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西方社會學自誕生以來的發(fā)展進程，曾經歷了幾個重要的階段，對此，社會學史家有過不同的劃分。然而，如果從社會學的知識特征尤其是研究范式的演變以及流派的分化與綜合，而不是歷時特征，我們可以把西方社會學知識體系發(fā)展進程劃分為五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要時代，它們之間不僅存在著特有的邏輯性關聯，并且每一時代都呈現出各自的特征，從而構成了西方社會學富于變遷性格的歷史。

　　一切學科成果都是具體時空條件的綜合產物。從時間維度上看，社會學是特定時代精神和歷史條件的結晶；
從空間維度上看，社會學是特定地理區(qū)域和具體社會形態(tài)的自我意識。此外，作為學科發(fā)展規(guī)律的結果，社會學還是自身知識傳承與演變的產物。一部學科發(fā)展史常常由一些標志性階段所支撐，而每一個標志性階段又常常由一些標志性人物所彰顯。

　　一、創(chuàng)始初期的社會學：原創(chuàng)體系大師倍出的時代

　　社會學的產生，是特定時代精神的一種表現形式，是特定社會意識的一種反思結果。作為一門學科的社會學誕生于西方，具體而言，19世紀初期的歐洲。對于社會學的產生，啟蒙運動確立了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知識動力，法國大革命成為主要的政治動因，而工業(yè)革命則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

　　社會學誕生于一個激劇變遷的時代，從問世的那天起，[i]它就是在參與現代社會的設計與建構的過程中逐步成長起來的，因此，社會秩序如何成為可能，是社會學從其開始就思考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作為社會學創(chuàng)始人的孔德（A.Comte）把他心目中具有最高學科地位的社會學劃分為社會靜力學和社會動力學兩大部分，這種劃分其實不僅只是表達了純學理上的意義，而且似乎也蘊含了作為社會學創(chuàng)始人對這門學科所賦予的使命：將社會穩(wěn)定與社會發(fā)展作為關注的核心。

　　這一時代產生了一大批（也是第一批）著名的社會學大師及其經典的社會學理論：孔德的社會發(fā)展三階段理論、馬克思（K.Marx）的資本主義理論、韋伯（M.Weber）的合理化理論、迪爾凱姆（E.Durkheim）的社會團結理論、斯賓塞（H.Spencer）的社會類型理論、托克維爾（A.Tocqueville）的民主社會理論、帕累托（V.Pareto）的精英循環(huán)理論、滕尼斯（F.Tǒnnies）的社區(qū)與社會理論、齊美爾（G.Simmel）的形式社會學說[ii]等等。他們富于原創(chuàng)性和體系性的學說具有三個較鮮明的特征：一是，宏觀取向，重點考察社會結構的廣泛領域與面貌，而非細小的社會現象與過程；
二是，變遷關懷，關注人類社會在歷時維度上的演替軌跡與發(fā)展規(guī)律。從實質內容上看，這一時代社會學大師們集中關注的主題就是現代性的發(fā)生學；
三是，問題意識，他們不同程度地預見到了現代性進程中所可能隱含的各種陰暗面相，然而，從總體上看，他們所充滿的樂觀精神使他們相信現代時期開創(chuàng)的機會面相將會超過它的消極特征。

　　這個時代的社會學大師們所提出的學說，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社會理論[iii]層次，這一情形無疑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他們處在人類知識發(fā)展從總體性哲學向具體化學科的演變階段，二，他們對現代性這個宏偉目標的構想需要涉及極其廣泛的知識層面。

　　由于原創(chuàng)型、體系型社會學大師倍出，尤其是這個時代所存在的“價值領域的諸神斗爭”，因此，導致了社會學自誕生之日起一直就是一門存在多重范式的學科。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作為社會學發(fā)源地的歐洲，產生出了后來一直影響著整個社會學發(fā)展進程的三大經典性作家即馬克思、迪爾凱姆、韋伯，從而形成了社會學三大傳統：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學、迪爾凱姆的實證主義社會學和韋伯的理解社會學，與此相關，社會學中形成了三種基本的方法論：唯物史觀方法論、實證主義方法論和反實證主義方法論。

