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被譽為20世紀中國脊梁的魯迅逝世；
2005年10月17日，被譽為20世紀中國良心的巴金逝世。都說，巴金的去世，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在我看來，這個徹底終結的時代，即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時代。“魯郭茅、巴老曹”被人們公認為代表“五四”新文學時代的六位巨匠，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精彩華章。其中五位已然駕鶴西去，而最早去世的魯迅先生離開我們已近七十年。盡管現(xiàn)代文學作家依然不乏健在者，但隨著巴金的離去，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標志人物統(tǒng)統(tǒng)化為歷史。我們知道，現(xiàn)代文學終結于1949年，不僅是時間上的劃分，更是精神內容的斷裂。像絕大多數(shù)“五四”新文學作家一樣，巴金解放過后也陷入了長久的創(chuàng)作停滯期和空白期，其14卷文集，有12卷寫于解放前，只是到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新啟蒙時期，巴金才又煥發(fā)了火熱的青春，創(chuàng)作出版了五卷本“生命的大書”——《隨想錄》。這本說真話的書，充滿對自己尖銳而冷雋的反思與批判，巴金從而也完成了由文學大師向思想大師生成的心路歷程。如果說巴金創(chuàng)作是出于情感的自我需要，為的是傾訴苦悶的情感;那么，巴金懺悔則是出于道德的自我需要，為的是救贖蒙羞的道德。

　　對于巴金的去世，我意緒復雜，不僅因為我們曾受過他著作的哺育，不僅因為他是我們四川作家，是偉大而杰出的巴蜀之子。近年，斷斷續(xù)續(xù)從各類媒體了解巴金臥病在床，飽受非人折磨的消息，因此對他的去世并不感到突然與意外，這是我們必須接受的必然。也許，他的去世不僅對他，而且對大家都是一種解脫。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人能自己終止自己的生命，是上帝賦予人的基本權利。然而，在巴金生命最后的歲月里，他卻不能享有這樣的權利。對他來說，長壽是一種懲罰，是一種非人的生活，他曾要求停止搶救，實行安樂死，但他已不能左右和決定自己的命運，還要為別人而活。

　　海德格爾曾說，人的存在是通向死亡的存在，人的死亡是通向存在的死亡。人們只有通過死亡，向死亡學習，才能了解生命的本質和意義，才能真正享受和完成生命。實際上，西方文化即是一種由死入生的文化，更強調生命的質量和強度，耶穌死去之后復活，即是一種隱喻和象征；
而中國文化是一種由生入死的文化，更注重生命的數(shù)量和長度，孔子即有“未知生，焉知死”的論述。中西死亡觀念的巨大差異，使我們更加看重生命的物質形態(tài)，更加看重“我的在世”，所謂好死不如賴活，亂離人不及太平犬，即是其生動的世俗表達�？謶炙劳觯�當然是人的本能，但人同時又是一種超越的存在。巴金以不能思想、不能言說的方式存在，他甚至失去了對痛苦的感覺，對他來說不啻是一種煎熬與折磨，他的存在只具有象征的意義。

　　巴金之死提醒我們，世間還有一種高貴尊嚴的文學，它有著高尚的思想、真摯的情感、優(yōu)美的文采，始終撫慰我們、關懷我們、照射我們，使生命不要墮落不要枯萎，而是讓它高高飛翔。它用文學的哭泣，使每個人都得到春天，都得到幸福。巴金之死昭示我們，世間還有一種浩然正氣的人格，他有著美好的理想、單純的信仰、熱忱的靈魂，永遠豐富我們、提升我們、鼓舞我們，推動我們不斷走向超越。

