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比較多地強調國際沖突及其因素的分析，對國際合作缺乏有力的分析與研究，對國際合作持悲觀態(tài)度。本文結合新自由制度理論及其他相關理論，對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政治特征進行了新的分析，提出了國際合作的新自由主義視角。

　　[關鍵詞]國際合作 新自由主義 現實主義 相互依賴 全球治理

　　在國際社會缺少世界政府，國際體系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際合作的可能性與限度，是國際關系各流派，特別是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爭論的焦點。進入后冷戰(zhàn)時代的國際社會，在全球化日益推進，各國間相互依賴日益加深而出現全球性大變革的情況下，國際合作將有什么樣的前景，新自由制度主義根據國際政治的新變化，作了新的闡釋。盡管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仍有許多的不足，但它比新現實主義更有闡釋力和預見能力。本文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為基礎，主要研究和分析適合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的新自由主義綜合理論，提出國際政治的新自由主義視角，以使我們對全球化時代國際合作問題有更符合時代特征與現實狀況的認知。

　　一、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基本范式

　　（一）相互依賴

　　相互依賴、國際機制（國際制度）、全球化（全球主義）、國際治理是以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核心概念，而權力與相互依賴便成為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核心的研究范式。他們并不否認現實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即國家是國際關系最基本的行為體，無政府狀態(tài)是國際政治的根本特性，但同時他們強調用國際相互依賴和全球化進程的發(fā)展所導致的國際制度層面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在相互依賴的狀態(tài)下，透過國際機制，國際合作是可能的。國際制度有助于克服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tài)，消除國際沖突，或將沖突限制在制度范圍內。

　　基歐漢和奈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賴的時代，世界政治的物質正在發(fā)生重大變化，就連深植于古典現實主義傳統的亨利•基辛格也承認：“國際問題的傳統議程—大國均勢、國家自身的安全－也無法界定我們面臨的威脅，也難以詮釋未來的前景。我們正在進入新的時代。舊的國際格局正在崩潰，昔日的標語不再具有啟示意義，過去的解決辦法也不再奏效。在經濟、傳播　和人類共有的期望等層面，世界早已變得相互依賴”[1](p3)相互依賴影響著世界政治和國家行為。

　　在基歐漢和奈那里，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意味著彼此相依賴（mutual dependence）。”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賴，指的是以國家之間或不同國家之間的行為體之間相互影響為特征的情形”。[1](p9)相互依賴源于交往，如跨越國界的貨幣、商品、人員和信息的流動。二次大戰(zhàn)后國際交往急劇增加，在交往中產生了相關的制約和成本問題。當交往產生而要有關各方付出代價的相互影響時，相互依賴便出現了。相互依賴與相互聯系的根本差別在于前者總是與代價相關。

　　基歐漢和奈富有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復合相互依賴的概念，他們給出了一個與現實主義截然不同的理想模式，正如經濟學家為市場競爭機制設計的理想模型一樣。他們認為，復合相互依賴并不完全忠實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現實，但在更多的情況下，復合相互依賴更好地解釋了世界政治的現實。

　　基歐漢和奈認為，作為理想模型的復合相互依賴具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各社會之間的多渠道聯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系或對外部門的正式安排；
非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常聯系（包括面對面的交流或通過電訊聯系）；
跨國公司（如多國銀行或多國公司）等。這些渠道可以概括為國家間聯系、跨政府聯系和跨國聯系。第二，國家間關系的議程包括許多沒有明確或固定等級之分的問題。問題之間沒有等級之分意味著，軍事安全并非始終是國家間關系的首要問題。許多問題由通常被視為國內政策的事務引起，而國內問題與對外問題的區(qū)別非常模糊。第三，當復合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一國政府不在本地區(qū)內或在某些問題上對他國政府動用武力。[1](p25-26)

