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文革”產(chǎn)生的原因，社會主流似乎已有共識。有人會提到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tǒng)，還有人會提到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并由此追溯到俄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是非功過。更多的人可能不會這樣麻煩和耐心，干脆把“文革”歸因于“權力斗爭”或“全民發(fā)瘋”，一句話就打發(fā)掉。

　　我們暫不評說這些結論，但不妨換上另一個問題：“文革”為何結束？

　　既然反思了“產(chǎn)生”，就不能回避“結束”。既然產(chǎn)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結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斷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必以武力除之 ── 這就是當今美英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的邏輯。但通常被視為暴政的“文革”看來在這一邏輯之外。因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結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戰(zhàn)時期的日本軍國政府結束于外國軍隊的占領。粉碎“四人幫”基本上未放一槍，整個過程還算和平。標志著徹底結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是依托一場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一、兩次會議中完成了實權轉移，過渡可謂平穩(wěn)。這就是說，結束“文革”是行動成本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機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說“權力斗爭”和“全民發(fā)瘋”，那么權爭瘋狂為何偏偏在這一刻停止？如果說“專制主義”或“斯大林主義”，那么這些東西為何在這一刻失靈？它們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轉折都有賴于社會大勢的緣聚則生和水到渠成。個人作用在歷史進程中誠然重要，但對于一個體積龐大的國家來說，其相對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線在歷史進程中也誠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關基礎條件的配置，有時甚至離不開一項生產(chǎn)技術的悄悄革新。比如說，如果沒有70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統(tǒng)布局建設，沒有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良種推廣，縱有后來意義重大的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恐怕也難有足夠的農(nóng)產(chǎn)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糧票的相繼取消，還有后來城鎮(zhèn)人口的劇增和市場經(jīng)濟的驟興，恐怕都難以想象──這一類大事不容忽略。

　　但這里只說及思想政治層面的兩點：

　　新思潮的誕生

　　1976年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抗議大潮，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民意的厚積薄發(fā)，顯現(xiàn)出“文革”大勢已去。在此之前，1973年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呼吁民主，1974年張?zhí)烀竦热司碗娪啊秳?chuàng)業(yè)》問題“告御狀”，此類體制內(nèi)外不同的抗爭早已多見。從近些年來一些最新披露的資料來看，當時全國各地都活躍著眾多異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組成的文學團體（見多多文），在上海（見宋永毅文）、湖北（見王紹光文）、河南（見朱學勤文）、四川（見徐有漁文）、貴州（見錢理群文）等地，則有各種地下“讀書小組”從事政治和社會的批判性思考。陳益南先生著《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動而翔實的親歷性見證，記錄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歷程，記錄了他們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終清醒。這些都顯示出，當年的天安門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廣闊而深厚的民間思想解放運動，有色彩各異的思想者組成了地火運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會公正等等為價值核心，其產(chǎn)生大致有三種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現(xiàn)為對“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極權體制和政治狂熱之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劉少奇、賀龍、彭德懷一類冤假錯案屢屢發(fā)生，人權災難層出不窮，迫使很多人進入了對政治和社會體制的反思。包括共產(chǎn)黨內(nèi)不少高層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項政治運動的信奉者與追隨者，習慣于服從權力的指揮棒，只是因自己后來身受其害，有了切膚之痛和銘心之辱，才有各種沉重的問號涌上心頭。胡耀邦后來成為黨內(nèi)“民主”的倡導者，周揚后來成為黨內(nèi)“人道主義”的倡導者，顯然與他們的蒙難經(jīng)歷有關。

　　二是“疏離型”，表現(xiàn)為對“文革”的軟抵抗。當時沒有直接受到過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對“文革”隔膜日深和懷疑日增，是因為“文革”妨礙了他們的個人生活欲望。這些人一般沒有強烈政治意識和直接政治行為，但對“文革”形成了更為廣泛而巨大的價值離心力。70年代中期出現(xiàn)了青年們“革命還俗”后的“自學熱”、“藝術熱”乃至“家具熱”──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車也被市民們熱烈尋購。湖南著名的“幸福團”由一些干部子弟組成，尋歡作樂，放浪不羈，聽爵士樂，跳交誼舞，打架斗毆甚至調(diào)戲女性。作家王朔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描寫的一伙軍干子弟，也接近這種個人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tài)。這證明即使在當時執(zhí)政營壘的內(nèi)部，禁欲教條也被打破，世俗興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動搖和解體。

