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提按：法理學的文章既難做，又很容易做。說其難做，是因為法理學是以思想性內容，原理性規(guī)則，涉及根本性制度原則的闡釋與構建為必要。顯然，沒有一定閱讀積累和嚴密思考，沒有歷史經驗和對社會現(xiàn)實的了解，做出一篇有分量、有啟發(fā)和有實際意義的文章絕非易事。說其容易，是因為法理學本身就是論理之學，大可八仙過海，各顯飄遙，只要有靈機一動的命題，怎么樣也可以做出篇自以為是的至理文章。何況如今學界是處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時代，人才遍地，大師輩出，甚至可以定額、定產、定做。法學界"語不驚人死不休，話不惑眾心不甘"，掀波造浪，讓人不知所云之作已然成為時尚，法理學界尤其如此。但觀此處王人博之文，命題雖有些飄忽，可細讀下去，卻知其有很深的玄機。作者以三十年前的"七五憲法"為閱讀解釋對象，斷無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意。相反，他是旨在由此展開一個思想深刻，內容宏大，指向現(xiàn)實的法理敘事。作者以"七五憲法"的"重大缺陷"為開端立論，實際已做了含蓄的點題。用作者自己的話說，他是立足于大概是他自己的"現(xiàn)實優(yōu)越主義"，以"今人"優(yōu)于"古人"，"現(xiàn)在"勝于"過去"的思想方法，發(fā)現(xiàn)了他的優(yōu)越的現(xiàn)實詞匯和卑下的歷史詞匯之中隱藏著的"重大缺陷".而所有這些，通過他的"貼近閱讀"的方法，又不過是反映了中國政制話語的精致表達。當然，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發(fā)現(xiàn)"重大缺陷"的修辭原因，而是要嘗試展示中國政制話語的思想內涵和制度建造。于是，作者自然而然地、不動聲色地在前述鋪墊的基礎上進行了他本來真正要展開的法理敘事。通過對"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黨的一元化領導"；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憲政主義"；
"國家"與"人民"等的深入解讀；
闡明了我國"憲章"與"黨章"，"黨政"與"憲政"以及"黨治"與"法治"的有機關聯(lián)和必然邏輯。經過如此這般，作者命題立論的思想指向終于云開霧散，使讀者頓悟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其實體現(xiàn)了"政治家的策略與謀略，是一種被賦予特定內容的廣大"人民"的一種公共生活的儀式".作者小心立論，大膽求證，委婉破題，雖不出法理學文章善設迷局，高深莫測，話語異秀之套路，但其用功之大，用意之深，不是奇文，亦可共賞，故用數(shù)語以薦之。

　　一、閱讀的方法

　　憲法話語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跨代旅行"中所具有的語義、特質和意義尚未得到充分的闡釋，特別是對1975年憲法（下稱"七五憲法"）的忽略更是如此。事實上，七五憲法已經被"我們"這些對歷史享有優(yōu)越感的現(xiàn)在人一般看作是具有"重大缺陷"的文本，而且它也因此成了各種現(xiàn)行憲法學教材對有關"重大缺陷"憲法師范的標準教科書。本文在此所要解釋的不是這個文本是否有"重大缺陷"，而是首先探討這個"重大缺陷"被發(fā)現(xiàn)的方法。

　　如果說，一個歷史的文本必須表達"現(xiàn)在"的欲念——不管這種欲念是真實存在的還是虛擬的，那么，七五憲法肯定是有"重大缺陷"的，因為它所表達的恰恰是"現(xiàn)在"急于要嘲諷和遺忘的東西；
如果說，一個歷史的文本要恰當?shù)乇硎瞿莻�歷史的話語和實踐，而且"現(xiàn)在"的"我們"不僅僅把歷史簡單地看作過去，或者看作一個過程的完結、一段時間的末端，而把歷史看作"現(xiàn)在"的在場，"他們"也并非是"我們"異己的他者，那么，"我們"既無法也沒有超越歷史，而對這個"重大的缺陷"的發(fā)現(xiàn)也就不是不言而喻的。

　　"重大缺陷"的發(fā)現(xiàn)所依據(jù)的是這樣一種方法：它基建于現(xiàn)實優(yōu)越主義之上，依據(jù)的是"今人"必然優(yōu)于"古人"，現(xiàn)在必然勝于過去的現(xiàn)代主義。這個方法由兩個既相關聯(lián)又有不同的方面構成：一是基于現(xiàn)在話語實踐的優(yōu)越性，映照歷史的話語實踐的低下性，而在這種映照的過程中，又預設了七五憲法文本是這種低下的話語實踐的準確表達者這樣一個邏輯。"重大缺陷"就是這個邏輯逐步展開的結果。在這種發(fā)現(xiàn)上，一邊是現(xiàn)實優(yōu)越的詞匯："改革開放"、"發(fā)展經濟"、"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在憲法范圍內活動"、"社會主義民主法制"；
一邊是卑下的歷史詞匯："自力更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革命委員會"、"黨的一元化領導".兩者價值的高低、質量的優(yōu)劣對任何一個"現(xiàn)在"的"我們"來講是不言自明的。"重大缺陷"就是這種優(yōu)越的現(xiàn)實詞匯的反面。問題是，"現(xiàn)在"有權利要求歷史用我們喜好的現(xiàn)在"詞"去表達相同或類似的"物"嗎？如果可以，那又是誰給的這種權利？

