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3月1日復刊，發(fā)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2006年3月1日《冰點》，以下簡稱《反》文），批判拙作《現(xiàn)代化與歷史教科書》（2006年1月11日《冰點》），拜讀以后，留下四個突出印象：一是力求擺脫拙作惹事以來席卷朝野的打棍子、戴帽子的文革遺風，回歸學術討論的常規(guī)；
其中夾雜一些引起不少讀者不滿的非學術用語，可以理解為環(huán)境和習慣使然，不必苛責。二是史實錯誤很多。三是論斷未能深思熟慮，邏輯混亂。四是集中了半個多世紀為義和團辯護的各種論據(jù)。

　　當前的辯論，實質(zhì)是堅持還是摒棄左毒之爭。作為研究19、20世紀中國史的學人，有責任針對這些觀點，提供史實，為撥亂反正略盡綿薄，讓廣大讀者在比較中作出自己的判斷。

　　對 “反帝反封建”的兩種扭曲

　　家國之戀和喜愛自由，這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感情。同其他國家的國民一樣，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都是愛自己的祖國和自己的自由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反帝反封建”對多數(shù)中國人說來，本來是人之常情，愿意投靠外國反動勢力出賣國家利益，或甘心做奴隸、奴才的是極少數(shù)。但是，有兩個現(xiàn)象極為值得重視：一是有些梟雄、權奸以“愛國”名義欺世盜名，以國家、民族的化身自居——“朕即國家”，掩蓋其專制獨裁統(tǒng)治和其他倒行逆施。二是20世紀下半葉以降，有些人動輒斥責別人不愛國甚至賣國，為帝國主義或其他反動勢力服務。他們以為，只要揮起“愛國”這條大棒，自己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可以壓得別人服服帖帖。一大批有志報國的知識分子因此飽受冤屈，甚至家破人亡。

　　《反》文再次提起“反帝反封建”這個話題，仿佛拙作離開“主題”，否定了“反帝反封建”。因此，我們的討論必須從什幺是反帝反封建這個常識性問題開始（秦統(tǒng)一后是不是封建制度，學術界有不同意見，本文采用中國大陸的習慣說法），以免中國人特別是知識階層再次淪為棒下冤魂。

　　首先應該指出， 19、20世紀中國的主題，是從前現(xiàn)代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zhuǎn)型，建設一個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獨立的現(xiàn)代化國家；
反帝、反封建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還有其他手段）。這一時期的許多悲劇，都與漠視這一主題息息相關；
也只有在這個主題統(tǒng)領下，才能正確理解反帝、反封建的內(nèi)涵�！胺吹邸钡膬�(nèi)涵是反對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胺捶饨ā钡谋玖x是讓國民從前現(xiàn)代的壓迫、束縛中解放出來，得到現(xiàn)代公民應有的各種自由，并相應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予于切實的保障。兩者應該密切結(jié)合，以免“愛國主義”為別有用心之人所利用。這些本來不易產(chǎn)生歧義，但實際生活中常常出現(xiàn)種種不應有的扭曲 ，《反》文是體現(xiàn)這些扭曲的新例。

　　第一種是對內(nèi)涵的扭曲。

　　例如：《反》文對1840年以來的中國史有個概括：“前109年是爭取國家獨立的歷史，后56年，是爭取國家現(xiàn)代化和富強的歷史�！倍鴮η�109年（1840－1949）的詮釋是 “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歷史”。這樣的詮釋簡單明了，但有兩點令人生疑：

　　一是按照中國大陸的習慣，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政府的執(zhí)政者，都不是“人民群眾”，于是，立即出現(xiàn)一個問題：收回山東權益、治外法權、租界、關稅自主權是不是“反帝”——維護國家獨立的具體內(nèi)容？以二百位將軍和百萬大軍的鮮血為代價抗擊日本侵略者，算不算“反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些卻是記錄在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政府名下的歷史，《反》文的概括顯然與實際情況不符。