　　在復合相互依賴情況下，各社會聯系渠道的多樣化，交往密度的加強，一方面模糊了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區(qū)別，使國家利益與他國利益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非零和博弈增多；
另一方面也易于使各社會間的信息流動更暢通，增強了了解和互信，減少不信任和誤判，并逐漸在相互學習中形成更多的共有觀念和共同體感。在復合相互依賴條件下，軍事安全不再是始終占據首要位置，而且武力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往往要超過武力所能獲得的收益，沖突為此而受到制約，行為體將會有更多的克制。隨著經濟、環(huán)保、反恐等一系列“低級政治”問題被廣泛地納入議程，決策者有了更多的選擇空間，各國間的合作空間增大，合作的可能性也將隨之增加。

　　基歐漢和奈詳細研究了海洋和貨幣領域的復合相互依賴和美加、美澳關系。在海洋領域和貨幣領域的復合相互依賴有程度上的差異，但都出現了復合相互依賴模式的預期，與現實主義模式呈現較大差異。在海洋問題領域，武力的作用發(fā)生了變化，武力不再位居核心，也不再有利于強國的主導地位。盡管在特定問題上，武力時而發(fā)揮重要作用，但它不再是決定結局的至關重要因素。在國際貨幣領域則更少動用武力或武力威脅。20世紀20年代以來，在海洋和貨幣兩個領域里，政府間各種層次的相互作用劇增，非政府交往渠道也有所增加，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發(fā)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現實主義條件下作為國家政策最為有效工具的軍事力量，在復合相互依賴的條件下，操縱問題領域的經濟相互依賴、控制國際組織和跨國行為體，對國家目標的實現更為重要。在美加關系中，社會經濟問題突出，各問題間的等級結構難以確定和維持，雙方并不使用武力解決彼此之間的重大分歧，兩國間在戰(zhàn)后建立起來的機制約束了美國的行動，強化協調與和解的價值。美國與加拿大、瑞典與挪威這樣的國家間關系中，武力已經長時間地被排除在政策選擇之外，顯示出復合相互依賴條件下，國際合作不僅可能，而且會日益擴大。雖然基歐漢和奈對復合相互依賴下的合作問題表現得很審慎，但冷戰(zhàn)后國際政治經濟的發(fā)展已經顯示出，隨著復合相互依賴的推進，國際合作的空間進一步擴大了。

　�。ǘ�）國際機制

　　國際機制的概念與相互依賴密切相關，國際機制理論成為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與新現實主義爭論的焦點。

　　相互依賴導致某些規(guī)則和制度安排，這些規(guī)則與制度被稱為國際機制（internatiomal regimes），國際機制概念內涵和外延的擴大便構成為國際制度（internatiomal 　Inltitation）。

　　關于國際機制的概念，學者們有諸多的不同定義。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認為機制是“在相互依賴的背景下為控制沖突而實施的人為安排”[2](54)斯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 Krasner）定義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性的：“所謂國際機制，指的是在國際關系特定問題領域里行為體愿望匯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則（Principles）、規(guī)范（Norms）、規(guī)則（Rules）和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所謂原則，是指對事實、因果關系和誠實的信仰；
所謂規(guī)范，是指以權利和義務方式確立的行為標準；
所謂規(guī)則，是指對行動的專門規(guī)定和禁止；
所謂決策程序，是指流行的決定和執(zhí)行集體選擇政策的習慣”[3](p186)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基歐漢和奈指出，相互依賴關系在調節(jié)行為體行為并控制其行為結果的規(guī)則、規(guī)范和程序的網絡中，或受到該網絡的影響。因此，他們將國際機制定義為“對相互依賴關系產生影響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governing arrangments）基歐漢不滿意克拉斯納的定義，他又將國際機制定義為：“有關國際關系特定問題領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確規(guī)則的制度”。他認為，國際制度（Intarnational institutions）是包括三個內容的體系：正式的政府間國際組織（IGOS）與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國際機制和國際慣例（Conventions）。其中，“國際機制”就是克拉斯納定義中的明示的機制，“國際慣例”是克拉斯納定義中的默示的機制。[1](p20)基歐漢將國際機制的概念擴展到國際制度，將國際組織包容在國際制度概念中，從面建立了比較嚴謹的國際制度體系。

