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明朝的開頭，我們也許會認為明朝應該是宦官最為老實本分的一個朝代。原因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發(fā)跡于民間，親眼目睹過宦官的危害，親身經歷給他的教訓是：宦官這個群體對于國家來說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因此，他登基之后，對太監(jiān)進行了無微不至的限制。譬如，他立下規(guī)矩：規(guī)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
又立鐵牌于宮門，鐵牌上刻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明史》）；
還進一步規(guī)定不許宦官讀書識字，以免他們有了學問心懷天下。他不但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曾有一位做鑷工的老宦官，服侍朱元璋幾十年了，有一次說話時沒有注意，談到了朝廷政務，朱元璋立即把他打發(fā)回老家種地了。如此有制度有執(zhí)行，照說，宦官在整個明朝都該灰溜溜不得勢才是。然而，正如馬克思所言“我播種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有明一代，最后還是徹底垮在宦官手中：明代的宦官雖然沒有東漢之末和晚唐時期那些宦官的氣焰之兇，勢力之大，也不像漢唐的宦官那樣，把皇帝的立、廢、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權力極大，在中國宦官史上也實屬罕見。明代自永樂朝起，宦官逐漸得勢，從此一直到明思宗縊死煤山，200多年來，宦官都活躍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誕劇。

　　為什么開頭和結果有這么遠的差距？這種情形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問題還就出在朱元璋身上。

　　毛澤東詩云“百代都行秦政制”，所謂“秦政制”乃是指從秦朝開始的三公九卿制度，也就是把政府權力分為行政（宰相）、軍事（太尉）、和監(jiān)察（御史）。三者互相制約，互相監(jiān)督，皇帝則作為最高仲裁者。宰相這個一人之下的職位在各朝各時代的叫法不同，丞相，司徒，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尚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等。但是共同的特點就是這個位子由一個人掌握，并且宰相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好比現在搞議會制的國家，國王或者總統(tǒng)是名義國家元首，首相或總理都有自己的一套班子，握有實權。在和平時代，相權實實際上是很大的，對日益膨脹的皇權也是個制約，因而很多皇帝不論是否有所作為都沒心思去和宰相搞政治斗爭。從王莽開始，相權又發(fā)展到可以改朝換代的局面，皇帝自然害怕。所以歷代皇帝都在不斷削弱相權，而做的最為成功和徹底的則是朱元璋朱皇帝。

　　朱元璋登基之始，就用各種手段罷免了三個丞相，最后廢除丞相制，把原來屬于丞相助手的那套班子變?yōu)橛勺约褐苯宇I導。也就是說他身兼皇帝和宰相兩個職務從而把皇權和相權合二為一，于是，自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這樣一來，大權是集中了（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皇帝的事情就多了——想想也是：原來歸丞相做的諸多雜事現在一股腦地歸到了皇帝案上，那還不文山會海煩死人？好在朱元璋作為從槍林彈雨中滾爬出來的開國皇帝，精力十足而又慧眼獨具，處理起政務來如一架機器一樣敏捷而準確——他一天批的奏章就有兩三百分�？�，問題是：他的那些嬌生慣養(yǎng)的子子孫孫也有他的精力和作風么？據《明史》記載，當時，他手下的大臣李善長就曾這么奉勸過他：“陛下固天縱英才，每天批二三百奏折無他甚。然陛下百年之后，何以保證陛下的兒孫同樣能像陛下一樣勤政呢？倘若兒孫輩將這一天的奏折拖一個月方完成，那該如何？”

　　“那該如何？”答案是：就大量使用宦官唄。所以使用宦官的理由也很簡單：首先，宦官是自己身邊人，自己身邊人不相信，相信誰？其次，皇帝還想當然的認為宦官因為特殊的生理結構，欲望沒有正常人那么多那么大，可以比較容易做到廉潔自律，這樣也就可以很順利的減少反腐倡廉的成本。最后，還因為雖然朱元璋嚴令宦官不許識文斷字，可這項規(guī)定到了他子孫那里形同虛設——據《明史》記載“初，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寫字。后宣宗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制。由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多奸。數傳之后，勢成積重�！币簿褪钦f，后來的太監(jiān)，很多都有知識有學問，知識就是力量，當然也就有了“幫助”皇帝干預政事的可能。

　　因為這些緣故，所以，從明成祖時，就開始大量使用宦官。明成祖以藩王起兵奪取皇位，曾得到宦官的支持，即位后反對派也多，所以宦官受到重用，有了“出使、專征、監(jiān)軍、分鎮(zhèn)、刺臣民隱事諸大權”（《明史》）。明宣宗即位后，怕他的叔父朱高煦步明成祖的后塵奪位，對大臣防范更嚴，對宦官的依靠也愈深。他規(guī)定：司禮監(jiān)的秉筆太監(jiān)，可以根據內閣所擬字樣，按皇帝的旨意，用朱筆批行，稱“批紅”。他廢除祖禁，首次在宮中設內書堂，派大學士教習年幼的宦官。從此宦官多通文墨、曉古今。但由于這幾個皇帝尚能親理朝政，對宦官約束較嚴，宦官還不敢專橫跋扈。到了明朝中期，最高統(tǒng)治集團日漸腐朽，從英宗到武宗都是些昏憒無能之輩，盡管他們仍然抓住高度發(fā)展的皇權不放，但已經沒有能力像他們的老祖宗那樣親自使用這個權力了。無能引起的猜忌與恐懼使他們對大臣愈來愈不信任。于是，已經獲得皇室信任并有了某些大權的宦官，便打著維護皇權的幌子，利用與皇帝朝夕相處的有利條件，乘虛而入，極力迎合，討得歡心，騙取信任，成為皇帝的耳目、心腹，進而向皇帝施加各種影響，改變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皇帝變?yōu)榭�儡，形成宦官的專權。有了這些“能干”的太監(jiān)“幫忙”，皇帝當然樂得在一旁輕松瀟灑，于是自憲宗至熹宗１６０多年間（１４６５～１６２７年），皇帝和大臣見面的次數約略可數。憲宗在位２３年，僅召見大學士萬安等一次，只說了幾句話就在萬安高呼萬歲之聲中退朝了。武宗在位１６年，一次也沒有召見大臣。世宗、神宗在位都達四五十年，都是２０多年不視朝政。到天啟年間的大太監(jiān)魏忠賢當政，就更是在朝中為所欲為，無惡不作。魏忠賢肆虐專政七年，使明末各種社會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潰。思宗即位后，雖然逮捕了魏忠賢，罷逐了閹黨，但積重難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廠衛(wèi)，還振振有詞地埋怨大臣：“茍群臣殫心為國，朕何事乎內臣”（《明史》），就這樣直到明朝滅亡。

　　我們可以看出：明朝所以宦官猖獗為所欲為，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因為封建集權程度空前加強；
其次是繼任皇帝大都昏庸懶散。二者交匯，形成權力真空，宦官因此乘虛而入，終于釀成國破家亡的慘劇。

　　語云“寧缺毋濫”，然而，對于社會政治而言，更合理的卻是“寧濫毋缺”：因為一旦出現權力真空，可能就有更濫更糟的勢力去填補這個“缺”——這或許就是有明一代宦官所以

　　猖獗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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