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美兩國作為世界大國對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負有特殊的責任。兩國合作則雙贏，兩國為敵則諸事不順。中國崛起帶來的大國間不平衡發(fā)展，給世界帶來一定的不安和擔心。轉型世界中的中美合作處于磨合時期�！拔鞣绞矫裰鳌北旧聿荒鼙ＷC世界和平，。歷史上“民主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和“西方式民主國家”侵略“非民主國家”的戰(zhàn)爭不乏其例。在“西方式民主國家”出現以前，中國就存在了幾千年，在中國的人文精神中有“與鄰為善、世界大同、開放包容、共享太平”的社會意識。這是比“西方式民主”更深厚的文明底蘊。雖然所有的國家都為促進國家利益進行外交。但中美作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其目標應當更遠大：共同合作，維護一個有利于世界長期和平與繁榮的世界體系。

　　【關鍵詞】中美關系 和平崛起 西方式民主與國際關系 全球化

　　近百年的國際舞臺發(fā)生過不少沖突和戰(zhàn)爭。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是，在這些沖突和戰(zhàn)爭中，中美兩國合作則勝，兩國為敵則諸事不順。中美在一戰(zhàn)二戰(zhàn)結盟而勝，而到了冷戰(zhàn)時，中美作為二戰(zhàn)中的盟國卻分屬兩個對立的陣營。結果美國在經歷了朝鮮戰(zhàn)爭的挫折和越南戰(zhàn)爭的泥沼后，直到70年代都一直處于戰(zhàn)略守勢。

　　大約在33年前，深陷于越南戰(zhàn)爭困境的美國領導人認真分析了美國的狀況，看到走出困局的出路在于與中國合作。尼克松的政治智慧和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外交理念創(chuàng)造了在國際外交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幕：貴為超級大國總統的尼克松竟親自造訪一個還沒有外交關系、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還處于敵對狀態(tài)的中國。歷史的發(fā)展證明尼克松不愧為一個有遠見的為美國利益敢做敢為的杰出總統。因為在此以后，國際局勢發(fā)生了有利于美國的轉變。中美建交后美國在冷戰(zhàn)中逐漸占據上風。美國在冷戰(zhàn)中的勝利，為美國成為21世紀無可爭議的超級強國奠定了基礎。

　　改善與美國的關系，中國也受益巨大。最重要的是全面地打開了外交局面，為中國1979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營造了一個非常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使中國全方位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戰(zhàn)略成為可能。25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遞增9.4％，中國已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第三大貿易國。正如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最近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上的演講中所說的，中國“巨龍出水，融入世界。無論在商品市場、服裝市場、電腦市場還是資本市場，人們每天都感受到中國的存在�！盵①]

　　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不僅給世界經濟注入活力，也為許多國家?guī)�來了機會和好處，尤其是美國受益巨大。美國聯儲會主席格林斯潘多次在演講和國會作證時強調了這一點。中國近67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的70%以上購買了美國國債，支撐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繁榮；
從中國回流的大量資金使美國經濟在2000年急劇衰退時得以“軟著陸”；
價廉物美的商品又有助于美國保持一個低通貨膨脹的良好經濟環(huán)境。冷戰(zhàn)后15年的歷史表明，中美合作不但能在戰(zhàn)場上從勝利走向勝利，而且也能在經濟發(fā)展中互利雙贏，共同繁榮。

　　不平衡發(fā)展帶來的磨合

　　然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國際社會也產生了相當的不安和緊張。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擔心中國將會怎樣運用自己日益增強的實力和影響力；
另一方面中國也擔心美國等一些國家是否還會對中國的發(fā)展繼續(xù)持歡迎與合作的態(tài)度，中國和平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還能保持多久。

　　從公布的發(fā)展戰(zhàn)略看，中國政府對中美關系和世界形勢有一個基本的判斷：至少21世紀的前20年是中國的一個歷史發(fā)展機遇期。盡管美國政壇經常傳出各種聲音，但基于以下的分析，與中國為敵應該還不是美國的既定政策：

　　◆美國沒有尋求傳播激進的反華意識。美國仍然把鼓勵中國通過市場改革實現經濟發(fā)展，促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看成是其外交政策取得了相當大成功的標志。

　　◆美國雖然認為中國尚未實現它所希望的民主，但也看到近20多年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中國公民享有的自由和政治權利以及思想開放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對中國的發(fā)展方向保持樂觀和期望。

　　◆美國雖然還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并在外匯匯率制度、知識產權保護、貿易不平衡等方面還很不滿，但對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履行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遵守國際經貿規(guī)則以及在對地區(qū)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積極作用，還是正面肯定的。