　　總之，這個時代的確為后來的社會學發(fā)展創(chuàng)下了雄厚的基業(yè)，為后繼者們不斷地開發(fā)、加工和創(chuàng)新提供了一種取之不盡的思想資源。

　　二、帕森斯范式主導的社會學：第一次綜合的時代

　　就西方社會學發(fā)展在地理布局上的表現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是以學科發(fā)源地歐洲的社會學傳統的發(fā)展為主導地位的。到兩次大戰(zhàn)之間，社會學傳入美國，隨即在美國完成了社會學的本土化。此后，西方社會學發(fā)展的中心區(qū)域便由歐洲轉移到了美國。隨著芝加哥學派和制度學派的興起，人際互動、鄰里關系、社區(qū)發(fā)展和越軌犯罪等等一時成為研究重點，庫利（C.H.Cooley）、米德（G.H.Mead）、帕克（R.E.Park）、凡勃倫（T.B.Veblen）等成為了代表人物。

　　在從經典社會學向當代社會學轉折的過程中，帕森斯（T.Parsons）是一位關鍵性人物。帕森斯的貢獻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他完成了對經典社會學理論的一次綜合和創(chuàng)新。在20世紀30--50年代他努力將相對隔離的歐洲經典社會學理論主要包括韋伯、迪爾凱姆、帕累托、馬歇爾（A.Marshall）等人的思想進行了系統分析，對功利主義、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方法論進行了重審，在綜合的基礎上，提出了具有社會學意義的社會行動理論（以取代心理學主義的行為理論）。他致力于回答現代社會秩序何以形成這一問題。在社會系統理論中，他強調共享價值的一致是社會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將社會系統視為以制度化價值體系為標志，認為其核心是規(guī)范化的角色關系。在帕森斯看來，社會系統又是更加一般的行動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后者包括四個基本亞系統：有機行為系統、人格系統、社會系統和文化系統。這些亞系統分別滿足他提出的著名的AGIL四個功能必要條件。他認為任何系統必須執(zhí)行適應、目標達成、整合、模式維持的功能。AGIL模式可用來分析小至兩人之間大至兩個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在帕森斯看來，社會系統受文化模式和人格系統的滲透，他在致力于說明所有行動系統的性質時，提出了一套度量這些系統特征的概念，即“模式變量”，表明了行動者在互動情境中必須明確地或隱含地采取的選擇。情感涉入與情感中立、集體取向與自我取向、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先賦性與自致性、擴散性與專一性。盡管這些模式變量的直接作用主要在于分析人際層面的互動，以說明互動情境中行動者的主觀取向。但帕森斯認為，它們還可用于分析社會結構層面和文化層面，也就是說，每一種模式變量都能運用到人格（需求意向的選擇）、社會系統（角色期待的選擇）和文化（價值取向的選擇）三個層面的分析上。帕森斯系統性地提出了結構功能主義的宏大理論，[iv]成為一種完整的社會學理論與方法。他的理論核心就是關注社會的穩(wěn)定、整合與均衡。在帕森斯的工作中人們似乎又可以某種程度地看到孔德賦予社會學的使命。帕森斯不僅通過他的模式變量將現代性的量度具體化了，而且他還以樂觀態(tài)度描繪了一種似乎具有普適性[v]的現代性的理想模式。

　　由于帕森斯的強勢影響力，結構功能主義很快成為了社會學的“正統共識”，變?yōu)檎紦�引領地位的理論和學派。結構功能主義進一步在西方社會學界得到普遍傳播，當時廣泛開展的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變遷和現代化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結構功能分析模式進行的，以致于“結構功能分析”幾乎成為了“社會學研究”的同義語。這是社會學開始具有一種主導范式的時代。

