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東大將是一個看重歷史的人，從1940年開始休養(yǎng)直到1970年逝世，30年中他所做的工作之一主要是1960年主持編寫紅25軍戰(zhàn)史。另外還寫了近六萬字的回憶文章，1982年三聯(lián)書店把它們結(jié)集為《生平自述》出版。自然，當(dāng)時的環(huán)境不可能使他自由抒寫。

　　１、“地主的兒子也要打死”

　　徐海東是出身低微的高級將領(lǐng)之一。祖祖輩輩都是窯工，一無田地二無房屋，是典型的無產(chǎn)階級。徐本人當(dāng)了11年的長工，長到18歲還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他的童養(yǎng)媳田德齋因幼時天花留下滿臉疤痕，以至于國民黨抓到后都說：“這個姓田的丑婆子是徐海東不要的，就免她一死吧。”（胡士華，2000）這種自幼即深刻體驗的貧窮困苦和窮富對立是他參加革命的感情基礎(chǔ)。盡管“我對黨派和政治更是一點不懂”，卻“從自己飽受的痛苦中涌動起一種革命的要求，不滿舊社會，希望改變那種人剝削人的制度�！保ㄐ旌�東，1982：11）當(dāng)他的同學(xué)吝積堂向他進行革命啟蒙時，我說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壞，要打倒，要連他們的兒子都打死。（徐海東，1982：11）

　　貧富懸殊是革命暴動的天然土壤。徐海東之外，還有王首道：“父親和三個哥哥都是勞動力，除經(jīng)營佃田外，還外出作工。農(nóng)民革命風(fēng)潮起來后，大哥參加了革命，當(dāng)了張坊工農(nóng)義勇隊隊長。張坊團防局派人到我家捉‘暴徒’，家人四處逃散。后來大哥在宜春戰(zhàn)斗中陣亡。二哥和三哥也死于戰(zhàn)亂。五弟隨父親逃到江西，父親餓死在山中，五弟埋葬了父親，拖著凍爛的腳逃回了家．母親到一個親友家作家務(wù)，直到全國解放。這一切一直是激勵我前進的巨大動力。”（王首道，1987：15）

　　真實的之外，還有虛構(gòu)的。丁玲寫過一篇小說叫《一個女人與一個男人》，其主人公歐外鷗在寒夜與情人幽會或出入色情場所時，看到黃包車夫在寒風(fēng)凜冽的街上苦心地等客人來坐車時，心中每每想到：“他是在那凄涼的路上，便可以憤恨，憤恨那些資本主義者，在這時，他便很可能造就成一個革命的英雄。這也并不是完全只為自己無錢逛窯子，無錢討太太才感覺出來革命之必須的，因為同時在路上就有著許多穿著亂棉袍的洋車夫，是還不敢回轉(zhuǎn)家去見他們的妻兒，而猶在馬路上彷徨的，真的，他的務(wù)要鏟除有錢階級的思想，多半便在這許多洋車上成立�！保ǘ×幔�1997）

　　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在延安訪問徐海東后的印象是：他是“我所遇到的共產(chǎn)黨領(lǐng)袖中‘階級意識’最強的一個人�！�…他真心誠意地認為，中國的窮人，農(nóng)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錢人則什么壞事都干盡了�！保ㄋ怪Z：1979：269）對好人就要保護。1935年紅25軍進入陜南后，軍部有人要殺手槍團團長和政委等人，徐制止說：“他們都是農(nóng)民出身，都不像反革命”。（徐海東，1982：40）農(nóng)民出身就是革命的證明，徐拍了桌子堅持把他們釋放。王首道也有這樣的見解。1933年湘贛省委肅反時，“中央局也曾打電報來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們認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參加領(lǐng)導(dǎo)過安源工人的罷工斗爭，是一名老黨員，因此我們沒有執(zhí)行這個命令�！保ㄍ跏椎溃�1987：136）對有錢人就不能必慈手軟，連他們的孩子也要殺，除惡務(wù)盡。在這種強烈的復(fù)仇欲中，已有血統(tǒng)論的萌芽。

　　這種“樸素的階級感情”是中國革命的激情。然而，第一，是不是富人都是政治上的敵人？抗戰(zhàn)初期，徐有一次“住在一位姓齊的富翁家里，有一次我們偶然談到了抗戰(zhàn)，談到了部隊的給養(yǎng)困難，他立刻自動捐助了一百五十擔(dān)小麥�！保ㄐ旌�東，1982：123）捐了小麥的富翁仍舊是“階級敵人”，但他與“窮人”出生的徐也有一致的時候，不但他的兒子、就是他本人似乎也不應(yīng)當(dāng)打死。史學(xué)家黃仁宇發(fā)現(xiàn)：“就背景因素來說，中國土地問題從來不可能采取截然劃分階級法：一邊是地主，貪婪、高壓、富有，一邊是佃農(nóng)階級，卑微勤勞，卻遭受不正當(dāng)?shù)膭兿鳌＿@兩方面可能是鄰居或親戚。在極端的例子中，地主可能更窮，比不上隔壁兼差的佃農(nóng)和承租戶�！保�黃仁宇，2001：6年）第二，仇恨是革命的動力，但革命的目標決非復(fù)仇。能夠有效地從事社會改造的革命者，必須從刺激其革命的黑暗、殘酷、悲苦中掙脫出來，超越復(fù)仇欲，以一種普遍的正義感從事社會重建。1960年代美國黑人領(lǐng)袖馬丁?路德?金有一個夢，那就是有一天，昔日奴隸的兒子將能夠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坐在一起，共敘兄弟友誼。