　　◆美國面臨的全球性挑戰(zhàn)太多了：利用伊斯蘭教的恐怖主義和極端分子、大規(guī)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貧困、疾病、能源供應、環(huán)境保護、自然災害等。把中國推到對立面不僅僅只會增加了一個難題，而且會在這每一個難題上再增加了另一個難題。正如佐利克所問的“美國與中國進行合作或相互不和，哪一種情況能使這些問題更容易得到解決，或更不容易得到解決？”

　　◆美國仍然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反對臺灣“單方面改變臺海現狀”。只要這個政治基礎不破，中美合作就有空間。

　　◆美國在對華政策上，現實主義還是占上風的。美國似乎有這樣一個共識：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實行遏制和圍堵是很難有效的，不接觸不交往只能使問題朝更失控的方向發(fā)展。美國總統布什和國務卿賴斯都說過，美國歡迎一個自信、和平和繁榮的中國。希望與中國加強合作，希望中國不僅能適應過去一個世紀來逐步形成的國際規(guī)則，而且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共同迎接新世紀的挑戰(zhàn)。

　　總之，美國與中國繼續(xù)接觸和合作既有現實利益基礎，也是情勢使然，美國政府中的主要決策人士對此正在逐漸形成一個共識。但是，當觀察美國的一些做法和從中體現出來的對華政策時，卻讓人不那么樂觀和肯定。如果把有關現象聯系在一起，甚至使人不得不產生疑問：美國對中國有進行“遏制和圍堵”的意圖嗎？

　　例如，國際社會都很清楚，臺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是非常敏感的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美國似乎認為其中還有“運作空間”，這讓期望中美友好的人士非常憂心。輕而言之，這是對該問題的嚴重性認識不足，重而言之，處理不好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如對臺軍售，美國在《八一七公報》中承諾對臺軍售在數量和質量上逐年減少和降低，但在實際做法上卻是南轅北轍；
美國認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卻把《日美安保條約》的安保范圍涵蓋臺灣；
近年來臺獨勢力在臺灣走到了危險的邊緣，但每當中國政府采用堅決措施展示維護“一個中國”原則和“維護臺�，F狀”的決心時，美國的航母艦隊就開近臺灣海峽。中國為此做兩手準備，國際社會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誰也不會以自己的核心利益做賭注。

　　但對中國的國防建設，美國似乎又感到不安，對中國向其他國家購買軍事裝備尤其敏感。只要能夠阻止，就會不遺余力。例如反對歐盟解禁對華軍售，阻止以色列與中國軍事技術合作。

　　最近美印關系引人矚目地迅速提升。在美國大力防止核武器擴散的時候，不但接受了印度擁有核武器的現實，而且主動提議加強與印度的核技術合作。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國是在扶植印度制衡中國。如果真是如此，這很難不讓人聯想到19世紀歐洲均勢政治的影子。

　　上述在人們看來帶有對中國“圍堵”和“制衡”色彩的做法，可能是美國對崛起的中國沒有把握的另一手準備。畢竟所有的國家都為促進國家利益進行外交。但中美作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其目標應當更遠大：共同合作，維護一個有利于世界長期和平與繁榮世界體系。

　　共同維護和完善國際體系

　　當今的世界是“美國的”世界，這個框架下的穩(wěn)定和繁榮，美國受益最大。另一方面，中國也是現存國際體系的受益者，維護和完善這個體系也符合中國的和平繁榮目標。然而，如果在這個體系中要有中國進一步崛起的發(fā)展空間，還必須是個包容性的多文明和平共處的國際體系。正如胡錦濤主席最近在聯合國首腦會議上指出的：“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的多樣性，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協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諧世界�！�

　　應該說這個目標是可行的，因為我們看到一個與歷史上大國關系轉換期完全不同的新現象。在歷史上，無論是美國挑戰(zhàn)英國的海上霸權，還是德日挑戰(zhàn)英美國法主導的一戰(zhàn)后的國際秩序，都是新興大國咄咄逼人，處處尋機改變既有國際規(guī)則和均衡。一戰(zhàn)后，面對美國的崛起，英國無奈但和平地接受了美國有權擁有一支可與其匹敵的海軍的現實，允許美國與其一道成為海上共同霸主。面對走上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道路的德日的挑戰(zhàn)，英美法先處處退讓綏靖，并企圖“禍水”東引。只是后來在自身的生存受到直接威脅時才同盟反擊。

