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報道，克林頓政府近日宣布，鑒于中國政府準備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人權等問題上表現(xiàn)出積極態(tài)度，克林頓總統(tǒng)將提前于今年6月底訪華。中國外交部發(fā)言人對此表示歡迎�？磥�，中美關系正在熱起來。然而曾幾何時，中美之間卻是陰云密布。先是美國人伯恩斯坦和芒羅說，由于冷戰(zhàn)結束，在中國，民族主義取代了共產主義，中美沖突即將到來。接著中國一些小有名氣的才子也揚言現(xiàn)在是戰(zhàn)國時代，只能遵守戰(zhàn)國游戲規(guī)則：富國強兵，以中國的民族主義對抗西方的民族主義，求得生存，立于不敗之地。有人挑戰(zhàn)，有人應戰(zhàn)，正好狹路相逢。兩國文人都叫“狼來了”。報紙上有不少文章討論中美關系的未來，其中固不乏真知灼見，但多數(shù)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醫(yī)痛，卻指教美國人在哪里搔癢，總說不到點子上。正因為自己還不夠強大，又怕人家以為軟弱可欺，所以難免舉止失當，不是一觸即跳，就是不怕滾水。如何在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時始終保持平和正常的心態(tài)，以堅定不移而又文雅得體的態(tài)度來維護國家利益和國際正義，發(fā)揮日益重要的大國作用，是21世紀的中國人必須具備的一種素質和修養(yǎng)，也是處理好中美之間跨世紀戰(zhàn)略關系的一個要件。在國際政治范疇中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成為大陸學者的研究對象，到九十年代才成為官方文獻的常用語。把國家利益概念從階級意識形態(tài)中剝離出來，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是，如何正確地判斷國家利益，仍然是一個大問題。一個國家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彼此之間有時會有矛盾，經(jīng)濟利益會與安全利益沖突，眼前利益會與長遠利益牾。而且，國家利益不是一成不變的，著名國際政治學家摩根索說：“現(xiàn)實主義者雖然相信利益是衡量和指導政治行動的永恒標準，但是利益和民族國家在當代的聯(lián)系乃是歷史的產物，因此也必然會在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消失�！痹谥忻乐R產權談判中，中國政府代表雖然對美國談判對手的咄咄逼人十分反感，但并沒有反其道而行之，因為他們知道，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采取強有力的措施，盡管會犧牲一點眼前利益，卻有利于長遠的科技發(fā)展和經(jīng)濟發(fā)展。

　　追求最大限度的國家利益，是一國外交的根本目標，但是，明確目標后并不一定能夠馬上實現(xiàn)。目標實現(xiàn)的多少及實現(xiàn)可能性的大小，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實力。即使是超級大國，也不可能實現(xiàn)自己的全部目標。在美國國力極盛時，肯尼迪在其就職演說中曾發(fā)誓要“不惜任何代價，承受任何重負，克服一切艱難困苦，支持所有的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以確保自由能生存下去并獲得勝利”。尼克松后來評論說，甚至在冷戰(zhàn)時期，這也是值得稱許但并不現(xiàn)實的政策。今天，中國人確實有心情舒暢的理由，經(jīng)濟迅猛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作為聯(lián)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上受到廣泛的尊重；
在臨近世紀末的時候，香港、澳門已經(jīng)或即將回歸祖國……。然而，也有讓中國人煩心的事：大陸和臺灣為了各自的國際聲譽而競相討好非洲小國，為參加世界貿易組織而費盡心機，在北京舉辦２０００奧運會的希望破滅，與世界經(jīng)濟強國的“７＋１”會議無緣，還要在一年一度的聯(lián)合國人權會議上受人指責，如果我們足夠強大，或者完全有理，倒大可不必計較，問題是我們還不夠強大，又不是沒有可議之處，這就增加了選擇的難度。人們的心態(tài)也因而顯得浮躁有余，沉著不足。記住一些歷史教訓是有益的。半個世紀前的１９４３—１９４６年，曾是現(xiàn)代中國國際地位的第一個高峰，在那幾年，中國領導人出席了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途及戰(zhàn)后日本命運的開羅會議；
簽署了中美蘇英四國莫斯科宣言，使中國成為聯(lián)合國的四大發(fā)起國之一；
蔣介石以亞洲和不發(fā)達國家當然領導人的身份訪問印度，支持印度的獨立事業(yè)；
廢除了壓在中國人頭上１００年的不平等條約；
收回了割讓給日本５０年的臺灣；
中國海軍把國旗插到了南沙群島的主島上……。如果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稍微爭氣一點的話，中國在二戰(zhàn)后不難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三大國，日本的本土上將建有中國的軍事基地，根本不會出現(xiàn)后來的什么釣魚島爭端、南海爭端。但是，這種令人頭暈目眩的大國地位在轉瞬間就丟掉了。

