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自七十年代初以來維持了大約二十年的溫情。而今，如同在火爐上的一鍋水，中日關系正在吱吱地沸騰。一旦水燒干了，鍋底就會燒穿。

　　一．中日關系的六大基石

　　破壞中日友好關系是很容易的，維護這關系卻很不容易。中日友好關系建立在六大基石之上。破壞了這些基石，中日關系就難以為繼。

　　基石之一，中國與日本是鄰居，而且彼此都是龐大的、極重要的鄰居，應當互為善鄰。如果任何一方把對方認作惡鄰，中日關系就難以為繼。

　　基石之二，中國與日本是文化上的親戚，甚至有“書同文”和“一衣帶水”的親近感。我們交流頻繁，彼此并不陌生，絕無相互理解的困難。如果任何一方把對方認作文明的異類，社會政治的異類，是非不分，不可理喻，中日關系就難以為繼。

　　基石之三，親戚加近鄰的關系讓我們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相互學習。我們雙方都認識到，因為地理和歷史的因素，我們兩國的社會有很大差異。島國的精致、認真、執(zhí)著、勤奮，大陸國的粗曠、氣魄、寬容、理想，是我們彼此靈感的重要源泉。在漫長的歷史里，日本從中國學到了很多；
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中國從日本學到了很多。如果對親戚和近鄰不再有互相尊重，而是看作一方對另一方的施舍，我們學習彼此的熱情就會冷卻，中日關系就難以為繼。

　　基石之四，中國與日本是經(jīng)濟上的密切伙伴。盡管中國與日本并不“相互依存”，卻互通有無，互惠互利。因為我們是近鄰和親戚，而且經(jīng)濟規(guī)模都非常龐大，我們能夠成為彼此最大的經(jīng)濟伙伴。中日經(jīng)濟是互補的；
而且，倘若雙方誠心促成經(jīng)濟一體化，兩國能成為亞洲經(jīng)濟持續(xù)飛翔的，強大的雙引擎發(fā)動機。那是二十一世紀亞洲進步的希望，也是世界進步的希望，是徹底消滅世界貧困現(xiàn)象的希望。如果任何一方把這種親密的經(jīng)貿(mào)關系看作威脅，中日關系就難以為繼。

　　基石之五，雙方對長遠利益擁有共識：我們彼此不是戰(zhàn)略競爭對手，而是戰(zhàn)略伙伴。我們不僅是相互尊重以及關系密切的鄰居和親戚，我們也都是現(xiàn)實主義者，承認實力對比的迅速變遷能對國家利益產(chǎn)生重要影響�，F(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鼻祖是古希臘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提出，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爆發(fā)的根本原因是“雅典的迅速崛起和斯巴達對此的恐懼”。由此，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看重兩大要素，一是實力均衡的客觀變遷，二是對實力變遷的主觀看法。換言之，中國的迅速崛起是客觀事實，但對這個事實的認知是可變的，因人、因時、因地而異。日本政府認識到，中國的繁榮與進步對日本不是威脅，而是共榮的機會。為此，日本政府向中國提供持續(xù)的貸款援助，鼓勵日本企業(yè)對華投資，幫助中國學生到日本留學，幫助中國改善自然環(huán)境。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此銘記不忘，深懷感激。日本政府也體認，中國的崛起不是對外進行政治軍事擴張的過程，而是內(nèi)向型、使自己社會和內(nèi)政現(xiàn)代化的過程，是艱巨的、長期的城市化和法治化過程。由于日本的侵略史與臺灣問題和臺獨勢力密切相關，日本政府在臺灣問題上持極為謹慎的態(tài)度，主張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不鼓勵臺獨勢力，表達支持中國和平統(tǒng)一的意愿。日本政府不僅理解中國的崛起，也理解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偏見和警惕。在“天安門事件”之后，日本主動成為溝通中國與西方的橋梁，幫助中國恢復與西方國家的正常關系。中國對日本政府的善意表達感激之情。我們承認，中國的市場繁榮會在局部利益上導致與日本的沖突。然而，因為以上的基本認識，我們會在友好的大環(huán)境下平等協(xié)商。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沒有不可妥協(xié)的問題，而且，即便是最棘手的領海爭執(zhí)，也絕非十萬火急，可以無限期地推遲解決，甚至共同開發(fā)。概言之，中國與日本互為戰(zhàn)略伙伴，日本成為中國與西方諒解、和解、合作的巨大橋梁，因為日本不把近鄰和親戚視作威脅，不把中國的繁榮和進步視作威脅，不參加對華遏制戰(zhàn)略，不落入讓亞洲人平衡亞洲人的圈套，而是把中國視為合作共榮的伙伴。如果日本政府放棄了這種主觀認識，把中國的繁榮與進步看成對日本的威脅，把臺灣看作“脫亞入美”的杠桿，刺激西方對中國的偏見，甚至充當西方遏制中國的先鋒，中日就互為戰(zhàn)略競爭對手了，中日關系就難以為繼。

