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北大的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先賢首先提出“民主”、“科學”的口號。1919年燕京大學創(chuàng)立，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學時提出“兼容并蓄，學術自由”。這三句話，其精神、內涵是相通的。

　　蔡元培先生為燕京大學題寫了校匾（1951年2月，毛澤東主席曾應學生制作新�；盏囊螅匦聻檠嗑┐髮W題寫了校名）。1952年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合并，原北大從沙灘遷入燕園，校名為“北京大學”。原燕京大學的辦學方針是秉承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蓄，學術自由”的精神的。兩校璧合不僅是校園的合并，更是精神內涵的合一，是兼容并包，自然融合。追溯歷史，在歷次愛國民主運動中，兩校師生曾一直并肩戰(zhàn)斗，互相支持。

　　燕京大學曾被一些人說成是“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因為燕京大學是美國人創(chuàng)辦的私立大學，曾設有宗教學院；
校長司徒雷登是美國人，他生在中國，長在中國，作過傳教士。其實，在燕園內，學生、教職員工都有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也有相信馬克思主義和各種思想的自由。各種進步民主的社團活動，包括基督教的活動，都是自愿參加。宗教學院規(guī)模很小，設在校園邊緣的一座小樓里面，學生人數(shù)也極少。

　　司徒雷登一生最主要的經(jīng)歷是辦教育——他以最大最多的精力創(chuàng)立和建設燕京大學，致力于燕京大學的中國化與現(xiàn)代化，并且得到切實的成功。在我國醫(yī)學界、新聞界、外交界、教育界，以及其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理工科學乃至國家領導人中，都可以看到不少燕京大學歷屆畢業(yè)生的名字。他們是專家、學者、教授和各行各業(yè)的杰出人才，拔尖人才。燕京大學一共存在33年，規(guī)模不大，在校學生從未超過1000人。但是如今僅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就有50多人，加上各學科的學部委員、學術帶頭人、專家、教授就更不勝數(shù)了。若以院士數(shù)目與學生人數(shù)相比，恐怕在全國高等院校中，燕京是比例最高的。燕京大學為我國培養(yǎng)了大量優(yōu)秀人才，為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是歷史的事實；
豈能用一句“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或堡壘）”就能否定燕京大學，歪曲歷史真相？

　　還有人以為，司徒雷登是被毛澤東主席作過否定結論的人物——“毛選”上有《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因而對燕京大學也持“凡是”態(tài)度。

　　司徒雷登在1946年－1949年8月間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執(zhí)行的是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支持國民黨反對共產黨。也因此，司徒雷登在此期間有一次回到燕京大學時，學生曾打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反對美帝國主義扶持日本！”的橫幅，表達了燕大師生對這位美國大使的憤怒批判和堅決反對。

　　但是，歷史還有不容抹殺的另一面：司徒雷登在主持燕京大學的30多年中，對燕大師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基本上是一直支持的。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他曾多次幫助師生進入抗日的大后方和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qū)。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軍人封閉了燕京大學，司徒雷登和一批進步的教職員工及學生被日本人關進監(jiān)獄達3年多。解放戰(zhàn)爭后期，國民黨政府逃亡南遷廣州，司徒雷登作為美國大使，拒絕將美國大使館南遷，并私下與中共方面聯(lián)系，準備與新中國建立聯(lián)系。后因美國政府持反共立場等復雜原因，他被命令立即回國，致使中美關系的接觸錯失良機，司徒雷登無奈地離開了中國。美國政府繼而規(guī)定他不得會見記者和發(fā)表談話。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毛主席批判美國的對華政策，寫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顯然不能作為對司徒雷登個人一生評價的蓋棺論定，更不是對有著追求真理和民主斗爭的崇高精神的燕京大學所做的結論。

　　燕京大學廣大教職員工、莘莘學子所表現(xiàn)出的愛國民主精神絕非偶然。這是因為首先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第二有許多愛國民主、為人師表的老師（包括一批外籍教師）的身教和言教。我想舉一點自己親歷的事：

　　1948年初，我受命帶幾位燕京同學和校外兩名進步青年通過天津小王莊國民黨的封鎖線到河北滄縣進入晉察冀解放區(qū)。其中有位已經(jīng)考上哈佛大學研究生的湯富廷，堅決放棄去美國哈佛深造的機會，要去解放區(qū)參加革命。他身體較弱，美籍教授夏仁德（R·Sailer）知道后，給我40美元，要我轉交給湯富廷。他說，到那邊可以到銀行兌換成邊區(qū)票，讓湯富廷隨時買點雞蛋、紅棗等補充營養(yǎng)。