　　另一種表現(xiàn)則是由憲法概念決定的。當七五憲法被決定為具有"重大缺陷"的文本時，這里還隱匿著一個優(yōu)越性概念的判斷。在"重大缺陷"的話語表達中，一個憲政主義的憲法概念——也許它與中國的主導性政治話語及其實踐并無關聯(lián)——被粗暴地插入七五憲法的文本上，"限權政府"、"制約權力"、"尊重和保障人權"是這個憲政主義憲法概念的重要質素，而使用一個帶有如此質素的概念本身就意味著優(yōu)越和高貴。這里的關鍵不是七五憲法在表達憲政主義憲法概念時有無"重大缺陷"，而是能否用這樣一個概念來決定與這個概念毫無關聯(lián)的一個文本。這個道理似乎很簡單：我們不能用驢的概念去量取牛的"重大缺陷"，譬如，我們不能說，牛的重大缺陷就是不可能與馬交配出騾子來，因為除了驢之外，任何動物（包括人在內）都做不到這一點，如果這被看作"缺陷"，那么缺陷的概念在哲學上便是無意義的。

　　回答七五憲法與憲政主義的憲法概念是否有關聯(lián)以及關聯(lián)的程度、距離并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本文的興趣是對這個文本本身的閱讀。這個文本提供了一個什么樣的憲法概念，這個概念表達了一種什么樣的價值訴求，這種價值是否"跨代旅行"，即它與五四憲法、八二憲法所表達的憲法概念有無"代際"的共享性？

　　本文采用的閱讀方法是"貼近閱讀"（close reading ）。即是說，筆者首先把自己看作是這個文本真誠而保守的讀者，讀者對文本不享有為所欲為的權利。相反，一個讀者對文本應該堅守冷靜、溫和與克制的立場。

　　考慮到七五憲法畢竟是一個帶有某種規(guī)范性質的文本，這就決定了本文不可能完全依賴解釋學的路徑，對某些問題的解釋采取的是與事件、實踐相結合的策略。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需要作一點說明：我把自己設定為一個文本的普通讀者，與這個文本的"政治性缺陷"的判斷無關。或者說，這種閱讀的興趣不是來自對文本的喜愛或憎惡而完全是源于一種好奇心。

　　二、修辭與意義

　　按照正統(tǒng)和權威的解釋，七五憲法是于1975年1月17日由第四屆全國人大通過的。憲法共有30條，由序言、總綱和具體制度三部分構成，這也是1954年憲法以及后來中國各部憲法固定的結構。

　　從篇幅來看，總綱是最重要的內容。雖然序言的篇幅居于中等地位，但它享有文本上的優(yōu)先性。從憲法所表達的意義看，序言是黨的意識形態(tài)的宣示，享有優(yōu)先性；
總綱所宣示的是黨和國家的基本國策，居于中等意義；
國家機構以及公民義務權利等的宣示則是黨和國家認可的具體制度，文本的意義居于最后。憲法文本結構實際上是由兩類不同性質的元素構成的，一類屬于原理，它們是由序言和總綱部分加以表達的，譬如，序言中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些矛盾，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
又如，總綱中第11條："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反對官僚主義，密切聯(lián)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各級干部都必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另一類屬于準則、規(guī)范，它主要是由具體的制度部分加以表達的。如，憲法有關國家機構的第18條的表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它的職權是：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解釋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接受外國使節(jié)，批準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其它職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委員長，副委員長若干人，委員若干人組成，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或者罷免。

　　也就是說，憲法主要不是一個規(guī)范性的法律文本，更像是一個政治章程。這也可以解釋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的《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中引用的這段話的含義："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曾經指出："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在這里，"總章程"一詞所表達的是這個憲法的性質，而"根本大法"的用語主要凸顯的是修辭效果，強調憲法在黨看來的重要性，而主要不是強調它的法律意義的重要性，因為文本真正具有法律意義的內容在憲法中既沒占很大的篇幅，也不居于文本的優(yōu)先地位。憲法的此種性質既是五四憲法所傳，也是為后來中國各部憲法所承。它具有"跨代際旅行"的共享性。

　　三、展示的思想

　　考慮到黨在憲法上——無論是制定的程序還是憲法文本本身——的決定作用，在閱讀憲法文本時，不能忽略它與黨的權威文本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在這些黨的權威文本中最主要的有：黨的"九大"、"十大"政治報告、四屆全國人大的修憲報告、四屆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