　　在21世紀的大國關系上，情形則完全不同。被視為新興大國的中國、印度等，表現出和平的建設性的合作態(tài)度。例如，在反恐問題上，面對恐怖主義對當今國際體系提出的嚴峻挑戰(zhàn)，中國政府與美國緊密配合，在反恐情報交流、在金融系統切斷恐怖組織資金來源等方面進行了有效合作；
在防止核武器擴散的問題上，不但中國表現了高度合作的態(tài)度，而且在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問題上，以積極參與和高度負責的精神，在“六方會談”中起了關鍵作用；
在紡織品配額問題上，根據世貿組織的規(guī)定今年本應全部取消配額。但面對美歐對部分紡織品單方面繼續(xù)設限的做法，中國還是以合作的態(tài)度已經或正在努力與有關方面達成的協議；
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盡管與中美產業(yè)結構和美國為對華出口人為限制等因素密切相關，但胡主席在這次與布什總統的會談中還是承諾積極與美方合作加以解決；
在匯率制度方面，中國已經采取了具體步驟逐步讓人民幣匯率由市場決定；
在軍事建設方面，中國發(fā)表《國防白皮書》，并邀請外國觀摩軍事演習，增加透明度；
在有爭議的海域，采取“擱置爭議，合作開發(fā)”的合作與和平政策；
雖然中國還是個發(fā)展中國家，人均GDP還不高，但胡錦濤主席在這次聯大首腦會議上宣布了5項重大舉措，為最貧窮國家免除債務，提供援助和優(yōu)惠貸款等。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中國是既有國際體系的維護者，而不是挑戰(zhàn)者。

　　由此可見，現今的中美關系不再是歷史上新興大國挑戰(zhàn)霸權國的傳統范式的簡單重復，但對決策者來說，中美是敵是友就在“一念之間”。因為敵對有敵對的邏輯，友好有友好的基礎。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是“冷戰(zhàn)”時美國外交戰(zhàn)略的設計師。面對新的形勢，他說，美中現在沒有了共同的敵人，但有了共同的機遇。我們面臨著建立一個基于和平和進步的國際體系的機遇。中國已經存在了4000年，我們無法摧毀中國，所以中美共存對世界和平來說絕對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中。[②]

　　確實，如果在19世紀世界上出現了像中國這樣一個迅速崛起的國家，這個國家很可能會與既有大國發(fā)生戰(zhàn)爭。因為那時的人們認為他們在經歷戰(zhàn)爭之后會過得比戰(zhàn)前好。而今天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一個遙遠國家內部的動亂不僅對他們自己的人民來說是場災難，而且對其他人來說都是災難。經濟全球化越來越把參與全球化的各國人民的命運編織在一起了。這個系統中任何環(huán)節(jié)的破壞都會使每個人感受到其影響。例如，歐盟對中國紡織品設限，使中國紡織品在歐盟海關受阻，立刻使歐盟成員國服裝零售店的衣架空空，民眾購衣置裝發(fā)生困難；
一場“卡特里娜”颶風不僅給美國南部3州帶來巨大的損失，而且把世界原油價格“吹”上了每桶70美元，給世界上所有石油產品的消費者都帶來損失。使大家都“分享”這場颶風帶來的“痛”。

　　“密切而復雜”的中美關系

　　不久前布什總統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美中關系是個“密切而復雜”的問題。這可能反映了現時中美關系的真實。筆者以為，這個“復雜”根源來自于，面對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布什政府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因為目前對華戰(zhàn)略似乎沒有帶來預期的結果，美國因此對未來美中關系的長期走向沒有把握，沒有安全感。

　　進入21世紀，正像中國認為前20年是中國難得的歷史性發(fā)展機遇期一樣，美國也視之為美國的歷史性機遇期。2002年6月1日布什總統在西點軍校的演講和白宮發(fā)表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都清楚地指出，美國在當今世界掌握了獨一無二的最強大的實力和影響力。這是美國的歷史性機會。“我們要把這一時刻的影響力轉化為未來幾十年的和平、繁榮和自由”，“在走向進步的道路上我們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政治和經濟自由，與他國的和平關系，以及對人的尊嚴的尊重”。

　　然而，這些年的發(fā)展令美國擔憂的是，中國規(guī)模龐大經濟體的快速自由化和市場化并沒有帶來他們所希望的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經濟高速發(fā)展后，美中將如何長期和平共處，美國沒有把握，沒有信心。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沃爾特·米德在他獲獎的《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一書中概括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威爾遜主義外交政策的第一原則是：民主制度比君主制、專制政治能塑造更好、更可靠的伙伴”。[③] 這已成了美國戰(zhàn)略家奉行的“金科玉律”，對新興大國來說尤其重要。美國的戰(zhàn)略家們不禁產生疑問，照現在的趨勢發(fā)展下去，美國是不是在錯失歷史時機？美國超強的實力和影響力是否沒有有效地使用？應該如何調整對華戰(zhàn)略？是要繼續(xù)鼓勵中國現在的經濟發(fā)展勢頭，還是要利用自己一時的優(yōu)勢加以圍堵？即使圍堵，是否有效？是否最符合美國的利益？這真是個復雜的問題。