　　三是“繼承型”，即表現(xiàn)為對“文革”中某些積極因素的借助、變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從總體上說，具有革命理想和極權體制兩種導向互為交雜和逐步消長的特征，兩者一直形成內(nèi)在的緊張和頻繁的震蕩，使解放與禁錮都有異常的高峰表現(xiàn)。1966年，毛澤東在主要政敵失勢之后仍然發(fā)起運動，是“權利斗爭”說難以解釋的。他倡導“繼續(xù)革命”和“造反有理”，“發(fā)動廣大群眾來揭發(fā)我們的黑暗面”，在隨后兩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全國串聯(lián)，基層自治，雖然其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和爭議不休，但民主的激進化程度足以讓西方人士望塵莫及。他后來政策進退失據(jù)，反復無常，越來越陷入極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的合法性還是得到了曖昧的延續(xù)，如大字報等手段獲得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勵。這一極為矛盾的狀態(tài)和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厥幹�《國際歌》聲的四五天安門運動，以及后來被取締的“民主墻”，不過是歷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變體。

　　從這一點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極權化整肅，比如1968年全國大亂被叫停以后，異端思潮仍在全國范圍內(nèi)繼續(xù)活躍與高漲，與50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萬馬齊喑大有區(qū)別。同是從這一點看，對“文革”的反對，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對BBC或者VOA的照搬，亦無中產(chǎn)階級作為社會支撐，而是一種根植于中國歷史和現(xiàn)實中的中國特產(chǎn)。遇羅克、李一哲、楊曦光（楊小凱）、張志揚等知名異端人物的經(jīng)歷證明，他們既有“逆反型”狀態(tài)，從“文革”中獲得了負面的經(jīng)驗資源；
又有“繼承型”狀態(tài)，從“文革”中獲得了正面的思想資源──在他們的各種文本中，紅衛(wèi)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隱約可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遺傳明顯可見。

　　正因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認為“文革”中沒有民主，至少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從中央“戰(zhàn)略部署”的前提下進行，而且即使是異端思潮也往往帶有紅色的話語胎記。這些說法不無道理。不過歷史從來不是發(fā)生在無菌箱里，民主從來沒有標準范本。俄國葉卡德琳娜的啟蒙，是有專制前提的啟蒙。法國拿破侖的改革，是有專制前提的改革。人們并沒有因此而一筆勾銷歷史，并沒有對他們的啟蒙或改革視而不見。古�！醯拿裰髦婆c奴隸制兩位一體，從來都不乏劣跡和傷痛，但后人并沒有說那不是民主�！拔母铩逼鋵嵰彩沁@樣，“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號之下的一題多作和一名多實，作為某些書生最難看懂的歷史常態(tài)，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種全社會的心理大勢，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車，脫出極權軌道并非沒有可能�；仡櫘敃r眾多異端人士，我們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為他們有一個紅色胎記，就判定他們與民主無緣。

　　“文革”結束多年以后，市場化進程中冒出很多群體事件。工人們或農(nóng)民們高舉毛澤東的畫象，大唱革命時代的歌曲，抗議有些地方的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懷念著以前那種領導與群眾之間收入差別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糧票一樣多和布票一樣多的日子。作為“文革”的遺產(chǎn)之一，這種“懷舊”現(xiàn)象引起了廣泛爭議，很難被簡單化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也許，這種“后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現(xiàn)了“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為我們留下了一面檢測歷史的后視鏡。