　　１９４４年，中國軍隊在日軍一號作戰(zhàn)的打擊下一再潰退，美國政府不滿蔣介石對日消極避戰(zhàn)而把精銳部隊用于封鎖中共的戰(zhàn)略方針，提出由中國戰(zhàn)區(qū)參謀長美國將軍史迪威直接指揮中國軍隊，并交給他裝備和使用中共軍隊的自由權。正在美國參加制定聯(lián)合國章程的敦巴頓橡膠園會議的中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和中國駐美軍事使團團長商震都認為對美國忍讓是必要的，“遷就一下這個盟國沒有什么不得了……英國也正在這樣做�！钡鞘Y介石不同意。他堅持，作為中國的國家主席，在關系到中國主權和國家未來的問題上，他是不可能讓步的。要刨老根，蔣介石算得上第一個敢對美國說不的中國人。他說的“主權”，其實是要面子，可自己又輸了理，只好說硬話。中美的這一次對峙，中國大勝，以美國撤換史迪威而告終。美國特使赫爾利在這場爭執(zhí)中支持了蔣介石的立場，從而得到蔣的信任。不久，赫爾利去延安談判，代表國民黨與中共達成了一個建立聯(lián)合政府的五點方案，毛澤東在闡述這一方案的聲明上簽了字，赫爾利作為“美國總統(tǒng)的私人代表”也簽了字，但是，當他返回重慶后，蔣介石卻拒絕在聲明上簽字。此后，曾經(jīng)力排蘇聯(lián)和英國的阻撓支持中國進入四大國的美國執(zhí)政者對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完全失去了信心。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以犧牲中國在東北和外蒙的利益來遷就斯大林。杜魯門則拒絕在國共內戰(zhàn)中給予蔣介石實質性的支持，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甚至一度準備拋棄逃到臺灣的國民黨政權。顧維鈞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４０年代后期中國與美國關系惡化從而導致大國地位的喪失，其起因在于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我國的領袖們對于他們在國際政治影響中的地位所作的過于自信的估計�！庇绕涫浅蔀樗膹娭螅爸袊^分妄自尊大起來。于是中國領導人常常在處理與美國的關系上持不妥協(xié)態(tài)度�！苯�(jīng)過半個世紀的曲折，中國再次登上大國的舞臺。現(xiàn)在，中國應當如何鞏固并加強自己的大國地位呢？在１９８９年世界風云巨變后鄧小平告誡說：要冷靜觀察，穩(wěn)住陣腳，沉著應付，埋頭實干。“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薄拔覀兪裁匆膊慌�，但誰也不得罪�！币造o制動是一種政治智慧，并無損中國的大國形象。某些“不先生”在國際舞臺上不思減少磨擦，反而張牙舞爪地虛張聲勢，即使不受到圍堵，也會讓人畏而遠之。這種看似一流的表演，實際上是將自己置于二三流角色的地位。大國或強國不是由人口、領土、國民生產總值的絕對數(shù)值來決定的，而取決于某一歷史時點世界各國之間的相對地位和相互關系。十九世紀末中國的人口和經(jīng)濟總量并不比十八世紀末少，但是乾隆皇帝傲慢地接見英使馬嘎爾尼時的中國是世界大國，八國聯(lián)軍占據(jù)北京時的中國則不是。如果美國今天沒有遍布全球的盟國和朋友，僅憑它的經(jīng)濟實力和軍事力量來與世界為敵，那么，它也不能被認為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現(xiàn)在還不是歷史上最風光的時刻，也還沒有取得為他人制定規(guī)則的資格。有些中國人常常忘記，中國既是中國人的國家，又是世界的中國。這種兩重性在聯(lián)合國安理會審議危地馬拉維和案時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中國先行使否決權，后投贊成票，終使派遣軍事觀察員赴危地馬拉監(jiān)督執(zhí)行停戰(zhàn)協(xié)議的決議案得以通過。問題的解決帶有戲劇性，卻是合乎情理的。中國屬于世界，在處理國際事務時，不管同哪個國家打交道，都不能感情用事。危地馬拉政府親臺灣的政策和舉措，引起中國代表“神圣的憤怒”，不能不“說不”；
但中國對推進危地馬拉和平進程又負有國際道義責任，因此最后還是要回到“說是”。中國代表在兩難中做出的選擇，表明理性占了上風。這當然不僅僅是個在國際上與人打交道的技巧問題，它首先是一種是非觀，即道德標準的問題，其次是政治智慧問題，即能不能審時度勢，根據(jù)現(xiàn)實的國力，決定為與不為以及為的范圍和次序�，F(xiàn)在有些中國人，在國內問題上知道要講法律，講道德，講真理；
在國際問題上卻不知道要講國際法，講道義準則，講事實真相，一切圍繞著利益兩字，心目中好像只有“利益守恒原則”，誰損害了牙眼，就要眥睚必報，魚死網(wǎng)破。正所謂“唯利是圖，言不及義”。等而下之者連真正的國家利益是什么都不知道，在國際問題上根本沒有一個判斷是非的標準，完全是跟著感覺走。傷害的不僅是他人，也會反過來傷害自己；
不僅會損害自己形象，也會損害自己的現(xiàn)實利益。某些輿論界的表現(xiàn)尤其令人不可思議，竟到了不顧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的地步。例如，在馬來西亞這個華人占三分之一的國度里，對華人人權的歧視被堂而皇之地寫在各種法律中，歐美國家對馬來西亞人權現(xiàn)狀的批評，正是針對著這種對馬來人和華人的不公平待遇，而馬來西亞領導人對所謂“亞洲人權觀”的維護，則是要將華人二等公民的地位永遠維持下去。有些中國報章還不了解事實真相，就為馬哈蒂爾大唱贊歌。不論是出于國際公認一般人權準則，還是出于炎黃子孫的血濃于水，我們都難以想象，中國人竟然會為馬來西亞壓迫華人的人權政策叫好。