　　貧富對立是革命的動員口號，窮人出生的革命者對此都深信不移，但窮人和富人在革命中的表現(xiàn)經(jīng)常與此口號不相符合，因而有關(guān)貧富的革命敘述就不盡一致。與徐同屬四方面軍王宏坤上將在理念上也認為：“富人是一窩，窮人是一伙�！薄案F人們生活上相互幫助，道義上相互支持、聲援，對待有錢人也往往是一條心�！钡�事實，黃麻起義時，地主家庭出身的王宏文、王宏學(xué)、王樹聲、徐其虛、杜步瞻等等都是堅定的革命者，“如王樹聲、王宏文家，兄弟姐妹全部參加了革命斗爭，而且十分積極，其中大部分同志擔(dān)任了領(lǐng)導(dǎo)職務(wù)。最后全家除王樹聲和一個出嫁的侄女外，都為革命犧牲了�！薄斑@些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同志參加革命后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對敵斗爭堅決，從來沒有動搖過，沒有一個叛變投敵的，至少我不知道�？上Ш髞碓S多這樣的好同志被錯殺了�！钡故峭鹾昀さ母绺�、出身貧農(nóng)的王宏富在敵人圍剿中“經(jīng)不起誘惑，私自跑下山投敵了”。（王宏坤，1991：9—10）

　�。�、等級

　　窮富差異是一種等級，但革命隊伍中也有上下之別。1926年4月，徐海東與吝積堂、李樹珍到廣東去。

　　一路上，我替他們倆挑著行李，步行了一個多月。（徐海東，1982：14）

　　三人行，吝、李也不是老弱病殘，為什么是徐充當(dāng)“沙和尚”的角色？吝、李二人是否有過分擔(dān)的意思，徐文沒有交代。但即使沒有也沒有什么奇怪的：他們是他入黨的介紹人，是他的領(lǐng)導(dǎo)。1933年2月下旬，徐升任紅25軍副軍長，成為鄂豫皖蘇區(qū)最高軍事領(lǐng)導(dǎo)人之一。

　　我做副軍長兼師長期間，一直受打擊、排擠。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別的權(quán)利沒有�！�…我深感我這個副軍長是有其名無其實，工作實在難做。經(jīng)過思想斗爭，我又想，為了革命事業(yè)，還是不計較這些吧。（徐海東，1982：27）

　　官大一級壓死人。這些打擊、排擠他的人──他們肯定地位比徐高、受黨的教育比徐多，為什么不能“為了革命事業(yè)”支持徐的工作（實際上是黨的工作）呢？看來等級之分是可以超越政治理念的。革命不能消除等級，因為這是人類行為必須的組織體制之一。據(jù)張國燾說，長征中朱德等“采取了堅持保障干部的方針，男女干部受傷了，生病了，總是設(shè)法抬著走，甚至抽調(diào)戰(zhàn)斗兵來抬他們。這件事曾引起一般戰(zhàn)士的怨言，說上級不愛護戰(zhàn)士，沿途拋棄傷病兵，卻要抽調(diào)戰(zhàn)士來做挑夫，抬那些要人們和他們的妻子。朱德認為不顧戰(zhàn)士們的怨言，堅持保存干部們的作法是有成績的�！保◤垏鵂c，2004下：378）到延安后，革命能迅速從弱小中崛起，原因之一，是長征中保存了一批干部。

　　要求上下完全一致是沒有道理的，但革命者希望革命內(nèi)部的少一點差異多一點平等卻是合乎情理的，否則革命的目的何在？1942年，針對王實味等人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提出批評，毛澤東的說法是：“你們大多數(shù)晚上都點油燈，只有陳伯達、艾思奇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晚上才點蠟燭。我晚上在窯洞辦公要點兩只蠟燭，如果你們來個平均主義，只許我點一只蠟燭，也不合理。”（陳晉，1997：217）李銳曾告訴李普類似的經(jīng)驗。1942年，李銳因?qū)懥恕堕_展吳滿有運動》的社論而為毛召見�！袄钿J本來對毛澤東十分欽佩，這次毛澤東的許多講話卻令這個大后方來的大學(xué)生很不滿。毛那次講話，主要指責(zé)那些‘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批評延安某些現(xiàn)象，是由于抱著平均主義思想。他說大家穿土布，他穿斜紋布，兩個掉口袋（一般土布制服是扎口袋）；
還伸出兩個手指頭強調(diào)地比劃著說：‘大家點一盞小菜油燈，我就要點兩根洋蠟燭！’李銳大不以為然。他對我說，你一定想得出，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們是對那種等級森嚴的制度看不慣。對這些老前輩，我們既尊敬又關(guān)愛，他們吃盡了千辛萬苦，我們怎么會計較他穿斜紋布和點幾根蠟燭呢�！保ɡ钇眨�2001）

　　所以問題不在于革命隊伍也仍然有上下之別，而在于如何彌合革命宣傳的平等理想與事實上的差序等級。革命以“平等”為理想、以推翻剝削制度為動員，嚴格地推論起來，當(dāng)多數(shù)人只能點油燈，少數(shù)人卻要點兩只蠟燭時，堅持革命原教旨的人，如王實味對等級制的批評也不能說全無道理。很多受著不平等之苦的人是奔著平等這個理想?yún)⒓痈锩�的，他們有理由對家種差序格局提出異議。只是對于這種批評，早有一頂“絕對平均主義”帽子為之準備好了。