　　二是“前109年”是不是對“爭取國家現(xiàn)代化和富強”無所作為呢？“在1912——1920年間，中國工業(yè)的平均年增長率為13.8％”，1912至1936年間則為9.2％；
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每年平均增長率達到8－9％”。

用日本著名中國經(jīng)濟史學家的話來說是：“中國已經(jīng)踏上以工業(yè)化為軸心的‘中進資本主義’之路，則是不爭的事實�！� 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世界經(jīng)濟危機頻頻發(fā)生的環(huán)境下取得的；
有歷史和經(jīng)濟學常識的人應該知道，這是不俗的成績。

　　多年來，有些歷史書的可信度一再受到質(zhì)疑，根源就在除“人民群眾”的革命造反行動外，統(tǒng)統(tǒng)視而不見！《反》文對反帝反封建的詮釋，不是自己發(fā)明的；
盡管如此，傳播左毒的責任是推不掉的。

　　至于對民主、法治內(nèi)涵的扭曲，更是俯拾皆是。有的把民主說成是領導者的“作風”。有的只提民主決策的程序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而抹煞現(xiàn)代民主的前提和目的是公民的自由。法治及其運作的基礎——司法獨立則長期被視作資產(chǎn)階級的謬說。《反》文對這些都是諱莫如深的。

　　第二種扭曲來自概念和邏輯混亂不清。

　　要不要反對侵略、維護國家主權（為何）；
什幺環(huán)境下反侵略、維護國家主權（何時）；
用什幺方法反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如何）；
這是三個雖有密切聯(lián)系，但又有嚴格區(qū)別的問題。以這次引起軒然大波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和義和團事件來說，冷靜地問一問：為何，何時，如何，本來可以是非立判�，F(xiàn)在攪得沸沸揚揚，其中的思想混亂，嘆為觀止！在網(wǎng)上隨意發(fā)泄情緒的帖子弄不清三者的區(qū)分，他們中有些人也許會隨著年齡和知識增長自己反思，不必計較。但對學術文章說來，這是絕對混淆不得的問題。不幸，《反》文卻犯了不該犯的概念和邏輯錯誤。

　　糾正后一種扭曲需要冷靜分析和排除民族主義情緒的干擾。作為長期被侵略的國家，中國民眾中有一種弱者心態(tài)，在批判侵略者的同時，不愿冷靜反思，究竟我們自己有沒有做錯什幺？如果本國學者敢于揭示本國的錯誤，那怕是一二百年前的陳年舊事，也會被一些民族主義者痛詆為“漢奸”、“買辦”、“賣國賊”。一些外國學者說了這一類話，則是“帝國主義立場未變”！流風所至，甚至有些外國史學家也受這種情緒沾染，努力為中國辯護，而沒有認真分析中國的失誤。

　　偉大的國家、勇敢的民族不需要廉價的同情和自我辯解。為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不再受阻，中國人應該坦然面對過去。任何國家和民族的歷史，都是文明與野蠻并陳。成長為偉大的現(xiàn)代國家和偉大民族的前提，是以坦蕩的胸懷，保障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任由人們說古道今，從而揚清滌垢，為長治久安開辟康莊大道。

　　為避免不必要的糾纏，筆者必須申明：我一貫認為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是一場侵略戰(zhàn)爭，火燒圓明園是侵略者犯下的罪惡。八國聯(lián)軍入侵也是一場侵略戰(zhàn)爭，而戰(zhàn)爭過程中他們又犯下?lián)屄�、強奸和屠殺罪行。由于這些是沒有爭議的事實，本文的篇幅已經(jīng)超過報刊文章通常的限度，所以不再贅言。

　　秉著上述精神，以下針對《反》文的責難，清理多年來習非成是的扭曲；
由于這類扭曲太多，本文只能就一些主要問題略陳管見。

　　義和團事件與“反帝反封建”