　　在黨的"九大"政治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

　　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半個世紀以來，毛主席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斗爭中，在領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斗爭中，在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xiàn)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斗爭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哲學等各個方面，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證明了一條真理：離開了毛主席的領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我們的黨就受挫折，就失��；
緊跟毛主席，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我們的黨就前進，就勝利。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經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類似的表述還有"九大"通過的黨的章程："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黨的"十大"政治報告中類似的表述被修改為：

　　九大根據(j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學說，總結了歷史經驗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鮮經驗，批判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再次肯定了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同志們記得，毛主席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開幕的時候，發(fā)出了"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偉大號召。在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屆一中全會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確指出："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要保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團結全國廣大人民群眾，去爭取勝利。"毛主席并且預言："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毛主席的講話和大會通過的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為我們黨規(guī)定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十大"通過的黨的章程對此的表述相應地也被簡約化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黨的權威文本對"毛澤東思想"所采取的不同修辭策略，反映了那個激蕩的歷史時期所包含的重大事件。黨的權威文本為"毛澤東思想"最終憲法化既做了理論準備，也提供了權威依據(jù)。七五憲法為此提供的表述空間是憲法序言和憲法的第二條。序言的第四自然段的表述是："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憲法第二條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xiàn)對國家的領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思想進入憲法是由七五憲法開創(chuàng)的，它為以后中國的憲法文本表達黨的意識形態(tài)提供了范本。

　　相較而言，1954年憲法既沒有"毛澤東思想"的表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不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這樣的詞匯。兩個文本間為何會出現(xiàn)如此的差異？

　　解釋者的解釋大致是這樣的：毛澤東思想是在1945年黨的"七大"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的。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黨的出版物就不再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了。從1948年底始，經毛澤東本人提議，凡各類文件和著述中，有"毛澤東思想"提法的，都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之統(tǒng)一的思想"等。1953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時，還將作為附錄的第一個《歷史決議》中凡寫有"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都刪改為上述那樣的、或與之類似的提法了。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在講到黨的"七大"提出毛澤東思想和后來（包括黨的"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時，對此有個解釋：黨的"七大""為什么要提毛澤東思想？有這個需要。如中國共產黨不提毛澤東思想，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tǒng)一。提毛澤東思想就是對著蘇共的"."為什么"八大"沒有提毛澤東思想？也是因為蘇聯(lián)的關系。蘇聯(lián)始終拒絕承認毛澤東思想，在蘇聯(lián)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們刊用的時候都給刪掉。這成了一個禁區(qū)。"這可能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直至60年代前，不提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緣由。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1954年憲法里是不可能有毛澤東思想作為國家指導思想提法的。

　　20世紀60年代初，由于中蘇關系的變化，黨重新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并不斷強調毛澤東思想在黨和國家中的指導地位。

　　這個解釋或許有一定的根由，但它無法解釋1954年憲法為什么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這樣的概念都不加以表達的原因。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五四憲法所要表達的憲法概念與七五憲法所要表達的理念是不同的。1954年憲法文本凸顯的是憲法的國家性而不是黨性，七五憲法強調的是黨性而不是國家性。就此而論，1982年的現(xiàn)行憲法在黨性上與七五憲法而不是五四憲法有著更為密切的關聯(lián)。

　　為什么要把"毛澤東思想"在憲法中加以表達，在黨的《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中有個與上述解釋不同的簡單說明："修改草案從序言開始，記載了我國人民英勇奮斗的光輝歷史。"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就是我國人民從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經驗中得出的結論，現(xiàn)在寫進了修改草案總綱"."就是我國人民從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經驗中得出的結論"一語顯然不是對"毛澤東思想"為什么要寫入憲法的解釋，而只是一個簡約的說明。而這一個簡單的短語包含的涵義卻頗為復雜。如果說是從中國"一百多年的經驗"中得出的結論，那么1954年憲法就應適時地加以表達，為什么非要等到1975年呢？可以肯定的是，"一百多年"包括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最近的歷史時期和這個重要事件。而這個短語似乎又決意要把"文革"時期對"毛澤東思想"所做的夸張修辭加以排除。這種排除的原因主要不是來自于這種修辭的錯誤，而是因為這種修辭是與作為背叛者的個人有關。而事實上，在邏輯上能解釋為什么要把"毛澤東思想"寫入憲法，"九大"通過的"黨章"所作的表述提供了最為充分的理由：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半個世紀以來，毛澤東同志在領導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斗爭中，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斗爭中，在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xiàn)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斗爭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由于這個表述與特定的人有關，所以在"十大"通過的"黨章"中上述話語被刪除，只保留了"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這樣的用語。黨的"十大"報告對此的解釋采取了一種隱喻式的解釋策略：

