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斯?布爾諾?得. 米斯基達, 佐治?當斯 著 勞牛譯

　　自二十五年多以前鄧小平開放中國經濟，從而開創(chuàng)了一段蓬勃的發(fā)展時期以來，在西方很多人都以為政治改革會隨之而來。當時預言，經濟解放會導致政治解放并最終迎來民主�！　　　∵@種預言不僅是對就中國而發(fā)的。直到最近，傳統(tǒng)智慧都以為，不管在哪兒，經濟發(fā)展都會無可避免（而且相當快地）迎來民主。最簡單地講，這種論點認為：經濟發(fā)展會產生一個受過教育并富于企業(yè)精神的中產階級，而這個中產階級早晚會要求掌握自己的命運。最后，即使擅長鎮(zhèn)壓的政府也會被迫讓步。

　　長久以來，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富有國家都是民主的這種情況成了這種理論的明證。不過近年來的歷史把事情弄復雜了�，F(xiàn)在的事件表明，經濟發(fā)展同一般所稱的自由民主（liberaldemocracy）之間的聯(lián)系實際上相當弱，而且可能變得越來越弱。雖然在已建成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更高的人均收入有益穩(wěn)定這一事實不變，但富裕的獨裁國家越來越多了，說明單有更多的財富并不會自動轉化為更多的政治自由。全球各地的獨裁政權的情況都顯示，它們能在一面取得經濟發(fā)展成果的同時，避開迫使其放松政治控制的壓力。這種現(xiàn)象最顯著的例子莫過于中國和俄羅斯了。雖然過去二十五年里中國經濟急速增長，該國的政治實處停步不前的狀態(tài)。在俄羅斯，雖然克里姆林宮近期勒緊了政治韁繩，國家的國經濟表現(xiàn)卻同時有所改善。

　　這兩種趨勢的重疊——一面是經濟發(fā)展、一面是政治自由萎縮——不僅是一種歷史的奇象。這重疊使我們看到了一個不祥而往往被闡釋得很差的事實：在暴力國家中，經濟發(fā)展不僅不是推動民主變革的力量，它反有時而會被用來加強暴政。1980年代中國總理趙紫陽提到“社會主義不能避開民主”時或許還有些道理。但如今各色各樣專制和非自由政府（illiberalgovernments）至少能長期推遲民主來臨的實例比比皆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有很多這樣的政權經歷了廣泛的經濟發(fā)展卻并未發(fā)生相應的政治自由化。也有獨裁者有時不得不引進溫和的政治改變，卻限制了變化的范圍，從而保住大權不失。

　　為什么從經濟發(fā)展開始到自由民主出現(xiàn)，往往會出現(xiàn)那么漫長的滯后呢？答案在于專制政府的老謀深算。雖然發(fā)展理論家們對人均收入增長會導致民眾對權力要求的預想是對的，但他們總是低估了那些暴虐政府挫敗這種要求的能力。獨裁政府在避免經濟增長的政治結果方面越來越長進了——以致如今經濟增長非但不能減少它們的生存機會，反倒實際上幫它們存活下去�！　　　�

　　這是發(fā)展機構和布什政府都往往忽視了的事實。華盛頓興高采烈宣稱：全球化和市場資本主義擴展將最終導致西方民主的勝利。我們搞不清布什政府對那些反面的例子有什么說法。很清楚的倒是，布什政府需對其在全球推行民主的計劃進行反思。此外，一些諸如世界銀行那樣的發(fā)展機構也要對他們提供貸款所附加的條件重新斟酌。單是強調更多經濟自由至少在近期是不會帶來多少政治收獲的。

　　逃脫增長陷阱的訣竅

　　獨裁者們把經濟增長既看作工具又看作陷阱是有道理的。一方面，經濟增長擴展了政府資源（稅收增加了）和應付各種諸如經濟衰退、自然災害等問題的能力，從而為暴君添壽。短期來講，經濟增長也往往使國民對政府的滿意度提高，不大會去支持改朝換代。

　　不過從長期來看，由于經濟增長提升了有效政治競爭者出現(xiàn)的可能，會威脅專制政府的政治生存。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有兩方面的原因：經濟增長提高了給贏家的獎額，從而抬高了政治游戲的賭注，經濟增長也導致有足夠時間、教育和金錢去參與政治的人數(shù)上升。這兩種變化都會啟動一個漸漸積聚動力的民主化進程，最終沖破獨裁現(xiàn)狀的羈絆，取而代之開創(chuàng)一個競爭性自由民主的局面。