　　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家是追求收益的理性自我主義者；
權力在國際機制中的作用不可忽視，但國際機制是國際關系中的獨立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國際機制在幫助國家實現共同利益中具有重要作用；
活躍在特定問題領域的國家有只能通過合作才能實現的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
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國際機制形成的理論核心，世界政治存在廣泛的不確定性。國際機制幫助達成政府之間意愿的契合。行為體相信，這種安排能實現互利。國際機制正是通過降低不確定性來促進國際合作的。[4](p49)基歐漢認為，要理解國際合作發(fā)生的條件。這并不是說，國際制度總是促進全球基礎上的合作，但是，所有國際合作的努力都是在某種制度背景下發(fā)生的，這種背景可能會對合作的努力起到促進作用。他指出，在國際政治領域，如果協議中不能獲得潛在的收益，也就是說，如果行為體之間的協議不能帶來互惠，那么就不會建立國際制度的需求。與此同時，從歷史上看，并非可以輕易達成。正是協議的潛在價值與達成的困難兩者相結合，才使得國際制度富有意義。為了在不只是分散的基礎上實現國際政治中的合作，人類不得不利用制度。在世界政治中，由于人們始終難以溝通、監(jiān)控行為體的行為，尤其是難以強制他們遵守規(guī)則，所以主權國家的自主性意味著人們從來都不能忽略交易成本。甚至，在缺少等級制權威的情況下，制度也能提供信息，穩(wěn)定預期，因此事實上，世界政治中的大部分具體制度起著減少交易成本的作用。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wěn)定論”有兩個中心命題，一是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個主導國家創(chuàng)立的。既然機制構成一種國際秩序的要素，這就意味著國際機制的形成一般要依賴霸權國家的持續(xù)存在�；鶜W漢認為，“霸權穩(wěn)定論”的第一個命題即霸權國家能夠促進某種程度的合作，從謹慎的意義上講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霸權國家的存在是合作性關系出現的必要或者充分條件。第二個命題的錯誤在于，國際機制建立以后，合作并不必然需要一個霸權領導國的存在。霸權后作作是可能的。[5](p37)隨著霸權的衰落，一個緩慢的從霸權合作到霸權后合作的轉化就可能發(fā)生。霸權的衰落可能使得建立國際機制的需求增加�！⌒碌膰�際機制可能由于舊機制培育出來的相互信任的增長而得到促進。明智而富有遠見的領導都明白，要達到他們的目標，無不依賴于他們對制度的承諾，正是這些制度，才使得合作成為可能。基歐漢承認，從政治上講，這些制度的影響不會是中性的。人們能夠預期到制度有利于特定的成員。就在已經建立的制度之外達成的高額交易成本而言，在制度內處于不利地位的政府發(fā)現，自己在這一問題領域總體上處于劣勢。更一般地說，任何制度的規(guī)則都將反映其實際的和潛在的成員的相對實力地位，這種地位限制了它們可能有的討價還價的余地，并進而影響著交易成本。盡管如此，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在世界政治中具有普通的重要性，國際制度具有促進合作的潛力。[6](p324)

　　（三）全球治理

　　基歐漢和奈對全球化與全球主義作了區(qū)分：全球主義被定義為世界的一種狀態(tài)，它關涉各大洲之間存在的相互依賴網絡，并通過資本、商品、信息、觀念、人民、軍隊、與環(huán)境和生物相關的物質（如酸雨和病原體）的流動和影響聯結在一起。全球化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指的是全球主義的增減[1](p275)。全球主義是相互依賴的一種形式，全球主義的強度可以引起三種不同程度的變化：網絡密度的增強；
制度轉化率的提高；
跨國參與的加強。“強全球主義”意味著，不同的相互依賴關系會在更多的環(huán)節(jié)上進一步地交織在一起。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國家或其他行為體會發(fā)現，他們的價值觀越來越受到他者行為的影響。因此，需要管理全球化�；鶜W漢和奈列出了五種形式：1、在領土疆界內采取單邊國家行為，降低脆弱性；
或接受外在標準，增強競爭力；
2、強國或國家集團采取單邊行動，以影響領土之外的國家、企業(yè)、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
3、區(qū)域合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增強政策的有效性；
4、全球層次的多邊合作，建立管理全球化的國際機制；
5、跨國和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會”――以管理全球化，其方式不涉及一致性的國家行為。[1](p311)基歐漢和奈認為，全球化的推進將使國際政治更接近于復合相互依賴的理想模式�？咕苋�球化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面對全球化，單邊行動往往導致失敗或引起對抗性反應。面對全球化的深化，各國越來越愿意犧牲某些合法的行動自由，以限制他國對自己采取的措施，或防止他國行為變得不可預測。大多數國家發(fā)現，要想自己的利益得到實現，就必須進行合作，共同進行全球治理。

