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即便是法律學者，也很少有人在權利的意義上理解學術自由；
在西方，以《認真對待權利》而被我國法學界稱為“權利法學家”的德沃金，也同樣認為“最好根本不要把學術自由視為權利”。[1]然而，在公民與國家、自由與秩序、私域與公域，甚至人與人的一切社會聯(lián)系，皆受人為創(chuàng)設的法律和權利所限約的現(xiàn)代性圖景中，任何一種價值若不以“權利”視之，都將難以逃脫被漠視甚至被拋棄的命運。這是法律和權利話語膨脹的結果，也是我們不得不面對、并且難以改變的理性異化的黯然現(xiàn)實。[2]

　　就我國情況而言，盡管作為一種價值原則的學術自由概念早在20世紀初就已移植進來，成為當時大學改革的主導性觀念，在大學制度中得以體現(xiàn)，并在針對蔣介石推行的“黨化教育”、抗日戰(zhàn)爭期間流行的“思想統(tǒng)一”等斗爭中，得到發(fā)展，但由于其憲法化的努力一再失敗，學術自由之權利觀念的長期缺乏，終于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中銷聲匿跡。[3]“真理標準的討論”開啟了學術自由昌明的新時代，不過，這僅僅是“開啟”，甚至至今仍然是在“開啟”，因為，無論從制度建設還是從觀念更新方面來說，“學術自由更加昌明的新時代”都永在前方。20世紀80年代以來，高等教育制度經(jīng)歷了幾次改革，學術機制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次調(diào)整，但是就學術自由原則而言，“審批學術”、“等級學術”的科層化學術體制在“繁榮學術”、“爭創(chuàng)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中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加強了。今天，大學等學術機構確實獲得了比過去更多的自主權，然而，在各種學術機構內(nèi)部推行的花樣迭出的改革中，教授、學生的自由權不是越多而是越少。在各種有關學術自由的論述中，國家或政府，一直背著“學術自由的最大敵人”這一“黑鍋”。之所以說其是“背著黑鍋”，主要因為，與國家或政府相比，學術機構的官僚制、學術界的“學閥”、“學霸”以及學者的“權威崇拜”心理，能夠造成對學術自由更為直接的、更具有隱蔽性的侵害。在逐漸遠離通過暴力對學術實施高壓和專制的時代，國家或政府即使企圖干預學術，也只能通過立法、政策或者其他較為隱蔽的方式，而學者、學術機構等往往正是立法草案、政策的擬定者和實施干預的中介；
尤為嚴重的是，各種學術資源、學術權力都最終控制在學術機構的領導階層、“學術骨干或?qū)W術權威”手中，這既導致了這些人實施學術自由侵權的欲望和便利，以及維護現(xiàn)行科層化學術體制的強烈動機，也導致了學術界其他成員為獲取有限的學術資源而偽裝的、由偽裝到真實的、甚至自始就真實的“權威崇拜”。

　　在今天這樣的社會狀態(tài)和學術狀態(tài)中，僅僅把學術自由視為一種價值準則、大學理念是遠遠不夠的。在價值日益多元化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堅持某種不同于他人的價值優(yōu)先選擇準則。大學的理念也可以是多種，而且，“本乎中國國情或者本校（院/所）校情”的格式化論調(diào)，并不一定比當前最尖端復制技術的復制能力差。除非將我國憲法上早就存在的學術自由權條款內(nèi)化為一種至少學術界人士都具有的觀念，外化為一種切實保障個人學術自由權的制度，尤其是能夠通過違憲審查和訴訟機制對學術自由侵權予以救濟，我們就只能一直處于“開啟”“學術自由昌明的新時代”過程中。因為，沒有個人的學術自由權，就沒有機構的學術自由權（沒有個人學術自由，學術機構自治就沒有必要），沒有學術自由的法律權利，學術自由價值就注定會被最終拋棄。這是中國的情況，同時也是西方的情況；
后者在西方學術自由權生長的歷史過程中早就有所體現(xiàn)，而且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學術自由才從價值轉化為了憲法權利。在這一意義上，針對學術自由問題，不僅中國需要權利視角，“權利法學家”德沃金以及他的西方同行們，也同樣需要。

