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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左右皆曰”與“國人皆曰”

發(fā)布時間:2020-05-26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2004年12月初,重慶農(nóng)婦熊德明溫州維權(quán)之行再次成為媒體關(guān)注的焦點。這個事件的起因,是10名重慶民工在溫州打工患了職業(yè)病(矽肺。,但廠里始終不給予賠償。無計可施的民工們想到了因向溫總理說實話而成名的重慶老鄉(xiāng)熊德明。據(jù)報道,熊德明本人對勞動法一片茫然,更不了解工傷索賠程序,也不具有合法的代表資格,在溫州的勞動糾紛解決過程中,她實際上成了一名看客,并沒有起到維權(quán)者應有的作用。

  熊德明在維權(quán)事務方面既無專業(yè)知識,也不具備相關(guān)經(jīng)驗,為什么會成為民工們求助的對象?也許有人認為,是10名民工愚蠢無知,找錯了人。但筆者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民工們之所以出此“下策”,只是因為,這恐怕是他們能夠想到的唯一的“策略”了,是萬般無奈之下的最后一招。因為,企業(yè)拒不給予賠償,相關(guān)的職能部門又無所作為,他們只好把厚望寄托在熊德明的“名氣”上:只盼通過熊德明這樣一個象征性符號,把“動靜”搞大,最好能夠引起高層的關(guān)注或批示。因為民工們知道,只要高層領(lǐng)導發(fā)了話,賠償?shù)膯栴}就會迎刃而解。

  民工們打的這個如意算盤,變成現(xiàn)實的可能性盡管并不大,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對于有關(guān)職能部門不負責任的現(xiàn)實狀況、特別是對高層領(lǐng)導批示的特殊功能,卻有著入木三分的洞察力。

  在一些媒體上,這種見多不怪的情況被稱為“落實危機”。本來,國家的法律或政策已經(jīng)規(guī)定了相關(guān)問題的解決辦法,政府也設立了層層疊疊、門類齊全的職能部門,分別承擔各自的職責,解決相關(guān)領(lǐng)域內(nèi)的問題。然而,各種各樣的現(xiàn)實問題,比如,民工工資沒有支付、工傷費用沒有賠償?shù)鹊戎,就是不能在正常的途徑下,通過法律或政策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國家法律近似于廢紙,國家政策形同于兒戲,職能部門的職責僅僅懸掛在墻壁上或停留于文件里。只有等到某一天,高層領(lǐng)導甚至最高層領(lǐng)導的批示下來了,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為什么高層領(lǐng)導的批示具有立竿見影的功效,而國家法律卻不那么管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追問,在實踐中,職能部門到底是在向誰負責?

  從應然的層面上看,職能部門應該向民眾負責。職能部門的職權(quán)是由人民賦予的。職能部門應當解決民眾面臨的具體問題,應當有效地平衡和協(xié)調(diào)各種利益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應當特別注重維護民眾的根本利益。一言以蔽之,職能部門應當向民眾負責。但是,在實然的層面上,一些職能部門卻沒有能夠向民眾承擔起法定的職責。其中最主要的表征,就是不解決、或沒有及時有效地解決民眾面臨的問題,比如拖欠的民工工資、工傷醫(yī)療費用,等等。盡管法律與政策已經(jīng)擺在那里了,但民工們就是拿不到這些錢。

  然而,我們也不能說這些職能部門在履行職責方面毫不用心。因為,只要有高層領(lǐng)導的批示下來,尤其是當最高層的領(lǐng)導都作了批示,這些職能部門履行職責的積極性就會戲劇性地高漲起來,辦事效率提高了,困難的棘手的問題變得容易了,久拖不決的問題很快就解決了。在法律和政策的正式渠道中不能解決的問題,只要有高層的批示,就能很快解決。這樣的現(xiàn)象意味著,有關(guān)職能部門可以不向法律負責、可以不對民眾負責,但卻必須對高層的批示負責,或者說,必須向上級領(lǐng)導負責。

  2004年,在諸如開縣井噴等重大事故發(fā)生后,問責制在公眾的視野中漸成焦點。政府機關(guān)也做出了一定的回應。所謂問責制,簡單地說,就是追問職能部門及其相關(guān)責任人員的職責履行了沒有,履行得怎么樣,是否存在無所作為的情況。一些沒有通過問責“這一關(guān)”的責任人員,已經(jīng)受到了各種各樣的行政處分甚至刑事處罰。一些地方,在這種問責制的督促下,各級各類職能部門及其責任人員的壓力比以前增大了,嚴格履行法定職責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比以前提高了。必須承認,這是責任政府、誠信政府建設過程中的一種可喜的趨勢。我們相信并且期待,在問責制的約束下,民工們討要工錢、索取工傷賠償之類的活動將比以前更加順利,各種重大責任事故發(fā)生的頻率會更小,民工們流汗、流血又流淚的事件將會比以前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減少。

  我們歡迎問責制。但同時又必須注意到,就像其他任何新生制度一樣,正在逐步展開、不斷得到完善的問責制也存在著一些缺陷,其中最關(guān)鍵的一個問題是,實踐中的問責,主要還是停留在上級向下級問責。