　　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價值與局限

　　與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強調權力與安全、強調國家的中心作用相比，新自由制度主義更強調相互依賴；
承認國家是重要行為體，但重視國家外其他國際行為體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
強調軍事威脅的作用在降低，國際合作的領域在擴大，合作的可能性在增強。與現實主義強調結構不同，新自由制度主義更強調過程的重要性。復合相互依賴模式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重要的理論創(chuàng)新，它真實地反映了國際政治的新進程，特別對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政治進程具有較強的詮釋能力。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機制理論是目前國際機制理論中最系統、最完善的理論，為與新現實主義進行有效的對話與論戰(zhàn)建立了理論基礎。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了國際機制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和制約作用，探討了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際合作的可能性，也是一種理論創(chuàng)新與突破。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價值不僅在于它比較有效地反映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征與變化，更在于它對國際合作信心的支持與鼓舞，從而能為推進全球化時代國際合作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有助于國際政治中理想主義的重建。

　　但是，新自由制度主義在國際經濟與貿易等領域的闡釋比較得心應手，但在國際安全領域沒有做出比較有說服力的闡釋和理論展開，成為現實主義流派攻擊的要害，因此，如果新自由制度主義要尋求更大的力量，必須大膽地涉入安全領域，在安全領域作出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闡釋，探求安全領域國際合作的可能性。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另一方面缺陷在于對認同和觀念這些非物質力量對國際合作的影響沒有進行足夠的探討。90年代以后，面對冷戰(zhàn)的結束和建構主義學派的批評，新自由制度主義也開始重視觀念研究，將觀念作為權力/利益與結果之間的又一個干預變量加以考慮，并探求世界政治中的合法性問題。但總體上還沒有為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本身解決這一缺陷問題，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各社會問題交往密度的增加以及互聯網等通訊工具在全球信息傳遞和交換中作用的增強，共有知識和觀念對國際政治、對國際合作的制約作用日益明顯，環(huán)保意識、人權觀念的全球性傳播對國家的行為，因而對國際政治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制約作用，不可忽視。新自由制度主義必須汲取建構主義中的合理內核，充實和完善自身的理論。就這個意義上說，國際政治需要一種新自由主義的綜合理論。

　　三、對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補充與修正

　　就理論的完整性與科學性而言，需要對新自由制度主義作必要的補充與修正，提出綜合的新自由主義（下稱新自由主義）理論，它應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為核心，接受其上述基本范式，并吸納其他自由主義流派的主張，對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的特征、走向和國際合作的發(fā)展作出自己的理論闡釋。