　　當然，《魏瑪憲法》的學術自由權條款并沒有阻止希特勒時代的瘋狂，美國各種學術團體的有關學術自由的“聲明”、“宣言”以及聯(lián)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們在判決學術自由案件上的聰明睿智，也同樣沒有阻止布什政府發(fā)布《愛國者法案》。但是，這些都并不意味著學術自由的不重要或者沒有意義。一方面，從社會功用上說，學術自由不是萬能的，因而沒有必要過分強調(diào)它對“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等的工具性意義。之所以需要學術自由，主要還是在于知識的可消費性，在于知識與知識之間的競爭不應該受外力的干預，知識不應該壟斷，不應該有相互壓制的“知識政體”。因為，知識是外部世界各種資源的基礎或者說“杠桿”，知識的壟斷和壓制與外部世界的壟斷和壓制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lián)，沒有知識的平等競爭與和諧共處，就不會有外部世界的平等競爭與和諧共處。在此意義上，羅爾斯的“正義論”，不應該首先是經(jīng)濟、社會領域的“正義論”，[4]也不應該僅是政治領域的“正義論”，[5]而應該首先就是知識領域的“正義論”。哈耶克看到了知識與經(jīng)濟、政治世界的關系，但是遺憾地忽略了對知識問題的進一步研究。[6]在此問題上，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哲學家，他創(chuàng)造了“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一詞，對知識問題給予了很好的研究。[7]正文中引用過的�？�、利奧塔、鮑曼、曼海姆、勞斯等則提供了知識與其外部世界聯(lián)系的精彩論述。另一方面，這些現(xiàn)象的存在也表明，需要提升學術自由權在現(xiàn)代權利體系中的地位。作為一種價值準則，學術自由常常被以“國家安全”、“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民主”、“公共道德”等名義而壓倒，從而，作為一種法律權利，學術自由權也往往屈服于“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性別平等”、“民族團結”等名詞，并且被所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等所吸收�；蛟S正是由于此，英語教師基非（Keefe）因為向?qū)W生印發(fā)一篇含有對某一臟話起源及內(nèi)涵之考察的閱讀材料，而被學校解聘；
[8]而像伯特蘭·羅素這樣著名的人物，也因為提出了似乎涉及寬恕婚外性行為問題的“道德敗壞、色情淫穢的學說”而不被允許在紐約城市學院任教。[9]知識是人生命中除了人格尊嚴、身體健康之外最為重要的東西，因而學術自由權只能被生命權、身體健康權和人格尊嚴所超越。

　　總之，我們需要認真對待學術自由權，不僅在考察學術自由問題時，需要一種權利視角，而且，需要提升學術自由權在現(xiàn)代法律所保障的權利體系中的地位。

　　以我國當前的情況看，認真對待學術自由權，首先要盡快完善學術自由權的法律保障制度。一方面，國家、學術機構以及學者，要積極推動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行政決定和命令以及學術機構的內(nèi)部制度對憲法之學術自由權條款的貫徹落實，使學術自由權不至于僅僅停留于憲法條文的宣告；
另一方面，要盡快拓展對學術自由權的司法救濟渠道，在違憲審查制度得以確立完善之前，至少要使行政訴訟救濟機制暢通無阻，民事訴訟救濟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在有關學術自由案件的受理、程序設置、判決說理等方面致力于權利保障和結果公正的目標。同時，違憲審查制度也需要盡快確立并完善，因為沒有違憲審查，憲法上的權利就很容易成為一紙空文。此外，法律還應該保障和鼓勵公民通過結社等方式積極實施自力救濟，以彌補司法等公力救濟在效率方面的不足。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在公力、自力救濟的各種渠道均處于封閉或者半封閉狀態(tài)的情況下，學術自由作為權利就沒有真正得到認可，憲法的學術自由權條款就只是政治宣告的空文。