　　《反》文指責拙作“否定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歷史主題，最鮮明的是對待義和團反抗八國聯(lián)軍的侵略上”。對義和團事件是肯定還是否定，不過是對一個具體歷史事件的認識，扯到“否定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歷史主題”上，這是多年來流行的所謂“上綱上線”的左毒再現(xiàn)。廣州有句俗語說得好：“大話怕計數(shù)”。一落到實處，大話就原形畢露了。就讓我們看看義和團事件和“反帝反封建”的具體關系吧。

　　請先從“反封建”說起。

　�。�1）義和團是最腐朽的封建統(tǒng)治者的工具。

　　義和團所以能成為禍國殃民的大災難，關鍵是得到慈禧和一批最頑固、腐朽的滿漢權貴如莊親王、端郡王、剛毅、徐桐、毓賢等人的支持和利用。任何政府都有責任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財產(chǎn)安全。在義和團暴行威脅下，國民和外僑的生命財產(chǎn)朝不保夕，正是這個政權腐朽性的體現(xiàn)。而在這個政權和義和團正式結(jié)盟以前，頑固的王公貴族和大臣的支持，是義和團在京津迅速發(fā)展的條件之一。

　　（2）義和團事件展現(xiàn)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

　　在專制制度下，執(zhí)掌絕對權力的統(tǒng)治者，或遲或早總要作出危害國計民生的荒謬決定。沒有絕對專制的制度，慈禧不可能作出對11國宣戰(zhàn)的罪惡決定；
敢于提出反對意見的總理衙門大臣袁昶、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內(nèi)閣學士聯(lián)元等滿漢大臣也不可能先后被殺。

　　（3）義和團的作為與反封建的要求背道而馳。

　　反封建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財產(chǎn)自由、人身自由等公民權利。義和團恰恰是踐踏這些自由的暴徒。

　　由此可見，義和團和義和團事件是封建專制的典型，把它與“反封建”聯(lián)系起來，是對“反封建”的褻瀆。

　　那幺，它的反帝記錄又如何？

　　義和團事件在中國的對外關系史上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鐵蹄蹂躪東北、華北。首都淪陷。6月20日，慈禧下詔宣戰(zhàn)，同日開始俄軍乘機制造海蘭泡血案，接著侵占黑龍江左岸僅存的一塊土地——江東六十四屯，共計八千左右的中國人的鮮血染紅了黑龍江水！俄國侵略軍還賴著不走，埋下后來在東北興風作浪的禍根。大沽和京津沿線炮臺被拆，外國在京津沿線留兵駐守，使館區(qū)也長留外國軍隊，由他們保衛(wèi)和管理。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相當于當時六年半的全國財政收入；
連年利4％在內(nèi)，則要支付9億8223萬8150兩白銀。對本來捉襟見肘的國家財政，這無疑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遭災的還是老百姓。

　　一筆令人痛心的喪權辱國的記錄！

　　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的辯解：義和團暴行是被迫的

　　一個流行甚廣、頗有迷惑力的說法是：清政府和義和團的行動不管造成什幺惡果，都是帝國主義逼出來的。反抗就是有理！這個前提是經(jīng)不起反駁的。中外歷史都證明，蠻干只能遭災，改革本國的落后制度為民富國強奠立牢固的制度基礎，才是收回喪失了的主權和維護國家獨立的可靠保證。

　　日本1853年被迫打開國門。稍后同列強所訂條約中，也有損害日本主權的許多不平等的規(guī)定：領事裁判權，類似租界的“居留地”，失去關稅自主權，對馬島被沙俄占領……如此等等。但是，經(jīng)過四十多年的努力，在改革固有的制度和殖產(chǎn)興業(yè)的基礎上，國家面貌改變了，通過外交談判，終于在1899年收回了治外法權，1911年實現(xiàn)了關稅自主。