　　林彪這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在我們黨內不是經營了十幾年，而是幾十年，他有一個發(fā)展過程和暴露過程，我們對他也有一個認識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shù)人的或者為少數(shù)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shù)的、為絕大多數(shù)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毛主席把"為中國和世界的大多數(shù)人謀利益"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的主要條件之一，并且寫進了我們的黨章�！�

　　林彪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參加共產黨的。那時他就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正在古田會議以后，毛主席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篇給林彪的長信，對他進行了嚴肅的耐心的教育。事實證明，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世界觀根本沒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關頭，他總是犯右傾錯誤，又總是耍兩面派，用假相欺騙黨，欺騙人民。但是，隨著中國革命的繼續(xù)發(fā)展，特別是當中國革命的性質轉變?yōu)樯鐣髁x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徹底推翻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戰(zhàn)勝資本主義的時候，林彪這一類只為少數(shù)人謀利益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過低估計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隱藏不住，就要跳出來，同無產階級較量了。當他適應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需要，跟著蘇修的指揮棒，妄圖"說出自己決定性的話"的時候，也就宣告了他的總暴露，總破產。

　　而"十大"政治報告對"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表達并沒有給予明確肯定或否定的結論。

　　自此以后，中國憲法把"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各個時期的政治情景相聯(lián)系，采用一種符合"時代要求"的表述方式加以表達和展示：

　　1978年憲法序言的第三自然段：

　　毛澤東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我國革命和建設的一切勝利，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永遠高舉和堅決捍衛(wèi)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是我國各族人民團結戰(zhàn)斗，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進行到底的根本保證。

　　1978年憲法的第二條：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xiàn)對國家的領導。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經過修正后的現(xiàn)行憲法序言的第七自然段：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zhàn)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袊髯迦嗣駥⒗^續(xù)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各項制度，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xiàn)工業(yè)、農業(yè)、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xiàn)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xié)調發(fā)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對這三個憲法文本的細心閱讀就會發(fā)現(xiàn)，憲法雖然都表達了"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指引性，但表述所在文本位置以及表述的方式是不同的。七五憲法與1978年憲法在序言和總綱兩個部分中分別做了不同的分述，文本明示或暗示了"毛澤東思想"不僅是黨堅守的意識形態(tài)，而且還是黨領導國家必須奉行的基本國策。當然，1978年憲法的語言風格與毛澤東本人過世后繼任者繼任的復雜性有關，文字暗示了制憲者對毛澤東思想忠誠的意志和決心。現(xiàn)行憲法則只在序言部分加以表達，使得憲法的文本結構更加清晰，包含有制憲者把黨的意識形態(tài)與黨的基本國策加以區(qū)分的意圖。除此而外，三個文本對此表述的不同語義更值得注意。七五憲法將其表達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1978年憲法則直接表述為"指導思想".而現(xiàn)行憲法既不明示是"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也不明確表達為"指導思想"本身，而只是強調它的指引性。前兩者無論表達的是"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還是"指導思想"都是用"毛澤東思想"作結的，而現(xiàn)行憲法強調的指引性還包括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并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結。毫無疑問，"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與"指導思想"的語義是不同的，前者的指引性是間接的，而后者是直接的。但不能忽略的是，前者表述的意義空間更為廣延，在語義上為現(xiàn)行憲法并列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邏輯上的可能性。而且，這也為后來憲法文本開放式的迭加提供了空間。這也是七五憲法和現(xiàn)行憲法修辭技藝的優(yōu)越之處。

　　四、文本的意義

　　七五憲法文本遇到的難題之一是如何表達事件以及與那些事件密切關聯(lián)的意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黨的"九大"政治報告人已成了黨控訴的對象，控告別人為叛徒的人自己成了十足的背叛者。死亡既是這種背叛的代價也是背叛的高度展示。事件往往規(guī)制了文本的意義。如何重新構造"正統(tǒng)性"是七五憲法的首要任務。同樣，更具優(yōu)越性的文本也不可能對正統(tǒng)性的維護漠不關心。這就是為什么黨的"十大"政治報告和憲法既要除去有關"毛澤東思想"的夸張性修辭的同時，又必須重申"毛澤東思想"正統(tǒng)性的原因。這些文本在表達領袖代表黨的正統(tǒng)性方面并無二致，但往往被忽略的是文本在貫徹這種正統(tǒng)性所表現(xiàn)出的不同的修辭策略。毫無疑問，如何表達國民經濟問題，肯定是被重申的正統(tǒng)性——"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部分。然而，不同的表達策略卻在此出現(xiàn)了。先看看《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的表述：

　　一九五四年憲法提出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我國人民取得的這一偉大勝利，規(guī)定我國現(xiàn)階段主要有兩種所有制，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修改草案對于非農業(yè)的個體勞動者，對于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yè)，也作了規(guī)定。這些規(guī)定，把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性同必要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同劉少奇、林彪包產到戶、取消自留地之類的荒謬主張劃清了界限。