　　由于人與人之間的共同性遠遠多于特殊性，因此一般地說，人們在國際問題上的是非觀與在國內問題上的是非觀應該是一致的，不應當有根本性的差異。如果在你自己的國家里壓迫少數(shù)民族、歧視婦女、剝奪勞工權利是非正義的，那么別的國家里的類似情況也完全應當受到譴責�，F(xiàn)在有人說，批評伊斯蘭原教旨國家中的性別歧視就是不尊重這些國家的民族傳統(tǒng)和集體人權，那么為什么批評南非過去的種族隔離政策就理所當然？難道批評美國社會依然存在的種族歧視就是干涉美國內政嗎？這是道義問題，不是政治問題。

　　國際問題上的具體是非要根據(jù)對當?shù)厥聦嵉纳羁塘私馀c普遍的道德準則來決定。但是，政策不能完全等同于輿論。在外交舉措上，僅有是非曲直的道德判斷是不夠的，必須進一步考慮本國的國家利益與國家能力。更重視國際道德抑或偏重國家權力，是國際關系理論中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學派之間的分界線。國際關系學家卡爾指出，這二者各有短長：理想主義者無視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而現(xiàn)實主義者對歷史的看法往往過于悲觀；
理想主義者夸大選擇的自由，而現(xiàn)實主義者則夸大一成不變的因果關系，以致于滑向宿命論；
理想主義者可能把民族私利同一般道德原則混為一談，但現(xiàn)實主義者則可能憤世嫉俗，不能給有目的的、有意義的行動提出任何啟示。他認為，既有理想主義的因素，又有現(xiàn)實主義的態(tài)度，既有權力，又有道德準則，才是健全的國際政治理論賴以存在的基礎。對于中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實現(xiàn)國家目標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決非一日之功。在外交上說不和說是，要從與本國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開始，而說是更要經(jīng)歷兩個大的階段，從對別人的主張說是，到讓別人對自己的主張說是。制定國際事務的議程和規(guī)則，掌握解決全球性和地區(qū)性問題的主導權，還遠遠不是中國目前的國力和國際地位所能夠達到的。說不固然需要勇氣，說是有時比說不更加艱難。與國際經(jīng)濟慣例接軌，這是對現(xiàn)有的國際秩序說是�？墒窃S多拉美國家在過去幾十年中就是說不出這個是來，因為這些國家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不允許。東亞“四小龍”能夠對國際經(jīng)濟秩序說是，因為它們的政府中的“專家治國論者”有足夠的權力和智慧對國內權勢集團說不�？紤]國際利益格局和國內利益格局錯綜復雜的關系時，必須警惕某些特殊利益集團混淆自身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傾向；
也要注意在社會發(fā)生危機時，來自草根階層的不滿，往往會被當做“民心可用”，決策者若“擋不住誘惑”，就有可能被拖下水。不必諱言，現(xiàn)在的國際秩序是由美國主導的。是不是一個沒有美國的世界會更好？不見得。否定現(xiàn)存的國際秩序，渴望返回到一種叢林狀態(tài)，這是野蠻人而非文明人的習性，也不符合人類整體的利益。從自然狀態(tài)中唯一可得到的補償就是我們有可能擺脫自然狀態(tài)。讀過一點政治思想史的人都知道，霍布斯把這種無政府狀態(tài)叫做自然狀態(tài)。他在《利維坦》這部政治學經(jīng)典著作中指出：三大自然原因——競爭、猜疑以及榮譽感引起人們之間的紛爭，使自然的狀態(tài)真正成了戰(zhàn)爭狀態(tài)。隨即引起國家之間的紛爭，造成一切國家反對一切國家的戰(zhàn)爭狀態(tài)。無數(shù)次戰(zhàn)爭的后果以及人類的本能迫使不同國家的人們共同追求一種世界性秩序乃至一種世界政府。