　　基石之六，對1945年以前的五十年歷史，兩國政府和人民有著相同的認識。這認識就是：（1）在那半個世紀里，日本“脫亞入歐”，學習和奉行歐洲式的帝國主義對外政策，是中國的惡鄰，也是全亞洲的惡鄰。三千萬中國軍民的鮮血，因日本這惡鄰而流盡。（2）日本政府和國民對這西方式的帝國主義政策真誠懺悔和道歉，保證再不重犯這錯誤。（3）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中國政府接受日本的道歉，大度地放棄對日索賠，以表達中國對日本五十年侵華史的原諒，也表達日中永不再戰(zhàn)，讓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成為好鄰居，好親戚的愿望。如果日本方面不再承認這三點共識，對丑惡的歷史不再認作丑惡，反而感到驕傲，兩國人民之間的敵意當然高漲，中日關系就難以為繼。

　　為什么這第六個基石是重要的？正因為我們是近鄰和親戚，正因為我們需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向彼此學習，中日兩國關系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其中必然包含強烈的道德和情感因素。如果以鄰為壑，混淆是非，把中國的繁榮與進步看作威脅，我們就必然成為惡鄰，雙方就拒絕或者斷絕親戚關系。近鄰和親戚一旦成為敵人，就是最惡劣的敵人，連正常的國家間關系都難以維持。富裕的日本當然可能購買到“安全理事會”的常任席位。但喪失了歷史道義感的日本，會讓鄰居們感到非常不安全。連社區(qū)鄰居們的尊重都得不到，哪里會得到世界的尊重？若日本讓鄰居們不安全，安全理事會的永久席位不會增加日本的安全，只會減少日本的安全。同樣的道理，如果德國政府不以發(fā)動橫掃歐洲的戰(zhàn)爭為恥，如果德國領導人鼓吹為侵略戰(zhàn)爭而死是死得光榮，如果德國知識界竭力去“修正”大屠殺的歷史，讓社會相信希特勒有理，如果德國政府要求歐洲被侵略的國家忘掉歷史向前看——而非牢記歷史教訓向前看，德國在歐洲就不會有好鄰居，不會有親戚，不會朋友，甚至不會有安全。沒有一個經(jīng)歷過靈魂革命洗禮的德國，歐洲戰(zhàn)后的進步與團結的局面就是空想，歐盟根本就不可能出現(xiàn)。日本右翼勢力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們想以忘掉歷史向前看的說詞來混淆大是大非，甚至“修正”歷史，為新式的“脫亞入歐”，為重新武裝日本，為打著民主陣營旗號再次奉行冒險的、進攻性的、帝國主義式的政策鋪路。換言之，對1895－1945年五十年中日關系歷史是非的認識，乃是中日關系的基石之一。

　　二．誰希望中日關系惡化？

　　中日關系的惡化是日本右翼勢力有意挑動的。挑動中日爭端的目的是重振大日本國強硬的進取精神。

　　為中日關系惡化而高興的只有一派人：日本的右翼勢力。他們在日本是強大的一小撮。對這些人而言，日本自戰(zhàn)敗以來臥薪嘗膽，韜光養(yǎng)晦，目標是重新成為“政治大國”。他們不提“軍事大國”，因為日本早已擁有亞洲最強大的海空軍力量。而且，他們已經(jīng)找到了向海外派兵的借口，還會很容易就跨過“核門檻”，找到從核大國變成核武器大國的借口。

　　為什么日本右翼勢力樂見日中關系惡化？因為中國的崛起使日本相對變矮了。日本需要精神，需要大國精神，需要復興“日本第一”的自信。強烈的自信心能幫助日本從十余年的萎靡中崛起，從戰(zhàn)敗的心理陰影中解脫。重振這精神需要理論基礎。最方便的理論是福澤諭吉（此君的頭像印在面值一萬日元的鈔票上）的“脫亞入歐”論，而今是“脫亞入美”論。重振這精神需要“修正歷史”。最需要修正的是日本半個世紀的“脫亞入歐”史。讓青年們忘卻半個世紀的罪惡，甚至把罪惡史認作光榮，激勵日本青年對國家的榮譽感，使日本人擺脫精神上的“歷史束縛”。重振這精神需要“刺激”。最方便的刺激就是找個敵人，最方便的敵人是正在崛起的中國。受中國“霸權”的“威脅”，日本才需要回歸“武士道”。重振這精神還需要“事故”，日本右翼勢力在中日之間挑動無中生有的爭執(zhí)，尋求偶發(fā)的事故為反華口實，甚至主動制造能產(chǎn)生嚴重政治軍事后果的爭端。

　　歷史真的會很相似。當年“軍部”里的右翼軍官們不就是這樣四處尋找“口實”，甚至制造“事件”嗎？

　　日本右翼勢力能夠發(fā)展壯大，是戰(zhàn)后美國縱容的后果。出于冷戰(zhàn)和朝鮮戰(zhàn)爭的需要，美國讓日本保存了戰(zhàn)前體制，也保存了戰(zhàn)爭時期的領袖層，甚至鼓勵日本重新武裝。如此，日本從未經(jīng)歷過德國式的對戰(zhàn)爭的反省，日本人民也從未經(jīng)歷過反省“脫亞入歐”道路的靈魂革命。相反，日本有相當一部分精英在抱怨，日本是“原爆”受害者，而非始作俑者。他們認為自己不應當遭受這懲罰，因為自己“不過是”成功地模仿了西方流行的殖民主義政策。