　　說到最后，完全的“官兵平等”是不可能的，但在上者對在下者有一個比較好的態(tài)度卻是可以做到的，但仍有人做不到。1951年，莫文驊調(diào)任東北軍區(qū)政治部主任，首先去拜見東北軍區(qū)司令員兼政委的高崗，“我來到他的會客室，他尚沒有下樓，公務(wù)員給他送來一盆新鮮的櫻桃放在桌上。等了一會兒，高崗下來了，我給他敬禮，向他報道，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跟我握了一下手，便坐下來吃他的櫻桃，一粒接著一粒，吃個不停，哼也不哼一聲，好像屋里沒有其他人一樣。他吃夠了櫻桃，用手帕抹了一下嘴巴，才從牙縫里擠出幾個字：‘你來了！’”（莫文驊，1996：650）既然司令員比政治部主任高一級，莫文驊還有什么不服氣？

　　以改造社會為動員的革命許諾了最美好的理想，但在實踐中，嚴格的等級體制還時有所見。這種體制表現(xiàn)在住房、座位、講話順序、交通工具等日常生活中�！拔辶�十年代，毛澤東主席經(jīng)常出巡，各省市紛紛趕建‘行宮’，如湖南的‘蓉園’，四川的‘金牛壩賓館’，湖北的‘東湖賓館’，江蘇的‘紫金山賓館’，山東的‘南郊賓館’�！碧旖蛞灿袀�“迎賓館”：“園中的主建筑為四座別墅，據(jù)說分別為毛、劉、周、朱提供的。我們后來參觀，這四座別墅，建筑的規(guī)模，豪華的程度，內(nèi)部的陳設(shè)。呈梯形的差別，絕不雷同。令人驚嘆等級之森嚴。”（王若水，1998）

　�。场�劉士奇

　　1932年8月初，徐海東的部隊被打散后轉(zhuǎn)移到英山，與皖西道委書記郭述申去與東路游擊司令部聯(lián)系，游擊司令劉士奇正在吃飯：“桌上擺著好菜，徐海東一進門，瞅著這情景，一團火就從心里向外冒。外邊擺著傷兵、逃難的人……他們又哭又鬧，這位司令卻獨個在這里吃飯，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張麟：1983：79─80）面對眾多群眾在身邊受難，劉照樣吃得很坦然。窮不能窮領(lǐng)導(dǎo)、餓不能餓司令。1934年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紅三軍團“通知各團的供應(yīng)處長，每星期想辦法給團長、政委燉只雞，補養(yǎng)身體。”（王平，1992：61）當(dāng)然這在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如果因此認為劉士奇不是合格的革命者那就錯了。事實上，劉是江西蘇區(qū)初期毛澤東極為信用的重要人物，先后任紅六軍政委、贛西南特委書記等要職，江西省巡視員江漢波曾批評劉“脾氣太大，喜歡罵人”，但在1930年2月召開的紅四軍前委、贛西南特委、紅五軍紅六軍軍委聯(lián)席會議（“二七會議”）上，毛澤東因此指責(zé)江漢波“用非政治的瑣碎語，煽動同志反對正確政治路線的領(lǐng)袖”。（戴向青，1986：159）會后，劉率先響應(yīng)“二七會議”精神，號召實行“赤色清鄉(xiāng)”、“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大開殺戒，開始了持續(xù)兩年的“肅AB團”慘劇。由于劉批評過“立三路線”，也由于贛西南黨與毛的分歧，1930年8月在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會上被撤職。毛由此認定“二全會議主要反對二七會議，開除劉士奇就是反對二七會議，反對毛澤東。”“證明二全會完全被他們所謂黨的領(lǐng)袖，實際AB團取消派的領(lǐng)袖包辦了�！辈痪帽阋浴懊CAB團”為名大規(guī)模捕殺贛西南黨和紅軍的領(lǐng)導(dǎo)人。李韶九抓人時首先問：“你參加二全會了嗎？”如果參加了，那就絕對是“ＡＢ團”，任何說明都會成為“狡辯”而無濟于事。（戴向青、羅惠蘭，1994：140）

　　劉士奇曾經(jīng)是賀怡——即賀子珍妹妹——的丈夫，與毛有連襟之親。賀怡對這次婚姻的認識是：“1929年4月，我在父母支配與劉士奇結(jié)婚，婚姻后生活并不愉快�！眲⒈怀仿毢蟊徽俚缴虾Ｖ醒虢邮芙逃�，而賀怡則與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結(jié)婚。（尹紹偉、左招祥，1998：113—117）劉士奇1931年后到鄂豫皖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主力西征后任新成立的紅27軍軍長。1933年初，鄂豫皖省委錯誤地決定奪回七里坪，戰(zhàn)斗失利，省委就提出“一切工作以肅反為中心”的口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沒想到，被分割在鄂東地區(qū)的紅二十五軍領(lǐng)導(dǎo)人，卻給皖西北道委寫來信，不顧事實，說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薄�…他們給我扣上一大堆帽子，舉不出事實。唯一具體的事實，是說我不去鄂東找省委。這事使我憤怒極了，一時難忍，大發(fā)了一頓脾氣。但我們還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1934年4月中旬，在商城的豹子巖會合了紅十五軍。（徐海東，1982：33）

