保�7）在高崗眼里，這不又是他領導的東北開的頭炮，打的先鋒嗎？這不又是毛澤東對他高崗特殊的重視嗎？

　　1953年夏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原定主要討論五年計劃、財經和民族資產階級問題，結果變成了批判薄一波，薄是北方局劉少奇的老部下，又是政務院周恩來現時的部下，更是把“東北一黨員”系統(tǒng)揭發(fā)東北領導貪污、浪費及官僚主義那封信加了按語轉給毛澤東的人。在高崗眼里，這正是他們報仇雪恨的好機會，因此他拼命活動，發(fā)動人狠批薄一波、狠批政務院，并趁機“批薄射劉”。高崗把周恩來主持的財經會議搞得下不了臺，要沒有毛的支持，高崗敢那么大膽地搞嗎？實際上這是高崗在貫徹毛澤東認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就是堅持資本主義、保護私有財產那一套東西。會議無法收場了，毛也不出面來讓會議收場，而是讓陳云、鄧小平出面去幫助解決問題。

　　這里有個情節(jié),得多說兩句:1952年1月毛澤東接到薄一波轉給他“東北一黨員”揭發(fā)東北局貪污腐化的信（揭發(fā)東北局高干曾私分敵偽財產；
私分土改時地主財物和高崗本人的貪污腐化），看過后，毛將其轉給了高崗。此案并未查處，1952年10月，高崗還提升到中央，任國家計委主席。到1953年12月高饒事發(fā)毛澤東才在政治局會議上質問高崗為什么不讓人揭發(fā)。

　　高饒案發(fā)后, 陳毅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將此信印發(fā)給在京的小范圍領導人傳閱,陳毅還說，毛主席解決問題追查問題的方法，可作為我們學習的范例。我覺得陳毅這說法和實際情況不一樣。從《中共黨史研究》雜志后來刊出揭發(fā)者所寫文章可看出：高崗接到毛澤東轉去的材料后，并沒有認真檢查、糾正，而是批示東北局領導人傳閱議論，大家都對信的內容強烈不滿，說寫信的人是別有用心；
都對薄一波轉信給毛主席時寫的意見表示反對，說他是有意找東北局的岔子。并開始追查寫信者。這說明光把批評信轉給被批評者而不讓被批評者調查回復的辦法，不好。這明明是毛澤東掩飾和包庇高崗與東北局嚴重的貪污腐化問題。但在這之前毛還贊揚高首先開展了三反運動。

　　高找到了反對周恩來、劉少奇的機會

　　當時，毛澤東是黨、政府、軍隊、政協(xié)的一把手，正提倡大權獨攬，反對分散主義。1953年5月19日，曾寫信給少奇和尚昆：“嗣后，凡中央名義發(fā)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fā)出，否則無效。請注意。”（“否則無效”四字下面還加了著重點）同一天又有一個批語：“少奇、恩來、德懷同志閱后，交尚昆同志：一、請負責檢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過檢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fā)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沒有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時間內者不算在內），以其結果告我；
二、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fā)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保�8）在這個批示之前，毛澤東對新稅制問題就認為是政務院在組織上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因而撤銷了政務院黨組干事會，規(guī)定政府各部門的黨組直接受中共中央領導，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要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經中央決定、批準后方能執(zhí)行。政務院周恩來是總理、黨組干事會書記，在高崗眼里，延安整風時周就是被批判的經驗主義的代表，現在又犯分散主義錯誤受到處理，此人是不行了。高不僅在北京找人游說，還南下去地方上活動，在背后到處想找往上爬的支持者。

　　再有，高崗調中央任新設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政務院20個部委分工時八個經濟工業(yè)部都由計委領導，被稱為“經濟內閣”；
其他政法、財經、文教都分別由別的一些領導人分管。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巳失去了統(tǒng)籌政府各部門工作的權力，只剩下領導外交工作的權力（包括對外貿易、對外經濟、文化聯絡和僑務工作）。實際上巳由總理下降到等于一個主管外事口的副總理，顯然這是對周恩來工作的批評和對他領導的工作范圍的削弱。在高崗看來，顯然他高崗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已在周恩來之上了。

　　關于科瓦廖夫秘密報告問題

　　毛澤東訪蘇時，斯大林把蘇聯派駐東北中東鐵路蘇聯專家總代表科瓦廖夫（后來也是聯共駐中共中央的代表）的秘密報告交給了毛澤東。這報告對中國黨高層為什么了解那么多情況，這樣重要的問題為什么不曾追查？（高崗秘書趙家梁還在《百年潮》上寫文章說從師哲的記述中就可看出，科瓦廖夫給斯大林的信是他在蘇聯自己寫的，而不是高崗讓他寫的，更不是高崗寫好后讓他轉交斯大林的）。問題是科瓦廖夫所寫這些分析中共高層情況的內容是從哪里了解的，這不值得查一查嗎？

　　據《中共黨史研究》雜志所載蘇聯檔案，科瓦廖夫給斯大林的報告有十二項內容。這個報告是配合毛澤東訪蘇而寫的，寫法很特別，是以反映斯大林對中共所提十二項建議中共執(zhí)行得如何的形式寫的。完全視中蘇為父子黨關系，是向斯大林報告兒子黨執(zhí)行老子黨指示的情況似的。以科瓦廖夫派往中國的身份來講，他向斯大林匯報中共情況當然不奇怪。斯大林把蘇共黨內秘密報告交給毛澤東，顯然是為了表示他沒有要科瓦廖夫寫秘密報告，他對科瓦廖夫的報告也不信任而是對中共信任的意思。（其實,斯大林也不是傻子,只要看斯大林派駐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所寫的《延安日記》就知道,斯大林對他所報告的盡說王明 、博古好話,完全咒罵毛澤東、康生的秘密報告,并沒有相信多少,共產國際和斯大林還是一直支持毛澤東作中共領袖。）