　　到目前為止，許多西方決策者和發(fā)展專家都假定政治自由化基本上是跟隨經濟增長的腳步前進的，其間只有一點滯后，而只要他們還想讓經濟有所增長的話，專制政府對此想阻擋也很難。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知名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那里。是他推廣了這樣的觀念：經濟增長通過擴大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而助長了民主。不過，李普塞特也告誡讀者說，這進程并非注定發(fā)生——它在西歐是靠一套特定的條件才成功的�？上Ю钇杖�特的論著問世以來，多數(shù)人忘記了他的這一告誡。

　　李普塞特的追隨者還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專制政府體并不是在那兒被動觀察政治風云變化的；
游戲規(guī)則其實由他們制訂，并依照其利益予以操控。在形成機構、規(guī)矩和政治事件方面，他們比一般公民占明顯優(yōu)勢。他們比常人想象的要老練得多，他們得心應手地推遲民主化進程，而常常還能同時取得經濟的繼續(xù)增長。

　　竅門原來在這兒

　　欲知專制政府的這套把戲如何變，需先了解戰(zhàn)略協(xié)調（strategiccoordination）的概念。“戰(zhàn)略協(xié)調”一詞源于政治經濟學文獻，說的是為了在特定條件下贏取政治權力，人們須進行的一套活動。這些活動包括宣傳信息和主張、招募和組織反對派成員并推選領導人、以及發(fā)展可行戰(zhàn)略以增進集團的實力從而影響政策。

　　戰(zhàn)略協(xié)調是一種很有用的概念，因為它有助解釋為什么人們會傳統(tǒng)地認為經濟增長能增進民主化。這個過程是這樣的：經濟增長導致都市化和技術與基礎結構的進步。這些進步大大促進了新興政治團體的溝通和招募活動。經濟增長也往往導致在教育方面投資的增長，而這就培養(yǎng)了更多有學問、頭腦復雜的個人，有利反對派從中招募支持者。不過，戰(zhàn)略協(xié)調也有助說明獨裁者們何以能夠打破或削弱經濟發(fā)展同民主化之間的紐帶。如果當權的獨裁者能限制反對派的戰(zhàn)略協(xié)調，就能減少敵人把他拉下馬的前景。這里可有道機關：為了穩(wěn)坐江山，獨裁者必須在提高反對派的戰(zhàn)略協(xié)調成本的同時，使經濟協(xié)調的成本不至抬得太高——因為那樣就會阻礙經濟增長并危及政府自身的穩(wěn)定。

　　要破這道機關雖難，但絕非不可能。暴力政權通過反復試驗，逐漸發(fā)現(xiàn)，通過限制某特定分類的公共產品（publicgoods），他們可以壓制反對派活動而不至于同時拆經濟增長的臺。這特定分類的公共產品對政治協(xié)調至關重要，但對經濟合作卻不那么重要。通過限制這些產品，獨裁者們就為自己筑起了一道屏障以對付經濟增長帶來的政治自由化。

　　怎樣制止一場革命

　　這種做法到處可見。來看中國近三年來的一些例子吧。中國定期封鎖古狗（Google）的英文新聞網(wǎng)站，最近又迫使微軟（Microsoft）禁止其軟件上博客們使用諸如“自由”、“民主”的字眼。這些只是中國嚴控與互聯(lián)網(wǎng)有關活動的一連串事件中的近例。中國的措施覆蓋面十分廣泛，從設立特別的網(wǎng)警組織到限制中國通向互聯(lián)網(wǎng)的連接閘口數(shù)目，不一而足。同時在俄羅斯，弗拉基米爾?普金（VladimirPutin）總統(tǒng)把全國電視網(wǎng)絡置于嚴密政府控制下，2003年10月又導演了對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Khodorkovsky）的逮捕。霍多爾科夫斯基是抨擊普金最突出的批評人士，逮捕后開展了公開的起訴。

　　委內瑞拉總統(tǒng)烏戈?查維斯（HugoChávez）在2004年12月推出法律，使他得以禁止有關激烈抗議和政府鎮(zhèn)壓的報導，并制訂法令，列出長串涵蓋廣泛的禁則，媒體一有觸犯即可被吊銷廣播執(zhí)照。越南對宗教團體嚴加控制，并給一些未經政府許可的宗教（包括羅馬天主教、孟諾派（Mennonites）、和某些佛教）團體的領袖扣上顛覆的帽子。