　　1、無政府狀態(tài)的新含義

　　新自由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一樣，接受經典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對無政府狀態(tài)的界定。新自由主義認為，在全球化推進到建立一個單一的全球社會之前，國際社會不可能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國際政治將繼續(xù)保持無政府狀態(tài)。聯合國或其他相關的國際組織的主要作用是加強各國、各地區(qū)的信息交流與協調，減少因信息不暢而導致的不確定性和誤判，通過溝通與協調化解沖突與矛盾，推動經濟、文化及社會諸多領域的國際合作，并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采取必要的措施維持和平。但它不是世界政府，沒有對全球壟斷暴力的權力，它的權威來自各國的支持，沒有普通的強制性權力，也不具備行使這種權力的合法性。它在主要大國的支持下，可以在某個領域，或針對某個特定的國家采取強制措施，如聯合國在東蒂汶的維和行動和對伊拉克實施制裁，但聯合國在實施這種強制時的權力來源于各國。它不是一個強制性的壟斷暴力的中央權威，不具世界政府的基本特性。但是，自由主義視界中的無政府狀態(tài)，與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狀態(tài)除在國際政治中沒有一個最高權威這一點上相同外，在對無政府狀態(tài)的其他方面有不同的認知�，F實主義視角下的無政府狀態(tài)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充滿沖突與戰(zhàn)爭的狀態(tài)與結構。新自由主義視角下的無政府狀態(tài)，是一種不斷進化的動態(tài)結構，其中如建構主義所言，有不同的無政府邏輯，不同的無政府文化。在全球化不斷推進的時代，國際無政府狀態(tài)越來越擺脫霍布斯狀態(tài)，更多地從洛克狀態(tài)向康德狀態(tài)過渡。因此，其間的矛盾與沖突或者戰(zhàn)爭雖然有時不可避免，但是，對沖突與戰(zhàn)爭的制約因素和力量及調解機制不斷得到強化，未來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國際社會的主題是和平與合作，無政府狀態(tài)不再是混亂、戰(zhàn)爭與失序的同義詞，它僅體現缺乏為中央權威的狀況，逐步走向有序。羅西瑙(Jame N

　　Rosenau)認為，“維持全球秩序的眾多模式是在三個基本層次上展開的：（1）觀念的主觀層次，在這一層次上人們對各種處理事務的制度安排或有模糊的感覺，或有敏銳的洞察，或是通過其他方式加以理解；
（2）行為的或客觀的層次，在這一層次上人們規(guī)律性或程式性的行為常常無意中維護了現行秩序的全球制度安排；
（3）集團的和政治的層次，正是在此層次上治理得以出現，統治導向的制度以及政權得到確立，觀念和行為模式基礎上的政策得到執(zhí)行�！盵7](p14)從上述三個層次上看，今天的世界秩序比以往更多地體現出了有序和規(guī)范。隨著全球信息和人員的高密度的交流，在觀念的諸多領域出現了共識與認同，如對民主與人權的廣泛認同與珍視，關于國家行為的合法性問題上的廣泛共識對國家行為產生相當程度的制約。因而在第二層面的行為上，由于觀念與機制的制約，國家行為更多地體現出遵守一定的制度與規(guī)則。而在第三層次上，體系中各行為體創(chuàng)立的制度與規(guī)則，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成為制約和規(guī)化國家行為、促進國際協調與合作、解決全球公共問題的重要因素。它們作為體現觀念和行為傾向的操作方式，已經成為推動全球政治向前發(fā)展的核心要素。國際無政府狀態(tài)內在邏輯的變化使國際合作的認知與行為都朝更為積極的方向發(fā)展。

　　2、民族國家作用及其主權的變化

　　新自由主義承認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性，認為國家是國際政治中的重要行為體，經濟全球化并不會使主權國家消亡。使全世界統一起來的經濟與技術力量和世界上繼續(xù)存在的政治分裂之間存在著矛盾與沖突，羅伯特•吉爾平指出：“政治疆界現在確實、并將繼續(xù)使各國經濟和經濟政策有所不同；
政治上的考慮也大大影響著各國的經濟活動，使得彼此存在差異。國家以及其他強大的行為者利用自己的權力來影響經濟活動，爭取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國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8](p108)新現實主義指出的這種狀況確實存在，但新自由主義對國家所起的作用及其引致的結果存不同的看法。新自由主義認為，經濟全球化所引致的相互依賴將更多地引導，甚至迫使國家采取符合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政策，采取更多的協調與合作而不是強化沖突的政策，而且，國家作為理性行為體，必須考慮成本與收益的問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國家政治必須以國家的經濟利益作為基礎，拒絕合作，強化沖突，對抗市場的力量將會使國際付出更大的成本，因此，國家間的矛盾與沖突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主要會通過談判、協商等途徑解決，而不是訴諸武力。以開放和自由貿易為基礎的自由世界經濟應當而且能夠對國際政治起到緩和的作用，因為它已形成了各國共同利益的紐帶和維持現狀的責任。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在從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過渡的時代，國家的生存基本得到保證，“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將不斷擴大其實現的范圍，國家間的競爭更多地不是軍事上的爭奪，而是經濟上的競爭，國家越來越多地表現為一個大公司，或羅斯克萊斯(Rosecrance)所稱的“貿易國”。即便在軍事因素表現得十分重要的中美關系中，經濟因素所起的制約作用日益明顯地增強著，中美關系涉及兩個方面的經濟制約，一是兩國日益增長的貿易和貿易中所得的絕對收益，二是損害雙邊關系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價，特別是軍事沖突所要付出的代價之大使雙方即便在臺灣問題上存在著沖突，也都保持著相當的克制，給未來通過非武力手段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更多的空間和可能。因此，新自由主義視界中的國家及其作用與新現實主義有著極大的不同，特別對國家間關系的走向有著明顯的分歧。