　　再看看中國的記錄。19世紀5次重要的對外戰(zhàn)爭，每次都以喪權辱國告終。20世紀上半葉經(jīng)過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后初步的制度變革，1921年11月至22年2月的華盛頓會議，大體上收回了引發(fā)五四愛國運動的山東權益。1925年10月開始的關稅特別會議，擬好了關稅自主方案；
1929年2月1日實現(xiàn)了關稅自主。1926年，孫傳芳治下的上海，在凇滬商埠總辦丁文江努力下，收回了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設立了中國政府管理的上海臨時法院……。以上情況表明，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和國家主權的收回，在八年抗戰(zhàn)前已經(jīng)有了良好的開端�？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隨著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訂新約，美英兩國政府分別聲明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其他國家也先后采取了類似行動，除香港、澳門問題尚待解決外，中國政府和人民維護國家主權的百年夢想終于實現(xiàn)。

　　中日兩國的歷史確鑿證明，籠統(tǒng)說反抗有理，不看具體環(huán)境和選擇正確道路，有時不但不能救國，反而會誤國。義和團事件從結(jié)果看，誤國殃民已洞若觀火。但是，有些人卻挖空心思為它辯解，這些辯護詞可靠嗎？

這些辯解都有意無意掩蓋了一個基本事實：除了與義和團無關的山東高密人民與德國侵略者因修路引發(fā)的斗爭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是義和團主動燒教堂、搶掠、殺害傳教士和教民（中國信徒）惹來大禍�？偟恼f來，帝國主義是近代中國的壓迫者，但在義和團事件這一具體事件中，帝國主義大體上沒有惹我們，而是義和團“殺人放火”導致外敵入侵。中國人應該有勇氣譴責這些暴行，把它視為國恥，掩蓋甚至為這些暴行辯護對中國和中國人告別前現(xiàn)代、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無所助益。

　　為替義和團開脫罪責，《反》文在兩個日期上大做文章。一個是5月31晚各國衛(wèi)隊從天津到達北京。另一個是6月12日所謂“獵取拳民行動”。

　　《反》文說：“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國士兵共356名自天津抵達北京�！�…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各國公使決定調(diào)兵的集會上說過‘這些行動就是瓜分中國的開始’。洋兵入京，不僅在克林德看來是瓜分中國的開始，在拳民看來也是瓜分中國的開始。義和團在北京和各地殺傳教士、焚毀教堂、破壞鐵路和電線桿以及部分人的搶劫行為，都是在這批外國士兵進京以后發(fā)生的。攻打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qū)也在這以后�！�

　　這些說法經(jīng)不起考查，有四點不符合或不了解歷史實際的錯誤：

　�。�1）不知道早就弄清了的一個史實：“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各國公使決定調(diào)兵的集會上說過‘這些行動就是瓜分中國的開始’”是誤傳，克林德根本沒有說過那句話。

　　據(jù)英國公使5月27日向本國首相報告：昨天“德國公使克林德男爵宣稱：‘他認為中國政府正在土崩瓦解；
他不相信以設想他們的穩(wěn)定為根據(jù)的任何行動能夠有效�！�” 同時，與《反》文說的相反，這次會議恰恰是反對調(diào)兵的。的確有些國家的公使把克林德的言論誤解為考慮瓜分中國，但德國外交部根據(jù)傳聞立即嚴厲批評克林德，克林德回電中明確說明：“他沒有發(fā)表其他外交官所說的那種言論”。