　　修改草案重申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規(guī)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以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與此相一致的表達則是憲法文本："我們……要繼續(xù)開展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試驗三大革命運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憲法序言）；
"國家實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zhàn)備的方針，以農業(yè)為基礎，以工業(yè)為主導，充分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促進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fā)展，在社會生產不斷提高的基礎上，逐步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第十條）。

　　也就是說，《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與憲法文本之間有著內在關聯(lián)：無論表達的思想還是表達的方式都具有顯而易見的一致性。（修憲）報告決定了（憲法）文本的意義和意義的限度：修改后的憲法對毛澤東思想在經濟方面的正統(tǒng)性的解釋和重申必須與黨的修憲報告完全一致，憲法文本不可能在報告以外再添加任何東西，這符合黨和全國人大的關系構成方式。

　　盡管如此，這并不能推論出黨的修憲報告與黨的其它文件必須具有完全的同構性。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十大"政治報告就是一個值得解釋的文本。在經濟方面，它除了像修憲報告以及憲法文本一樣重申正統(tǒng)性之外，也有這樣的表達："我國在經濟上還是一個窮國，還是一個發(fā)展中的國家。……黨組織要重視經濟政策問題，關心群眾生活，做好調查研究，切實地完成和超額完成發(fā)展國民經濟的國家計劃，使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有一個更大的發(fā)展。"這種言說方式在革命紅色話語宰制的時代是具有別樣意思的，說明它比修憲報告更務實地重視經濟問題。在這方面，黨的"十大"政治報告既有直說的顯意，也有生成的隱意，只是這種隱意被正統(tǒng)性話語包裹著容易被忽略。它是這樣一種修辭的技巧：在表達"正統(tǒng)"話語的同時附加解釋性的語言，看起來這使正統(tǒng)性更加凸顯和細節(jié)化，但其真正意圖是為了限制正統(tǒng)性的意義或者添加新意。"解釋"本身就是對文本意義的某種操縱。

　　四屆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是這種"解釋"的延伸，是對"解釋"的解釋，隨著意義的遞進和增加，原來的隱微表述就變?yōu)橹卑籽哉f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fā)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xiàn)農業(yè)、工業(yè)、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xiàn)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們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這樣就可以為在一九八○年以實現(xiàn)上述的第一步設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礎。從國內國際的形勢看，今后的十年，是實現(xiàn)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要向實現(xiàn)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標前進。

　　毫無疑問，"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一語是行文的關鍵，它暗示了這種直白言說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有了這種合法性和權威性，這些與修憲報告、憲法文本不同的思想和意義就具有了正統(tǒng)性和安全性。考慮到報告只是一個"政府的工作報告"，要使報告的新思想、新意義更具效力，就必須使它具有與黨的"政治報告"相類似的地位。因此，"政府工作報告"的開頭部分做這樣的宣示是必要的："根據(jù)中共中央的決定，我代表國務院，向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這句話在邏輯上有兩層意思：其一，直接明示報告人是經過中共中央同意批準的，其身份的合法性不成問題。雖說國務院總理代表本屆政府作政府工作報告合情合理，法律上也無須說明，但在當時的中國政治語境里，這樣的明示又是必要的；
其二，它著重宣示的是報告內容的合法性，即明示政府工作報告是經過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審閱批準的，有著與黨的文件相同的權威性。

　　這個工作報告的修辭技藝、敘事方式是當時中國政治話語的杰出模本。問題是，為什么由黨的"十大"政治報告和四屆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宣示的這些意義沒有成為修憲報告、憲法文本主流話語呢？這些文本間的話語差異以及由此決定的語義分歧是如何造成的呢？文本與事件有關�？紤]到這個時期的政治事件，譬如，黨內的分歧、國務院的人事變動等等，決定了七五憲法、修憲報告與黨的其它文本的語義差異。與黨的"十大"政治報告、政府工作報告相比，七五憲法關于國民經濟問題的規(guī)定不只是一種修辭的正統(tǒng)性，而是一種有意圖的矛盾性的堅持，或者說它是中國政治文本的正統(tǒng)意義與解釋性意義的一種構成方式。七五憲法（包括修憲報告）的意義與黨的其它文本的意義由不同的讀者分享著，這些讀者從閱讀的興趣和立場來區(qū)分——按當時的標準——便可分為"左"的和"右"的，每一類讀者都可以從這些文本中閱讀出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從文本意義上講，憲法是黨的所有文件中的一種，它分享著中國政治話語的權威性。

　　五、文本的關鍵詞

　　在黨的《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

　　草案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又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tǒng)率全國武裝力量".由于不設國家主席，草案對一九五四年憲法關于國家機構的規(guī)定，作了相應的修改。這些規(guī)定，必將有利于加強黨對國家機構的一元化領導，符合全國人民的愿望。