　　新自由主義并不否認國家間矛盾沖突，甚至戰(zhàn)爭的繼續(xù)存在，只要仍處在從洛克無政府狀態(tài)到康德無政府狀態(tài)的過渡沒有完成，沖突與戰(zhàn)爭不可避免，軍事力量仍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新自由主義強調的是，武力的使用受到更多的限制，無論從合法性觀念、國際機制，還是從國家的成本與代價等方面，都對它們構成了制約，因此，沖突與戰(zhàn)爭出現的頻率將日趨下降，沖突與戰(zhàn)爭的事態(tài)會被更多地緩解，影響將被限制在更為有限的范圍，而大國之間的戰(zhàn)爭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大國之間將更多地以協調、合作、談判等方式解決它們之間的紛爭。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國家逐漸陷入了相互依賴及規(guī)制共管的系統中，從中退出通常不是一種可行的選擇，一度自我封閉的國家也都逐漸走向開放和步入國際社會。國家被國際組織編織成的網絡所纏繞�！坝捎趪�家正被日益卷入由正式及非正式的規(guī)制編織成的網絡中，而且這個被卷入的過程有可能在即將到來的整個世紀里繼續(xù)取得進展（盡管是階段性的），因此擁有傳統上的高度政策自治的國家概念基本上已不再準確”[9](p65)由于戰(zhàn)后建立了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其他各種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大量涌現并在管理國際事務中日益發(fā)揮重要的作用，也由于隨著市場體系的擴展，全球經濟聯系深化，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跨國公司作用的增強，國家正在失去原有管理國內和國際經濟政策的自主度。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提出：“全球化從國家內部改變了國家權力的基礎，并產生出一種多層次的后威斯特伐利亞的世界秩序。國家在這個秩序中是重要的。但只是若干權力層次中的一層。”他指的是正在承擔對各種國際交往進行不同程度控制的大量跨國及政府間安排和制度的出現。[9](p82)除國家行使主權時必須考慮國際環(huán)境、國際法和國際制度的各種制約因素外，國家對主權的行使在兩個方面出現了變化。在消極方面體現在，國家被迫接受國際組織或其他行為體的干預，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等國被迫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一些要求，改變其國內經濟政策。在積極的方面體現在，國家間為了共同利益，或為了共同對付潛在的威脅或利益損失，主動將國家的部分主權讓渡到國家間共同組成的更高層次的組織，歐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原先作為國家主權重要的、不可干預的主權的貨幣及其相關政策，在歐盟各國，已經作出了讓渡，從而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實行單一的貨幣。歐盟在政治領域的合作也在深化，未來歐盟將建設共同防務，這有將是更具重要性的主權讓渡。就目前已經實施的主權讓渡而言，在主權國家所擁有的一切重要政策領域，歐盟幾乎都介入。就主權讓渡程度的深化而言，歐盟在某些領域　，如貨幣政策共同農業(yè)政策、漁業(yè)政策等，幾乎完全攫取了原屬成員國的政策主導權。隨著單一貨幣的實施，人們已很難看出歐洲統一大市場與民族國家的國內市場有什么本質的區(qū)別了。[10](24)