　　帕森斯另一方面的貢獻就是促進了社會學一些具體研究領域的定形。如果說經典社會學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理論的話，那么，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理論表現出了從社會理論向社會學理論轉變的特征。不僅如此，除了帕森斯本人的開拓性努力之外，他在哈佛大學培養(yǎng)出的一批著名社會學家，也做出了非同尋常的貢獻，墨頓（R.K.Merton）、斯梅爾瑟（N.Smelser）、戴維斯（K.Davis）、莫爾（W.E.Moore）等等，對現代社會的結構、變遷、分層、組織和家庭等諸多領域進行的探討，不僅進一步豐富了結構功能主義理論流派，而且促進了社會學學科一些專門研究領域的逐漸成形。

　　三、后帕森斯社會學：第一次分裂而多元并存的時代

　　帕森斯學說對于當代社會學發(fā)展的推動作用還從相反的方面表現出來，他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成為了戰(zhàn)后西方社會學界論戰(zhàn)的靶子，不同學派的許多社會學家都以帕森斯學說作為挑戰(zhàn)對象，力圖在批判結構功能主義的過程中發(fā)展自己的理論體系。廣泛地說，對于戰(zhàn)后西方社會學的“危機”意識，逐漸引發(fā)出了后帕森斯社會學的諸種流派。

　　古爾德納（A.W.Gouldner）1970年出版的《西方社會學危機的來臨》，與米爾斯（C.W.Mills）1959年出版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共有的基本思想取向就在于，代表著社會學激進主義思潮，他們都以敏銳的問題意識，對傳統社會學奉為指導性方法論的實證主義展開了批判。在他們看來，西方社會學危機的最主要表現就在于：以實證主義為原則和方法指導下發(fā)展的社會學必然出現想象力的枯竭，因為把一切研究對象都定量化的結果，無疑將忽視對于作為社會行動主體的人的生命價值和主觀意義的理解及其闡釋。

　　從20世紀60年代起到70年代下半葉，在對“正統共識”的廣泛懷疑與攻擊中，西方社會學發(fā)展進程步入了一個后帕森斯時代，更準確地說，是反帕森斯時代，[vi]這是一個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強勢地位喪失，并隨后呈現出理論流派或研究范式多元化的時代。

　　正是出于反對結構功能主義對均衡論的過分強調，達倫多夫（R.Dahrendorf）、科塞（L.Coser）創(chuàng)立了沖突理論，達倫多夫注重的是權力和權威而不是資本分配在社會沖突中的作用，而科塞以強調沖突的正功能為基礎試圖建立一種將沖突與整合進行統一的學說。

　　旨在重新恢復社會學中人的地位，霍曼斯（G.Homans）、布勞（P.Blau）提出了社會交換理論�；袈�斯試圖用心理學原理來解釋人類的社會行為，并用經濟學的交換范疇來分析一切人際互動。布勞則力求把交換理論從微觀個體層面的運用擴展到宏觀社會層面，尤其是大規(guī)模的復雜組織。

　　米德（G.H.Mead）強調心智、符號及其意義對于人際互動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布魯默（H.Blumer）提出了“符號互動論”這一名稱，并與庫恩（M.Kuhn）進一步把它發(fā)展成為強調社會結構是互動中的人們的產物并將人視為自我生成的能動者的理論。戈夫曼（E.Goffman）則從擬劇的角度并基于理性人假設來闡發(fā)符號互動論。

　　由舒茨（A.Schutz）創(chuàng)立的現象學社會學，旨在探討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構以及行動者主觀意義的形成。另外兩個代表人物伯格（P.Berger）和盧克曼（T.Luckmann）將微觀層次的現象學理論與宏觀層次的經典社會學理論進行了結合，并努力運用于經驗研究層面。

　　加芬克爾（H.Garfinkel）基于現象學社會學、符號互動論和語言哲學，所創(chuàng)立的常人方法學反對以往社會學的概念、工具和統計技術等對社會現實真正本質的扭曲，而旨在探索日常生活環(huán)境本身所產生的而非外在所強加給社會世界的意義，從而把社會行動者視為社會世界的能動創(chuàng)造者。

　　在這個后帕森斯社會學時代，不僅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一統天下的格局得到了改觀，呈現出諸多理論流派的興起，而且在方法論上反實證主義傾向重新受到重視，進一步出現了多元化特征，在社會學各種流派中，現象學、語言學、符號學、文化學等學科方法得以并存發(fā)展。