　　夏仁德教授一貫同情支持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學生示威游行，他總是加入到游行行列中，與學生們并肩行進。那時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和各進步社團要開秘密會議，都是到這些進步教授家里。夏仁德、賴樸吾（E·Ralph Lapwood）、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吳路義（Louie Wood）等外籍教授家都是常用的理想的開會地點。

　　抗戰(zhàn)期間內地各大學紛紛遷往西南，燕京大學遷到成都。1946年2月，國民黨在國統(tǒng)區(qū)掀起反共高潮。國民黨、三青團利用青年學生和群眾對蘇軍拆走工廠設備及蘇軍軍紀問題不滿的愛國情緒，在重慶組織了反蘇大游行,實際用意在于反對中共。成都的國民黨、三青團秉承指示也要籌劃組織一次所謂的“工會、農會、學生聯(lián)合的反蘇大游行”。燕京大學里的國民黨、三青團分子于是大肆活動，制造輿論。

　　我們學生自治會通過“民協(xié)”、“創(chuàng)社”等中共地下外圍組織，廣泛聯(lián)系群眾、發(fā)動群眾，針鋒相對，揭穿中央通訊社的造謠，告訴大家重慶游行實際是被國民黨當局和壞人操縱，他們搶砸新華日報報館和新華書店并打傷許多人等情況。

　　在全校同學大會上（許多教師也參加了），經(jīng)過3個多小時的討論和激烈辯論，最后進行表決。表決結果，會議決定拒絕參加被壞人操縱的反蘇游行。第二天，未得到燕京大學響應的反蘇游行隊伍，繞道來到我校舍，竟砸爛了我校校門和學生自治會的辦公室。

　　對這次否決參加反蘇游行，我們以民主方式進行斗爭，最后以反動派的失敗告終，廣大師生進一步認清了反動派的陰謀。郭沫若、黃藥眠等社會知名民主人士特別致函慰問，民主同盟的秘書長梁漱溟親自到校并在全校大會上發(fā)表憤怒譴責反動派的陰謀與暴行，并堅決支持鼓勵燕京大學師生的演講，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中共中央南方局）也給予表揚。

　　1948年8月，國民黨軍隊包圍了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學，拿著幾十個人的人名單和照片要入校逮捕 “共諜學生”。校長陸志韋出面嚴詞拒絕軍警進入校門，直到把名單上的幾十個師生，或隱藏于外籍教授家里，或設法趁黑夜越墻逃出校園，全部妥善安排后才允許軍警入校，但還有條件：不準逮捕名單以外的任何人。結果當局一無所獲。說到這，記得當時也在黑名單上的同學劉適（石泉），因為他鼻子比較大，皮膚也白，于是戴上墨鏡穿上西服，由一位美國教師陪著，兩人騎著自行車，講著英文，竟大搖大擺地從拿著名單和照片的軍警眼皮下出了校門。想起來至今讓人捧腹。

　　以上僅是點滴，但都不是偶然的事情。

　　1941年燕京大學被日本人封閉，司徒雷登校長等師生被捕入獄。1942年初燕京大學在校師生惜別未名湖，撤到大后方成都，借用華美女中的校舍復校繼續(xù)學習，直至抗戰(zhàn)勝利又遷回美麗的燕園。

　　我是1942年在成都入學的。華美女中的校園與燕園相比很小，校舍也破舊，但就是在這簡陋的燕京大學校園里，一進校門，就會看到校園內所有房屋建筑的墻上都貼滿了各個社團的墻報、漫畫、標語、活動通知等等。有政治的，文學藝術的，也有各種報道、評論。真是琳瑯滿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生氣勃勃，仍能使人體驗著來自未名湖畔那民主、自由的濃郁氛圍。

　　1946年夏，燕京大學自成都復員北平。未名湖水依舊，民主自由之風又回蕩在燕園。燕京大學師生作為一支重要的中堅力量，與北大、清華、師大等院校的師生肩并肩手挽手，一起積極參加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1952年院系調整，燕京與北大合并，有著光榮傳統(tǒng)的北大從沙灘來到未名湖畔，北京大學的民主自由傳統(tǒng)融進燕園。燕京、北大精神珠聯(lián)璧合于未名湖，繼續(xù)推進民主自由運動和向攀登科學高峰進軍。

　　祝愿北大傳統(tǒng)、燕京精神相得益彰，發(fā)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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