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發(fā)生的“胡風(fēng)反革命集團”案，是一幕觸目驚心的人間悲劇，共觸及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關(guān)于這次事件，已有不少作家撰文著述，作了深刻反思，如李輝先生《文壇悲歌——胡風(fēng)集團冤案始末》、萬同林先生《殉道者——胡風(fēng)及其同仁們》、戴光中先生《胡風(fēng)傳》以及由胡風(fēng)的女兒曉風(fēng)主編的《我與胡風(fēng)——胡風(fēng)事件三十七人回憶》等，至于零散見諸報刊的文字，更是不計其數(shù)。讀著這些文字，像是進入一個惡夢，感覺十分沉重，常常喘不過氣來。那么多人物，那么多枝枝蔓蔓，糾纏在一起，真叫人不知道該說什么是好。其中，有兩個人物尤為引起了我的注意：阿垅和舒蕪，他們像一枚銅幣的正反兩面，絕然不同又相互關(guān)連，促使我將問題向更深的地方去想。

　　阿垅：受傷的為什么總是赤誠

　　被打成“胡風(fēng)份子”而坐牢的詩人曾卓有一次這么說：“事件發(fā)生之后，我最擔(dān)心有一個人會挺不過去，那就是阿垅，因為他過于赤誠�！保�林希：《十劫須臾錄》）“過于”二字，活脫脫刻劃出了阿垅率直的本性。

　　追溯起來，整個事件的開頭是拿阿垅開刀的。1950年3月的短短一周內(nèi)，中共中央機關(guān)報接連兩次批判了這位并非顯赫的理論家，阿垅感到難以名狀的困惑和苦惱。3月21日，阿垅給《人民日報》編者寄去了一封檢討信，很快，信被發(fā)表出來，加了個標題：《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評》，并配發(fā)了編者按。檢討信發(fā)表了，事情卻沒有了結(jié)，7月出版的《文藝報》第8期上，刊登陳淼的短論，批評阿垅的檢討不能令人滿意，還認為《人民日報》的編者按“也未能更進一步指出他的檢討不夠正面、不夠深刻的地方”。此事發(fā)生之后不久，“胡風(fēng)在上海與何其芳打筆仗，天津的阿垅，也從一時發(fā)懵的窘境中漸漸清醒過來。在朋友們的勸說下，他更加感到針對批評，他有必要寫文章向讀者解釋他的文藝觀點，有必要以詳盡的論述，撩開罩在自己頭上的霧紗�！保ɡ钶x：《文壇悲歌——胡風(fēng)集團冤案始末》）

　　這時候，阿垅開始顯現(xiàn)出了他赤誠的一面。據(jù)袁水拍在一篇文章中說，阿垅先是寫了兩萬多字的答辯文章寄給周揚，稿子被周揚退回，并告訴他錯在什么地方。但是可愛的阿垅并不把那位大人物的意見當(dāng)回事，不僅不改正文章的“錯誤”，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字數(shù)，把稿子又寄到報社，要求刊登，并聲明不得改動，還要求《文藝報》也必須刊登，他的理由是，《文藝報》轉(zhuǎn)載了批評他的文章，就必須以“同等待遇”。袁水拍在批駁阿垅時說：“當(dāng)然，大家知道，黨是并無平等對待任何意見任何文章的義務(wù)，如果是這樣，我們的報紙就成為沒有黨性的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的商店了�！痹�水拍說得對，當(dāng)然，大家知道——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誰不知道呢，但是可愛的阿垅，他好象是一個生活在天上的人，似乎并不怎么知道，“袁水拍說，阿垅收到他們的退稿，毫不理睬他們的意見，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礎(chǔ)上，又增加了字數(shù)，在10月份又寄到袁水拍處。袁水拍再寄回，告訴阿垅，‘如果拿出達到兩個半版面的篇幅來刊登他這樣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報》的方針的�！�仍要阿垅壓縮、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當(dāng)天，又原封不動地再寄往《人民日報》，‘還是說非登不可’�！保ɡ钶x：《文壇悲歌——胡風(fēng)集團冤案始末》）