　　舊營壘的恢復

　　“文革”中的某些激進派曾抱怨毛澤東沒有“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對“官僚主義階級”過于軟弱和姑息（見楊小凱1967年文）。這從反面泄露出一個事實：由黨政官員以及大多知識分子組成的上層精英群體，當時雖然受到了重挫，但并沒有消滅，甚至沒有出局。事實上，正像陳益南在書中描寫的那樣，在1968年到1969年全國恢復秩序之際，受到?jīng)_擊的黨政官員在各級“三結合”的權力重組中構成了實際性主體，并沒有全部下臺。即使是下臺的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在1972年以后，經(jīng)過一段時間下放勞動，也大多陸續(xù)恢復工作，重新進入了國家機器。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體在紅色風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后結束“文革”的重要條件。

　　20世紀是“極端年代”（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語），政治具有多疑、狂熱以及血腥的風格。蘇聯(lián)當局在大肅反期間先后處決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大半，蘇軍元帥的大半，還有蘇軍其它高官的大半，包括15名軍區(qū)司令中的13名，85名軍級干部中的57名。60年代的印尼政變受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殺了近百萬左翼人士，光是美國駐印尼大使親手圈定的捕殺對象就多達數(shù)千。街頭的割頭示眾時有所見，軍人與穆斯林極端組織聯(lián)手，在兩年之內(nèi)每天至少殺害共產(chǎn)黨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 作為這個血淋淋世紀的一部分，中國的“文革”也出現(xiàn)大量非正常減員。一時間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國家暴力所為，一部分是國家失控時的民間暴力所為──但作為長期意識形態(tài)薰陶的結果，后一種暴力仍暴露出體制的必然性，與其它暴力共同構成了極權化過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頁。不過，就大面積的情況而言，混亂與血腥并不是當時事實的全部。紅衛(wèi)兵“聯(lián)動”組織的打殺行為受到了司法追究，廣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數(shù)農(nóng)村的打殺風潮被軍隊緊急制止和彈壓──這一類故事并非不值一提。一大批上層精英恢復名譽（如陳毅等），或者恢復權力（如鄧小平、萬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發(fā)生在“文革”終結之后。這些有別于蘇聯(lián)和印尼的現(xiàn)象，這種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復出，是受益于革命時期“不虐待俘虜”的政策傳統(tǒng)延續(xù)？抑或也得助于中國社會深層“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傳統(tǒng)遺存？……這些問題對于史家而言，也許不能說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團結干部和群眾兩個95%”，“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等等，是針對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來的主流性“文革”敘事中，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或有些時候的名存實亡被大量潑墨，在有些地方或有些時候的大體有效卻很少落筆入文。正如同樣是20世紀的史實，蘇聯(lián)的紅色恐怖幾乎家喻戶曉，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卻已銷聲匿跡──這很難說是輿論的正常。其實，基本的事實之一是：如果中國也成了蘇聯(lián)或印尼，如果鄧小平等大批高層人士像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達可夫一樣死于殺戮，或者被某個外國大使圈入捕殺名單，他們后來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結束“文革”的時間就必定大大后延。

　　從事后的回憶來看，上層精英們談得最多的“文革”經(jīng)歷是“下放”──這包括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貶入下層任職，或者直接到農(nóng)村、工廠、“五七干�！眳⒓訉W習和勞動。近兩千萬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xiāng)也是與此相關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無疑具有懲罰功能。當事人的社會地位降低，還有歧視，侮辱，恐懼，困苦，家人離散，專業(yè)荒廢等傷害也往往隨之而來。這種經(jīng)歷大多逼出了當事人對“文革”的合理怨恨，成為了他們?nèi)蘸笸度肟範幍男睦砀�源�？梢韵胂�，當這些人冤屈滿腔的時候，專案組的陰冷和大字報的專橫是他們的唯一視野。自己曾一度追隨潮流投身批斗的壯志豪情，不一定能長存于他們的記憶。而合作醫(yī)療、教育普及、文化下鄉(xiāng)、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等革命亮點，也很難進入他們的興奮。這里有回憶視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后來的文本檢閱者所察覺。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數(shù)人遭遇遣返回鄉(xiāng)或拘捕入監(jiān)，就標準定義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絕大多數(shù)保留干籍甚至黨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倒是陳益南所目擊的造反上臺者從無一人提薪）──這在大批當事人后來的回憶錄中都有不經(jīng)意的泄露。對比《往事并不如煙》一書中受難者們忙著化妝、看戲、赴宴的“往事”，此時的厄運當然已經(jīng)夠苦了，但還是使“下放”不太像單純的懲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灰溜溜的大多數(shù)“下放”者仍然不失民眾的幾分尊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幾分羨慕、巴結乃至嫉妒。他們?nèi)匀粯嫵闪藵撛诘纳鐣�主流，不過是在重獲權力之前，經(jīng)歷了一次冷凍，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層的短期教育。當局似乎想以此調(diào)整社會階層結構，強迫上層精英與下層民眾融合，嘗試革命化“五七道路”的可能。在一次已經(jīng)失敗的民主大躍進以后，這無異于又來一次削尊抑貴的民粹大躍進，在世界史的范圍內(nèi)同樣令人目瞪口呆。