　　分開行動既是不得已的選擇，從徐本人來說，由于他此前在紅25軍一直受打擊、排擠，當(dāng)然也樂意在皖西與郭述申合作。更重要的是客觀效果也是好的：“從此，鄂東、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隊，兩下雖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兩地的同志，都懷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保衛(wèi)蘇區(qū)，保存和發(fā)展紅軍的力量�！保ㄐ旌�東，1982：62）“在五個月中，接連取得出擊和反擊作戰(zhàn)的勝利，使皖西北革命根據(jù)地擴大到東西長270余里，南北寬100余里。部隊由兩千余人發(fā)展到三千二百余人�！� （譚克繩、歐陽植梁，1987：451）吳煥先等人如此大動肝火，給徐扣上“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帽子，唯一解釋，是他們覺得紅28軍的成立削弱了紅25軍的。

　　會合確實是好事，吳煥先等人沒有再排擠、打擊徐海東。兩軍會合后重組為紅25軍，徐任軍長（吳改任政委），還補為省委委員�！拔业囊恍┱�確意見，開始得已采納。我個人的心情也比較舒暢�！保ㄐ旌�東，1982：33）這說明，吳也并不真的認為徐等人有什么政治錯誤，只要帶部隊過來，“機會主義”的帽子立即可以摘下。

　　但在有些情況下，“機會主義”云云就相當(dāng)重要。1930年12月12日“富田事變”發(fā)生，紅20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人把部隊帶到贛江以西脫離毛澤東的控制后，第一件事就是派省行委常委、團特委書記段良弼帶黃金向中央?yún)R報。當(dāng)時中央常委會由向忠發(fā)、周恩來、張國燾三人組成，在段到中央之前，他們已根據(jù)其他信息，在2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作出“停止?fàn)幷撘恢孪驍橙俗鲬?zhàn)”的決定，采取了限制毛的組織措施。不過2月23日之后，中央又推翻了此前的決定，支持毛澤東及其“肅ＡＢ團”的行為。前后變化的具體原因尚不清晰。但據(jù)黨史專家戴向青研究，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贛西南不知道此時中央領(lǐng)導(dǎo)人已經(jīng)發(fā)生變動。贛西南地方與毛的分歧之一，是前者執(zhí)行了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而后者有所抵制。但在江西省行委給中央的幾個報告中，全面地闡述的卻是他們同毛澤東的“十個爭論的問題”，“千方百計地給毛澤東羅織了反立三中央的罪名。毛澤東因禍得福，王明上臺后的中央，從此更知道毛澤東和總前委抵制了立三路線。因而，在肅ＡＢ團和富田事變問題上更相信毛澤東和總前委的意見。”政治局會議認為“段等所說毛的罪狀，是不能成立的�！保ù飨蚯�、羅惠蘭，1994：112、125）

　　7、“火并”

　　陜北紅軍對中國革命的作用，無論怎樣強調(diào)也不過分。1935年初紅25軍長征到陜南，像中央紅軍一樣，也是從一張報紙上知道陜北有紅軍活動，他們立即決定與之會合，9月初全軍3400多人到達陜北，受到劉志丹等人的熱烈歡迎。

　　但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問題又出現(xiàn)了，只不過這一次是客人的部隊多。25軍有人說：“陜北紅軍哪有我們?nèi)硕�、槍好！”（張麟�?983：176）盡管徐海東“知道他過去犯過驕傲自大的毛病”，但對劉志丹仍然是尊重的。只是實力不同則位置不同，兩軍合組為15軍團后，徐正劉副，劉還被排除在隨后成立的陜甘晉省委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外。

　　這不全是25軍的客強欺主。1935年初，陜北的黨組織有陜甘邊特委和陜北特委，軍隊則有紅26軍和27軍，分別由劉志丹、習(xí)仲勛、高崗和謝子長、郭洪濤、閻紅彥等人代表，雙方有分有合，尤以劉志丹與郭洪濤矛盾較大。7、8月份，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聶洪鈞到達陜北后組成“滬局與北局派駐陜北蘇區(qū)代表團”，他們主要依靠原陜北特委與紅27軍，排擠陜甘邊方面的劉志丹、高崗等人。新的權(quán)力機構(gòu)的三巨頭中，除了朱理治、聶洪鈞，另一個就是郭洪濤。紅25軍9月中旬到達陜北后，朱理治、聶洪鈞等人主要依靠這支部隊，一來代表團和25軍都是客，二來25軍更有實力。25軍的參謀長戴季英擔(dān)任省委保衛(wèi)局長、西北軍委參謀長，積極配合朱理治等人，以“肅反”為名逮捕劉志丹、高崗等原陜甘邊與紅26軍的領(lǐng)導(dǎo)人。應(yīng)當(dāng)說，朱理治等人選擇戴季英確是人盡其才。還在鄂豫皖時，戴以政委身份主持74師的肅反。有一次他把二二０團的政委、參謀長等四十九名黨團干部捆起來后，拷打其中的一個連指導(dǎo)員，拷打逼供不成，又綁在板凳上用刑。

　　當(dāng)政委百般拷打問不出口供時。叫他的警衛(wèi)員拉出去殺。我急了，忙說：“政委，一點兒口供都沒有，為什么殺人家？”他說：“你不懂肅反的事，沒有口供證明他是反革命堅決分子，不愿說出他們的組織來。”……四十九個人，被殺了。我知道后，落下淚來�；叵朐跂|路游擊時，前有敵人堵，是這一團我去攻，后有敵人追，也是這一團人去打。（徐海東，1982：22─23）