　　四、新的綜合：個性并存與相互借鑒的時代

　　進入20世紀80年代，針對后帕森斯社會學時代諸種學派紛呈林立的局面，社會學各主要理論傳統的代表人物都紛紛指出了現實的分裂局面對社會學發(fā)展的不良后果，而一些重量級的社會學家在重返古典的基礎上力圖對當代的多元化理論進行綜合和創(chuàng)新。

　　吉登斯（A.Giddens）所創(chuàng)立的結構化理論，一方面批評忽視人的自主性、能動性的將社會結構視為獨立于個人行動之外的功能主義理論，另一方面也批評忽視社會結構對個人及其行動所起的制約作用并將社會結構還原為個人行動的主觀社會學派，他的理論宗旨就在于要清除這兩種理論取向之間的二元性質，而代之以“結構二重性”。

　　哈貝馬斯（J.Habermans）提出的溝通行動理論指出，自啟蒙以來，人類的技術旨趣一直居于理解旨趣和解放旨趣之上，相應地，科學知識始終凌駕于解放知識和批判知識，其結果是，導致了以權力和金錢為主要操縱媒介的系統對于生活世界的侵蝕。他以建構行動理論來重塑合理性命題。認為溝通行動比目的行動、規(guī)范調節(jié)行動和戲劇行動更具有合理性，它不僅涉及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而且是依據三種有效斷言的言談活動進行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具有真正合理性的溝通行動因此內含著促進生活世界振興的解放潛力。

　　亞歷山大（J.Alexander）面對結構功能主義所受到的各種各樣的批評，決心發(fā)展“新功能主義”，他認為帕森斯的分析模式為社會學理論的一種新綜合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基礎。一方面，他在原來的功能主義內部進行了批判和繼承，另一方面他注重向互動論、交換論、沖突論、現象學社會學、常人方法學等吸取養(yǎng)分，力求在功能主義中將它們統整起來，建立起一種新的多維綜合性的一般理論。新功能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早先功能主義只見結構、不見能動的性質。

　　布爾迪厄（P.Bourdieu）的實踐理論，力圖解決法國思想傳統中兩種傾向之間的矛盾：一是薩特的存在主義，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而忽視客觀現實的制約性；
二是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過分強調社會構造和觀念形態(tài)的影響，而忽略人的實踐的能動性。這兩種傾向導致了社會結構與個人能動之間的對立。為了尋找主觀論與客觀論的結合點。布爾迪厄從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中受到啟迪，并通過賦予場域、慣習等基本概念以獨特意涵，從而發(fā)展出了自己的實踐理論，使實踐成為社會客觀條件與個人能動作用之間的中介。

　　柯林斯（R.Collins）提出的新沖突理論，旨在反對結構功能主義僅注重均衡性，以及早期沖突理論在社會變遷動力上強調沖突，但研究內容停留在宏觀層面的問題。以建構一種以沖突概念為核心的綜合性的社會學一般理論為目標，柯林斯主張吸收其他理論傳統，他將交換論、符號互動論、擬劇論甚至網絡理論等微觀社會學的思想結合進沖突理論范式之中，為原來宏觀性質的沖突理論構建了一個微觀理論基礎，實現了微觀層面與宏觀層面的結合。

　　值得提到的是，與上述廣泛綜合性努力有所不同，盧曼（N.Luhmann）則進行著一種獨特范圍內的綜合性探索。他致力于發(fā)展的系統功能主義理論，主要受系統論和控制論啟發(fā)并在一定程度取源于胡塞爾現象學等理論資源。在他看來，這種理論的第一要旨就是應該提供一種更完善和更復雜的對世界的理解。作為帕森斯的學生以及經典社會學大師的合格繼承者，盧曼致力于發(fā)展出一種社會學的宏大理論。盡管他的整個工作是以功能主義為基礎的，但是，盧曼進行了創(chuàng)新，他的許多工作可以看作是對于在不同狀態(tài)下和社會不同部分中的復雜性的一種分析。