　　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第一，中國處處表現出世界和平和穩(wěn)定的維護者，表現出負責任大國的精神，表現出可以與其他大國一道為世界和平、繁榮和進步合作貢獻的現實性。例如，在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驟然衰退時，中國堅持人民幣幣值穩(wěn)定，中國市場堅持向世界開放，不但維護了亞洲和乃至世界經濟的穩(wěn)定，而且成了牽引世界經濟走出衰退的“火車頭”。2000—2003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貢獻率達17%，高于美國的13%。第二，中國是美國推動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積極參與者和貢獻者。參與程度甚至超過美國、日本等貿易大國。去年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貿易/GDP）達70%，美國則為23.6%。[④] 第三，中美兩國經濟已形成結構性良性互補，形成深度相互依存。兩國貿易額從1970年代的5億美元增長到現在地1700多億美元，中國66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的70%以上購買了美國國債，支撐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價廉物美的商品和回流的大量資金使美國經濟在2000年急劇衰退時得以“軟著陸”。第四，在反恐、自然災害救助、控制流行性疾病跨國傳播和防止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方面，中國也是積極的支持者和合作者，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比美國認為的一些“民主自由”國家更有建設性。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西方式民主”本身不能保證世界和平，希特勒就是由民主選舉上臺，日本在“明治維新“后也逐漸建立起西方式君主立憲制度，最終德國走向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都是有其深厚的經濟、政治、文化基礎的。歷史上“民主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和“民主國家”侵略“非民主國家”的戰(zhàn)爭不乏其例。在“民主國家”出現以前，中國就存在了幾千年，在中國的人文精神中有“與鄰為善、世界大同、開放包容、共享太平“的社會意識。這是比“西方式民主”更深厚的文明底蘊。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不是去攻城掠地，而是公平貿易，文明對話。這樣的民族，加上其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深度相互依存，在核武時代，和平與穩(wěn)定是最符合其利益的。沃爾特·米德也看到，“21世紀正給美國帶來新的挑戰(zhàn)和新問題。不是所有國家都將變成民主國家，不是所有民主國家都同意美國管理世界的方式”。[⑤]

　　進而言之，即使中國今天變成了美國期望的“民主化自由化”國家，如果美國依然抱著傳統的歷史經驗和“冷戰(zhàn)思維”不變，中美關系也不會有大的變化。政治制度只是令美國擔心的第一層原因。美國不少學者真誠地強調“民主自由”價值本身就是美國追尋的外交目標之一[⑥]，但這個目標也可以把更深一層的擔憂包裝起來。上個世紀80、90年代當“日本可以對美國說不”時，當日本收購紐約曼哈頓的洛克菲勒大廈時，美國也在考慮如何在東亞制衡日本，當時美日摩擦也不斷。前蘇聯分裂后，再生的俄羅斯的政治制度應該說是符合西方式民主自由標準的，但美國對俄羅斯的防范、圍堵并沒有放松。北約的前線已經推進到東歐和中亞。

　　當然，國家安全是件大事。依據新形勢調整新戰(zhàn)略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氣和與時俱進的科學思維。領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走進一個無經驗可循的嶄新時代，有危機感是可以理解的。這既是對政治家的考驗，也是對國際關系學界的挑戰(zhàn)。因為這時國際政治理論的創(chuàng)新就顯得極其重要了。有歷史責任感的國際政治學者將視之為自己的使命和歷史機遇。當科學的和符合時代特證的新國際政治思維被戰(zhàn)略家接受，被奉為“金科玉律”時，霸權“危機”的迷思也就容易理清了，中美在共同度過歷史機遇期時就會有更多的交集與和諧。

　　布什總統在第二個總統任期的就職演講中也指出，民主機制必須反映多樣性社會的價值觀和文化。這與胡錦濤主席在聯大的倡議頗有交集。佐利克在他最近的演講中，明確地把中國定位為一名國際體系中“負責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⑦]，而不僅僅是一名成員。在共同為明天各文明和平共處而努力之際，中美兩國也應該可以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平等合作，共創(chuàng)繁榮。

　　[①] 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 9月21日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 on U.S.-China Relations)就美中關系問題發(fā)表的題為《中國往何處去？──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演講，中文稿由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IIP)翻譯。

　　[②] 袁明整理：《與基辛格博士面對面》，《環(huán)球時報》，2005年6月21日，第11版。

　　[③] 沃爾特·米德：《美國外交政策極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和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1頁。

　　[④] 陳鳳英：《中國發(fā)展給世界帶來的機遇》，《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年4月13日，第1版。

　　[⑤] 沃爾特·米德：《美國外交政策極其如何影響了世界》，《導言》，第XXII頁。

　　[⑥] 在聽哈佛教授演講或與他們交談中（包括約瑟夫·奈和傅高義），他們都強調民主和自由本身就是美國外交目標之一，而不是追求美國利益的手段。

　　[⑦] 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 9月21日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 on U.S.-China Relations)就美中關系問題發(fā)表的題為《中國往何處去？──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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