　　戴季英像陳昌浩一樣也是連“供”都不要就可以殺人的人。220團是紅25軍的主力，戴季英殺起來并不手軟。他本是個官迷，紅25軍長征途中，他是軍參謀長，多次想當(dāng)軍政委。因為徐的反對，他沒有得逞，就再次拿紅軍生命開玩笑：“9月４凌晨，參謀長不服從命令，貽誤了部隊時間，后衛(wèi)225團遭到敵騎兵的襲擊，一下?lián)p失二百多人�！保◤堶耄�1985：170─172）

　　徐后來告訴張國燾：“整肅的結(jié)果，使陜北同志感覺不安，以為鄂豫皖來的老紅軍是壓迫本地人的�！保◤垏鵂c：2004下：460）劉志丹后來被釋放了，但據(jù)周恩來說：志丹同志是在戰(zhàn)場上犧牲的，本來他是高級指揮官，沒有必要去沖鋒陷陣，他就是為了洗刷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務(wù)，寧可沖鋒陷陣犧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沖上去，犧牲了。沒有這個肅反運動劉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犧牲。（曹瑛，1996）

　　主客矛盾也發(fā)生在留在鄂豫皖的革命力量之間。紅25軍長征后，鄂豫皖邊區(qū)的領(lǐng)導(dǎo)機關(guān)有鄂東北道委和皖西北道委，在極其險惡的環(huán)境中，它們相互配合，患難與共。1937年1月，皖西北道委書記、紅28軍政委高敬亭率28主力來到鄂東北后不久，就殺害了鄂東北道委、羅孝陂特委、光麻特委和第九路游擊師的領(lǐng)導(dǎo)人，扣押了鄂東北獨立團團長、政委，從此，高成為堅守鄂豫皖戰(zhàn)斗的唯一領(lǐng)導(dǎo)人。

　　對于這種發(fā)生在革命者之間的殘殺行為，毛澤東一語中的：“火并”在中國歷史上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中是常見的現(xiàn)象，看來革命隊伍中也很難免。（葉飛，1988：77─78）

　　8、高崗罵誰？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一方面從刀下救出劉志丹等人，另一方面要穩(wěn)定陜北大局。11月26日中央《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仍然批評劉志丹、高崗等人犯了右傾錯誤，并原則上肯定了陜北肅反：“過去陜甘省委領(lǐng)導(dǎo)反右傾取消主義斗爭與堅決肅清反革命右派的斗爭，一般是必要的、正確的；
但是個別領(lǐng)導(dǎo)同志認為右派在邊區(qū)南區(qū)和紅26軍中有很大的基礎(chǔ)，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恐慌。因此在肅反斗爭敢小資產(chǎn)階級的極端主義和瘋狂病的嚴重錯誤�！�

　　這顯然是一種調(diào)和性、過渡性的態(tài)度。當(dāng)時陜北的主要領(lǐng)導(dǎo)人包括陜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副書記郭洪濤、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后方軍委主席兼保衛(wèi)局局長戴季英，他們在肅反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出于大局考慮，西北中央局委員會根據(jù)中央決定于11月30日作出《關(guān)于戴繼（季）英、聶鴻（洪）鈞二同志在陜西區(qū)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處分的決議》，把陜北肅反的“嚴重錯誤”推到主持全部肅反工作的戴季英和主持前方肅反的聶洪鈞二人身上，對他們分別作了“最后警告”和“嚴重警告”的處分。（李濤，2000：123─124）朱理治、郭洪濤繼續(xù)受到重用：朱理治先后任河南省委書記、中原局代理書記、新四軍５師政委；
郭洪濤先后任陜甘寧轄區(qū)黨委書記、山東省委書記、山東分局書記。

　　1942年10月19日到次年1月14日，毛倡議由任弼時主持召開西北局高干會。作為這次會議的背景是，一方面高崗極受信用，冉冉上升直至西北局書記；
另一方面毛澤東意圖通過西北歷史問題的清理為全部黨史提供“兩條路線斗爭”的模式和口徑。會議修改了1935年有關(guān)陜北“肅反”錯誤的決定，把主要責(zé)任人從戴季英、聶洪鈞擴大到朱理治、郭洪濤，把高崗定為“正確路線”的代表，把朱、郭定為“錯誤路線”的代表�！捌叽蟆焙�，朱降為吉林省洮南地委書記，郭降為東滿鐵路管理局局長，都在高崗手下。從此以后西北革命史較多突出了以劉志丹、高崗為代表的陜甘邊特委和紅26軍。

　　高崗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的《邊區(qū)黨的歷史問題檢討》報告中，不但全面批判朱、郭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還連帶批評了“帶著張國燾錯誤肅反路線影響來陜北的紅25軍主要領(lǐng)導(dǎo)者”。25軍的主要領(lǐng)導(dǎo)人包括先后任軍長和政委的程子華、軍長徐海東、參謀長戴季英。戴季英早在1935年就被認定要為陜北肅反負主要責(zé)任，高崗沒有必要不點他的名。徐海東倒是長期在鄂豫皖工作，但第一，毛曾說過徐反對過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徐與張有本質(zhì)不同。1936年10月毛還派徐迎接張國燾：“徐海東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勸他改變立場同中央團結(jié)，但他并無改悔決心。后來在清算張國燾錯誤的斗爭中，徐海東同志堅持擁護黨中央、擁護毛澤東同志，揭發(fā)批判了張國燾的一系列錯誤，并以此對原紅２５軍干部戰(zhàn)士進行教育�！保ㄍ跏椎�，1987：198）第二，徐歷來反對肅反，與戴季英的矛盾很大，到達陜北后對劉志丹很尊重，認為如果劉志丹同志是反革命，那還能有陜北根據(jù)地？1935年直接處理陜北肅反錯誤的王首道對徐贊不絕口：“進入陜北后，他一直強調(diào)紅25軍要與陜北地方黨、政府和紅軍搞好團結(jié)，對劉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保ㄍ跏椎�，1987：194）