　　仔細看科瓦廖夫報告的內容，在講國內經濟情況時，說恢復和發(fā)展民族工業(yè)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國家遇到很大經濟難題，但報告中說“除滿洲外”。在講批發(fā)和零售貿易幾乎完全掌握在個體商人手里時，也說“除滿洲外”。再有，相當多的看法都是拿蘇聯已達到的情況來對比中國當時的情況，相當左。

　　在關于黨的情況方面，報告說：黨的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充斥著地富和資產階級分子，黨的組成人員80%是農民。報告中特別詳細指出：“在黨的隊伍包括中央委員中，有一些人過去親美反蘇，中央領導現在支持他們。例如，彭真，中共中央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政府政法委員會副主任；
林楓，中共中央委員，滿洲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李富春，滿洲政府副主席；
李立三，勞動部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薄一波，財政部長，中共中央委員；
然而，高崗卻受到了沒有根據的批判（在他的領導下，滿洲在經濟和文化發(fā)展方面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成績），在他的周圍造成了不健康的氣氛。這次批判是由中央書記劉少奇領導和組織的。”

　　此外，在這部分報告中，特別講了薄一波擅自允許發(fā)行人民幣造成匯率大跌，物價大漲，引起工人、農民和職員極大不滿；
講了薄一波兩次批準提高鐵路運價，造成糧食、物價大漲；
還特別講了李立三成立企業(yè)家聯盟捍衛(wèi)企業(yè)家利益；
劉少奇、李立三在亞洲國家工會代表會議上反對成立亞洲國家工會組織聯絡局；
全總副主席李立三倡導勞資調解惡化了私營企業(yè)工人的利益。

　　在關于階級斗爭部分，講了最近在黨員中流傳一種觀點，階級斗爭將會停止，劉少奇也贊同。

　　在關于對外政策部分，盡管英國和美國過去和現在都積極支持蔣介石，中共中央領導在1949年11月以前還是抱有這些國家會迅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幻想.作為這種心態(tài)的反映,劉少奇和李立三都表示反對日本、印度和其他受人支配的國家或與英美集團有聯系的國家參加亞洲國家工會代表會議,以便不至于引起美國和英國的強烈不滿；
周恩來對向上海和天津派蘇聯專家組也持消極態(tài)度，因為在這些地點集中了美英的很大經濟利益……

　　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匯報的這些情況,明明白白在為高崗說好話,匯報中反對的人恰恰是高崗要攻擊的人,也恰好表明了毛澤東當時要整肅劉、周的意向。毛澤東對這樣明顯的里通外國的可疑點都抱在手里而不查,不是很明白在維護高崗嗎!從這里似也可看出大家很難理解的批斗李立三很可能不只是“批李射劉”，還在這科瓦廖夫的報告里看到了某些要批判李立三的影子，報告里就專門講了李的一些“錯誤”。

　　參加過處理高饒事件的楊尚昆，在《回憶高饒事件》的文章中也曾指出，高崗為了從“東北王”并進而攫取更高權位，曾處心積慮極力討好蘇聯，妄圖“挾洋自重”，向蘇聯表示過“我們之間不存在任何邊界”，高曾向蘇聯顧問造謠說中共黨內存在以劉少奇為代表 的“親美派”。薄一波在《新中國的建立》一文中說：“據說 ，科瓦廖夫這個報告是根據高崗提供的材料在東北起草的�！焙蒸敃苑蛟谒�的《最后的遺言》一書中說這些情報“有許多顯然是高崗通給我們的�！碑敶�中國出版社《權力巔峰的迷津──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一書 里也說“毛澤東訪蘇祝賀斯大林70壽辰，要蘇聯專家組總組長科瓦廖夫同行。高崗曾要科見機報告斯大林：在中共黨內，在中央委員中，存在一個反蘇的“親美派”，這個親美派的代表就是劉少奇。中央的領導現在是支持他們的。由于高崗在國際國內的階級路線問題上，同他們存在意見分歧，劉便組織對高毫無根據、毫無道理的批判。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也很成問題，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實際上成了各黨派的聯合會。為什么會這樣呢？這和中共中央個別人和國民黨上層及其他民主人士的關系過于密切，關系極大。”高饒事件后，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講到里通外國問題時，曾說：“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是有許多證明了的。”（這說明毛也是肯定高是里通外國的）

　　看看科瓦廖夫自己怎么說

　　2000年中國革命博物館 《黨史研究資料 》第一、二期刊出俄國歷史學家貢恰羅夫訪問科瓦廖夫時，曾問到高崗命運問題。科瓦廖夫回答：“我只想談一些我親眼所見并能說明高崗以后命運的事 �！�

　　第一件事發(fā)生在1949年7月2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高崗說 ，他建議宣布滿洲為蘇聯的第17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高崗認為，這樣做可以保障滿洲的安全，使之免遭美國人的進攻，并會使?jié)M洲變成一個更加可靠的根據地，以便繼續(xù) 進攻南方，徹底粉碎蔣介石。為了論證 這樣的看法，高崗 還建議在青島布置蘇聯的艦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相關熱詞搜索：高崗 胡甫臣 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