　　主權在全球化時代實踐中的變化將引起人們對主權觀念的深刻變化，人們將不再機械地理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的主權概念。在涉及國家主權問題上，國家間可以合作，主權可以接受干預，主權也可以讓渡到一個更高層次的組織。因此，涉及主權的沖突與糾紛，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可望找到合作的前景。但新自由主義也意識到，國家主權并不會消失，在當今世界，使全世界統一起來的經濟與技術力量和世界上繼續(xù)存在的政治分裂之間的沖突依然存在，有時還很激烈。這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作為現實主義者的羅伯特•吉爾平提醒我們：“即使在像歐盟這樣高度一體化的國際組織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處于中心地位的仍是主要的政治行為者，即德國、法國和英國。不管歐盟最終以什么形態(tài)出現，民族政府將繼續(xù)是這個區(qū)域中的重要行為者”[8](p16-17)新自由主義認為國家仍是國際政治中的重要行為體，國家主權并不會全然消失，國家主權的讓渡是國家根據自身利益考慮而作出的抉擇，無論是消極讓渡還是積極讓渡，它本身體現了國家的自主選擇，體現國家的主權。因此，未來世界，盡管地區(qū)一體化進一步加深，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深化，各種行為體更趨活躍，國家及其主權在國際政治中仍很重要。新自由主義強調的是國家對主權的理解、行使可以有更多的彈性，加之國際政治文化的進化，國家間在主權問題上也可以有更多的合作，這將能在更大程度上抑制戰(zhàn)爭與沖突。克拉斯納指出，“如果政治領導人愿意達成共同協議或者動用強力手段，或許可以找到能與傳統主權原則相背離但又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解決方案。例如中國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之后在那里建立了特別行政區(qū)，由于允許香港參加一些國際組織以及承認香港執(zhí)行獨立的簽證和香港護照，保證了其他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的接受。所有這些措施都違背了傳統的主權原則，因為香港沒有法律上的獨立地位。但是正是通過給予香港這樣一種獨特而又能為其他國家所承認的地位，中國在擁有對香港主權的同時又保持了人們對回歸后的香港作為商業(yè)中心地位的信心”。[11](p166)

　　3、觀念的變遷與文化的進化

　　新自由主義認為，國家及其政治領導人和公民在國際政治的實踐中不斷學習，在學習過程中不斷增進認知，更新觀念，增加共識，并推動社會及文化的進化。新現實主義的一大缺陷在于看不到世界政治中的“進化式學習”（evolutionary learning）�？夏崴�•沃爾茲認為，幾千年以來，國際體系的本質沒有大的改變；
“在經歷了國界的變動、社會經濟和政治形式的變遷以及經濟、軍事活動的變化之后，國際政治的本質和形式依舊驚人地保持不變。例如，我們可以看一看中國的戰(zhàn)國時期和印度的考底利耶時期，就可以發(fā)現，無論何地的政治實體的何種形式進行自由的競爭，其本質和形式特征都是相似的�！盵12](p4)這是一種缺乏變革的歷史循環(huán)論。莫德爾斯基認為，世界政治的結構是靠進化式學習逐漸塑造、調整和發(fā)展出來的，人類對于世界政治的認識同樣是一個逐漸深化和進步的過程。他認為，世界政治始終是在進化和發(fā)展的，近代以來，主要是西歐國際體系出現以來，一種具有較高級秩序的世界政治，通過自組織a process of self－organization 的方式逐步形成，這種自組織的過程，便是世界政治的進化與學習。[13](p475)我們從不同層面可以看到這種進化。以西歐為例，西歐國家間的關系曾是不斷沖突與戰(zhàn)爭的關系，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zhàn)都在歐洲爆發(fā)，各國間進行了殘酷的戰(zhàn)爭，相互為敵，尤以法德兩國為甚。但是，今日歐盟內各國已經消除了戰(zhàn)爭的可能性，各國和平相處，共存共榮。國家的行為也不斷出現變化，如二戰(zhàn)時期戰(zhàn)爭都無情地攻擊對方的和平居民，今日的戰(zhàn)爭將無法接受這樣的打擊，北約對南聯盟、美國對伊拉克的戰(zhàn)爭都是盡力避免平民的傷亡。因此，人們的認知和觀念在進化，國家的行為也在進化。依據歷史上的進化以及現實國際政治已在發(fā)生的變革，溫特建構主義所提出的國際政治從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進化是一種發(fā)展的必然趨勢。[14](p313-396)正是基于這種進化論，新自由主義對未來國際政治中國家間沖突的和平解決和國際合作的廣泛推進有著更樂觀的預期，對國際政治的體系變革也有更樂觀的預期，而不是新現實主義的霸權更替戰(zhàn)爭預期。