　　剩下是程子華。但程子華長期在中央蘇區(qū)工作，1934年9月到達鄂豫皖后立即踏上長征路，且此時張國燾早已撤離鄂豫皖，談不上受到張國燾的影響。所以高崗的此話是亂扣帽子，用心也許是點醒鄂豫皖來的干部：張國燾的投降主義的帽子隨時可以戴到他們頭上。無論如何，作為徐海東部到陜北后受到整肅的一方，高崗對鄂豫皖來的紅軍不抱好感。

　　說程子華是張國燾的追隨者顯然是無中生有，但即使對朱理治、郭洪濤等人的處理也不一定恰當(dāng)。他們確實隨意殺人，問題是，以肅反之名殺人者絕非他們二人，為什么對他們特別較真？閻紅彥上將一直對高崗有意見，60年代又批評突出陜甘邊特委和紅26軍的歷史小說《劉志丹》。朱理治1978年逝世，聶洪鈞1966年逝世，但西北歷史問題直到1983年還引起爭論，中央為此組成了以李維漢、王首道等人組成的五人小組，召集當(dāng)時陜北、陜甘邊各四位同志組織座談會討論此事。（宋任窮，1996：175—178）結(jié)果之一，是長篇小說《劉志丹》因其未能準確地反映西北革命斗爭而不再印行。（李原，2003：171—183）

　　9、大功

　　徐海東的軍旅行生涯與井岡山、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無緣，紅軍長征后才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而且他1931年才擔(dān)任團長，1940年以后即以養(yǎng)病為主，沒有參加決定國共兩黨命運的“解放戰(zhàn)爭”，他的英雄時期主要是30年代中期一段。但毛對他卻異乎尋常地關(guān)心，1941年發(fā)電要他“靜心養(yǎng)病，天塌不管”；
1950年親筆要他“安心靜養(yǎng)”；
1955年被評為大將，毛澤東認為他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工人階級的一面旗幟�！�

　　徐確實功高蓋世。紅四方面軍撤離之后，他是鄂豫皖根據(jù)地主要軍事領(lǐng)導(dǎo)人之一，紅25軍客觀上與一、二、四方面軍一樣，擁有獨立的根據(jù)地和戰(zhàn)斗力，以至于國民黨把他和彭德懷并列懸賞10萬大洋要他的首級。但毛所說的“大功”，主要是指他率先到達陜北，為把革命的大本營建立在西北而開疆辟土。從1934年紅25軍長征到1936年的山城堡戰(zhàn)斗，是徐的英雄時期。

　　1935年7月得知中央紅軍正在北上后，徐就表示要西征北上以牽制敵人保證中央順利北上，“即使我們這三千多人犧牲了，也是光榮的。”（徐海東，1982：40）1939年9月，紅25軍與西北紅軍匯合組成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的手下有七千多人，比中央紅軍還多。但他無條件服從中央，會師之后向疲憊交加的中央紅軍大量供應(yīng)糧食、豬羊和服裝，解決各種需要，詳細介紹邊區(qū)情況。

　　我對毛主席是真誠地擁護和熱愛的。當(dāng)楊至誠同志拿著毛主席批的條子，要二千伍百塊錢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把供給部長找來，問他還有多少錢，他說全部七千元。我說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徐海東，1982：48）

　　毛此前剛剛受過人多勢大的張國燾的氣，面對徐等人無條件的歡迎，他不能不感到是莫大的欣慰。徐原是張國燾部36團的團長，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時，負傷的徐負責(zé)留守蘇區(qū)。1936年9月，在甘肅的打拉池，徐見到分別４年的老上級。據(jù)張國燾回憶：“他仍和在鄂豫皖區(qū)時一樣，親切地稱我為主席，對我表示信任，并極力指斥那種誣我因個人權(quán)位而反對中央的傳說之不當(dāng)。但他特別重視黨內(nèi)團結(jié)，認為團結(jié)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懇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與毛澤東等握手言歡�！保◤垏鵂c，2004下：460）此時，張仍握有重兵，徐的勸說，對團結(jié)是有利的。

　　所以“黨中央、毛主席，對我是十分信任和愛護的。會師以后，在黨內(nèi)、軍內(nèi)給了我很高的地位�！保ㄐ旌�東，1982：48）同志之間也有投桃報李的倫理關(guān)系，毛澤東更是愛憎分明。

　　徐之所以建此大功，得益于眼光敏銳的吳煥先。紅25軍長征到達陜南后，在與中央失去聯(lián)系的情況下，聽說紅四方面到了川西，幾乎所有的人都主張入川�！肮�真如此，不但不符合黨中央的戰(zhàn)略意圖，對中國紅軍的前途大為不利，而且紅25軍也就變成‘張國燾的尾巴’了。當(dāng)時，惟獨紅25軍政委兼鄂豫皖省委代理書記吳煥先，堅持反對入川。他提出中央紅軍的目的是陜北，力主紅25軍西進甘肅，迎接中央紅加。這個決定，不但決定了紅25軍當(dāng)時的命運，也決定了紅25軍將士接下來的幾十年的命運，還決定了紅25軍的歷史地位。否則，可能就沒有了大將徐海東，上將韓先楚，以及那么多中將、少將了。這種掌舵人的果斷和遠見卓識，直到半個世紀后，也令紅25軍的將士贊嘆不已，自然也感佩不已。”（張正�。�2000：97）