德國政府當時反對瓜分中國的態(tài)度非常明確。

　�。�2）不知道這些衛(wèi)隊入京是經(jīng)過中國政府批準，并且是沿用多次的慣例。

　　當時在中國海關任職的馬士，在其被學術界視為權威著作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中寫道：從1860年列強在中國設使館開始，“每一個使館都設有衛(wèi)隊……但是日久以后，這個衛(wèi)隊減到僅足以作為儀仗隊的數(shù)目。后來，在危機來臨的時候，就從幾個艦隊中派遣海軍陸戰(zhàn)隊去擔任冬季保護的特殊任務，因為這時北京由于天津港口結(jié)冰而與外界隔絕；
在1894年和1898年年底都這樣做了，每次派遣的衛(wèi)隊都在三月間撤回�！� 1900年5月28日，鑒于局勢危急，各國使館提出增調(diào)衛(wèi)隊，中國政府先是拒絕，不久就批準了。31日，英國公使向首相報告：“如果像上次（1898年戊戌政變后）那樣，每個使館的衛(wèi)隊人數(shù)不超過30名，總理衙門已表示同意衛(wèi)隊前來北京�！�

　　因此，盡管這些衛(wèi)隊人數(shù)超過清政府的規(guī)定，但自衛(wèi)的性質(zhì)沒有改變。這是舊特權的應用，不是新的侵略行為�？纯串敃r的實際情況，事情就更清楚了。

　　首先，清政府當時已經(jīng)無法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也不能保障外國使館的安全和正常工作。

　　5月21日，“使節(jié)們普遍反對調(diào)遣衛(wèi)隊前來北京”。

直到28日，外僑和中國教徒的生命、財產(chǎn)所受威脅越來越嚴重，他們才改變態(tài)度。事后有關人士和中外史家對調(diào)派衛(wèi)隊進京是否明智有所懷疑。但是，全面研究史料，可以肯定在義和團事件開始之初，列強事先并無武裝入侵的打算，他們是被動應付的。同時，當時不但氣氛很恐怖，攻擊外國人和中國教徒的行動已經(jīng)開始，而且清政府已經(jīng)陷入不能保護外僑和本國公民生命、財產(chǎn)的狀態(tài)。教案幾乎年年有，1900年惹來彌天大禍，是義和團犯罪而清政府不能妥善處理引起的。

　　其次，對當時社會的自衛(wèi)行動要有全面的了解。

　　清帝國的政權設置只到縣一級，縣以下試行建立民主自治組織和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制度，除了戊戌變法時湖南曾經(jīng)試行很快就被扼殺外，都是義和團事件后清政府實行新政改革的業(yè)績。因此，民間自衛(wèi)是當時常見現(xiàn)象（現(xiàn)在仍然不難見到不少清代和民國時期的民居有“炮樓”、“碉樓”）；
教堂、教民自衛(wèi)也被清政府默許。

　　1900年1月，在山東巡撫任上的袁世凱向朝廷報告：“秋冬來，濟東各屬，焚劫大小教堂十處，搶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擄害教民二十三名……諸官吏不能辭其責也。適有不逞之徒，乘間滋事……轍誑誘鄉(xiāng)愚，勾引報復，焚毀教堂，劫掠教民。繼因各處著名教堂……皆設備固守，屢攻弗克，轉(zhuǎn)遭殺傷。益復四出搶擄，波及良善……該匪等雖托名仇教，而觀其舉動，實只在于糾眾劫財�！薄爱斠晕魅俗o身槍支，每人不過一二桿……韓莊、白云峪教堂均有快槍多桿，上月迭經(jīng)匪徒糾眾四五百人撲攻，均被擊傷多名，潰敗紛逃……查洋人在內(nèi)地，私儲軍火多件，向為約章所不許。當此匪徒滋擾之時，暫未便認真查禁”。

　　1900年4月，義和團進攻保定附近的姜家莊，“該拳匪共有二千余人……莊中教民逆知該匪等必來滋擾，早預備軍械以待，該匪于晨刻即往攻打，彼此爭持直至下午三點鐘，方停止。”

　　歷史論斷必須考慮社會環(huán)境，有些論著對使館召集衛(wèi)隊作過度的解讀，定性為侵略軍，甚至發(fā)揮想象力，說他們可能進攻紫禁城，“對皇宮構(gòu)成威脅”，而沒有提供可靠佐證，未免失之輕率。