　　認真對待學術自由權，還要求各種學術主體具有權利意識和責任意識。前者表現(xiàn)為：要如珍視自己的人格尊嚴一樣尊重他人的權利，沒有對別人的尊重，就不會有相互尊重；
要如珍視自己的生命一樣珍視自己的權利，沒有權利的生命，是悲慘的生命；
要有為權利斗爭的精神，學術自由的歷史就是一部持續(xù)不斷斗爭的歷史。后者表現(xiàn)為：學者要首先承擔起推進學術自由在各個方面進步的使命；
要有學術倫理觀念，遵守普遍性的學術規(guī)范；
要有社會良心和作為學者的獨立人格，既不要有“摧眉折腰侍權貴”的奴顏卑膝，更不該帶“驕橫跋扈牧黎民”的霸閥惡俗。同時，權利可能也意味著責任，不僅尊重他人的權利明顯屬于責任，而且，尤其是在學術自由權尚未得到社會普遍尊重的今日中國，爭取自己的權利也是責任。“生活就像被強暴，與其無力反抗而痛苦呻吟，不如閉上眼睛去享受”之類網(wǎng)絡流行的頹廢，起碼不應該在崇尚理性的學者身上有所體現(xiàn)，因為理性告訴我們，自己遭受侵害時的屈服只能導致更多的侵害，他人遭受侵害時的淡漠可能導致自己遭受侵害，而每一次屈服和容忍，都為最終導致侵害的正當化與合法化提供了“贊助”。

　　偉大的卡爾·馬克思說：

　　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xiàn)，是把個人同國家和整個世界聯(lián)系起來的有聲的紐帶；
自由的出版物是變物質(zhì)斗爭為精神斗爭，而且是把斗爭的粗糙物質(zhì)形式理想化的獲得體現(xiàn)的文化。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公開懺悔，而真誠的坦白，大家知道，是可以得救的。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而自我認識又是聰明的首要條件。它是國家精神，這種精神家家戶戶都只消付出比用煤氣燈還少的花費就可以取得。它無所不及，無處不在，無所不知。它是從真正的現(xiàn)實中不斷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財富洶涌澎湃地流回現(xiàn)實去的思想世界。[10]

　　由于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的知識家們已經(jīng)揭示出知識與外部世界的緊密聯(lián)系，如果把引文中“自由的出版物”換成“自由的學術”、“自由的知識”，將更為合適。而這不僅適用于中國，也適用于全世界。

　　[1] 盡管兩者表面相似，但其背景則明顯不同。前者處于“自由價值的法律化、權利化”階段，權利視角的缺乏意味著學術自由的法律化、權利化尚未完成，后者則更可能與“權利話語的膨脹”之背景相關。美國法學家格倫頓在《權利話語--政治語言的貧困》一書中詳細闡述了美國社會中存在的這一背景（參見吳玉章：《反省權利--格倫頓<權利話語--政治語言的貧困>一書評介》，《公法》第1卷）。

　　[2] 這里的“理性異化”主要是指，作為人生命一部分的理性之運用，在達成其各種目的的同時也導致了對生命本身的奴役。通常認為，“技術理性”及其現(xiàn)代性后果是理性異化的典型表現(xiàn)形式，但事實上，為一些哲學家所推崇的“價值理性”又何嘗不如此呢？康德“把人作為目的，而不是目的之手段”的命題，在其對“人作為目的”的絕對強調(diào)意義上，難道不同樣是一種對生命存在樣式的專斷嗎？因而，不是何種理性會產(chǎn)生異化，而是理性本身將產(chǎn)生異化�；蛟S，這正是后現(xiàn)代思潮給我們的啟示。

　　[3] 參見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于鳳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黃平：《有目的之行動與未預期之后果--中國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的經(jīng)歷探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4年秋季卷。關于個案的研究，參見鄭家棟：《學術與政治之間--馮友蘭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水牛出版社2001年版。

　　[4] 參見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5] 參見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在該書“導論”中，羅爾斯指出，“在《正義論》中，一種普遍范圍的道德正義學說沒有與一種嚴格的政治正義觀念區(qū)別開來。在完備性的哲學學說、道德學說與限于政治領域的諸觀念之間也未作任何對比。然而，在本書這些演講中，這些區(qū)分及相關理念卻至關重要�！�

　　[6] 主要參見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馮克利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
《知識的僭妄》、《經(jīng)濟、科學與政治》，載《經(jīng)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論文演講集》，馮克利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載《個人主義與經(jīng)濟秩序》，賈湛等譯，北京經(jīng)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7] 參見邁克爾·波蘭尼：《個人知識--邁向后批判哲學》，許澤民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 Keefe v. Geanakos(1969), 參見周志宏：《學術自由與大學法》，第139頁。

　　[9] 參見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現(xiàn)代大學的社會責任》，第22頁。

　　[10] 馬克思：《關于出版自由的辯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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