無比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推動世人把理想付諸實施。一戰(zhàn)結束后成立了國際聯(lián)盟，二戰(zhàn)結束后成立了聯(lián)合國。目前，以聯(lián)合國為中心，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一系列專門化的國際組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已經(jīng)形成一個日益龐大、重要性日益增加的國際組織體系。這個組織體系以及世界大小國家在其中形成的實際權力格局，再加上由它們所制訂和從習慣沿襲而來的國際法體系構成了當今世界的國際秩序，為世界的持久和平與發(fā)展提供了一種切實的保障。在這種格局中，中國并不是沒有施展的空間。鄧小平指出：“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么？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jīng)濟新秩序�！泵绹翱偨y(tǒng)布什在蘇東巨變后也曾呼吁建立國際新秩序，但后來不怎么提了，因為事態(tài)的演變表明，正在顯現(xiàn)的“新秩序”恰恰就是中國外交家顧維鈞當年在敦巴頓橡膠園參與規(guī)劃草擬的“舊秩序”。以聯(lián)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在戰(zhàn)后剛剛破土而出，就被東西方冷戰(zhàn)所破壞，現(xiàn)在冷戰(zhàn)結束了，“舊秩序”又以新面貌重新登上世界舞臺。昔日的戰(zhàn)敗國德國和日本需要新秩序，因為它們已經(jīng)得到了過去通過戰(zhàn)爭沒有得到的東西，但在“舊秩序”中卻沒有他們的地位；
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新秩序，因為它受到國內的壓力，要求德、日分擔對聯(lián)合國的財政負擔和國際義務；
中國在歷經(jīng)半個世紀后大致恢復了二戰(zhàn)結束時的國際地位，“舊秩序”就像當年定做了還沒來得及穿的一件禮服，現(xiàn)在穿上不大不小，正合身。聯(lián)合國半個世紀來的曲折歷程表明，持久和平的國際秩序不能僅僅建立在利益的協(xié)調和力量的均勢上，必須尋求共同的道義準則，將對全球價值觀的共識作為穩(wěn)定的國際秩序的根基�，F(xiàn)代倫理學把人類的各種價值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作為公平的正義”；
一類是具體的善，“作為合理性的善”�？酌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有各自的善的理論，在這方面的價值觀不盡相同，也不必強求一致；
但是，對于“作為公平的正義”，東西方有著基本一致的看法，簡單地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F(xiàn)在的問題是，全人類能否就最基本的人權標準達成共識。著名倫理學家羅爾斯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薄霸谝粋�正義的社會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決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他把正義的第一個原則表述為：“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在倫理學家中對于就正義達成共識的可能性似乎沒有不同意見，但一些政治家特別是亞洲的政治家對此還有疑問。