　　至于6月10日出發(fā)的西摩爾聯(lián)軍，作為增強救護力量的措施，最后也是得到清政府同意的。當時奉命與駐天津法國總領事商談的直隸總督裕祿向清政府報告：“該總領事以各國各使催兵甚急……其二次進京之兵（指西摩爾聯(lián)軍），雖仍以保護使館為言，中露保護眷屬出京之意。如果中國官兵能任認真保護之責，朝廷有切實諭旨，則續(xù)進京之兵可從緩議……查洋人在京，照約本應保護。現(xiàn)在謠言四起，其驚恐亦系實情。所請降旨保護，在彼固非意外之求，在我亦舍此別無辦法�！� 這表明清政府承認西摩爾聯(lián)軍目的是保護外交使館。其次，清政府確實一再勸阻公使們不要增派軍隊，但最終還是表示：“中國政府將放棄它對援軍前來使館的反對意見�！� 運送他們進京的火車，也是中國政府撥給的。

　　正如清政府所認定的，各國軍隊6月17日強占大沽炮臺才是侵略戰(zhàn)爭的開始。

　�。�3）不知道或故意掩蓋義和團殺人、放火、搶掠和威嚇不是從5月31日衛(wèi)隊進京后開始的。

　　《反》文說：“義和團在北京和各地殺傳教士、焚毀教堂、破壞鐵路和電線桿以及部分人的搶劫行為，都是在這批外國士兵進京以后發(fā)生的�！边@與歷史事實相差太遠。

　　從1896年義和團運動（包括其前身）興起之初，殺人、放火、搶掠的記錄便不絕如縷。

　　英國傳教士卜克斯是1899年12月30日在山東被殺的。此后，對各地教堂、教民和傳教士的攻擊、殺戮、搶奪、恐嚇連綿不斷。

　　1900年3月，天津已到處有匿名揭帖，威脅于4月2日攻打租界和將“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毀，縱火焚燒”。4月中，“義和團匪潛來京師，凡遇教堂，則遍粘招貼，謂三月杪當與教堂為難云云�！� 這些威嚇已屬犯罪行為，而義和團在“各地”殺人、放火、搶掠的消息也紛至沓來。例如，5月12日，在直隸淶水高洛村，“驗明被燒華式小教堂七間，及教民房屋共七十五間，暨業(yè)經(jīng)起出尸身五具”�！按舜吾叾�，系屬開自拳民。” 5月13日，燒掉直隸定興縣倉巨教民房子80多間，因縣令事先通知，教民連夜逃走，沒有死傷。

5月18日，“燒毀固安縣之公村教堂，殺害傳道者二人�！�25日“又焚燒霸州之善來營村，殺斃教民男女十三人�！�

　　5月26日大規(guī)模拆毀鐵路和焚燒、搶掠已經(jīng)開始。一個外國記者在日記中寫道：“鐵路已被摧毀，車站（豐臺）被包圍，工程師都被圍困在他們的房子里……來自涿州的消息非常糟。暴民們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殺來迫使基督徒放棄信仰，強迫他們燒香拜佛，還把他們家中較漂亮的女孩賣了當妓女�！彼�親眼看到“機車的庫房正在燃燒……四周蜂擁而來的村民正在搶劫�！�

　　《反》文為了證明義和團燒殺的正當性，說了這么一段話：“據(jù)施達格研究，1900年5月29～6月4日，發(fā)生在雄縣附近義和團與京保鐵路洋工程師倭松（Ossent）的沖突，是義和團與武裝的歐洲人的第一次沖突，洋人先開槍，義和團從數(shù)百人聚集到萬人，對洋人加以追擊，‘將洋人追擊上岸，未知存亡’。從這里我們可以看見義和團殺教士、焚毀教堂、鐵路等的具體原因�！睂嶋H情況如何呢？