　　但與當局的估計相反，民眾對革命并無持久感恩的義務，倒是對極權弊端日漸厭倦與不滿，物質和文化欲求也與禁欲化的強國路線尖銳沖突。民眾不但沒有使“下放”者受到擁護“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給他們輸入了懷疑和抵觸現(xiàn)實的勇氣�！跋路拧彼鶐�來的豐富經(jīng)驗，更使他們在日后的抗爭中富有生機活力。以文學為例：作家們在批判“文革”的文學解凍中，大多有“為民請命”的姿態(tài)，即便是個人化的表達，也大多與農(nóng)民、工人、基層干部心意共鳴，顯示出廣闊的人間關懷和社會視野。即便這種視野也有個人情緒濾鏡下的某種變形，但它至少把下層民眾始終當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懷念的對象，就像電影《牧馬人》所表述的那樣。這與90年代以后文學中較為普遍的自戀和冷漠，形成了明顯的對照。90年代的批判似乎還在繼續(xù)甚至正在深化，但有些文學精英一旦把“下放”過程中所積蓄的思想情感釋放完畢，興沖沖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臥房，頂多再回望一下門弟和權位，比如對“最后的貴族”一類話題津津樂道，比如在報刊上制作出喜兒嫁給大春是錯失致富良機的笑料──他們情不自禁地把社會等級制重建當作輝煌目標，與民眾的階層鴻溝正在形成。事情到了這一步，與“文革”后期那些與民眾緊密結盟的下放者相比，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變味、走形乃至南轅北轍？倘若他們所向往的階層鴻溝進一步擴大，倘若擺脫極權主義的結果只是要讓社會中、下階層落入極金主義的囚籠，民眾對革命乃至“文革”的懷念沖動會不會如期到來？

　　執(zhí)政當局在“文革”中低估了民眾的不滿，更低估了精英們在表面服從后面的不滿，以中外歷史上罕見的“下放”運動加速了自己的失敗。當精英從民眾那里一批批歸來，當他們的名字開始陸續(xù)重現(xiàn)于報刊和會議，“文革”的反對派實際上已經(jīng)出爐成劍，已經(jīng)形成了體制內(nèi)的力量優(yōu)勢，而且遍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種重要崗位。此時新思潮已經(jīng)入場，新中有舊。舊營壘已經(jīng)復位，舊中有新。各種社會條件出現(xiàn)了復雜的重組，貌似強大的“文革”已成殘破的蛹殼。1974年以后的“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力不從心，到處受到陽奉陰違的抵制，已經(jīng)預示了一個朦朧若現(xiàn)的結局。一旦時機到來，改革領袖就可以順從和借重民意，以實現(xiàn)中國的四個現(xiàn)代化為號召，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實踐牌，從而形成馬克思主義化的巨大道德威權和政治攻勢。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沒有另起爐灶，而是利用現(xiàn)存制度資源和制度路徑。比方逮捕“四人幫”和挫敗上海方面的割據(jù)圖謀，是利用“下級服從上級”的集權原則──華國鋒是當時最高領導，全黨全軍全國都得服從。比如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則依據(jù)“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民主原則──“凡是派”當時盡管掌握了黨、政、軍幾乎所有的最高職位，但不得不尊重全會多數(shù)人的意志，向務實改革派交出實權。