　　這段提綱挈領的話是黨為什么要（制憲）修憲的點睛之筆：一是為了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
二是對這種"一元化"加強的結果滿意度的充分自信。對黨的這一重大決定不折不扣的貫徹是憲法神圣的職責，也是七五憲法的關鍵詞。如何"堅持黨的領導"始終是中國憲法貫穿的紅線，而與其它幾個憲法文本相比，七五憲法表達的最充分、最全面，具有一種極端修辭的效果。

　　七五憲法文本關于"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語義大體上由三類話語加以闡釋，并通過不同的言說方式，構造了一個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語義群。第一類話語是由黨在憲法中直接宣示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構成的，主要集中于憲法的序言和總綱部分，如，序言的第二自然段有關勝利喜悅的修辭："二十多年來，我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乘勝前進，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取得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鞏固和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既然勝利的喜悅是黨和人民共享的，那么，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是必須繼續(xù)堅持黨的領導和黨要求做的一切："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語言鏗鏘有力，決心堅定不移，然而在這堅定的信念背后文本也有著某種擔切：一個被看作背叛領袖的背叛者不時出現(xiàn)的黨如何能"使"黨"永遠"跟著她的領袖走，始終是個問題。擔心是實實在在的，而邏輯則是清晰的：毋庸言說，"偉大的祖國"之所以偉大，那是因為有了一個偉大的黨引領著它，祖國要更加偉大就須加倍地堅持黨的領導。序言部分對堅持黨的領導的敘述只是一種"開場白"式的，即主要是通過敘說勝利而宣示的，而到了總綱部分敘述則改變?yōu)閿嗾Z式的、結論式的了："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xiàn)對國家的領導"（第二條第一款）。

　　七五憲法對有關堅持黨的領導的敘述有著清晰的邏輯和層次。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會在文本的后面部分提出來：黨如何實現(xiàn)對國家領導？此類問題則是由第二類話語表達的，具有強烈的規(guī)范意義。毫無疑問，文本對"武裝力量"是給予了特殊關注的。它把"武裝力量"放在"總綱"部分加以表達，而不是在"國家機構"的章節(jié)里。如此構造的文本結構暗示了這樣一個原則立場：軍事力量是政黨性的而不是國家性的，黨對軍事力量的絕對領導是保證黨領導國家的前提和基礎，因而它自然由黨的領袖掌控。軍事力量是黨的生命線，為了保證這一生命線，關切"武裝力量"的具體構成元素也是憲法同等重要的事情。"工農子弟"對黨而言無疑是"武裝力量"最可靠的人選。但為什么要把由"工農子弟"構成的"武裝力量"定性為"全國各族人民的武裝力量"這一點憲法并沒有說明。

　　在中國的政治話語和實踐中，有些語詞是可以省略的，因為在特定的語境下這種省略并不影響對意義的判斷。譬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這樣的表述雖然省略了"黨領導下"這樣的修辭，但這并不影響對這個句子意思的正確判斷：在中國，沒有人因為這種表述的省略會愚蠢地認為全國人大獨立于黨的領導。那為什么文本還把全國人大的性質表述為"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呢？從修辭學上講，語詞的省略與否雖然并不影響句子的理解，但其語義會有細微差異。在上述句子中，添加劑的作用是使句子的重心位移到"黨的領導"的重要性上，對全國人大的"最高性"的判斷具有某種稀釋的效果。通過這種"稀釋"，文本也就完成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表述。

　　如果說"武裝力量"和全國"人大"是必須直接置于"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的中樞，那么有關國家制度的其他方面也應為"一元化領導"提供論證，與之協(xié)調一致。憲法中的這類條款構成了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的第三類話語。"革命委員會"是憲法在"黨的一元化領導"語境下創(chuàng)設的一個新概念，它來自這樣一種政治實踐：1966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規(guī)定，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由群眾團體、領導干部和人民解放軍組合而成，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立法、行政和司法工作于一體，形成了純粹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它是插入領袖與群眾之間的一種實權組織，是領袖與群眾之間溝通的橋梁，其功能是讓領袖意志與群眾意志合為一體，既能充分動員群眾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又能讓它維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圍內。事實上，它便于領袖對群眾的動員，但未必能控制這種被動員起來的秩序。憲法還在"一元化"的語境下肯定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
取消了五四年憲法關于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以及公開審判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規(guī)定，這是合乎邏輯的一種創(chuàng)造：既然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所謂"獨立審判"就是一種矛盾的修辭；
與此相應，公安機關取代檢察機關也是可能的，由國務院統(tǒng)一領導地方各類國家機關也是可能的，被稀釋了的"人大"簡化程序縮減權力也是可能的，只要新體制的創(chuàng)造有利于黨的一元化領導。