　　阿垅倔犟得像個孩子，老是要把他的文章往外寄，并且說“非登不可”，用那個年代流行的一句話說，他簡直是把殘酷的政治斗爭當(dāng)兒戲。阿垅應(yīng)該知道他這樣做的“嚴重后果”，但他仍堅持這樣做，完全是出自良知，當(dāng)時阿垅在給胡風(fēng)、路翎的一封信中說：“我的心境也不是不沉重的。但沉重既過，是興奮與寧靜的時候了。”既知沉重，仍然這樣做，不由得讓人想起挺著長矛騎匹瘦馬的堂吉訶德，為了鏟除人世間的不平，那個身穿古代騎士甲胄的人倔犟地走上了不歸路，他不怕遭受打擊和侮辱，被人關(guān)進籠子，也從不失去信心，“干了我們這一行，這種災(zāi)難都是免不了的�！碧眉�訶德自我解嘲地說。他挨夠了打，走盡了背運，遍嘗了人世艱辛，也未能把世界顛倒過來，最后精疲力竭，含恨而死。堂吉訶德的悲劇，是一切良知尚存并且愿意用盡全身力氣同黑暗奮力一搏的人的悲劇，但是這樣的悲劇，在中國，更多遭到的卻是恥笑：“瞧這個堂吉訶德！”人們這么說的時候，堂吉訶德已成了小丑的代名詞。多讓人寒心啊，理應(yīng)受到尊敬的，卻遭到了嘲笑，如果說堂吉訶德那些荒誕的抗爭是悲劇的話，我不知道面對這幕悲劇時中國觀眾發(fā)出的嘲笑聲，又是一幕什么樣的悲劇。

　　阿垅的結(jié)局很悲慘。他以“反動特務(wù)”和“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獄，1967年，他死在獄中。正如他早期一首詩歌中所寫的：“要開作一枝白色的花/因為我要這樣宣告，我們無罪，然后我們凋謝”（阿垅：《白色花》）。因思想而獲罪，阿垅不是第一人，在他前頭有王實味，那個倒霉的人，因為寫了篇雜文丟了腦袋，當(dāng)然，阿垅也不是最后一人，他只是無數(shù)蒙難者中的一個。在一個專制的社會里，任何思想都是犯罪，任何思想都帶有顛覆性質(zhì)，思想是危險的，無論對于社會，還是對于思想者本身，既然如此，那么受傷的不是赤誠又會是什么呢？在一個拒絕思想的時代，受傷的總是赤誠，這是一個怎么也繞不開的話題。

　　舒蕪：原來一切如此簡單

　　1950年，舒蕪在給他的好友路翎的一封信中寫道：“試看今之官們，都是不動筆的，或是十幾年前動過筆的，何其可笑！”字里行間，聽得見他正直的心跳。然而此后不久，同樣是這個舒蕪，卻站出來反戈一擊，將老師和朋友們推向泥沼，成了可恥的背叛者。如果僅把“舒蕪現(xiàn)象”歸結(jié)為個人品質(zhì)，那當(dāng)然簡單，但是照我看來，問題恐怕比這復(fù)雜得多。