　　四、拓展外交思維

　　根據新自由主義的國際合作觀，在全球化時代，國家的外交思維可以有更多的拓展，在國家間互動中，引入外交新思維。

　　國家仍然是國際政治中的主要行為體，民族國家的主權仍是諸多國際政治行為的基本依據，也是其行動的界限所在。但是，由于全球化時代的一些新的特征，在主權領域的合作不應被排斥在外。主權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讓渡，歐洲已經出現在主權方面的讓渡。在過去的50年間，歐洲一體化經歷了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貨聯盟三個階段的發(fā)展，現在開始了政治聯盟的建設。歐洲一體化的每次深化都是以更深層次國家主權的轉移和讓渡為必要條件，并且形成了共同行使主權的體制。這可以說是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的成功實踐。在全球化和區(qū)域一體化加深的背景下，主權國家可以基于平等、自主和互利的原則，在主權領域開展合作。

　　在全球化時代，由于經濟的相互依賴，由于共同利益的增加，特別是由于國際政治文化已經基本告別霍布斯文化，從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發(fā)展的過程中，國家間在安全領域合作的可能性得到增強。由于非傳統安全的大量出現，國家間在安全領域的合作不僅必要而且更加可能。在共同對付恐怖主義、愛茲病、環(huán)境污染、金融危機等方面，國際合作正在深化，中國倡導的以合作安全為核心內容的新安全觀，應該成為在安全領域開展國際合作的基本指針。

　　國家間的合作應該更多地考慮絕對利益的增加，而不是過多地計較相對收益�，F實主義特別強調博弈中國家的相對收益。在國際社會仍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組成的無政府特征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國家對相對收益的關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相互依賴加深的條件下，一方面難以計算相對收益，另一方面，國家間共同利益增多，面臨的共同威脅也增多。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不能斤斤計較于相對收益，而更多地考慮絕對收益的增長，多開展對各國都有利的合作。沒有一種國家間合作能夠使雙方得到完全等同的回報，在合作收益問題上應該更多地展現開放的思維。例如，在國際經濟領域的經濟制裁，實際上往往不能達到政治目的，但損害共同利益，應該更多地尋找新的解決辦法。

　　大國與小國間要實現對稱的相互依賴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國間可以發(fā)展相對對稱的復合相互依賴。因此，在全球化時代，大國在解決雙邊問題和全球治理方面開展合作有著非常廣闊的前景，應該擯棄冷戰(zhàn)思維，以大國合作為核心推動全球性的國際合作，共同參與全球治理。如在中日關系中，復合相互依賴的三個指標中已經有兩個已經基本符合，但在社會的多渠道聯系方面還很不夠，特別是雙方民眾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不足。日本方面應該正確對待歷史，在這基礎上，使中國民眾也能夠認識到日本不再是一個具有危險性的國家，從而實現兩國之間、特別是兩個社會間的多渠道聯系，增進相互理解與信任。如果雙方能夠以新的思維推進兩國的合作，中日關系不僅可以走向相對對稱的復合相互依賴關系，而且可以推動東亞的一體化進程。

　　新自由主義不能解決國際政治的所有問題，國際合作中有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和問題，新自由主義也沒有解決的辦法。但是，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一些因素正在增長，它提出的一些主張在推動國際合作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參考價值。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理想主義，但這不是烏托邦主義，這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基于國際政治的變革進程和進化趨勢。它意識到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際沖突與矛盾不可避免，但是，新自由主義認為善于理性計算的國家和個人在全球化和復合相互依賴不斷深化的情況下，會更多地朝著合作與和平解決沖突的方向發(fā)展。對新自由主義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通過一定的方式和機制去解決這些沖突。對新自由主義來說，國際政治領域開放性始終存在，和平解決、合作解決沖突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并基于樂觀的預期，尋求實現樂觀預期的解決辦法。這也是更負責任的姿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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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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