　　最不希望中日關系惡化的是中國。在目前的國內(nèi)和國際條件下，中國明顯沒有任何理由希望中日關系惡化，在可見的將來也不可能產(chǎn)生這種理由。中國并不認為日本可能會侵略中國，正如日本右翼勢力也明明知道中國不可能侵略日本。中國內(nèi)部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正進入關鍵時期，中國不需要外部敵人，更不希望鄰國是敵人。中國需要和平的世界大環(huán)境，中國需要近鄰和親戚的友誼，中國需要日本的友誼。

　　對中國官方維持和修補中日關系的努力和誠意，日本當權派心知肚明。然而，他們卻對中國政府的種種努力，故意表現(xiàn)出不在乎、輕蔑，甚至故意誣蔑中國政府鼓勵“反日本人”的“種族主義”情緒。

　　破壞中國政府維護中日關系的努力是非常容易的。因為我們是鄰居、親戚、伙伴，不久前還有血仇，只要挑起事端，就能激發(fā)民族間的仇恨。接下來就是仇恨的自動循環(huán)。在民眾普遍的仇恨情緒之中，哪個政府的政策能不受牽制呢？

　　三．改善中日關系的兩個辦法

　　今天，日本右翼勢力已經(jīng)成為當權派。我國從何入手改善中日關系？避免鍋底燒穿的辦法有兩個，第一是釜底抽薪，第二是不斷往鍋里加水。

　　歷史上，國民黨政府的步步退讓并沒能使“軍部”的極端分子收斂。九•一八”發(fā)展成“七•七”，到淞滬放棄抵抗，到南京大屠殺。通過這些“成功”，軍部的極端分子們向全體日本民眾證明：效法十九世紀歐洲殖民主義行為模式是成功的，“脫亞入歐”的思想是偉大的。

　　而今的中國已非當日之中國，我國會對日本右翼勢力采取嚴正批判的立場。又因為他們是當權派，我們堅持道義原則，對右翼勢力采取嚴正立場，就意味著對日本政府采取強硬立場。如果他們執(zhí)意要毀滅我們的近鄰和親戚關系，執(zhí)意要把日本帶向“脫亞入歐”的老路，帶向“軍部”的老路，使日本成為反華的先鋒，中國軍民將嚴陣以待，寸土必爭。日本右翼勢力認為，中國企圖以強硬政策來分化日本公眾輿論，分裂日本社會。是的，對于極端分子破壞中日關系的企圖，日本社會和日本公眾輿論難道不應當分裂嗎？當這些極端分子不得不用含糊晦澀的詞句來表達他們的企圖，難道不正說明他們心虛嗎？正義必須有聲，正義的聲音必須被人民聽到，必須被日本人民聽到。而今，日本右翼勢力正在領導日本全社會對反省進行反省，企圖徹底否定反省的必要。嚴厲批判日本右翼勢力，對其采取強硬的立場，就是釜底抽薪。

　　歷史上，甚至在戰(zhàn)爭期間，中國人民也沒有放棄爭取日本人民的友誼。戰(zhàn)后的中國人，以自己一貫的大度和寬容，撫養(yǎng)了日本人的遺孤。在建交前的二十余年中，中國始終在緊鑼密鼓地推動中日民間親善活動，為建交后二十年的溫情關系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在日中關系緊張沸騰的今天，我國需要繼續(xù)發(fā)揚民間外交的傳統(tǒng)，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人民身上。密切中日民間的交流關系，清楚地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的政策區(qū)分開來，努力阻止中日關系被日本右翼極端分子所左右，這就是往沸騰的鍋里不間斷地加水。

　　許多年以前，作者曾向日本駐華外交代表提出過下面的建議：讓我們效法戰(zhàn)后法國和德國政府的做法，讓中學生們都去對方國家度過暑假。日本家庭照料中國孩子，讓他們學日語；
中國家庭照料日本孩子，讓他們學漢語。讓我們兩國的孩子們在對方的國家里擁有自己的養(yǎng)父、養(yǎng)母，讓他們永遠保持電子郵件聯(lián)系，讓我們兩國人民的下一代成為兄弟姐妹，讓我們化干戈為玉帛，消弭歷史的仇恨，世世代代都做好鄰居，好親戚，好伙伴。中日兩國的距離并不遙遠，交通十分便利。而且，如同日本家庭可以輕易支付自己孩子去中國的交通費用，中國至少有同樣多的家庭支付得起去日本的交通費用，何況孩子們還可以坐船去。如果日本政府真的希望日中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請認真考慮接受這個建議吧。

　　2005年9月17日。載《新京報》，2005年9月18日，A四版。此文基于作者8月底在東京對某世界大學生組織（HPAIR）的英文演講修改而成。作者授權燕南網(wǎng)絡首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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