　　總的看來，在這個時代，社會學重大發(fā)展的取得不是表現為具體研究領域的突破，而表現為綜合性的理論體系的建樹，它是以一些大師級人物的出現為特征的。其間，人們又多多少少看到社會學重回到社會理論層面的某種身姿。

　　五、后現代論爭：全面反思與重建的時代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學領域的一場重頭戲無疑就是后現代論爭，即關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問題的大論戰(zhàn)。后現代的概念最早發(fā)端于文學藝術領域，后來（就主要智識動力而言）在一些哲學思想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一種后現代主義思潮，其中尼采（F.Nietzsche）、海德格爾（M.Heidegger）哲學以及后結構主義哲學起了最直接的促進作用。后現代主義崛起于20世紀70年代，并在80年代達到其頂峰，它的影響從最初的文藝、哲學領域日益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領域滲透，社會學也不例外。

　　由于后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力圖打破既存學科之間的界線而倡導一種新的超學科話語（supradisciplinary discourse），并且開拓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題域，因此，人們很難再以傳統的學科分界標準來嚴格劃分或判斷后現代主義對社會學領域所帶來的影響范圍，比如用原有的社會學學科基本框架來廓清后現代理論中哪些方面屬于社會學而非其他學科的內容，或者哪些方面屬于其他學科而非社會學的內容。由此可能引發(fā)的一個后果是，社會學的疆域似乎在擴大的同時又縮小了，或者在縮小的同時又擴大了。也許這正體現了華勒斯坦等人所謂的“開放社會科學”的實質。

　　如果從社會哲學、社會理論和社會學理論三者之間的關系來說，鑒于后現代主義長于哲學、文化層面研究而疏于結構或制度層面分析的特征，似乎可以這樣認為：它對社會研究的影響更多地是促進了一種較接近社會哲學的社會理論，而非接近嚴格學科意義上的社會學理論。

　　后現代主義所帶來的社會學界的反應是不同的。就社會學中后現代論爭而言，實際上包括了以下四個方面人物的思想及其立場：一是竭力主張后現代性的人如鮑德里亞（J.Braudrillard）等；
二是徘徊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之間的人如鮑曼（Z.Bauman）；
三是堅持反對后現代性的人如哈貝馬斯；
四是反對后現代性但卻歡迎后現代社會某些型構的人如吉登斯、貝克（U.Beck）。

　　鮑德里亞的社會理論具有激進邁向后現代的特征。在他看來，社會學只能描繪社會性的擴展及其變化。它的存在取決于積極、確定的社會性假設。以后現代境況的出現為表征的現代事物的失序、各種界限的崩潰以及整個社會的內爆，導致了“社會性的終結”，因而社會學也就成為多余的。

　　鮑曼是現代性的批判者和后現代性的預言家，他認為，當人們不再相信現代意識形態(tài)制造的宏大承諾之后并且經由重建現代性的轉折，后現代性這一社會狀況就到來了，它已經登上現代性的舞臺并成為了主角。在后現代這個無根的陌生世界中，原有的權威和規(guī)則都已經失效，為新問題提供答案的責任落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鮑曼揭示了這樣一種困境：人類如何才能實現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相互超越。

　　被譽為20世紀最后一位理性主義者的哈貝馬斯，面對后現代主義大潮洶涌對現代性和現代思想的挑戰(zhàn)，以大無畏的氣慨與后現代主義的大將們論戰(zhàn)，捍衛(wèi)啟蒙和現代性。哈貝馬斯力挽狂瀾，主張“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事業(yè)”，啟蒙理性之光尚有潛能亟待開發(fā)�，F代性內在地具有一種取向于未來的本質特征。在他看來，現代性或韋伯所說的理性化自啟蒙設定方案，卻在實踐中一再出現偏差，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按照科學、道德、藝術各自不同的范式去發(fā)展合理的理性化制度。所以，解決現代性問題的出路不是徹底否定理性化，而是應該重建新的理性方案。