　　上述事例都涉及對所謂“協(xié)調性權益”（‘coordinationgoods’）的限制。這是公共產品中政治反對派要想進行協(xié)調時非用不可，但對經濟增長影響卻相對小得多的東西。協(xié)調性權益明顯不同于更普通的公共產品（公共交通、保健、初等教育和國防）。當后者受到限制的時候，公眾意見和經濟增長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歷史上，壓制性政府鎮(zhèn)壓推行民主改變人士的時候對這兩類產品都進行了壓制，從而影響了國家的經濟。直到1980年代，這在亞洲和非洲都是主要的做法。在今天一些諸如緬甸和津巴布韋那樣最貧窮的國家里，情況還依然如此。但近來俄羅斯、中國、越南等政府發(fā)現(xiàn)，通過把限制集中針對僅僅是協(xié)調性權益方面，他們可以對民主壓力釜底抽薪的同時（這種壓力一般是經濟進步帶來的），繼續(xù)供應經濟進步所需的其它服務。

　　雖然多數(shù)公共產品的有無會多多少少影響反對派團體的組織和協(xié)調活動，但有四種產品才是這些活動最基本需要的。這包括政治權利、更廣義的人權、新聞自由、以及獲取更高等的教育。

　　第一個產品——政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以及結社及和平示威的權利。雖說政治權利多數(shù)都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它們限制了國家的干預而不是要求國家行動，有時也還是需要由政府采取某些措施來予以執(zhí)行的，特別是當少數(shù)群體發(fā)表一些多數(shù)人并不喜歡的意見的時候，就是這樣。

　　至于更廣義的人權，就包括不受隨意逮捕的自由和同人身保護令有關的保護；
不受因宗教、民族、種族和性別原因受歧視的權利；
以及在國內外旅行的自由。

　　因為信息的傳播可以通過共同的利益把不同的團體帶到一起來，一個多樣化并大多不受管束的新聞界（及其它媒體形式）對有效率的反對派也至關重要。同政治權利一樣，新聞自由也多數(shù)是否定的，因為它一般只要求政府不進行干預。不過也有可能會要求政府行動的——例如向廣播、電視臺發(fā)放許可證、保障公眾對這些媒體的接觸、以及把官方文件翻譯成地方預言等等。

　　最后，廣泛接受高等教育和研究生培訓對公民們發(fā)展溝通、組織技能，在政治方面獲得一席之地也至關重要。高等教育有助于培養(yǎng)出一大批反對派領袖，從而增添當政者對手的后備軍。

　　有些獨裁政府聲稱，之所以不能提供高等教育（和其它協(xié)調性權益）是因為成本過于昂貴。其實，協(xié)調性權益耗資一般并不比其它公共產品高，而且比起有的像國防或交通那樣的公共產品便宜得多。所以說政府在限制協(xié)調性權益的時候，目的并不在于省錢，而是在于提高協(xié)調的政治成本。其實有些協(xié)調性權益壓制起來比放開更花錢——例如鎮(zhèn)壓反對派運動、干擾自由媒體渠道、和制作政府自己的宣傳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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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更好了解獨裁者和一些非自由民主當政者怎樣在維持經濟發(fā)展的同時又推遲民主進程，我們最近對約150個國家從1970到1999年間提供公共產品的情況進行了調查。在從中得出的結果中，有四項特別值得一提。

　　首先，壓制協(xié)調性權益是行之有效的生存策略。研究確認，提供協(xié)調性權益會使當政者生的存機會大打折扣。同時，提供其它公共產品或是對生存機會毫無影響，或是可以使之得到改善。特別是允許新聞自由和保障公民自由則會使專制政府能活過一個年頭的可能性減低百分之15到20：這黑白分明的統(tǒng)計資料，有助于說明為什么在發(fā)展世界里壓制媒體和政治迫害那么盛行。

　　其次，研究顯示當今獨裁者們在各項公共產品中更傾向壓制協(xié)調性權益的做法的一致性。從北京到莫斯科到加拉加斯（Caracas），看來專制政府都認清了向本國人民提供協(xié)調性權益的危險，它們不提供這些權益的做法如出一轍，令人嘆為觀止。另一方面，多數(shù)專制領袖都看到供應諸如初等教育、公共交通、和保健等其它公共產品并沒有什么危險性�？ㄋ固亓_（FidelCastro）積極改善古巴的公共保健沒造成什么政治風險，金正日承諾把北韓的識字率提高到百分之95以上也不會造成什么政治麻煩。而這兩個政權在壓制協(xié)調性權益方面都不遺余力。

　　這項研究還確認，一個國家壓制協(xié)調性權益越厲害，其經濟增長和出現(xiàn)民主自由之間的滯后越大。雖然有些非民主政權在壓制協(xié)調性權益方面比別的更出類拔萃，但有一層相互關系是很清楚的：一旦這方面出了亂子，國家就有可能變成現(xiàn)代民主國家。