　�。�0、病

　　1940年，徐海東病倒在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的崗位上，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養(yǎng)病生活，49年以后基本不參加政治生活。也正因此，直到“文革”前，他的生活大體是風(fēng)平浪靜的。而1955年與徐同時被評為大將的，除陳賡1960年病逝外，其他的八個沒有一個人沒有挨過批。

　　廣西省委書記、廣西軍區(qū)司令兼政委張云逸1950年被認為剿匪不力而被免去廣西首腦的職位，此后即不受重用；

　　總參謀長粟裕1958年因“獨立王國”問題挨批。

　　總參謀長黃克誠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成員。

　　總政治部主任譚政1960月10月因“反黨宗派集團”被打倒。

　　總參謀長羅瑞卿1965年因“篡軍反黨”被打倒，自殺未遂，摔斷一條腿。

　　海軍司令員、政委肖勁光1966年挨批，長期靠邊站。

　　國防部副部長、軍事科學(xué)副院長王樹聲1966年被批。

　　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1969年被摧殘至死。

　　徐沒有享用過上述８人的顯赫權(quán)力，卻也少了幾乎時時面臨的緊張和陷阱，身體上的病使他免除了政治上的“病”。

　　其實，即使本來沒有病或病情不重的人，一遇政治風(fēng)暴，也容易得病或病情加劇。1952年6月，葉劍英就廣東“農(nóng)民運動中的右傾”和“地方主義”問題在華南分局會議上作檢討，不久心臟病發(fā)作，次年2月好轉(zhuǎn)。1955年10月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因主張收縮當(dāng)時過火發(fā)展的合作化運動而被指責(zé)為“小腳女人”，腰痛病、糖尿病、肝炎病日趨嚴重，不得不停職療養(yǎng)；
1959年9月，正受批判的張聞天患前列腺肥大癥，直到1960年2月才痊愈。1958年武昌會議要公布糧食生產(chǎn)數(shù)量，這個數(shù)字水分比較大，陳云主張不要公布，要胡喬木告訴毛澤東，胡不敢說�！叭�年困難”時期，毛責(zé)怪胡：為什么不跟我說？副主席的話你有什么權(quán)利不報告？“喬木受此批評后，有點想不通，加之長期勞累，身體本來就弱，結(jié)果神經(jīng)衰弱癥越來越嚴重，只能長期休養(yǎng)了�！保�楊尚昆，2001：227—228）高級領(lǐng)導(dǎo)人都經(jīng)歷過艱苦的生活，一般都會有這樣那樣的病，但突然發(fā)作、甚至致死，通常還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身體的疾病與政治的災(zāi)難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像劉少奇、賀龍這樣的長期擔(dān)任要責(zé)的人，如果不是突然遭受打擊，肯定會活得長一些。

　　權(quán)力是政治家生命的一部分，領(lǐng)導(dǎo)人的身體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療，有時并不取決于身體狀況；
一些重要人物住院與否，可能是特定時期政治氣候的晴雨表。1958年北戴河會議后，陳云因遭毛的批評而告病休息；
1962年春夏之交，陳云給毛寫信，積極支持在農(nóng)村實行“責(zé)任田”的政策�！懊�主席很生氣，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干’是瓦解集體經(jīng)濟，是修正主義。陳云同志聞訊沉默不語。北戴河會議期間，他寫信給小平同志并轉(zhuǎn)毛主席，說明因身體狀況不好，要求請假”。（薄一波，1997：1120）從1962到1965年，是毛與劉少奇發(fā)生嚴重沖突、毛再度躍入前臺直至發(fā)動“文革”的關(guān)鍵時期。陳云是老資格的領(lǐng)導(dǎo)人，對政治局勢洞若觀火，主動以“身體狀況不好”為由淡出，使其在“文革”中的處境比劉、鄧等人好一些。

　　與陳云以病避禍不同，康生是以病來打發(fā)政治上的失意。延安整風(fēng)期間，康重權(quán)在握，是毛、劉之下的第三號人物�！捌叽蟆敝�后，毛需要加強黨內(nèi)團結(jié)以推翻國民黨政權(quán)，康生的整人術(shù)已不是急需，只能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屈居中央委員饒漱石之下任山東分局書記，49年之后更是沉寂無聞，“八大”連政治局委員也當(dāng)不上，“養(yǎng)病”成為他的主要工作。1959年批判彭德懷后，黨內(nèi)斗爭再趨激烈，康生的“病”也就好了，在此后10年再度活躍于前臺，在1969年的“九大”成為黨內(nèi)第五把手，林彪事件后，更一躍成為黨內(nèi)三號人物。對于康生來說，要么是在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要么是在泉林山色、金石書畫之中養(yǎng)病，其進退基本上可以反映路線斗爭的激烈程度。

　　１1、“最高指示”

