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思想，一旦擺脫了書卷的羈縻，降臨于社會現(xiàn)實之中，成為生活原則、政治政策，便不免顯出歧異的面貌來。于是為這種思想鼓吹的，并不見得便是信奉者，反抗這思想的人，有時恰恰是這種思想的知音。譬如魏晉時代。權力集團是喜歡儒家的，于是“以孝治天下”。孝則孝矣，三代之治沒有來臨，反倒治出一個“名士少有全者”的社會。而當時的名士，卻偏不吃統(tǒng)治者那一套，所以只得“非湯武而薄周孔”。但是實際上，正如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所說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tài)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彼�以，整天自奉為禮教信徒的人，卻是敗壞禮教的人，而反禮教的，倒是真誠地相信禮教。這種狀況，歷史并不乏見。

　　所以，要看一個人是什么人，哪一家的，便不止是看他說了什么，而是看他實際上做了什么，做到哪個程度。

　　而在古代，誰是儒家真正的敵人？是叔孫通、公孫弘那樣的人，他們自稱儒家，他們做的事情，也似乎能夠在儒家的書里找到一點證據(jù)，但是，他們主要是用儒家去服務于專制政治，用儒家去讓劉邦知道做皇帝的風光。這些人敗壞了儒家的形象，更對儒學臣服于專制下二千年負有重大責任。

　　近代以來，誰是儒家真正的敵人？就是那些宣稱自己信奉儒家的統(tǒng)治者，和為這些統(tǒng)治者出謀劃策的讀書人。儒學太容易被專制利用了。清末政府為了挽救頹局，就大力抬高孔子的地位。民國袁世凱的尊孔讀經(jīng)封圣衍公，其背后，也是為了他的帝制。正是這些把尊孔讀經(jīng)掛在嘴邊的人，他們的迂腐、愚昧、貪婪，讓那些對儒學抱有幻想，存有信心的人，最終徹底喪失了幻想與信心。倒是那些全盤反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者，用一種極其激烈的態(tài)度，把中國新時代面臨的新問題，尖銳地提到了儒家地面前。五四時期提出來的民主、科學、自由、人權，都是一個歷史時代不得不面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儒家內(nèi)部在當時并不能消化。這些命題不但讓中國人看到了思想的豐富性，更加讓儒家理解了新的時代挑戰(zhàn)，而儒家也正是在這些不斷的挑戰(zhàn)中前進的。所以，即便五四思想家不像魏晉名士，他們是真的反傳統(tǒng)，反孔家店的，但是，他們的努力，卻為儒學可能的新生創(chuàng)造了條件。

　　時候到了二十一世紀，我以為儒學在中國可能的發(fā)展前景，主要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作為一個表達中國人倫理道德、生命情感的符號系統(tǒng)，（比如說“仁”、“義”、“孝”這些話語符號在今天仍然有其有效性。）它可能通過話語功能的強化，（意思是強化這些有效的詞語的倫理含義。）而在本源處重建道德。在這個層面定義儒學，可以說很多人都是儒家，比如反傳統(tǒng)的魯迅對待寡母的態(tài)度，胡適對待發(fā)妻的態(tài)度。今天在很多人例如袁偉時老師身上表現(xiàn)出來的儒雅風度。在這個層面上，儒學與漢語聯(lián)系在一起，也與日常生活聯(lián)系在一起。

　　第二個層面，是儒學在現(xiàn)代社會中如何面對政治。傳統(tǒng)社會中儒學的“落腳點”，也就是它的政治社會功能的實現(xiàn)，落實在家與國兩個領域上。而今天，在國的領域，儒學明顯已經(jīng)不適應了，但是可以把“國”轉化為“社會”，也就是說，儒學從“政治儒學”向“社會儒學”轉化�！吧鐣�儒學”在我看來包括了兩種單位，第一種是家庭、正在式微的家族。這仍然與個體修身的關系更加密切。另一種是書院，傳統(tǒng)的書院，承擔著類似于現(xiàn)代大學的一部分功能，而今天，社會儒學中，書院可能可以繼續(xù)發(fā)揚道統(tǒng)批評政統(tǒng)、社會的風氣，可以幫助建設“社會”，削弱“國家”、“政府”。

　　在今天的社會，出現(xiàn)了一種非常怪誕的現(xiàn)象，那就是那些儒家口號叫得越大聲，態(tài)度越激烈的人，就越出名，不管這個人的水平到底如何——恰如芙蓉姐姐現(xiàn)象一樣。

　　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奉勸當今同情儒家的朋友們，至少要在個體修身上做好，至少要在家庭家族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再發(fā)揚堅持道統(tǒng)批評社會的儒家傳統(tǒng)，十三經(jīng)之中，除了《孝經(jīng)》之外，其他的經(jīng)書中個體安身立命的地方都在家庭家族，在“社會”。不要動不動就把儒學政治化，把儒教國教化，漢代專制政治對儒家的傷害已經(jīng)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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