　　巴金死了，但他永遠活著，他始終像一團火，點燃我們；
像一盞燈，照亮我們。巴金之死，不僅是一種解脫，更是一種涅槃，一種永生，是通向存在的死亡。它不僅長留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長留在中國當代思想史中，更是長留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巴金更坦白的作家，他一遍又一遍地對我們傾訴，要把心交給讀者。因此可以說，巴金是最透明、最澄澈的現(xiàn)代中國作家。他一生都在追求真誠的情感境界，真話的思想境界，真理的信仰境界。他富有憂郁的氣質和悲憫的情懷，抗拒黑暗、追求光明的生活；
抗拒罪惡、追求道德的生活；
抗拒平庸、追求精神的生活。巴金又是一個充滿矛盾與沖突的作家，他曾說：“我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我過的是兩重的生活。一種是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種是為自己的內心生活，我的靈魂充滿了黑暗。”一方面，他告誡自己，“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
我偏要做別人不允許我做的事�！�…我牢牢記住佐治．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
另一方面，他又軟弱妥協(xié)，屈從于別人的意志和環(huán)境的壓力，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凝結成了他生命中永遠的痛。作為一個道德感極強的作家，這種精神世界的分裂與沖突，必然引發(fā)巴金的反思與懺悔。

　　從1978年12月1日到1986年8月20日，歷時8年，巴金寫作出版了煌煌42萬言的五卷本《隨想錄》。這部反思文革、批判極左路線的力作，被譽為一個偉大靈魂的思想懺悔錄。巴金十分看重自己這部當作遺書來寫作的生命大書，他曾在1998年對新華社記者說，他一生沒寫什么作品，只寫了《隨想錄》這部作品。巴金的謙遜是眾所周知的，他經常說自己不是作家，沒有作家的才華，沒有寫出好的作品。但上述說法足見巴金對《隨想錄》的高度看重。他說，《隨想錄》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釋自己、解剖自己的書，在《隨想錄》第一集的序中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覺得我開始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讀者們講真話”。其中既有血淚的控訴，也有深刻的反思，150篇文章講述了十年浩劫帶給巴金的歷史傷痛和創(chuàng)傷記憶。特別是其中無情地解剖自己，鞭撻自己，以深沉寬廣的人類意識、憂患意識、懺悔意識反思歷史、文化、人性的篇什，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他曾說，文革不僅和我們有關，而且和全體人類都有關，不在中國的當時發(fā)生，也會在別處發(fā)生。正是懷抱這樣的歷史使命感，他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以警世人。

　　在《一千零一夜》中，宰相聰慧的女兒桑魯卓知書達禮，儀容高貴，讀過許多文學歷史書籍，有豐富的民族文化歷史知識。她憑著每夜不斷跟國王講述一個又一個新鮮的故事，從而避免了被殺頭的厄運。這其實是一個關于知識者天命的隱喻與象征，知識分子的天命便是言說，“我說，故我在�！比欢�在文革極左專制的年代里，我們不僅失去了說話的自由，而且失去了沉默的自由。如果認為可不可以說話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的尺度，那么，如何說話則是衡量一個人道德狀況的尺度。由于受封建專制文化的影響，在一種二元思想結構的社會里，人們的自由思想被禁錮，追求真理的勇氣被壓抑，人們失去真純的信仰，失去了追求社會公正的內心要求。人的自由思想變?yōu)橐环N體制思想，成為體制的喉舌與傳聲筒。每個人都說著應該說的話，即“政治正確”的話，我們被權力話語和金錢話語操控和支配，而將人性話語拋諸腦后，不是“我在說話”，而是“話在說我”。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之家，語言不僅是手段、工具，而且就是目的、本體，語言與存在分離的生活是不道德的。由謊言意識形態(tài)構筑的家園，只能滋生瞞與騙的文化，假、大、空的話語模式成為彌漫社會的集體無意識。然而，人又是天性自由的，知識分子又是天性思想的，自由與思想可以被抑壓禁錮，但永遠不可能被消滅，思與言的分裂由此而來，信仰與行為的沖突由此而來，知識分子內方外圓的人格由此而來。于是我們便看到同一個人在體制內外不同的言說，在公共場所與私人空間不同的表演。王彬彬博士曾激烈批判過太過聰明的中國作家。而在我看來，中國文化其實也是一種聰明的文化，缺少一種誠實與誠懇的精神。在這種文化環(huán)境中，說真話，道出常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這也正是我們的可悲哀之處。在中國，說，還是不說，這是一個問題。