　　“文革”期間，徐海東的日子也不好過。1967年“武漢事件”后，有人說他是陳再道的后臺。但毛沒有忘記徐的“大功”，“當(dāng)林彪拋出‘打倒徐海東’的反動口號，加緊迫害徐海東同志的時候，毛澤東同志親自提名徐海東同志為黨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團成員。周恩來同志極其高興地向大會傳達了毛澤東同志的提議，當(dāng)徐海東同志坐著手推車到達會場時，周恩來同志含淚走過來，親自給他安排坐位，正在主持開會的毛澤東同志特地轉(zhuǎn)過身來向他打招呼。”（韓先楚、劉震、陳先瑞，1985）會議結(jié)束時，徐當(dāng)選為中央委員。

　　但當(dāng)代政治的運作邏輯是，即使你當(dāng)上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也不能說你就沒有問題了。1969年10月，徐仍被趕出北京，次年寂寞地病逝于鄭州。不過，不能就此認為毛澤東說話不算數(shù)或不夠份量。分析起來，有三種類型。

　　一是形勢變化。1966年8、9月間，賀龍命運岌岌可危。9月5日，毛召見賀龍，對他說：“你不要緊張，我當(dāng)你的保皇派”；
“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于黨，忠于人民，對敵斗爭狠，能聯(lián)系群眾。”12月28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還親切地與賀龍打招呼，要他到前面坐。與此同時，得到毛的許可，“打倒賀龍”的口號已響徹北京。但到次年2月3日，毛的態(tài)度就改變了，他對阿爾巴尼亞客人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公安部長�！�…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zhàn)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zhí)羝饋淼��！保ɡ盍遥?996：780—789）如何判斷毛的真實心理，是黨內(nèi)的一門學(xué)問。

　　二是沒有落實。打倒賀龍是毛同意的，對徐的迫害卻不會得到毛的認可，但毛也沒有要人認真落實對徐的保護。在當(dāng)時政治棋盤上，徐還沒有重要到使毛真正把他的命運放在心上。

　　三是“凡是派”太少，甚至干脆就沒有，毛的一句并不真的頂一萬句。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凡是”派的一個重要人物是中宣部部長張平化，甚至他也不真的認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例子就是“紀凱夫事件”。1952年4月，武漢市第二醫(yī)院發(fā)生盜竊案，報案人紀凱夫被定為作案人受到刑訊，而重點懷疑人、支部書記王清則因是老干部而消遙法外。這一處理得到武漢市副市長周季方、副書記吳德峰、書記張平化等要人的支持。后來中南局紀委派出聯(lián)合檢查組，推翻了這一結(jié)論。副總理薄一波在武漢得知此事后向毛作了匯報，毛除要中組部下令中南局將周季方開除黨籍外，還親自給中南局發(fā)電：“周季方壓制民主，打擊報復(fù)，侵犯人權(quán)，立即逮捕法辦�！碧┥綁喉敚�除王清被法辦外，武漢市主要領(lǐng)導(dǎo)人也都受到到處理：張平化被降為副書記，吳德峰被撤職，周季方被判刑。事情到了這一地步，應(yīng)當(dāng)說是鐵板釘釘了。但就是因為此案涉及多名高官，此后就幾次翻案。1979年，湖北省紀委作出《關(guān)于撤銷周季方同志處分問題的決定》，并批評當(dāng)年公正處理此案的原中南局紀委秘書長李之璉。應(yīng)李的要求，1981年10月，中央五部委組成審理組，再次認定“紀案”不是錯案，但由于張平化等人的“不斷寫信給中央反映”，這一審理結(jié)果直到1988年6月才由中紀委最后通過。（李之璉，2000）可見一旦牽涉到自己的名譽地位，“凡是派”人物對“最高指示”并不完全尊重。

　　這也說明，意志堅強、謀略精深如毛澤東，有時也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愿來改造中國，他的思想觀念、路線政策，經(jīng)過各級官員的層層過濾篩選，已有很大失真。原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就要求各級干部不是跟著中央而是跟著省委走：“跟著省委走，錯了有省委負責(zé)，不跟省委走，就是對了也有個組織錯誤�！彼�“很少原原本本地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重要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就積極貫徹，不合口味的就強調(diào)四川情況特殊，強調(diào)要結(jié)合本省實際。有時甚至根本不傳達，不讓下級知道�！币灾劣凇爸醒氲姆结樥�策是一斗，到省委就只有八升，有的地方層層克扣，越往下剩得越少�！保�廖伯康：2004）這一方面可以解釋毛制定的方針政策何以過于嚴格嚴厲，另一方面也提醒后人不能要求毛為當(dāng)時的一切冤假錯案負責(zé)，鄧小平后來就多次表達過這一意思。

　　徐海東簡歷

　　1900年8月生于湖北大悟。

　　1925年4月入黨；
1926年5月參加國民革命軍，在第四軍任代理排長�！�

　　1927年6月，回黃陂家鄉(xiāng)參加農(nóng)民革命，先后任區(qū)農(nóng)民自衛(wèi)隊長、縣赤衛(wèi)隊大隊長、鄂東暴動西南總指揮、鄂東警衛(wèi)二團團長等職；
931年3月，任紅四軍團長、紅四方面軍師長等職；
1932年四方面軍力撤離后，先后任紅25軍師長、副軍長、軍長等職。

　　1935年9月，率紅25軍到陜北與劉志丹的紅26軍、27軍匯合，任紅十五軍團軍團長、中共陜北省委委員。

　　1937年年8月，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旅長；
1939年5月，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兼四支隊司令員。

　　1945年后長期休養(yǎng)，1955年被授予大將銜。1956年、1969年在“八大”、“九大”上當(dāng)選為中央委員。

　　1970年3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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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4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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