這一套“民主集中制”，是一種時而集權時而民主的彈性做法，與其說是制度，不如說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有時甚至是非制度的應急運動。如果說它曾被有效地用來應對過救亡和革命的難局，但并沒有阻止過“文革”災難的發(fā)生，最終還出現(xiàn)了強權化和極端化的惡變，讓人們余悸難泯和暗慮難消。因此，舊營壘在成功結束危機以后，如果還要繼續(xù)往前走，如果要承擔一個人口大國全面振興的全新使命，就不得不面對制度改造和制度創(chuàng)新的巨大難題。

　　這個難題留給了未來。

　　結語：不難理喻的“文革”

　　對“文革”的簡單化敘事幾乎積重難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國人被某些“傷痕”式作品洗腦以后，說起中國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口冷氣，搖頭瞪眼地驚嘆“不可理喻”。這恰好證明當今主流性“文革”敘事的失敗。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認識。我們需要自然科學，正是因為自然科學能把種種不可理喻的自然現(xiàn)象解說得可以理喻。我們需要人文社會科學，正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能把種種不可理喻的人文社會現(xiàn)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們決不可把“文革”越說越奇，越說越怪，越說越不可理喻，再把這個認識黑洞當作自己大獲成功的勛章。

　　“文革”是上十億大活人真實存在的十年，是各種事變都有特定條件和內(nèi)在邏輯從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決不是一堆荒唐的瘋人院病歷再加一個離奇的宮廷斗爭神話。只要不強加偏見，只要不扭曲記憶，一個貧窮大國急切發(fā)展中的多災多難，就不會比我們身邊任何一種愛或者恨更難于理解，不會比我們身邊任何一位親人或鄰居更難于體會──從根本上說，他們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這些活生生的人來參與和推動，并最終予以終結的。今天，“文革”已經(jīng)結束三十年了，已經(jīng)退到可供人們清晰觀察的恰當距離了。我們需要更多視角與立場各異的作者，來拓展和豐富對“文革”的敘事，還“文革”中國一個不難理喻的面貌。這樣做，可能會增加批判“文革”的難度，但只會使批判更加準確和有力，成為真正的批判。

　　徹底否定“文革”，是多年來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觀念，自有不算恩怨細賬和調(diào)整全局戰(zhàn)略的好處。換句話說，這種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極權體制及其種種弊端，那么再怎樣“徹底”也許都不為過。即使當事人有點情緒化，也屬于人之常情。但這樣做如果只意味著遷就于思維懶惰，意味著劃定學術禁區(qū)，對十年往事格諱勿論、格禁勿論、格罵勿論，那么一種妖化加神化的兩極敘事，一定會造成巨大的認識混亂和認識隱患。長長十年中與極權關系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創(chuàng)制和建設），對極權給予磨損、阻滯、演變以至克服的事物（如啟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為連同病毒一起滅亡的寶貴生命，而結束“文革”的生動過程和歷史意義就會永遠空缺。這種歷史上似曾相識的偏執(zhí)論競賽并不光榮。它不僅會給某些空幻和夸張的紅色“懷舊”之潮伏下誘因，更會使人們在西方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面前未戰(zhàn)先亂，自我封嘴，盲目跟潮，喪失自主實踐的能力。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革”長久處于不可理喻的狀態(tài)，就會成為一截粗大的絕緣體，無法接通過去與未來。這塊絕緣體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前半個世紀的革命──“文革”就是從那里逐漸生長出來的；
也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后的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文革”是后續(xù)歷史不可更換的母胎，孕育出后來各種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來的危機。

　　當中國正成為一個世界性熱門話題之際，“文革”是繞不過去的，更不應成為20世紀以來國情認知迷宮前的一把銹鎖。

　　2005年7月 (此文為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代序，該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見澳大利亞《悉尼晨報》1999年7月間Mike Head的連續(xù)報道文章及檔案材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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