　　巴金勇于解剖自我，揭露自身靈魂的丑小，這和魯迅解剖自己靈魂充滿鬼氣與毒氣并無二致。和魯迅不同的是，魯迅進行的是總體、整體的自我批判，是對普遍性精神特質的揭示；
巴金則是通過具體的事件回顧暴露自己的蒙昧、愚蠢與羞恥。在懷念滿濤的文章中，他寫道，盡管自己對滿濤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很有看法，“但在學習會上心驚肉跳，坐立不安，只想如何保全自己，不敢講一句真話”。在《懷念胡風》中，更是“對自己的表現(xiàn)，感到惡心，感到羞恥”。作為一個德高望重、享譽世界的作家，沒有一種赤子情懷，沒有一種擔承精神，要做到這點是不可想象的，他完全可以推諉之，文飾之。在《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中，他自我譴責：“我怎么會是那樣的人？我放棄了尊嚴和做人的權利，低頭哈腰甘心受辱，把接連不斷的抄家當作自己應得的懲罰。想通過苦行改造自己，也只是為了討別人的歡心。我越想越瞧不起自己”。他的自我批判、鞭撻是深入骨髓的：“‘革命左派’就是靠假話起家的。我并不責怪他們，我自己也有責任。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斗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滿，我也把它們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鉆到魔術箱變‘脫胎換骨’的戲法。正因為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人，謊話才有暢銷的市場，說謊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巴金之死，又一次引發(fā)了我們的知識分子之思。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說過，知識分子如果批判社會的同時不把自己當做批判和反思的對象，就不會獲得關于社會世界的真理性認識，當然也就不會對社會世界有什么作為。就此意義而言，巴金算得上真正意義的知識分子。在我看來，完整意義的知識分子要堅持思想的信念和發(fā)揮知識的效用，必須具有這樣三方面的稟賦：反思批判精神、道德正義勇氣、專業(yè)學術造詣。換言之，知識分子不僅具有智慧上的優(yōu)越感，而且具有道德上的優(yōu)越感。然而，當今知識分子正由完整人格走向殘缺狀態(tài)，知識分子正由傳統(tǒng)的思想精英、道德精英轉型為知識精英，由自然與社會的立法者轉型為闡釋者，他們更看重的是所謂的能力，而不是真理、自由這類普遍價值。所以，當我們在紛亂迷離的浮躁中回首巴金的自我批判與道德反思，更覺彌足珍貴。

　　我曾經對巴金說真話的份量和意義持有所保留的態(tài)度，認為他的反思并未超越現(xiàn)存體制對他的限制，他的批判也帶著濃重的時代局限，尚未達到有的思想家那么尖銳激烈、酣暢淋漓的程度。他在反思與批判中徹底否定“文革”具有政治上的正確性，不具有任何政治風險。在《隨想錄》中，有歷史反思，卻少現(xiàn)實批判。過多過大地拔高巴金講真話的意義，只是徒添迷人的空洞光芒而已，并非對于講真話的巴金真正的崇敬。我曾經不解，為什么1986年后巴金就不寫了呢？是身體狀況不允許，還是另有原因？巴金曾說：“士兵常�？梢运涝趹�(zhàn)場上，我為什么不可以拿著筆死去？”以戰(zhàn)士自命的巴金，應該不會放下手中如椽大筆。我們知道，1982年巴金78歲時為捐書，在書房整理圖書時摔跤骨折，從此與魔魘交惡；
但1985年，他還能去北京開會，看望依然健在的葉圣陶、冰心、沈從文、周揚等；
直到1994年又一次骨折，從此健康狀況江河日下，益發(fā)衰弱，開始長期住院。那么，1986到1994年這段時期，巴金為什么沈默如金？我想，這種沉默的意義就在于不說假話。巴金守住了說話的最后底線，要么說真話，要么不說話。

　　對巴金，我們無須哀悼，只要緬懷。巴老，天堂路遠，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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