　　自由世界是一個多樣化、多極化的世界，它的含義是，所謂戰(zhàn)略伙伴，同時又是對手，形成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隨著利益格局的變化而不斷調整，也許正像恩格斯所說，在大多數(shù)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美國即使奉行“一個超級大國主義”也構不成單極世界，美國的領導地位是建立在和盟國利益共享的基礎上，要所有國家都服從美國利益，結果必然是徹底孤立，領導更無從談起。一個專制的中國（哪怕是開明專制）也不可能領導世界秩序，光有實力而沒有道義感召力是不能稱雄當今世界的。一個民主的中國倒可能成為美國最強勁的對手，但民主國家的行為方式是合乎常理的、可以預見的，不是不可捉摸的，因此也就比較容易形成競爭對手之間的合作，就像運動員都要遵守賽場秩序那種最起碼的合作，此外當然還有互利的合作。以為美國承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國在亞洲就無敵手，未免過于天真。除馬哈蒂爾投了日本一票，請它領導亞洲，還沒有人贊成重新劃分勢力范圍。即使美國退出亞洲，日本、俄羅斯、印度也不會接受中國的領導。他們彼此制約，維持著不穩(wěn)定的平衡。誰都不希望別人壓倒自己，成為新的盟主。北約東擴、美日安全條約修訂，這些地緣政治的新格局與全球化進程交織在一起，這就是現(xiàn)實留給我們的創(chuàng)造歷史的空間。

　　遏制也好，圍堵也好，都是立足于戰(zhàn)略防御，真正具有攻擊性、侵入性的倒是因特網(wǎng)，是好萊塢大片。精力應當用在主動參與全球化，力爭掌握主導權上，而不要在打誰拉誰上浪費太多的功夫。認同并不等于屈服，反賓為主，只在一念之間。如果斷定“敵人亡我之心不死”，除了準備打仗，就無法可想了。中國和美國都生活在天堂與地獄之間，天堂里并不是只有一個座位。

　　所謂“遏制中國”是“中國威脅”的反題，它不是出自實力的估計，而是來自哲理的演繹。從歷史上的自我中心、天朝意識淪落到任人宰割、受盡屈辱的地位，當重新崛起的時候，難免念念不忘表現(xiàn)自己的優(yōu)越性，念念不忘復仇雪恥。中國無侵略別國的歷史，但有教訓他人的記錄，蠻族入侵一變而為蠻族歸化，版圖拓展達到地理的極限。自我中心觀念既不能作為永遠不稱霸的保證，不稱霸的表白也消除不了天朝意識。問題不在于中國威脅是否存在，而在于國人自己相信最好是真的。外國人夸了幾句（有善意也有惡意），就忘乎所以；
小有所成，就大吹大擂；
華麗包裝，虛張聲勢迷惑的是我們自己。如果我們多少有一點自知之明，少一點淺薄，多一點深沉，少一點表面功夫，多一點自我克制，也就渲染不出“兵臨城下”的戲劇氣氛。

　　從長遠觀點看，中國和美國相互需要的程度要超過它們和其他國家相互需要的程度，無論在經(jīng)濟上還是文化上都是如此。某些方面的互補是別的伙伴無法代替的。羅素說，每個社會都受兩種相對立的危險的威脅：一方面是由于過分講紀律和尊敬傳統(tǒng)而產生的僵化；
另一方面是由于個人主義和個人獨立性的增長而使得合作成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體或者是對外來征服者的屈服。他認為找出人對人彼此間的權能宜有的限度，能夠避免這種無休止的反復。如果中美兩國相容而不相斥，相近而不相遠，互相取長補短，美國人多一點自我約束，中國人多一點首創(chuàng)精神，人性會更完美。任何政治難題都是可解的，只要彼此能夠理解并善于妥協(xié)。有不同意見就應該展開平等的對話，對話的目的是求得共識。１９７２年，毛澤東在初次與尼克松會見時說：“我覺得，總的來說，我這種人說話像放空炮！比如這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苯又中χf，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們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边@就是說，一旦對話真正開始，標語口號就應當退場了。１９８９年，鄧小平又對美國總統(tǒng)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說：“中美不能打架，我說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筆頭上和口頭上打架，不要提倡這些�！边@是個中國式問題，美國政府控制輿論的能力遠不及中國政府，那里不可能實現(xiàn)輿論一律。我們經(jīng)常見到美國人告誡政府：與中國為敵，將失去朋友；
卻很少見到中國人提醒政府：與美國為敵，將陷于孤立。這不是中國人政治冷漠，而是輿論形成機制不同。但是，鄧小平還有一句話，兩國政府和人民都應當重視：“中美關系終歸要好起來才行。”敵對一廂情愿就做得到，合作則需要雙方的善意。寸步不讓很可能兩敗俱傷，退一步則是海闊天空。作為理想主義者，我們要追求高標準的國際人權準則；
作為現(xiàn)實主義者，我們要順乎時代潮流，適應現(xiàn)存的國際秩序。無論從哪一方面講，都沒有理由不顧本國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去做與美國進行“世紀末總清算”的帶頭羊。

　　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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