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的大學像衙門，衙門里自然盛產(chǎn)學官。學官有兩種，一種是學而優(yōu)則仕，先做教授后做領(lǐng)導（當然也有不少學并不優(yōu)，被上級看上了，也就“仕”了），領(lǐng)導與教授雙肩挑；
還有一種是仕而優(yōu)則學，做領(lǐng)導做到妙處，學銜自然會送上來，先做領(lǐng)導后做教授，同樣是領(lǐng)導與教授雙肩挑（注意：“雙肩挑”已經(jīng)是大學里的一個專有名詞，在此特地借來一用）。不僅學校的院系負責人如此，連學校的黨政行政官員也如此。

　　建國以來，雖然屢次反官僚主義，但中國的行政體系依然是世界上官僚氣和文牘化最嚴重的制度。無論什么樣的精英，只要進入其中，大多被文山會海淹沒。怎么可以想象，有人一邊擔任著各種名目的“長”，開著沒完沒了的會，提交著源源不斷的報告，同時卻可以在某個甚至某幾個學科領(lǐng)域的研究中深入耕耘，做出著卓越的成就？

　　可是事實是，凡是學官，學問就做的好，官越大，學問就越是做的好。這決不是諷刺，不信的話，可以到教育部的相關(guān)網(wǎng)站上去查，看看各個學校的學術(shù)帶頭人、學術(shù)骨干，有幾個沒有官銜的。北京某些高校帶有處長銜的教授，據(jù)說已經(jīng)做到了大師的級別。事實上，這些學官們近些年來，著作是越來越多，因為他們課題多，經(jīng)費多，出席各種國際學術(shù)會議的機會多，拋頭露面的時候更多。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些人已經(jīng)壟斷了高校學術(shù)資源的絕大部分，掌握了最大的學術(shù)發(fā)言權(quán)。對他們，想說不好都難。

　　這就是教授們想要帶“長”的原因，因為即使是一個副處長，其爭取資源的能力也會因此而提高若干倍。盡管帶上“長”之后，資源有了，時間卻沒了，看書的心情都不見了，可是學術(shù)地位卻會見風看漲，各種學術(shù)頭銜都會紛紛落到你的頭上。自然而然地，連你自己也覺得自己像個大師了。某海歸回國后，擔任某高校副校長，研究時間銳減，但學術(shù)地位卻陡升，高到甚至連他自己都吃驚的地步。

　　教授帶上“長”會有如許大的好處，那么說明“長”的威力和價值要遠遠高于教授，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還在擴大中。開放之初，我們聽說是助教類同于科長，講師類同于處長，副教授類同于副局，到后來，助教排不上了，講師類同科長，副教授類同副處，教授類同處長。同時期，雖然職稱“毛”了很多，但官階濫得更厲害，相比之下，還是教師貶值的更多些。過去有一則民間傳說，說是唐朝的盧杞，曾遇仙人，仙人給他兩個選擇，一是上天做神仙，一是做人間富貴宰相。他開始說選擇做神仙，等到仙人將要離開時，他又忙不迭地改口：人間宰相，人間宰相！我們的教授們，雖然在開始的時候選擇了學術(shù)，但骨子里跟傳說中的盧大人沒什么兩樣。

　　可是話又說回來，既然教授都要巴結(jié)著帶個“長”，那么已經(jīng)是“長”的人，如果反過來要做教授，豈不是更容易？事實也是如此。無論這個“長”是多么的不學有術(shù)，無論這個“長”上不上課，或者能不能上課，只要他帶“長”，而且還握有一定的實權(quán)，那么，各個院系還真就得買帳，評職稱的時候還就不敢不給人家評，不僅要評，而且還要給一級教授，因為一來人家的名額往往是從上面戴帽下來的，二來人家手中有權(quán)，教授們還指望著人家從指頭縫里給自己漏點好處下來。三來嘛，今日之教授，見到領(lǐng)導，無論如何，膝蓋總是有點直不起來。

　　請國家領(lǐng)導人到高校做做院長的事情，近來少了，但部長、市長、書記做兼職教授、甚至帶博士生的事情，正方興未艾。學校眼里看到的，恰是官員手中權(quán)力所能給學校帶來的好處，而教授們樂于捧場，也正是期待著人家指頭縫里漏下的余瀝。

　　反過來，掌握著實權(quán)的官員喜歡戴一頂教授的帽子，關(guān)鍵是看上了這頂帽子在社會上還有的一些光環(huán)。這種光環(huán)是在老百姓眼里的。不管怎么樣，我們這個民族還是保留了一些對知識的尊重，老百姓總是善良地相信教授這種職業(yè)還是知識的象征，就像古代相信舉人進士是知識的象征一樣。如果這種信任也丟了，那么大家還能信什么呢？社會的基本價值估計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在這個世界上，很少有國家輕易地向政界和商界開放學銜的，除非個中人自己放棄原來的政商地位，進入學界。如果有大學隨便把教授的頭銜送人，那么它一定是野雞大學，而野雞大學的教授，事實上沒有人會要的。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盡管可以買官鬻爵，開捐班，但卻從來不賣進士捐舉人。因為他們知道，學銜是國家的名器，名器不能濫。一旦連進士舉人都可以拿錢買，甚至憑借權(quán)力獲得，那么整個社會離崩盤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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