　　由此觀之，七五憲法并沒有添加和創(chuàng)造新東西，它只不過把中國的政治實踐如實地加以呈現(xiàn)罷了，是對中國政制的一種臨摹式的書寫方式。

　　六、人民的憲法

　　中國政制的話語實踐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如何堅持黨的領導；
另一部分則是有關人民的話語，人民是中國政治的主力軍，是黨的事業(yè)的直接參與者和跟隨者。七五憲法全文有四千余字，除了憲法第三條規(guī)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條款之外，直接表達人民的條目并不多，而"人民"一詞在全文中則出現(xiàn)了73次，如"我國各族人民"、"我國人民"、"人民革命戰(zhàn)爭"、"中國人民"等。文本如此重復使用的"人民"一詞指涉的是什么，它與黨、領袖之間是一種什么關系？這些問題是值得解釋的。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教授在其《民主新論》中曾這樣解釋人民一詞的：字面上的含義人民是指每一個人；
人民意味著一個不確定的大部分人，一個龐大的許多人；
人民意味著較低的階層；
人民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一個有機整體；
人民是絕大多數(shù)原則所指的大多數(shù)人；
人民是有限多數(shù)原則所指的大多數(shù)人。似乎七五憲法的人民概念并不適合上述定義中的任何一種。中國憲法中的人民是一個帶有強烈的政治指向性的概念，與中國的政治話語實踐有密切關聯(lián)，其語義是由領袖根據(jù)政治實踐的需要不斷地加以擴充或修正。在中國的政治語境里，"人民"通常是通過它的對立面"敵人"來加以定義的，它包含著人的差異性，指涉著另一部分人——"敵人"這一他者——的在場。敵友的區(qū)分既是界定"人民"的前提也是方法："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主席的這個論斷與德國政治哲學家卡爾·斯米特（Carl Schm itt ）的觀點相似，斯米特也說過，政治就是區(qū)分敵友："所有政治活動和政治動機所能歸結成的具體政治性劃分便是朋友與敵人的劃分。"在施米特教授看來，政治的本質就在于區(qū)分敵友，否則政治就失去了生命力；
對于毛澤東主席來說，人民如何定義決定于敵人是誰，這也是為施米特教授極為稱道的定義方式："列寧和毛澤東這樣的職業(yè)革命家認清了這一點，而許多職業(yè)法學家卻對此一無所知。"與此相聯(lián)系，"人民"在性質上也就是一個歷時性的概念，它受制于不同時間段里對"敵人"一詞的判斷。譬如，20世紀40年代，在民族主義的語境下，"人民"實際上被定義為一切愛國的中國人，因為"敵人"是日本人以及與之合作的中國人；
在1946～194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隨著民族主義話語的退卻，階級的判斷則成為主流，而先前可能屬于抗日的"人民"范疇的某些人現(xiàn)在已被排斥在外了：

　　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xiàn)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對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

　　1956～1957年代，隨著敵對階級被宣布消滅以及新的"敵人"的出場，"人民"便有了新定義，而定義的方法則從"階級立場"的尺度轉變?yōu)橐庾R形態(tài)的標準，而毛澤東主席1957年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這種轉變作了最充分的說明。他在指出前面兩個時期"人民"這一范疇的含義之后說：

　　在現(xiàn)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
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意識形態(tài)的標準就成了人民定義的標準尺子。這是一個極具彈性的丈量工具，是由判斷者根據(jù)"一種內心的確信感"來掌控的。在特定的政治語境下，這個標尺還可以與階級標準結合起來使用，當某個階級被判斷為最有作為的階級的時候，這個階級也就是最純粹的人民。人民在憲法中可能被宣布為一切權力的來源和所有者，但它又需要代言人對之做出身份上的確認，文本外的話語決定者與文本內的主權者的分離，是七五憲法的突出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人民"這個被定義了的詞匯之外，文本還多次使用"我們"一詞："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
""我們要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發(fā)展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
""在國際事務中，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我們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加強團結，互相支援"……在憲法文本中，"我們"指的是誰？是憲法的制定者，還是制定憲法的提議者，還是文本的普通讀者？對此，要做出清晰的解釋是困難的。在中國的政治話語和實踐中，制憲的主體頗為復雜。憲法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制定的，黨無疑是制定憲法的重要擔當者；
在法律意義上，憲法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因而作為國家性的全國人大也構成了制憲主體的一部分；
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大是全中國人民的代表者和代言人，所以人民通過代言人也分享了制憲主體的某些特征。制定出的憲法最終是為"人民"準備的而不適用于被排斥在憲法之外的"敵人"，因而，憲法文本的讀者與憲法文本的作者在特定語境下又是重合的。憲法的制定者體現(xiàn)了黨、國家和人民三者的高度統(tǒng)一，憲法文本則體現(xiàn)了作者與讀者的高度重合。能準確表達這種復雜語義的無疑就是"我們"一詞。"我們"是聯(lián)結領袖、黨、人民的一條金質的紐帶，它能便捷地表達各種欲求。