　　這項研究并且發(fā)現(xiàn)，除了在最高人均收入的情況下，即使政府壓制協(xié)調性權益時（記住中國、俄國、和越南），獲得顯著經濟增長也是可能的。當這些趨勢同時并存——當國家一面享受著經濟發(fā)展而一面又在壓抑協(xié)調性權益的時候，政權存活的可能性顯著增長而民主化的可能性消退（至少推遲五到十年）。數(shù)據(jù)不足使我們難以確定長期經濟增長能否把政權推向民主，但至少就短期來講，經濟增長非但不會挖這些政權的墻角，卻反而使之更趨穩(wěn)定。因此，與其把中國看作增長推動自由化規(guī)律的例外，不如把它看作是增長一般并不一定推動自由化的象征。

　　誰在糊弄誰？

　　發(fā)展中世界緩慢的變化步伐使布什政府和其它富裕民主國家政府中的決策者焦慮，希望加快些進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此，發(fā)展與民主日益脫節(jié)的情況提出了三條重要的教訓。

　　第一條，也是最顯而易見的教訓是：決策者們需看到，在發(fā)展中世界促進經濟增長遠非他們以前所相信的，是促進民主的有效方法。壓制成性的當政者通過其集體經驗認識到，發(fā)展是危險的，但消災避難的辦法是有的。通過限制協(xié)調性權益，專制者可以達到諸事如意的境界：從經濟增長獲益而心滿意足的權力掮客和軍方領導、更多應付經濟和政治震蕩的資源、以及被削弱而沮喪的政治反對派。

　　第二條對決策者們的重要教訓關系到上面一條里的情況同他們向發(fā)展中世界提供貸款和援助時的條件。舉例來講，當世界銀行向某發(fā)展中國家貸款時提出條件要求該國政府投資于基礎設施、保健、或掃盲時，它是相信這些投資會促進經濟增長，這可以致使中產階層擴展而最終導致民主。但這種期望并不現(xiàn)實。這些投資與其說會縮短，不如說更可能延長非民主政府的統(tǒng)治。按目前辦法管理的外援更趨于給不民主的領導人撐腰，而不是削弱他們。

　　這個問題的解決不在于降低經濟增長或提供公共產品的優(yōu)先地位，而是把貸款條件擴大，使之包含接受貸款國要向該國公民供應諸如基本公民自由、人權、和新聞自由等協(xié)調性權益的規(guī)定。方便公民相互協(xié)調和通訊有利于促進政治自由的發(fā)展。相應地，在專制者們能得到國際援助前，應迫使他們接受諸如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允許稍自由些的新聞、和開放稍多些的集會自由那樣溫和的改革。

　　在提出這些條件時，發(fā)展機構不要被人權的定義到底是衣、食、住、保健等基本人類需求，還是個人自由及同時保護少數(shù)和多數(shù)利益這樣的討論分散了注意力。獨裁者喜歡前者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搞這種討論顯然都是利己的。廣泛的事實證明，政治自由和提供基本必需品是相互聯(lián)系的；
那些尊重公民自由的社會幾乎毫無例外地同時也為其多數(shù)或所有公民提供生存所需。

　　我們研究提出的第三條對決策者們的教訓事關中東最近的形勢發(fā)展。伊拉克進行選舉，敘利亞撤出黎巴嫩以及后者也進行了選舉，沙特阿拉伯宣布要舉行地方選舉，埃及承諾舉行更有競爭性的選舉等，都使人情不自禁想把這些看成是民主新黎明降臨的象征。但重要的是要保持頭腦清醒。觀察者請別忽略：過去五十年來為中東專制者立下汗馬功勞的那些壓制性政策在沙特阿拉伯、埃及、甚至黎巴嫩都沒有被明顯削弱。倒也不必為此感到沮喪。但那些關心該地區(qū)民主進步的人士應該更多著眼那里協(xié)調性權益的有無——比如說，對對媒體的管制有多嚴，或要安全舉行一次反政府示威有多難。比起單純的選舉來，這些因素才是過度到真正民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直到這些協(xié)調性權益出現(xiàn)以前，美國、歐盟、其它捐助者及援助機構還須為促成轉變進行不懈的努力。

　　英文原載外交雜志 2005年9/10月號,中文觀察首發(fā)

　　布魯斯·布爾諾·得·米斯基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美國紐約大學政治系主任、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佐治·當斯（George W. Downs）：美國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社會科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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