　　胡風(fēng)的受冷落，對其追隨者舒蕪來說是一種強烈的刺激，那意味著他通向未來的路被堵死了，但是，要他做出另一種選擇，也不是件輕松的事。終于，他還是寫出了這個標題：《從頭學(xué)習(x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章中，舒蕪點了路翎的名，贊同《人民日報》對路翎的批評。舒蕪將這篇文章寄往《長江日報》，很快被發(fā)表出來，幾天后，《人民日報》轉(zhuǎn)載了舒蕪的文章，并在編者按中首次明確提出了以胡風(fēng)為首的“小集團”的概念。在這之后，舒蕪又寫出了《致路翎的公開信》、《關(guān)于胡風(fēng)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斷章取義，羅織罪名，無限上綱上線，將他原先的老師和朋友們推向了萬丈深淵。在一次奉命赴北京途經(jīng)武漢時，舒蕪對曾卓說：“北京拿胡風(fēng)沒辦法，請我去開刀�！睋�(jù)另一名胡風(fēng)分子綠原回憶：“有一句他（指舒蕪——筆者注）講過多次的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沒想到會搞得那么厲害！周揚他們也沒想到�！�他們沒有想到會把胡風(fēng)集團搞成‘反革命’，這一點大概是可信的�！保ňG原：《胡風(fēng)和我》）兩點史料說明一個事實，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舒蕪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沒想到會搞得那么厲害，也是實情。關(guān)于為什么那樣做，舒蕪在1997年撰述《回歸五四后序》時寫道：“解放后我被當(dāng)作一個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來使用，當(dāng)作知識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來使用，同時又被賦予‘社會政治活動家’的身分，而不是被擺在‘待改造的文藝界’的地位。這樣，我很快就以興奮的心情學(xué)會了新的思維方式，即以政治標準為一切的最高標準的思維方式�！绷硪环矫�，“我畢竟不能忘懷文化思想方面的事情，想出版《生活唯物論》，還將《主觀論》等系列文章編成一集題為《走向今天》，也想出版，并且也不安心長期留在南寧那樣一個邊遠城市，長期忙于社會政治活動和行政工作，想到京津滬等大城市，靜下來專做研究、寫作、教學(xué)、編輯方面的工作�！币环矫妫�把政策當(dāng)真理，思想教條化，人格政治化，開始了“大義滅親”；
另一方面摻雜一已私利，投靠權(quán)勢，可以出書，可以調(diào)動，可以得到很多實惠……舒蕪果然如愿以償，終于從南寧調(diào)到北京，到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工作。原來一切如此簡單！正象北島那首著名的詩篇中所說：“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僅僅只需要那么點背叛，夢中渴望的一切就都能得到。

　　我原先也是這么想的。在一個社會已經(jīng)麻木、已經(jīng)喪失了理智的年代，對于一個失去了良知的人來說，你能有什么辦法？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每個正直者的心里把那些人永遠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事實上人們也正是那么做的。舒蕪背叛之后，“胡風(fēng)集團”密友間的通信中甚至不屑于提他的名字，僅只用“無恥”作他的代號。胡風(fēng)案平反后，1997年，舒蕪出于對1955年肢解、篡用私人信件以充當(dāng)“罪證”的本能反感，再一次引用胡風(fēng)給他的私信從正面闡發(fā)自己的思想觀點表示悔意時，胡風(fēng)的妻子梅志偕同其子女張曉谷、張曉山、張曉風(fēng)則提出了對于侵權(quán)者的控告（見《新文學(xué)史料》1997年第三期）。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也就是說，人們對舒蕪沒有寬容，甚至不給他懺悔的機會和可能。將背叛者打入十八層地獄，確實有一種復(fù)仇的快感。——原來一切如此簡單：人們只需要等待，等到終于有一天，正義之神戰(zhàn)勝了邪惡，他就可以站出來分享明媚的陽光和清新的空氣。不，我還是不能僅僅只這么想。

　　舒蕪是一個有強烈追求自由民主氣質(zhì)的人，1957年，黨號召人們提意見，舒蕪就曾自告奮勇地提了一條：建議允許辦同人刊物、同人出版社。這樣的觀點，同他反戈的那個“胡風(fēng)集團”的觀點有何區(qū)別？舒蕪被打成右派了，這個“胡風(fēng)集團殘渣余孽”還是沒能躲過政治風(fēng)浪的沖擊，踏上了勞動改造的漫長路途。舒蕪的悲劇充滿復(fù)雜性：一個同樣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最后卻走向自己的反面，為討得一點殘羹剩飯而投降權(quán)勢。審視“舒蕪現(xiàn)象”，不能不讓人深深嘆上一口氣。可以設(shè)想一下，如果不是迫于殘酷政治斗爭的壓力，如果這個國家的學(xué)術(shù)氣氛稍稍自由一些，舒蕪很可能不會走出那一步，我們看到的將是另一個靈魂充滿自由的舒蕪。還可以再設(shè)想一下，如果沒有舒蕪的倒戈，胡風(fēng)集團的命運又會如何？答案是肯定的：照樣逃脫不了覆沒的悲慘結(jié)局，歷史會選擇另一個人或者另一群人代替舒蕪的位置，換言之，舒蕪的倒戈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必然選擇，他只是作了代表而已。這真是一種更深刻的悲劇，在這樣的悲劇面前，每個自稱為知識分子的人都必須拷問一下自己的靈魂：在某個特定的背景下，你會不會成為另一個“舒蕪”？我想那答案多半又會是肯定的。這才是一件更讓人傷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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