  上級追問下級:你的法定職責履行得怎么樣?下級說:我的職責履行得很好。他可以擺出一連串的數(shù)字,還可以帶你去參觀一個小康村,可以帶你去看一個大廣場。這一切甚至都可能是真實的。但是,在上級沒有看到的某個煤礦里,違章開采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
在上級沒有看到的某個工棚內(nèi),民工們正在為討不到工錢而商量怎樣向高層機構(gòu)寫申訴信;
有些人甚至已經(jīng)走在去北京上訪的路途中了。

  上級問責于下級的困境,是上級領(lǐng)導(特別是高層或最高層的領(lǐng)導)永遠不可能追問所有的職能部門、所有的責任人員履行一切職責的情況。即使通過“逐級追問”的方式,全面鋪開一個“拉網(wǎng)式”的問責行動,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大多數(shù)情況下的問責,只能是“上級問,下級答”,頂多再做些抽樣調(diào)查。聽了下級的回答,看了下級精心準備的書面材料、精心安排的調(diào)查地點,上級領(lǐng)導一般都會獲得一個較好的印象。只要上級說上一句“可以”甚至“不錯”,就意味著下級已經(jīng)順利地通過了問責“這一關(guān)”,就意味著下級(職能部門、責任人員)已經(jīng)履行了自己的職責。然而,如前文所述,實際情況可能并不如此。因為,已經(jīng)通過問責“這一關(guān)”的職能部門和責任人員,只能說他們通過了上級領(lǐng)導的追問。他們是否及時有效地履行了對于民眾的職責,依然是個未知數(shù)。熊德明溫州維權(quán)事件,不就是發(fā)生在問責制引起廣泛關(guān)注的背景下嗎?

  問題的癥結(jié)在于,實踐中的問責過程,主要是上級向下級問責,而沒有強調(diào)民眾的問責權(quán)利,更沒有建立起民眾對職能部門和責任人員的評判機制。它導致的后果是,為了通過上級問責“這一關(guān)“,下級只需要認真對待上級的追問,只要自己的回答得到了上級的認可,就萬事大吉了。至于民眾的問責、評判,則無關(guān)緊要,甚至沒有這樣的制度渠道。這就意味著,現(xiàn)有的問責制并沒有改變一個沿襲已久的弊端:職能部門、責任人員重在向上級負責,不看重對民眾負責;
必須得到上級的認可,而毋須理會民眾的態(tài)度,毋須得到民眾的認可;
因為他們的升遷、進退、功過并不直接取決于民眾的態(tài)度,而是取決于上級的判斷。

  在《孟子•梁惠王下》中,齊宣王提出了一個至今仍有現(xiàn)實意義的問題:“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借著這個問題,孟子闡述了他的識人用人之道:“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
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
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
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
諸大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
見可殺焉,然后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后可以為民父母!

  “為民父母”的觀念當然已經(jīng)過時了,但孟子講的這番話卻揭示了一個如何識別、選拔干部的基本準則:“左右皆曰”可以,還不可靠;
必須是“國人皆曰”可以,然后才能加以考察、任用。相反,要處分一個干部,也必須聽聽國人的意見,如果“國人皆曰”應當處分,那么這樣的干部才應當受到處分。采取這樣的干部政策,旨在督促、逼迫各級各類職能部門不僅要對上級負責、對高層領(lǐng)導的批示負責,更要對民眾負責、對國人負責。某個責任人員,如果上級說他“可以”,但民眾說他“不行”,這就意味著他雖然向上級、向高層履行了職責,得到了上級或高層的認可,但他并沒有向民眾履行應有的職責,至少沒有得到民眾的認可,這樣的責任人員就應當因其“不才而舍之”。按照這樣的準則,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下,實際上是要求職能部門和責任人員必須同時向上級和民眾負責,只有同時獲得了上級和民眾的認可,才算通過了問責“這一關(guān)”。換言之,正在逐步展開的問責制,不但應當完善上級對于職能部門、責任人員的問責,還必須特別強調(diào)民眾對這些職能部門、責任人員的問責,必須建立起廣大民眾對于這些機構(gòu)和人員的評價機制,并以民眾的評判來決定相關(guān)人員的功過、去留。

  “左右皆曰”僅僅代表了上級機構(gòu)的評價,固然是問責制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但如果止步于此,顯然是不夠的。更加準確可靠的判斷標準應當寄托于“國人皆曰”,因為“國人皆曰”代表了民意的選擇、民眾的判斷。在一定意義上,“國人皆曰”甚至還可以視為民主政治與責任政治的終極標準。在評判職能部門、責任人員的問責過程中,充分尊重“國人皆曰”,實際上就是順乎民心、合乎民意。它必將有效地促使職能部門及其責任人員效忠于民眾,不折不扣地履行法定的職責,及時有效地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尊重“國人皆曰”的問責制,不僅有助于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穩(wěn)定、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而且還能實實在在地加強執(zhí)政能力。因為,從根本上講,執(zhí)政能力就是讓民眾滿意的能力;
要加強執(zhí)政能力,不就是要加強讓民眾滿意的能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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