　　吉登斯認為，當今時代仍處在現代性的范疇之內，不過，卻是一種與理想型的現代性或者更確切地說早期現代性頗有差異的高度現代性（high-modernity）或晚期現代性（late- modernity）狀態(tài)。同時他指出，由于現代性極端化帶來的諸種高后果風險已使關于“進步”的宏大敘事落空，解決現代性問題的途徑已非導致這些問題的規(guī)則與資源所能提供，一些可能超越現代性限制的新社會型構正或多或少地以背離現代性原有基礎的方式萌生，因此吉登斯把作為未來發(fā)展一種可能圖景的后現代體系稱為具有濃厚現實主義成分的烏托邦。然而這種社會型構不是后現代性，而是現代性具有未來取向性質的一種表現。

　　在貝克看來，20世紀70年代成為第一次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的轉折時期。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第一次現代化進程中所形成的基礎都已喪失，人們從此生活在一個全新的時代。他認為，對于這種轉折的解釋需要完全不同的理論概念，即需要社會學轉換范式才能達成。貝克發(fā)展了自反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論。他認為簡單現代化或正統現代化意味著由工業(yè)社會形態(tài)對傳統社會形態(tài)進行抽離和重新嵌入，自身性現代化則意味著由另一種現代性對工業(yè)社會形態(tài)進行抽離和重新嵌入。

　　不論對于后現代性呈現出什么樣的態(tài)度，應該說這些理論家的思想實際上都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對于現代性和社會學的認識，尤其是促進了現代性病理學的發(fā)展。而在社會學界越來越成為共識的是將所謂的后現代化看作現代化的一個特殊階段，其中一個突出的事例是：試圖超越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無休止論爭，貝克、吉登斯和拉什（S.Lash）致力于發(fā)展以區(qū)別于簡單現代化或傳統現代化的自反性現代化理論范式。

　　后現代主義從正式登場之日起就引起了一陣20世紀晚期世界范圍思想領域的巨大波瀾，尤其是誘發(fā)了一場許多世界一流思想家卷入其中的大論戰(zhàn)。然而隨時間推移，后現代主義的一些知識成分正在向許多學科領域滲透，對這種癥侯的細心解讀也許會讓人們覺得將后現代主義視為一種思想泡沫或者轉瞬即逝的話語旋風的看法未免過于輕率。人們固然可以不同意后現代主義的某些立場和觀點，但卻不能忽視它的問題意識以及它表達問題意識的一些不乏創(chuàng)見的方法。更何況一些后現代主義代表人物的思想中也內含著建設性的向度，如晚近時期興起的建構性后現代主義派別就鮮明地表現了這種性質。后現代理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對高度現代性或晚期現代性中的問題作出了敏銳反應，因此，后現代社會理論以及整個后現代理論的研究，不論是對于社會學學科的發(fā)展，還是對于現代化事業(yè)的進展，都將是大有裨益的。

　　目光深邃的社會學家看到，后現代論爭并非一種時尚，它對社會學的影響正在或早或遲、或隱或顯地呈現出來，主要表現在：一是，后現代理論對現代性的批判，引起了社會學家對于人類社會未來發(fā)展進程的一些維度進行重新思考和定向；
二是，后現代理論對社會學傳統的批判，引起了社會學家重新審視和構建一些最基本的理論預設。這一切都可能使得后現代理論的一些概念和范疇被吸收到社會學主流體系當中。值得注意的是，后現代論爭所提出的問題似乎使社會學理論又重返社會理論、甚至社會哲學。

　　西方社會學發(fā)展至今所經歷的幾個重大的標志性時代，主要是知識形態(tài)及其特質變化的表征，當然，這些變化及其表征形式既是持續(xù)回應社會變遷的結果，也是學科發(fā)展邏輯的結果。就其主題而言，社會學誕生至今實質上就是在回答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什么是現代性？如果略加細分，可以說，整個學科演進歷程中體現著這樣三個重大主題：一是，對現代性及其發(fā)展方案的構想；
二是，基于社會變遷結果對現代性的反思；
三是，對社會學傳統的反思、批判與重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現代性與社會學是一種“異面同體”之物，從一個方面看，現代性是社會學的社會形態(tài)，從另一方面看，社會學則是現代性的知識表征。第一個時代的人屬于社會理論家；
到了第二、第三個時代出現了學科意義上的社會學家；
到了第四、第五個時代，又出現了重返社會理論的某種趨勢，產生了一批重要的社會理論家。尤其是晚近時期出現的后現代論爭提出了一些與第一個時代相似的問題，即什么是社會，什么是現代性以及什么是社會學？而要對這類問題作出可能的回答，必須訴諸社會理論和社會哲學層面的探索。換言之，對于社會學元理論的研究又重新提上了議事日程。