　　在特定語境里，"我們"作為一個集合性語詞與"人民"一詞有著內在關聯(lián)。"我們"的對立面是"他們"，"我們"如何定義也取決于"他們"這個他者的在場。通過"他們"與"敵人"的構建，"我們"與"人民"這兩個詞匯就建立了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我們"則構成了"人民"的一部分，而凡是要確認"人民"身份的也就需加入到"我們"中來。既然"我們"和"人民"都是有特定指稱對象的語匯，那么兩者便具有了一種政治身份識別的價值，可以與"他們"、"敵人"區(qū)分開來。由于"人民"在中國政治語境里通常指的是"大多數(shù)人"，因而"我們"一詞就能把具有最高政治身份的政治權威與普通民眾聚合在一起，構成一個統(tǒng)一體——一個拉近了彼此政治地位差別的統(tǒng)一體。

　　畢竟"我們"與"人民"是兩個詞匯，兩者既有重合的部分也存有語義上的細微差別。"我們"雖然屬于"人民"的一部分——重要的那部分，而"人民"卻不一定等同于"我們".實際上，"我們"通常指的是在話語上享有決定權的人民中的精英，是人民化的政治權威或領袖。說"我們"是人民，其實是精英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發(fā)言，表達的是政治精英的訴求。政治不單純是普通民眾的行動，也是政治精英與響應者共謀的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宣示，說明憲法是人民的；
當把"人民"與"我們"這兩個詞匯結合起來對之加以闡釋時，說明憲法既是人民的也是"我們"的。七五憲法是由詞匯、語言以及政治象征性行為組合而成，其目的是喚起人們對某種政治實踐的相互認同。它體現(xiàn)了政治家的策略和謀略，是政治家推行某種政治實踐必不可少的工具。它不但是中國政治的儀式，而且也是被定義了的廣大"人民"的一種公共生活的儀式。

　　七五憲法所構造的憲法語言以及它的表達方式是對五四憲法的一種極端修正。當中國的政治話語及其實踐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以后，它自然就會被新的憲法詞匯、語言、文本取代。然而，當剝去它的那些夸張的修辭之后就會發(fā)現(xiàn)，七五憲法創(chuàng)造的許多東西構成了中國憲法某種共同的特質。這正是："不論一代人如何徹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戰(zhàn)，但是和前一代人作戰(zhàn)容易，要與他們截然不同很難。".????

　　注：

　　[1]參見Paul A.Cantor ："斯特勞斯與當代解釋學"，程志敏譯，劉小楓、陳少明主編：《經典與解釋的張力》，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第125頁。

　　2""張春橋："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人民日報》1975年1月20日。

　　3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所做的政治報告中還有這樣一段話："大家知道：九大政治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認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務是發(fā)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林彪、陳伯達的這個政治報告，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對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反對，被挫敗以后，才勉強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在大會上讀了中央的政治報告。"但按常理，毛主席這樣慈祥的偉人不會親自寫出上述"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這樣的話。

　　4參見石仲泉："糾正一個不準確的說法"，《北京日報》2004年4月26日。@

　　5報告說，"我們要貫徹執(zhí)行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抓革命、促生產。要繼續(xù)執(zhí)行"以農業(yè)為基礎、工業(yè)為主導"的方針和一系列兩條腿走路的政策，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I(yè)學大慶，農業(yè)學大寨，就要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充分發(fā)揮廣大群眾的干勁、智慧和創(chuàng)造性。在這個基礎上，加強計劃，加強協(xié)作，健全合理的規(guī)章制度，更好地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6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年事已高；
以"四人幫"為代表的黨內極左思想的盛行；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因健康原因，黨中央決定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等等都是在這個時期發(fā)生的事件。

　　7這些條文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民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裝力量。""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tǒng)帥全國武裝力量"（第十五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第十六條）。

　　8有關這方面的內容請參閱憲法第7、16、17、18、20、22、25條的規(guī)定。

　　9Giovann i Sartori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Chat ham House Publishers ，1987），p.22.中譯本見［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馮克利、閻克文譯，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頁。

　　10"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頁。

　　11［德］卡爾·斯米特：《政治的概念》，劉宗坤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頁。

　　12劉小楓："施米特論政治的正當性"，載舒煒編：《施米特：政治的剩余價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頁。

　　13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5頁。

　　14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64頁。@15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可參見［美］詹姆斯·R ·湯森（James R.Townsend）、布蘭特利·沃馬克（Brantly Womack）：《中國政治》，顧速、董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15頁。

　　16關于"確信感"的運用和價值可參見［德］英戈·穆勒：《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王勇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頁。

　　17［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桂裕芳、張芝聯(lián)校，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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