　　5月29日，比利時、意大利等國的鐵路工程師及其家屬共41人從保定逃往天津，其中有七個婦女和一個小孩。到達天津時，有九人失蹤，二十三人受傷。蘆漢鐵路是中國政府自主建設的重要項目，這些工程師及其家屬是受聘參加經(jīng)濟建設的。他們“接到即將發(fā)生嚴重危險的警告后”緊急乘船逃亡，并不是殖民主義的征討隊。要這樣的逃亡者主動攻擊別人是不可能的。實際情況是：“官方派一隊士兵護送他們，但是在五月三十日下午五點鐘，軍官們用一個小的事故作借口而離開了。在第二天早晨，他們被一群用大刀和長矛……的暴徒攻擊，而護送的士兵也參加了攻擊；
這次攻擊被打退了。”于是，他們棄舟登岸，邊打邊逃，前后歷時四天，最后在天津歐洲人的救援下，才到達天津。

　　類似史料很多，也是涉獵過這段歷史的人熟知的。而且正是這些暴行，使公使團從反對召集衛(wèi)隊，變?yōu)榧泵φ{(diào)他們?nèi)刖��?/p>

　�。�4）不懂得解救和保衛(wèi)教民是正義行動。

　　歷來的辯護者，都在所謂6月12日開始的“獵取團民行動”大做文章。

　　6月12日前后，究竟發(fā)生了什么？11、12兩日，大批義和團涌入北京，12日起北京全城一片混亂，到處燒教堂、商店、殺教徒、教士和搶掠他們的財產(chǎn)。“自十五（6月11日）以后匪徒以殺教士為名，任意焚劫民庶。” 激于義憤，一些外國人組織搶救隊去搶救生命垂危的教徒和傳教士（絕大部分是中國人）�！氨娨姸Y拜堂被燒，皆怒……有人呼曰‘志愿兵向前’諸人爭上，無退縮者……彼拳匪經(jīng)機關炮之掃擊遂退至路邊成一排，漸漸逃散……此次無號令，但如平常行路之狀，步履甚緩，凡見路旁黑影即開槍擊之……忽有一法人失足而跌……跳起驚呼，蓋其足下臥一中國之婦女，縛以繩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真殘忍已極，捆此婦人以火燒之，拋至路旁為照路之用”！“有自燒毀處逃避而來者，皆面如白紙，手足戰(zhàn)栗，無復人形。有一看門人所遭尤慘，其家人、什物均已無存，其父母、妻子及其親戚共十三人均被燒死，皆拳匪執(zhí)刀逼之以投于火。”北京天主教三個主要教堂，除北堂（西什庫教堂）外，東堂、西堂都被毀，“有數(shù)胡同尸骸遍布，當此六月暑天，臭味難聞……男女老幼之尸堆置一處，有裂成數(shù)塊者，有身首異處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動”。

從這一天開始，“京師城內(nèi)兩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戶房產(chǎn)等，焚燒殆盡。教民之被戕者無日無之，棄尸于御河中……常見奉教婦女途行時，遇義和團即跪下，率被拉去斬之。而平民之誤殺者亦多”。

　　歷來都有人片面摘引“凡見路旁黑影即開槍擊之”，掐頭去尾，作為洋鬼子殘暴的證據(jù)。請良知未泯的中國人靜靜想一想，我們究竟應該譴責還是贊揚這些搶救隊？義和團的這些喪失人性的罪惡行徑應不應該曲為辯護？事關判別正義和罪惡，含糊不得！

　　行文至此，可以順便弄清西什庫教堂是不是侵略據(jù)點了。被困在這座教堂中的中外人士共三千多人，有2名軍官和41名士兵幫助防守。西方宗教傳入中國后的作用頗為復雜，不能籠統(tǒng)說他們是“文化侵略”。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傳入，帶給中國的是文化盛宴。19世紀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既引起文化沖突和對非教徒的欺壓，又是當時朝野興辦的各類學校、翻譯機構(gòu)和報刊等新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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