　　注釋：

　　[i] 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孔德1838年在其《實證哲學教程》第4卷中首次提出“社會學”一詞。一般以此作為社會學誕生的標志。

　　[ii] 齊美爾是一個例外，與同時代的其他社會學大師不同，他的思想風格及其內容充滿了反對總體化的傾向，而是致力探討社會生活中的瑣事、細節(jié)，他喜歡將思想訴諸散文隨筆，對建構宏大理論體系缺乏興趣。因此，他曾被有的人看作是第一個后現代社會學家。

　　[iii] 關于社會研究的知識體系可以劃分為社會哲學、社會理論和社會學理論這樣三個從抽象到具體的層次。處于社會哲學層面與社會學理論層面之間的社會理論實質上取源于人文社會科學許多學科如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等等，社會學則是其中之一，而且占據重要地位。

　　[iv] “宏大理論”（grand theory）一詞又譯為“廣涵理論”，這是米爾斯對帕森斯理論體系的指稱。

　　[v] 由于帕森斯處在美國社會現代性發(fā)展空前鼎盛的時期，一種強烈的現在之感使他的社會學理論缺失了歐洲經典社會學大師學說中所具有的時間緯度，因此，這種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歷史視角的理論就很難達成對現代性進程的充分預見。

　　[vi] 從廣義上說，帕森斯（學派）之后的西方社會學都可稱之為后帕森斯時代的社會學，而反帕森斯時代的社會學在特定意義上是指在力圖糾正帕森斯學說偏差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諸種理論學說或流派。但在上文中，“后帕森斯時代”是與“反帕森斯時代”在同義上使用的。

　　參考文獻：

　　[1][美] 喬納森·特納 . 社會學理論的結構 [M] . 吳曲輝譯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2][美] D.P.約翰遜 . 社會學理論 [M]. 南開大學社會學系譯 .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法] 雷蒙·阿隆 . 社會學主要思潮 [M]. 葛智強、胡秉誠、王滬寧譯 .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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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美] 劉易斯.A.科瑟 . 社會學思想名家[M]. 石人譯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5][美] 杰弗里·亞歷山大 . 社會學二十講：二戰(zhàn)以來的理論發(fā)展 [M] . 賈春增、董天民 譯 .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

　　[6][澳] 馬爾科姆·沃特斯 . 現代社會學理論 [M]. 楊善華等 譯 .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 .

　　[7][美] 喬治·瑞澤爾 . 后現代社會理論[M] . 謝立中 譯 .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 .

　　[8][英] 布賴恩·特納 . 社會理論指南 [M] . 李康 譯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9][英] 安東尼·吉登斯 . 社會理論與現代社會學 [M] . 文軍、趙勇譯 .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10][美] George Ritzer . 社會學理論 [M] . 馬康莊、陳信木 譯 . 臺北：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11][法] 菲利普·柯爾庫夫 . 新社會學 [M]. 錢翰 譯 .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2][美] 華勒斯坦 . 開放社會科學 [M] . 劉鋒等 譯 . 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13][美] 波林·羅斯諾 . 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M]. 張國清 譯 .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

　　[14][英] 尼格爾·多德 . 社會理論與現代性 [M]. 陶傳進 譯 .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15][美] 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 . 后現代理論 [M]. 張志斌 譯 .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

　　[16] Giddens,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 Habermas,J.,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J]. German Critique, 22, pp.3-14, 1981.

　　[18] Habermas,J.,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7.

　　[19] Lyotard,I.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 Manchster: Manch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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